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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改革开放之路：告别饥饿的长夜！
作者 龙马 授权发布
有多少人知道，今天越南风风火火的经济爆发，其起点却是经济废墟和饥荒。
“作为世界第二的大米出口国，越南曾经创造了全民靠菜叶和杂粮充饥的奇迹。” 这是越南官方媒体《越南青年报》的长篇报道《走出饥饿的长夜》（Vượt qua đêm dài đói kém）的卷首语。
从东非的埃塞俄比亚，到越南、委内瑞拉，左派国家往往要经历饥饿的煎熬。而越南又是如何摆脱饥荒，解决温饱问题的？该报道详细回顾了越南改开的起点。
一 饥饿的回忆
“农业合作政策”，也就是农地集体化，由国家安排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粮食由国家统购统销——最严重地损害了农民自主生产的积极性。
在南方的最大城市胡志明市（西贡），从来不缺少大米，但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人们不得不啃起野菜和杂粮“波波”。
越南青年报回顾了不少亲历者的小故事：
陆明洲先后担任胡志明市国家银行行长、越南国家银行总行长，是省部级干部。市委书记武文杰（注：后担任越南总理，改革开放的风云人物）曾经派陆行长协助上级，想办法给胡志明市全体人民“走私”非法大米。
陆行长每天回到家里，也只能吃下妻子给他煮的难以下咽的杂粮波波，体验百姓疾苦。
阮氏金英女士在胡志明市食品公司上班。和一般人的想象不同，她的粮食定量也不够。家里有六口人，年迈的父母咬不动也消化不了糟糕的杂粮。很有限的大米仅仅只能留给父母吃。而家里还有亲戚，1975年以前本来做摩托车生意，解放以后经济困难，所以家里微薄的粮食还要分出来接济亲戚们。
国家干部有粮票本，尚且这么紧张，体制外的人就更难了。
陈文德先生拉三轮车自谋生计，生活清苦，米只够给孩子们吃，大人经常整个月都吃不到米。
有天晚上，妻子照顾孩子太忙，忘了把杂粮波波先用水浸泡一整夜。第二天陈先生醒来饥肠辘辘，煮了近两个小时的杂粮，依旧咬不动，因为太饿，还是吞到肚子里了。随后，陈先生气喘不过来，话也说不出，倒在地上抽搐。
妻子见状觉得丈夫中风了，大哭起来。邻居听到动静赶来看，发现陈先生猛烈咳嗽、呕吐，原来人的胃里并没有磨盘和机器，碾不了生生的杂粮谷子，都给吐出来了。
不仅自谋生计的人困难，胡志明市有房子住、有稳定工作的人同样也啃着杂七杂八的食物充饥。
陈清水女士住在胡志明市范文海路，一个以革命英雄命名的地方。
她说：女儿那时7岁，刚换牙。有一天吃饭时候，孩子忽然嘴里都是血。陈清水赶紧叫女儿把吃的都吐出来。呕吐出来的东西里居然还有一颗断掉的小牙。原来，家里处理杂粮波波的石灰粉用完了，杂粮虽然用水泡了几个小时，但煮了很久都没软，还是太硬了。
在北方也是一样。粮食部供粮司原副司长曹氏皓亲眼见证了整个国家为了一粒米、一粒玉米、一个木薯而奔忙的情景。
她吐露道：“河内的粮店很多时候都卖光了，每人每月的供米量减到只有9公斤也还是有短缺。大米断货的流言象野火一样四处传播。
人们到处哄抢所剩不多的填肚子的东西。有人躲在小巷子里高价倒卖大米。
曹氏皓亲自跑去海防等待海运来的大米。供应太紧张了，她申请了五辆敞篷小货车装上大米，拉在河内街上到处跑，让人觉得有米吃。其实这点米还不够一群人吃几天。
五辆车有时候还假装停在粮店门口，作出卸米的样子。然后车子又跑去下一家粮店继续表演……
为了保障孩子的米饭，她自己每天都不吃早饭。早上骑车去粮食部上班的时候，人都要晕过去。而孩子们会把好吃不好吃、该吃不该吃的东西全吃得一干二净。
在当时，胡志明市按照每人9公斤的供应量算，几百万人需要53万吨大米。但这个数字也保障不了。1976年在南方还有190万吨的产量，尚够吃用，到1977年只有99万吨了，到1979年是64万吨。胡志明市的每个市民只够分到6公斤。
这个南方最大的城市，在过去300年间大米过剩，现在人们不得不啃上木薯红薯，杂粮米。
二 在外省，在农村
原海防省委书记、省主席段维成下乡探访时，发现家家户户都在挨饿。有个家庭，三个孩子饿倒在床上，家里也没有大人。段书记问起孩子的父母，原来是出海打渔找吃的去了。但到底什么时候能回，能不能找到吃的，也是不知道的事。段书记赶紧叫司机回城找点东西，给孩子们吃上。
段维成书记对记者坦言，这样的场景有很多。
战争时期，段书记曾经以为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就好了。到了和平年代，有土地的人民却是忍饥挨饿。亩产居然下降了一多半。
为自己耕地的时候大家是热血沸腾，但集体化和国家征购以后，为合作社耕地，个人没有多少回报。靠大喇叭喊着，社员们去公田劳动一下。合作社根本满足不了社员的生活，人们不得不自谋食物。
段书记去其他稻米省考察，情况也好不了。农民们吃香蕉梗煮的糊糊充饥。
而在海防的粮店，每个月过了10号就没有东西卖了，连杂粮都没有了——这还是有工资有粮票的体面人的待遇。
龙安市的小学老师阮春绍说，1986年他成为师范院校的学生。他名义上的粮食定量是每月13公斤大米，但实际发下来的是换算的纸币。而这些纸币其实只够吃5天。剩下的25天和学生们想尽办法煮一点杂粮粥过活。当时，他一天只能吃两顿，甚至一顿。学生也饿，在教室里也就没法集中注意力。
拯救饥饿！
前商贸部部长黎文哲回忆那个饥荒时期，悲痛不已。当时，政府和国民代表大会也都关注灾荒。清化省的领导在国民大会会场，被代表直接质问：“为什么水稻大省的人民也在挨饿？！”
省领导痛哭失声，坦陈地方上也没有办法。
清化省官方公布，当地饿死了一百多人。段书记对记者直言，这个数字并不真实，因为许多地方都少报数字。
作为清化饥荒救灾队的干部，胡志明市副书记阮清寿说，他一下火车站，就看到人们以惊人的天价偷偷倒卖大米。量米时，如果几粒米掉在地上，人们就争先恐后地去捡。阮副书记问省上的官员：“还有大米储备吗？”当地干部叹口气说，“还有一点，但也只够干部和职工的了。”
走进清化省饥荒地区，阮副书记不断震惊。厨房里没有一粒米。有的人家里有几块木薯，玉米，甚至一筐筐的野树叶。人们跑到森林里找吃的，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吃。
粮食部的曹氏皓司长前往清化查看灾情。她看到一位拄着拐杖的老婆婆出来迎接，但阿婆走了几步就倒在地上，再也站不起来了。儿子解释说，家里已经几天没有吃的，老婆婆饿晕了。
曹司长回忆说，从南方往河内运米的车队，到了饥荒严重的清化、义安等地方，就根本走不出去了。为此不得不紧急给粮食部打电话，从车上卸下一些米分给当地老百姓，缓解一点饥饿。
1976年南方刚解放不久时，越南人均稻米产量是211公斤。1976-1980的五年计划提出稻米产量要翻番。实际上1980年人均产量降到了157公斤。
河内的粮食定量只是每人每月13公斤，但到1978年3月，能供应的只有4公斤。剩下的就发红薯、木薯。所以中部和南方的农业省紧急受命，“无论如何都要完成政治任务”，向河内提供大米。清化省的形势和那些外省大同小异。
三 武文杰书记为人民走私大米
在当年粮食形势紧张的时候，胡志明市市委、市政府日夜开会寻找办法。武文杰书记指示：“不能饿死一个人。”
但是，南方首府胡志明市并没有河内的权力。怎么办？
武书记召集几位干部在家中开会。全市的大米储备只有几天了。粮食部的供应并不稳定，也不能保证，而且仍然有巨大的短缺。400万市民一天没有米就是场大灾难。
武书记说，粮食部只是个官僚机构，只有坐等供应的能力。部委不会有做生意的机制。而西部湄公河下游平原省份其实还有米，但是农民不想卖出来，因为国家收购定价太低。
武书记征求意见：怎样让城市人的购买需求满足农民的销售需求？结论是市里将用自己的价格去收购。
与会者都同意这点，但提醒说，按照统购统销、定价收购的政策，这是错误的。所以路上会有一道道的封锁线。战争时期从事地下工作的巴女士认为，要想让锅里有米，只有突破封锁。
会议结束时，大家深感责任重大。巴女士说，如果中央政府知道了这些，那他们就会坐牢。武书记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这是为了人民找米。如果真坐牢了，他也要想办法把米送进监狱。武书记最后说，他本人将承担最终责任。
陆明洲行长对记者说——这个大米收购队，就是胡志明市食品公司的前身。武文杰书记承担了突破封锁、为人民寻找大米的政治责任。
把大米带到城里
然而把会议变成现实，还有困难重重。
陆行长说，通过现金或者银行交易，都很不容易。他原以为可以转账给西部的银行，然后到西部银行里取钱，再从当地收购大米。这样只需要会计和财务就能管好钱了。但是，当地银行里根本没有那么多的钞票可以取。
大米收购队只好在交通和安全都十分复杂的情况下，从胡志明市带上一袋袋的钱上路。
然而把米带回去也是大问题。在当时“拦河禁市”的时代，路上的检查站随时可能逮捕他们。就是个人用手拎着一袋米通过检查站都很困难，更别说运米的车队了。陆行长的妻子以前从农村回城，带了从农村孩子那里买来的仅仅10斤大米，就被检查站抓过。
大米收购队没有国家政策，没有正式名称。村长，民兵，谁都能拦下他们，法办。
不过幸运的是，巴女士和地方领导的关系很好。很多省的领导在战争时期都是巴女士的战友，逐渐解决了检查站的问题。而且收购队是高价买米，所以当地农民很乐意卖给他们。地方领导也认为这算是互惠互利，松开了口子。
在大米紧缺的时候，巴女士的运输队源源不断给胡志明市送来了米。有的领导不信真能搞到大米，非要去仓库用手抓几把，亲眼看到才相信。
退伍的老战友给巴女士打电话：“你们是在走私大米吗？小心坐牢啊！不过你们能运来大米，填饱老百姓肚子，这太宝贵了！”
食品公司的阮氏金英女士回忆说，因为她以前也是游击战士，所以被巴女士召去队伍里。开始的团队里只有八个人，都是普通寒酸百姓的样子，看起来就像走私贩。
阮氏金英到了收粮现场，亲眼目睹了拦河禁市、统购统销造成的灾害。很多省市已经熬到木薯红薯也断粮供不上了，但是在有的产区还是有米的。“米过剩，米过剩，米受潮，烂成粪。鸡猪不吃也嫌弃，农民不敢卖出去。”
巴女士带队开始时候用现金收米，后来转成以物易物。因为乡下供应短缺，农民拿到钱能买的东西少。汽油、煤油、布、西药、味精…都是农村需要的。
当时是商品短缺时代，胡志明市出产的货物也不充裕，武文杰书记和生产单位日夜开会，精打细算才能让巴女士带好货物下乡。
最终巴女士的团队成为“食品供应公司”，以市场供销的米填上了市民的饭锅。老人们都记得，当时的米有两种，一种是原来的国有米，“散发着霉菌、蟑螂和老鼠粪便的气味”，另外一种是市场米，干净白花花的大米。除了真正的走私米以外，食品公司的米也是市场品质，价格比一般的市场米还低一些。
四 出售国库黄金，买救济粮！
当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像胡志明市这样吃上市场米。多数地方，靠越南本地的粮食已经无力解决问题。越南不得不向兄弟国家请求援助，或者找外国买粮食。
愿意救急的国家和友人是有的。印度提供了30万吨小麦。甚至越南提出按照7折计算，印度也一口同意。法国“红色富翁”，法国共产党的多蒙买了50万吨泰国大米赊销给越南。后来又转卖了多次。就连“极右国家”印尼也愿意卖米。印尼向越南卖出20万吨大米。
长久来说，现款买粮、借债还钱，都需要外汇。但哪里找足够的外汇呢？
陆明洲行长介绍说，为了买粮食，越南总共卖出了40多吨黄金储备，换取外汇。
越南共和国（南越）的中央银行留下了16吨黄金。这还不够，民间的各种各样来源的黄金也被官方收集起来。
越南商业银行前总经理阮文德介绍说，越南各种制式的黄金，还有英制、美制金砖，民间的黄金，最后都按照苏联的标准回收。就是这样通过苏联绕过美国的“商业禁令”。
从1979年12月起，苏联商业飞机带上越南的黄金飞向苏联。飞机上的乘客甚至绝大多数机场人员也不知道飞机承担了这种使命。阮文德经理带着外交护照，拿着越南的白酒作为小礼物，随同飞到苏联和对方对接。一下飞机，苏联军用装甲车就把黄金转移到仓库。第一批4455公斤黄金发过去以后，越南立即要求苏联提供1亿美元贷款。
就这样月复一月，前后总共运过去了40多吨黄金。
宝贵的外汇买回来的未必是精米好面。为了充饥填肚子，越南紧急买入了高粱米、大麦小麦等等。许多杂粮原本不是直接给人吃的，而是食品工业的加工原料，就直接发给居民当粮食。越南人称这些难以下咽的杂粮叫“波波”。如前所述，居民们没有加工烹制杂粮波波的经验，家家都在吃苦。
即便如此，这些外援粮食也是“香饽饽”。运粮船只一到海防或者胡志明市，就要武装看守。省市领导经常在港口站到凌晨两点，完成接粮任务。然而到了看不到的环节，还是会有工人偷偷戳破米袋，让粮食流一些到自己口袋里。
五 转瞬之间，出口大米收购黄金
持续多年的饥荒在1988年春天达到了顶峰。当年越南进口50万吨粮食救急。尽管如此，清化省等地的饥饿悲剧还是震惊了国家，也让当时越南的饥饿世界知名。
粮食、商品短缺，国家发行的钞票却很多，官方公布的通货膨胀率是780%。
武文杰书记在中央获得了一些影响力，还曾经代理总理一段时间。各项改革开始了。
时任安江省农业厅长的阮明义对记者说，消灭集体农业的创新之风传遍了各地。土地归还给了农民。农具农机也是农民自己的了。粮食买卖也放开了。安江省的稻米产量在1989~1990年间直接翻倍。
1989年，商贸部部长黎文哲找到总理杜梅，要求出口大米。杜梅诧异地说，“你疯了吗，去年我们进口了50万吨粮食！今年怎么还敢出口呢。今年本来计划出口20万吨原油换美元进口粮食，商贸部做了这个任务吗？”
黎文哲说：“我了解西部省份大粮仓的情况。今年的大米吃得饱。我们出口剩余大米，外汇不买粮食，可以改做进口化肥和其他工农业品。”
杜梅沉默了，然后说要查下情况。第二天，杜梅打电话邀请黎文哲碰面。“我了解情况了。你们立即准备出口大米。”
（注：原文说的是总理范雄。但实际范雄总理在1988年3月10日、大饥荒的顶峰，焦头烂额忙于筹措粮食的时候心力交瘁、不幸病故。从上下文看，1989年任总理的是杜梅。）
就像梦一样，一切都变了。去年的粮站，民兵还要带着冲锋枪，吓唬农民，逼农民卖国有大米。1989年，粮食满仓、爆仓了。农民和农民的大米来得太多了，粮站收购不下，吓得一些粮站的站长落荒而逃。
越南回购了当年卖掉的黄金。到1990年，越南进口了160吨黄金。这是卖出黄金换粮食的4倍。曾经被从民间收缴的黄金，现在准许民间购买了。越南滥发的钞票就这样回笼，世界最高的通货膨胀率从此逐渐缓解、慢慢冷却下来。
越南走出了饥饿的长夜。
家家户户对着“波波”发愁的日子终于结束了。年轻的越南歌星谢光胜有一首歌：
长大后我都不知道波波是什么……
我长大的时候，这个国家不再有南北之分
我不知道什么是战争，只是在我父亲的故事里听说过
我长大了，不再需要担心粮票
我不知道波波是什么，只留在妈妈的记忆里……
然后日子就这样过去了
生活中发生了许多变化
在我心里，我始终为自己是越南人而自豪
鲜艳的旗帜色彩依然随生命飘扬
我的心里充满了乡愁……
后记：这篇系列报道生动展示了饥荒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启。
这就是在《给祖国的小礼物》一文中，抗法老战士最后投奔法国、战争老英雄发出不满言论被贬官的社会背景。此外，也可看出《给祖国的小礼物》文中介绍的1975年4月30日“忠于越南共和国的军队仍然在湄公河三角洲（西部大粮仓省份）坚守”也并非虚言。
这篇报道还生动展现了南方改革派的作风和思维。在南方长期工作过，比较了解市场经济的胡志明市委书记武文杰，后来担任越南总理，推动改革开放。在他任上越南实现了和美国的外交正常化。他此后进一步呼吁，不仅要经济体制改革，最深刻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必须推动。
然而，他和反对他意见的高层相持不下，意见不能统一。最后他和反对他的其他高级领导同时退休卸任。但他的更深入体制改革的意见实际最终没有被采纳。这位长期出生入死、经历了抗法、抗美战争的越共老干部退休后对记者表示：
“Tổ quốc là của mình, dân tộc là của mình, quốc gia là của mình, Việt Nam là của mình, chứ không phải là của riêng của người cộng sản hay của bất cứ tôn giáo hay phe phái nào cả.”
2008年，武文杰总理病逝，享年85岁。时任越南领导人农德孟代表国家安排了国葬，给予武文杰高度评价：“我们党、国家和人民的优秀领导人，是为民族独立、社会主义和人民幸福奉献一生的忠实革命战士”。全国哀悼两天。
值得一提的是，在饥荒年代，美国著名知识分子乔姆斯基曾经多次指责美国，批判说是“美国造成了越南饥荒”“因为在多年战争中炸死了太多耕牛”“阻碍越南接受国际援助”。但是他并没有解释好为什么在1975、1976年越南都没有明显的饥荒。在越南取消集体化，大米可以出口以后，乔姆斯基沮丧地说，“是美国赢得了越南战争”。他论述，越南的经济“被美国”整跨了，最后不得不“经济自由化”，所以“美国赢得了越南战争”。
最后，这篇文章也可以作为“告别粮荒是因为使用杂交水稻”“是因为使用化肥”这些论调的参照。这些论调和乔姆斯基的论点一样，都是直接从宏观空对空得出大结论，缺少这篇报道里的微观视角，去看看当时的社会到底是怎样运行的，后来又到底是怎样迅速改变、焕然一新进入新时代的。
下图为“走私”大米时代的：武文杰（右二）巴女士（中）陆行长（左二） 
为什么我说美国的治安差？这并不是在国内看什么黑美国的官媒或自媒体得的结论，也不是在X上断章取义，以偏概全，放大黑暗面。
1. 前年在芝加哥被黑人当街枪杀的中国留学生郑少雄，就是我母亲最好的朋友的孙子。他是他们全家的骄傲，我们也经常会听到他的各种事迹动向。这个孩子非常优秀，各方面都堪称完美，本来有大好前程，却突然毫无预兆地就被犯罪分子杀害了，消息传来的时候，谁都不能相信。看到媒体上报道枪击案，和身边一个很熟悉的人成为了受害者完全不一样。
2. 当年我去纽约时，很惊讶纽约的地铁站居然没有栏杆，高高的站台下就是裸露的铁轨。当时我就想，如果谁不小心掉下去可就惨了，每次站在站台上等车都有点站在悬崖边的感觉，那时我还没怎么考虑如果被人推下去。后来看到很多起黑人把人直接推下地铁的报道，真是让人毛骨悚然。
3.前段时间我们查所在小城的犯罪地图，顺便也查了一下纽约的犯罪地图，简直没眼细看，有些街区一年没过完，已经有几千起犯罪记录了。
我们2018年去美国旅游的时候，感觉秩序还好，导游也给我们介绍现在治安好了很多。但似乎最近几年恶化太多了。
有人动不动就说要以加元计价而不是人民币计价，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价格高就是价格高，与用什么货币计价没关系。以原油或黄金为例，难道以美元或人民币计价就该天差地别吗？以人民币计价9元每升的汽油，以美元计价就应该9美元每升？搞笑不？
不管是本地产的，还是其他国家进口或者中国进口的，价格都要高数倍以上，有些没显示在单子上的商品更离谱，比如平菇高达33加元每公斤。
不管从什么客观角度解释，比如气候，地理，消费者偏好，比如规模效应，关税，运费，海关检查等因素，都不够充分。至于当地人民的收入，也不是价格高的理由，如果收入是5倍，价格也是5倍，收入高的优势又在那里？何况加拿大人的收入也没那么高，只能说这边的经济确实是比较低效的。
移居加拿大（160）：临近冬至，很有点极夜的感觉了，下午四点左右天就黑了。不过这个海边的小城不太冷，有来自大西洋的暖流，昨天的气温还高达15度。然而，暖流会带来风雨，昨天风大得差点把人都要吹走。
因此很神奇的是，风雨交加的时候天气很暖和，风住雨停后就开始直线降温。明天会降到0度左右，本周后面几天还会下雪。 
昨天又和一家图书公司签了两本书的翻译合同。如果顺利的话，今年会有4本译著出版：《米塞斯的经济学课》、《F.A.哈耶克：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哲学》、《奥地利经济学派入门》和《奥地利学派的历史》。
移居加拿大（159）：加拿大的物价：图1是我今天在华超购物的小票，总计56.96加元（301RMB）。图2-4是我在美团优选就几乎同样的东西下单的情况，一共是52.73RMB（我在家买菜就是用美团优选和淘菜菜）。 https://t.co/G0bDINZ9KA 
关于董宇辉小作文事件，我看到有个人说得特别好，东方甄选管理层认为直播间的观众是购买的他们的产品，但观众认为他们是购买的董宇辉的直播服务。这是根本的分歧。
就像以前看到柯兹纳说的，为什么有些商品仅仅因为打了广告就卖得非常贵，而与之类似或完全相同的商品，没有打广告，卖得很便宜还没人买。因为在消费者那里，它们并不是同一种东西。
怎样理解法治是自由的保障？
风灵
我们知道，哈耶克十分强调法治，因为法治是自由的保障。在《通往奴役之路》中，他引用康德的话来表明这点：“如果一个人只须服从法律而无须服从任何人，他就是自由的。”
乍看来，这似乎不好理解，难道法律不是意味着强制么？如我们熟知的法的定义，法是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既然法律体现了国家强制力，为什么又会是自由的保障呢？
需要明确的是，哈耶克指的是Rule of Law（法治），法治排除了统治者为所欲为的专断权力，排除了凌驾法律之上的特权，否则不符合“只需要服从法律而不需要服从任何人”的条件。哈耶克将符合法治要求的法律比喻为道路上的路标，我们正好可以交通规则为例来说明。
首先考虑没有交通规则的情况，相当于没有法律的情况。如果有道路而没有交通规则，这大概会是所有人的噩梦，不管是行人，开小车的，开大卡车的，开公交车的，开三轮车的，骑自行车的，骑摩托车的，人稍多一点，很快都会陷入大混乱，四面八方全部堵住无法动弹。即使在人少的地方不堵车，也难免经常发生交通事故。因为人们无法判断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就不能有效地进行防范。
如果有交通规则，不管是什么规则，但得不到有效执行，是否遵守规则全靠自觉，随便违章无人管，也无须承担后果，那么情况和上面类似。生命安全不能保障，通行效率无法实现，正常秩序难以维持。因此，交通规则需要强制力保证实施，相应地，法律也需要强制力保证实施，否则就将是一纸空文。
然后，如果执行的是一套良好的交通规则，那么，这种强制力不但不是通行的妨碍，而恰恰我们每个人旅程的保障。既然这套规则得到了有效实施，我们就能以此为基础判断他人的行事方式，从而安排自己的行动。比如，绿灯时可以放心地通过路口，而当信号灯指示转弯时也可以顺利地转弯。行人则可以安全地利用人行道，过街时让汽车停下来等候，而不必在不息的车流中寻找空隙。
显然，如果良好的交通规则得到了普遍的遵守和执行，我们就可以自由地选择目的地，自由地安排时间和交通工具，清晰地规划行程，并且很有把握能实现该计划，换言之，我们每个人在道路交通方面的自由就得到了最大的保障。
对于强制力本身，我们也不用担心。因为每个人都相信，只要遵守交规不违章，那就不会受到强制力的干预和惩处。
但到此并没有结束，我们的前提是有一套良好的交通规则，关键在于，什么是良好的交通规则呢？相应地，如果运用于全社会，什么是良好的法律呢？
第一，当然不能是那种某些人可以随便横冲直撞，其他人只能退避三舍的规则。如果实行这样的规则，那么享有特权的这些人倒是有了至高无上的通行自由，其他人的自由就付之阙如了。这种法上特权越多，无特权之人受到的限制就越多，严重情况下，会形成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奴隶主和奴隶这样对立的阶级。所以，最重要的原则是规则面前人人平等，或者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第二，规则必须是普遍的规则，而非针对一时一事一人的特定安排。如果是一事一议的具体规定，比如说，在十字路口不是根据红绿信号灯，而是根据在场指挥者的心情或偏好随意决定哪些人可以通行哪些人不能通行，那么，人们就不能提前做出合理的预测和规划，即使有了出行计划，也没有把握能够按计划实现。同样，这种随意干预越多，个人的自由就越少。
第三，规则必须事先确定并公布，特别是什么情况下会受到强制力的什么处理需要明确，而且规则应当具有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如果规则没有事先公布，或者是秘密的，或者变动太大太频繁，那么人们要遵守规则就非常困难，莫名其妙就会违规并受到制裁。进一步而言，为了避免被处罚，人们趋于过度防范，主动缩小自己的行动范围，少出行或者不出行，于是自由也就所剩无几了。
以上是一些关于良好规则的最基本要求，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条件，比如规则要合理，符合当时的客观情况，现实中有些道路的限速规定就不合理；处罚要适当，轻微的违章不能动辄高额罚款或吊销驾照，等等。
总而言之，规则或法律要避免制定者和执行者的个人好恶，限制专断权力和法外特权，这就是法治。在此情况下，我们可以说，一个人只是服从于法律而非服从于任何人，他是自由的。 
国内奥派爱好者比较搞笑的一点是，总是认为米塞斯关于人的行为的先验命题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独一无二，把先验看成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东西。其实主流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也是先验的。先验是假设，是定义，是演绎推理的起点，因此不需要证明，这是很简单的问题，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学个先验的概念就能炫耀十年八年。
为什么我们要拒绝福利国家？——推荐《福利国家之后》
这是几年前的一篇文章，阐述了为什么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也要反对福利国家政策。
风灵
古典自由主义者一贯反对福利国家政策，比如我参加翻译的文集《福利国家之后》，就是这种观念的集合。但在中国反对福利政策，常常会遭遇许多反对：福利病是发达国家福利过高才会产生的弊端，中国福利水平与发达国家不可同日而语，抨击福利政策是无的放矢打稻草人，相当于要一个瘦骨伶仃的人减肥。还有很多人则认为，免费医疗，免费养老，免费教育，天经地义就是政府的责任。
那么，在中国，是不是就不应该反对福利政策了呢？恰恰相反，由于中国的国情，福利政策的危害只是更大而不是更小，因此，更应该明辨是非，坚定态度。
第一、认为政府会从已有的税款里拿钱出来实施福利政策，这是很大的误解。事实上，现行的各种社会福利都是来自于独立于税款的基金，如养老基金，医疗基金，而这些资金来自企业和个人的缴费，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第二、“五险一金”或“四险一金”已经给企业，尤其是民营的中小企业造成了相当沉重的负担，不少企业不得不裁员甚至关门。企业用工成本增加的同时，劳动者实际到手的收入却减少了。今年的“个税社保新政”，引发一片哀鸣，更可见其弊。此外，为办理社保事宜而增加的机构，比如社保局，本身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同样是由企业和个人承担。
第三、由上可见，社保其实是一种强制储蓄，政府强制保管企业和个人的部分收入，在符合条件时可有参保的个人提取。然而，这与银行储蓄不同，银行到期不能付款，要承担违约法律责任。政府到期不能支付，可以修改法律和政策，比如“延迟退休”，修改公积金提取条件等等，而企业和个人对这种政策变化只能被动接受，得不到法律救济。实际上，强制储蓄可以由自愿储蓄和商业保险等替代，除非能够证明，政府比每个人自己更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并能全心全意地致力于实现每个人的利益。
第四、强制性要求企业缴纳社保费用，效果类似于最低工资制度，会造成边际劳工失业。边际的劳工是那些在劳动力市场上最缺乏竞争力的劳工，比如教育程度较低或年龄较大的劳工、女性、没有工作经验的年轻人（包括某些大学毕业生）等等。这是因为，强制社保导致企业用工成本增高，企业要生存就不可能做亏本生意，为企业创造的价值较少的边际劳工就不可避免地成了受害者，失去了谋生和提高技能的机会。另一方面，也不利于白手起家的创业者，创业初期本钱微薄，支付不了高昂的用工成本，则无法扩大规模甚至无法持续经营。新鲜血液大量减少，经济体就会失去活力。
第五、福利病对较穷的国家危害更大。诚如米塞斯所说：富国的优势就是犯蠢的时间可以更长一点。一个富翁天天大手大脚，挥金如土，短时间内还看不出什么问题，一个穷小子天天大手大脚，挥金如土，那会是什么后果？被誉为福利国家典范的瑞典，曾有过长达150年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家底厚、人口少且民间自律性较强，加之除了福利政策之外，经济体其他方面仍然很自由，福利制度才能运行下去。即使如此，瑞典在上个世纪90年代还是大量削减了福利，以度过经济危机。同样实行福利制度的希腊，没那么有钱，经济上又实行干预政策，就搞得一团糟，国家濒临破产。希腊还有欧盟输血，中国如果陷入希腊式的困境，又靠谁来输血呢？
第六、福利政策并非是人们遇到困难时的唯一解决之道。实际上还存在着多种效率更高，弊端更少的方式，比如自助、互助、慈善、商业保险等。政府提供的福利只能作为紧急情况下的最后手段，而不应作为最优先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