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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老百姓的孩子是棵草，其他国家的孩子是个宝。习近平是中国的主席还是亚非拉国家的主席？
根据《环球时报》的数据，近四年中，对俄罗斯援助款是4000亿美元，委内瑞拉650亿美元，印尼500亿美元，拉丁美洲1180亿美元，巴西100亿美元，厄瓜多尔120亿美元，非洲600亿美元，安哥拉74亿美元，中东国家550亿美元。从2000年开始的15年间，中国共向51个非洲国家提供了1666个官方援助项目，其中，有1110个被定义为官方发展援助项目，作为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福利的官方资助项目。另一个重要援助对象是位于中国东边的半岛国家，但是由于援助数据不公开，可跟踪的援助款仅为2.1亿美元。
吴晓波博士言论
美国GDP以前占G7的25%，现在占60%。说明两点，首先西方七国所占比例被中国的强劲崛起挑战；其次，美国的发展没有任何放缓的幅度，尤其是美国通过高科技战胜疫情后的复苏十分强劲。美国真是风光独好，怪不得现在教授招不到人，我在美国这30多年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虽然大量中东和印度人涌入美国的实验室。现在战狼外交诱发的文化正在毒害中国的年轻人，他们普遍知道很少外面的世界，非常仇美，而且孤傲自狂，盲目乐观。实际上中国仍然在很多方面都需要向美国学习，不仅仅是高科技，还包括人文与政治文明。最近十分高兴看到台湾和平与理性的总统选举，为中国文化圈树立了榜样，说明华夏文化圈的人可以通过民主走向昌盛。中国宣传部的家伙如其抗议世界几十个国家对台湾的祝贺，不如要求习近平放权，至少在党内恢复和寻找最高权力平稳交接的机制。
肖万世（1905年1月—2009年4月2日），男，河北邢台人，中共党员。曾任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排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四川省凉山州雷波县城区粮站站长。根据雷波县委组织部提供的档案显示，肖万世曾荣立10个一等功，12个二等功。
他妻子夏启芳是云南昭通人，18岁的夏启芳出生在当地一个富户家庭，出落得美丽大方。50岁的副连长肖万世看中她。让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50岁的“老头”，夏启芳的父亲更是一百个不答应。面对上门提亲的副连长肖万世，夏启芳父亲破口大骂：“你一个土包子，我凭啥把女儿嫁给你！”此时，憋了一肚子委屈的肖万世一把掏出枪来，对着姑娘父亲说：“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不让我娶你女儿，老子毙了你全家。” 共产党军官就是这么霸道，比黄世仁、南霸天恶霸多了。得天下，抢黄花姑娘。
当前之中共国是：
中美紧张、中越紧张、中菲紧张、中日紧张、中韩紧张、中印紧张、中加紧张、中欧紧张、中澳紧张！中国人民生活也紧张！现在除了中俄关系不紧张——但是俄罗斯与全世界的关系都紧张🤣！还有什么不紧张的?中共国怎么会在世界上天天紧张中过日子呢?这是怎么回事呀,从来没有过啊！
李强的数据为什么让国际市场失望
中国总理李强首次出席瑞士达沃斯经济论坛，周二发言强调中国经济稳健，开放大门越开越大，未来十年中产达8亿，并透露2023年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率5.2%，强调中国这些年对世界经济成长贡献率一直都是在30%左右，投资中国市场不是风险而是机会等等，力图让国际市场放心，破解外界对中国经济前景的疑团。
发表时间： 18/01/2024 - 00:04
2024年1月16日，瑞士达沃斯，中国总理李强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致辞。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将于 2024 年 1 月 15 日至 1 月 19 日在达沃斯举行。
2024年1月16日，瑞士达沃斯，中国总理李强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致辞。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将于 2024 年 1 月 15 日至 1 月 19 日在达沃斯举行。 AP - Markus Schreiber
作者：安德烈
周三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经济数据后，不但没有安抚国际市场，反而让全球股市下跌。经济界人士的分析，简而言之，尽管官方公布的增长率为 5.2%，但受持续的房地产危机、家庭信心不足、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以及出口下降的影响，中国去年的经济增长总体让人失望。
法新社评论指出，虽然这个数字让大多数经济体羡慕，但这是除去三年疫情时期，这是中国自1990年以来增长最弱的年度。这一增长率甚至比诸多分析人士预估的5.3%还要低。
看来中国总理李强带给达沃斯的信息并没有让国际市场振奋，加之多国央行行长对2024年货币政策的讲话远不如市场期待乐观，周三，全球股市闻声下跌，香港股市大跌3.71%，上海股市大跌2.09%，伦敦股市下跌1.48%，巴黎股市下跌1.07%，法兰克福股市下跌0.84%。华尔街股市周三闭市时继续下跌。
即使中国官方公布的经济数据，也没有真正反映出中国经济界人士常常谈论的经济危机印象。而去年看起来似乎偏高的增长是在 2022 年（增长 3%）的低基数上计算出来的，而 2022 年是一个黑色的年份，无数次清零封锁抑制了经济活动，明显低于疫情前的增速。
2023 年，中国清零结束后期待中的复苏很快令人失望：在清零封锁中备受折腾的中国家庭处于观望状态，几乎没有出现所谓的 “报复性 ”消费，而在内需疲惫的同时，全球经济放缓也拖累了中国的出口，中国出口自 2016 年以来首次下降了 4.6%。
严重拖累中国经济活动的首先是房地产危机。自恒大在 2021 年倒闭以来，房地产行业的情况每况愈下。继其他数十家小型开发商之后，该行业的另一巨头碧桂园也于 2023 年违约。
就目前而言，经济学家认为没有理由对 2024 年感到乐观。法国世界报援引德国商业银行高级中国经济学家吴宇明（Tommy Wu）表示：“我认为这些不利因素会一直存在：尤其是房地产问题。价格预期仍在下降。更有力的政治支持可能会有所帮助，但开发商将继续面临偿还贷款和获得足够资金以完成当前项目建设的问题。”
另一个凸显经济不振的紧张因素是物价下跌：世界其他国家都在与通货膨胀作斗争，而中国的问题却是通货紧缩。在过去的三个月里，消费价格下降，全年降幅为 0.2%，远远低于中国政府设定的 3% 的目标。虽然这对消费者来说似乎是个好消息，但由于家庭预期价格下降而推迟购买，因此存在螺旋式下降的风险。对于企业来说，形势更为严峻：出厂价格在过去 15 个月里一直在下降。在没有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债务的偿还也更加沉重。这种情况让人想起 20 世纪 90 年代的日本，当时日本出现了房地产危机和长期通货紧缩。
而且，就业形势并不乐观，压力增大，按照官方数据，12月份失业率有所增加，达到5.1%，而11月份为5%，这一数字并不能完整反映就业形势，因为这只是在城市劳动人口就业率基础上得出的数字，排除了几千万农村地区的民工。
另外，城市青年就业率在停止公布数月后重新公布，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三报告说，2023年12月，年龄在16岁至24岁的青年失业率为14.9%，明显低于去年停报前上半年的17-21%。
同日，中国国家统计局还宣布，中国人口连续第二年下降，官方数据显示，2023年末全国人口为14亿967万人，比2022年末减少208万人，降幅远高于2022年末的数据。2022年的人口下降也是1960年大跃进饥荒以来，中国首度人口萎缩。出生率下降意味着对儿童服务、教育和房地产的需求将减少，将对中国经济前景产生深远影响。
瑞士人寿首席经济学家马克-布吕茨基（Marc Brütsch）周三在一份介绍2024经济前景的文件中写道：2024年，“中国已不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中国政府采取的刺激措施也不够充分”。
对于2024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多数机构的预测集中在4.5-5%之间。
中国高校"党委办"取代"校长办" 数十所高校完成党政合并
2024.01.17 01:17 ET
北京清华大学发通知，决定将党委办公室和校长办公室的职责集成，组建党委办公室。图为清华大学校门。/ 路透社图片
中国各高校逐步将中共党委办公室取代校长办公室，官方称之为"合并"。北京清华大学发通知，决定将党委办公室和校长办公室的职责集成，组建党委办公室。目前，中国科技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等数十所高校成立党政办，河南师范大学党政办人员对本台证实，该校党政办去年完成与校长办合并。
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14日在校内办公系统发出通知称，为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决定将清华大学党委办公室和校长办公室的职责集成，组建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实行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简称党政办。党政办为学校党政职能部门。目前清华大学官网的“组织机构”页面，已经出现党政办的架构。
中国清华大学校长办被党委办公室取代。（清华大学官网截图）
1月15日下午，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向赤焰新闻证实，该通知确系学校发出。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本周三（17日）致电河南师范大学党政办查询，接听电话的一位女士证实，校长办公室与党委办公室合并：“对，我们现在校办和党办合在一起了，称为党政办。”
记者：什么时候合并的？
党政办：我们是在去年（合并）。
各地数十所高校已完成党办校办合并
据中国媒体报道，最近几年，上海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已陆续将党委办和校办合并。本台记者在网上搜索发现，中国科技大学、云南大学、重庆交通大学、海南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南京理工大学以及福州大学等数十所高等院校，均成立“党政合一”的党政办，而校长办公室则被取消。
贵州大学校友陈先生告诉本台，他在文革期间上大学，当时的党委办和校长办各司其职：“那时候，党办是党办，校办是校办，教务及行政事务都是校办处理，各系都有党支部。党办是处理各系党支部发展党员，作思想汇报，发展党员或者召开党委会议。现在是‘两办’合一。”
高校党办校办合并属建国以来首次
北京独立记者高瑜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在她就读大学期间，党委办公室和校长办公室、各系党委和系办公室都是独立运作，分工明确。她说：“我真没有想到现在的学校（党办、校办）竟然这样合并，把两块牌子变成一块牌子，就是党的一元化领导，整个大学要体现党的教育，把学校教育的核心政治化。这种合并自从建国以来属于首次。”
上海复旦大学校友孙小姐接受本台采访时说，2021年中国教育部成立“全国师德师风建设专家委员会”并发出通知，提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师德师风建设，加快造就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该委员会成员由上海复旦大学等数十所大学有关负责人组成。她说，各地高校党委办公室与校长办公室合并计划是由这些高校负责人拍板决定：“去年全国高校师德师风建设专家委员会开会，他们搞出来的高校党政办。”
在上周举行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发表的公报表示，要“牢牢把握教育政治属性、战略属性、民生属性”。
记者：古亭 责编：陈美华、许书婷、梒青 网编：瑞哲
郭飞雄停止绝食 罹患肠息肉监狱拒保外就医
2024.01.18 11:50 ET
中国异议人士郭飞雄 / RFA资料图/郭飞雄提供
近日，遭中国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入狱的异议人士郭飞雄停止了狱中绝食行动，其健康状况受到外界关注。据悉，郭飞雄在体检中发现肠有息肉，但当局却以没有恶化迹象为由拒绝让他保外就医。
目前囚禁于广东肇庆四会监狱的郭飞雄，从去年夏天开始，因不满监狱的待遇而再度绝食，只能以鼻饲或灌食等方式强制输送营养，导致性命垂危。
广东四会监狱。 (RFA资料图/被访者提供)
基于安全考量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向本台证实，为了保命，郭飞雄已在一个多月之前恢复进食。1月18日，家属探监时发现，郭飞雄身体状况明显改善。
知情人士：“停止绝食之前，他原来140多（市）斤的体重已经降到快要80以下了，即40公斤左右。脸色非常苍白，血压、血糖极不正常。说了10几分钟的话，前襟后背都湿透了。再不进食的话，小命马上就要没有了。现在（脸色）还是苍白，但是有一点红润了。”
年近60 郭飞雄身体多处出现病症
不过，已年近60的郭飞雄健康状况仍然不稳定，除了视力和听力有退化迹象，狱方的身体检查也发现，郭飞雄肠脏有潜在问题。
知情人士：“就是肠息肉吧。他（郭飞雄）自己认为，有两个癌前病变的病灶。监狱医院是不同意他这种看法的。检查的医院认为，这不会造成癌症。按照医生通常的说法，（息肉）一般在一公分以下不会癌变，超过了一公分就有可能癌变。”
知情人士透露，郭飞雄担心自己会患癌，渴望离开监狱往外治病，却遭到当局拒绝。
知情人士：“他要求到广东省中医院，以中医的办法，花半年、一年的时间去住院治疗。但是监狱是不同意的，认为并没有确凿的证据会癌变，认为还需要观察。”
原籍湖北的郭飞雄因投身新公民运动和南方街头运动而为人所认识。他曾经两次入狱。2021年，他要求出境到美国探望当时患癌病重的妻子而被当局羁押。
湖南异议人士朱承志促请监狱方面向其好友郭飞雄提供充分援助，让他有机会接受更透彻的检查。
湖南异议人士朱承志（图）期望郭飞雄有机会接受更透彻的身体检查。（朱承志独家提供，拍摄日期不详）
朱承志：“若是在自由的情况下，有必要的话，我肯定会去更上一级的医院接受更深入、全面的检查。作为家属，他们应该向医院提出要求，就检查结果需要（索取）更多资料。郭飞雄的家人、郭飞雄本人对于这些是有知情权的。”
据了解，广东四会监狱以郭飞雄健康不佳，担心他出意外为由，一直让他与其他囚犯一起关押，并拒绝把他移送到条件较好的番禺监狱服刑。这也促使郭飞雄早前再度绝食。
记者：高锋 责编：陈美华、何平 网编：瑞哲
在达沃斯，中国扮演世界贸易的和平鸽
发表时间： 19/01/2024 - 00:37
中国总理李强率领大型代表团前往瑞士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24年年会，并发表致辞。法国《世界报》经济评论员菲利普·埃斯坎德(Philippe Escande)在其专栏中表示，“在达沃斯，中国扮演世界贸易的和平鸽”。埃斯坎德在其专栏中解释说，几十年来，作为全球化的倡导者，中国确立了中国工业在国际物流链中的地位，而北京将不得不适应欧洲重新平衡贸易关系的愿望。
法国世界报 / 法国世界报 RFI
埃斯坎德写道，在瑞士达沃斯，在一个坐满了大约一半位置的会议厅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一一讲述着目前世界上的混乱事件。沙利文是美国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是美国总统最亲密的合作者之一，他谈到了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谈到了红海货船遭遇袭击，也谈到了台湾独立分子在刚刚过去的台湾大选中获胜因而中国风险加大了。
可是，当聆听沙利文讲话的人走出会议厅、置身于大堂时，感受到的则是不一样的氛围。在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演讲期间，整个大堂都给装扮成了红色，还挂起了五彩的风筝，这是此次活动的合作伙伴中国的大连市在提前庆祝农历新年。精致的自助餐、巨大的白萝卜雕塑和容光焕发的面孔。这个每年都举办“中国的达沃斯”盛会的中国东北港口城市大连，正在修饰自己的形象，显现自己是西方的朋友。这和一墙之隔的会议厅里的沙利文的警告相去甚远。
埃斯坎德写道，达沃斯就是这个样子的，它一直在试图保持来自各大洲的商人之间的脆弱连线不断裂。和2017年习近平主席来达沃斯歌颂全球化时一样，北京当局选择扮演的是世界贸易的和平鸽。近一年前上任的李强总理并不是独自一人前来达沃斯的：他的随行代表团有成员150人，这还不算已经在场的大约100名中国企业家。
安抚言论
庞大的中国代表团前来达沃斯是为了发表安抚性质的讲话。李强大胆地把中国经济比作是其美丽只能远远地欣赏的雄伟的阿尔卑斯山。言下之意间，李强对美国的歧视进行了谴责，同时，李强也向外国投资者张开了双臂。李强表示，“投资中国市场不是风险，而是机遇，”李强并表示他已做好了放松监管的准备。
李强发出这一呼吁是有原因的。2023年第二季度，流向中国的外国投资的流量为负值，这是1998年以来的第一次。资金正在逃离中国，中国成了一个突然让人们感到恐惧的国家。一月份的最新动向是，中国在对某些西方咨询师进行调查，原因是他们涉嫌进行间谍活动。
法国《世界报》经济评论员埃斯坎德还写道，和中国国家主席一样，李强表示自己是当今全球化的倡导者。当今全球化确立了中国工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当这个供应链是稳定和流动通畅的时候，它的效率是很高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非常外交地回应说：“我们不想脱钩，而是希望降低我们供应链的风险。”冯德莱恩用她自己的方式表明了，让达沃斯企业家们非常开心的那个世界结束了，它已经成为了过去。
作者：
阿曼亭
有议员质疑「小红书治港」
港府快速回应中国内地网民在小红书等社交平台的意见，引发有博主称，「现在喷香港已经是一种政治正确了」，但对港人诉求却迟迟不回应，立法会议员谢伟俊就此提出质疑，指会令人产生厚此薄彼甚至「小红书治港」的观感。当局未有正面回应以什麽准则处理舆论和平衡两地相佐民意，只强调对什麽意见都同等重视。
发表时间： 18/01/2024 - 09:47
港府被质疑成「小红书治港」格局。2024年1月18日 © 麦燕庭提供
作者：香港特约记者 麦燕庭
循被指是小圈子的选举委员会界别晋身立法会的谢伟俊议员，昨(17日)在书面质询中列举市民向他反映的例子，包括作为香港旗舰航空公司的国泰机组人员对内地乘客作出不尊重言行后，行政长官随即高调回应，指事件「伤害了香港和内地同胞的感情」，国泰其后更增聘内地机组人员服务不同航线，但未有要求他们须懂广东话，以致出现广东话与粤语发音不同而引起的误会；另外，因应有内地旅客来港期间怀疑受到不礼貌对待，当局随即鼓励业界推广礼貌活动；而最新例子是去年除夕夜的烟花倒数事件。
事缘在香港跨年倒数烟花音乐汇演过后，大量内地旅客因过境巴士不足丶基建设施和只有一个口岸24小时通关等问题而滞留香港街头，内地网民批评香港欠缺应急措施，待薄旅客。当时有香港评论员指，游客亦有责任为自己的行程负责，包括不订房在港「过夜」，便有面对赶不及过境的风险；另亦有内地博主在「小红书」贴文为香港辩护，提及「现在喷香港已经是一种政治正确了」，指香港已经做得很好，却惹来更大非议。而港府竟随即表示，会吸取教训，日后会在大型活动时举行跨部门会议，制订措施。港府的反应令不少香港网民感到不忿，大呼「又系我哋错？！」
谢伟俊议员在质询中又指出，内地居民言论往往获港府高度重视，但香港不少市民的持续意见，却迟迟未能得到官方同等重视及回应，例如要求在经济低潮时期，停供或由政府代供强制性公积金丶退税丶减印花税丶宽免自住物业地租丶增加公共牙科服务为基层市民提供根管治疗丶镶牙及植牙等私人市场收费高昂的服务等，他认为，这容易令人产生厚此薄彼，甚至「小红书治港」的观感。
评论：港官无逻辑地向内地倾斜
他诘问当局，有否检视及以何等准则判断应否及如何处理透过「小红书」发表针对香港大小事务的意见，以及如何在内地意见与香港主流意见出现分歧时平衡双方利益，以避免港人产生上述不必要的观感。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回应时，没有交代处理标准的问题，只是表示，内地社交平台「偶尔也会(对香港事务)作出评论」，部分贴文「或会引起网民的热烈讨论和回响」，港府「有需要时作出回应，以及转介至相关政策局及部门作适当跟进」。当局强调，无论是在本地或内地社交媒体提出有关香港的意见，港府都「同等重视」。
香港不少网上言论认同谢伟俊提问的现象，当中，网台新闻节目主持人李锦洪表示，这与港府官员惟恐跟不贴内地意见有关，于是对内地舆论亦是如履薄冰，惟恐得罪，急欲及早处理。但问题是，用中国内地的体制看香港事务，自然会出现格格不入的现象，港官却似是什麽是官方意见和什麽是民意也分不清，在政策上一味倾销，而且是没有逻辑地倾斜，于是便予港人厚此薄彼之感。他认为，内地官意可以尽快回应，民意则应作为参考。
一真溅雪：毛泽东建国有功吗？（五）：毛和中共夺取政权带来的后果之四
思想 | 2024-01-18 01:04:58 | 一真溅雪
中共建党百年 禍害无穷
毛发动“文化大革命”要扫除的最大障碍是以刘邓为首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精明老道的毛深知刘邓身边有一大批人掌握着许多部门的实权，一开始便对刘邓下手风險太大，所以毛先剪除刘邓的羽翼，使刘邓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然后再对刘邓下手。所以“文革”一开始毛就把彭真、罗瑞卿、杨尚昆、陸定一作为首先打倒的中央级老干。
打倒彭真是因为彭在“七千人大会”上说过“大跃进”期间毛也有些错误，令毛耿耿于怀，认为这有损毛一贯正确的“光辉”形象，他主持写的“二月提纲”及对吳晗的保护均与毛的意见相左。特别是彭在文革初期对江青的不敬更令毛无法容忍，毛不能容许一个不能紧跟他的人当北京市委书记；打倒罗瑞卿是因为罗试图取代多病的林彪而与林有矛盾，而此时毛要拉拢林为其掌握军权，故需要牺牲罗。此外罗长期担任特务情治系统首脑及毛和中央领导的安全保卫工作，毛许多见不得人的内幕罗都清楚，毛为防止他这些见不得人的内幕泄漏出去，也需要“杀”罗以灭口。而且罗还参与了在毛的专列上安装窃听器的事情，这也令毛对其无法容忍；打倒杨尚昆是因为杨系中办主任，曾根据刘、周、邓等的意见在毛的专列上安装窃听器，事发后，毛对杨大为不满。又因为杨任中办主任多年，对毛和中共高层那些见不得人的内幕知之甚多，毛也需要对之灭口；打倒陆定一是因为毛认为陆与刘邓彭是一伙，陆又参与“二月提纲”的编写，和对吳晗等的保护，陆任中宣部长多年，毛向來看重舆论宣传工作，他不允许一个异已分子掌管中宣部这样重要的部门，所以毛决定将其打倒。
毛一下子不能把以刘邓为首的老干们全部打倒的顾虑是有依据的，早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毛为打倒罗瑞卿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在表决毛林关于撤销罗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等一切职务的提案时，虽然通过了，但不是中共党内贯常的全体一致通过。常委表决时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投了反对票；政治局表决时彭真、刘伯承投了反对票，刘少奇、邓小平、陈云、贺龙、陆定一、李富春、谭政林投了弃权票。会上不仅不让罗进行申辩，连会议也不让罗参加。
仅仅为了打倒一个罗瑞卿，毛、林花了这么大的力气才让取消罗的一切职务严加惩处的议案在常委里仅以四比三的表决结果勉強通过。在政治局投票刘、邓、、陈见毛意以决不可能改变，慑于毛的淫威只好和其他委员一起改投弃权票。这使毛意识到两点：一是：老干们真心支持他的不多；反对他的不少。他要防止他们团结起来对他群起而攻之。
老奸巨滑的毛，利用老干们之间的矛盾从中挑拔离间，玩弄拉一派打一派贯技，而且打的时候有时并不一下子将对手置于死地，而是把这些人关起来加以审讯、批斗、拆磨，要他们写无穷无尽的检讨，承认那些被毛、林及其党羽们栽到自己头上的无中生有的罪名，往自己头上泼脏水，使他们以后不能翻案。还给这些人造成一些虛假的希望，一方面使这些人不致因绝望而採取狗急跳墙的举动。例如在惩处邓小平时毛力排“四人帮”要把邓小平彻底打倒、开除党藉的意見，坚特保留邓的党藉下放工厂劳动以观后效。这使得邓一辈子对毛感恩载德，以致邓复出后，虽搞所谓“改革开放”仍然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反对对毛所犯罪行进行批判、清祘。
另一方面也使那些暂时尚未受惩处的老干们也不致因绝望而狗急跳墙、挺而走險，互相团结起来把毛拱倒。善于利用人性弱点的毛，在这方面确实做得精明老道。在“文革”期间尽管毛把大大小小的各级党政军老干们整得凄凄惨惨、悲悲切切，甚至家破人亡，但表面上对毛都服服贴贴，以致整个“文革”期间毛隨意整人、害人无数，隨心所欲、胡作非为，把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都搞得濒临崩溃长达十年之久，居然没有激起任何一个老干公然对毛进行反抗，更不要说讨伐、清祘毛的罪行了。
对罗进行惩处的决议在政治常委和政治局委员会上表决的结果使毛意识到今后决不能把惩处老干们的事拿到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会上讨论表决，更不能拿到中央委员会上讨论表决(尽管这类讨论表决仅仅是走过场，结果毛早已确定了)毛意识到在政治局常委中、政治局委员中、中央委员中，毛惩处大批老干的决定，不可能得到其中多数委员的拥护。因为暂未受惩处的老干们都会意识到，说不定下一批受惩处的就是自己。
此外召开这类会议给委员们互相通气、互相串联宻谋提供了机会和场所，使老干们有可能串联起来在某次会议上团结一致把毛拱倒。.为此毛要制造一种状态使老干们彼此隔离、互相孤立、相互之间不能彼此关照，这样使老干们不能团结在一起、扭成一股繩与毛对抗，这种彼此隔离的状态也有利于毛离间、挑拨老干们之间的关系，使他们彼此不和、互相攻讦以便毛从中操控。
一贯善于发动群众，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毛，终于找到了一个后来的事实证明确实是行之有效的方法，那就是声称：党内存在无产阶级路线和资产阶级路线的斗争；党内存在一个以毛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另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毛开始没有点明是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间的斗争。毛利用自己被林彪和各级老干们吹捧起来的巨大声望，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煽动学生、工人、一般干部和农民成立各种红卫兵组织、造反派组织起来造各级资产阶级司令部和它们的代表人物即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各级老干们(从党中央到各部委、省、地、市、县的党政军老干们)的反 。
为此毛不惜中断正常的铁路、公路、水路运输，让这些交通工具全部用來从全国各地运送“红卫兵”们到北京接受毛的检阅和鼓动。在一九六六年毛先后八次分十批接见从全国各地蜂湧到北京天安门广场来朝拜他的红卫兵，总数达一千二百余万人。在毛和中央文革的鼓动之下，全国成立了数以千计的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在毛的煽动之下学生不上课、工人不做工、干部不办事、农民也有许多不种地，一心一意跟隨毛“闹革命”。致使全国的工农业生产几乎无法正常进行，全国的社会生活也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在毛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指使、煽动和支持之下，红卫兵、造反派们纷纷揪斗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老干部，老干们被隔离审查、被批斗、被打倒、被夺权、被羞辱、被关押，其中有许多被打死、整死或被迫自杀，弄到家破人亡的地步，这正是毛要达到的主要目的之一。
处于这种状况下的老干们彼此被单独隔离审查，使他们自顾不暇，成天惶惶不可终日，写那些永远也写不完的检讨、交待那些永远也交待不清的历史问题、交待自己反党反毛的罪行。并要随时接受红卫兵、造反派和革命群众的批斗、殴打和羞辱，哪里还有什么时间、精力和可能來关注其他老干，更无法彼此串联、宻谋、团结一致来对抗毛。
在毛的怂恿、支持下，毛利用红卫兵、造反派的暴力批斗、羞辱和毛、周及“四人帮”掌控的情治系统成立的“专案组”以整“黑材料”污陷的方式，毛顺利地将刘少奇、彭德怀、陶铸、贺龙、陈毅……等一大批老干们打倒、迫害致死。邓小平及其他许多党政军的老干们被剝夺权力，或蹲监狱、或遣送偏远地区监管劳动。
面对突如其来的灭顶之灾，老干们也曾试图“反抗”。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至十六日周恩来主持在怀仁堂招开的政治局碰头会上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聶荣臻、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为首的老干们与陈伯达、康生、谢富治、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文革派成员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双方在会上争吵到拍桌打椅的地步。老干们指责中央文革和红卫兵、造反派：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你们想干什么！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老干部被搞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老干们指责“造反派”、“红卫兵”头头是反革命。老干们哪里知道，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实目的，就是要通过“文化大革命”这种群众运动的方式，在短时间之内把所有的老干老帅们统统打倒并剝夺他们手中的权力；或是把他们整得服服贴贴成为护卫毛家天下的忠实奴才。
老干、老帅们这次大闹怀仁堂，被毛和中央文革定性为“二月逆流”。为镇慑老干、老帅们的反抗，毛于二月十五日下令调林彪的嫡系部队三十八军从吉林通化到北京地区“勤王”。二月十九日毛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指定周恩來、叶群(代表林彪)、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参加会议。毛在会上大发雷霆，宣称中央文革97％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毛挑拨林彪与老帅老干们的关系，称有人要夺林的权，要林作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毛就要和林重上井岗山打游击。
毛还提出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老帅、老干大闹怀仁堂事件。毛之所以指定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这三位大闹怀仁堂的参与者参加，是因为毛深知这三个人都是有名的墙头草、见风驶舵、胆小怕事，毛有绝对把握通过大发雷霆镇慑住他们，并通过他们把毛的震怒和坚决支持中央文革的态度转达给大闹怀仁堂事件的参与者，对他们形成心理上的压力。
毛发完脾气，唯毛的马首是瞻的周恩来立即作检讨，并秉承毛的旨意提议陈毅、徐向前、谭震林请假检讨(实际上就是撤销他们的职务、剝夺他们的权力)，获毛同意。待毛的“勤王”部队三十八军进驻北京地区后，毛已掌握克敌制胜的王牌，于是毛与老帅老干们摊牌。毛从二月二十五日到三月十八日以连续召开七次政治局生活会为名，由江青带领她的中央文革成员对徐向前、陈毅、叶剑英、聶荣臻、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逐个进行批斗。在大兵压境，和被老帅老干们自己吹捧起来的毛的绝对权威的威慑之下，老帅老干们纷纷缴械投降，作出检讨，违心承认中央文革成员強加在他们自己头上的莫须有的反党、反毛、反“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这样一来，毛已将政治局委员中的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陶铸、贺龙、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聶荣臻、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等全部打倒或剥夺权力靠边站，只剩下早已不理政事重病在身的刘伯承，此外就只剩下毛、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等五人。毛有意使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局陷入瘫痪，以便他御用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取代书记处和政治局。这样毛自己便“名正言顺”独揽党政军大权。至此毛已成功将他实现由党天下向毛家世代天下转变的最大障碍━中共党政军的元老集团全部打倒或靠边站的目的。
毛在这些生活会上，不仅大发脾气威慑老帅、老干们，还挑拨林彪与老帅、老干们的关系，毛对叶群说：“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作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岗山打游击。”毛的这一番话经叶群传到林彪耳里，令林彪忧心忡忡，怀疑老帅们中真有人要夺他的权。毛成功地挑拨离间了林和老帅们之间的关系，使林彪与叶剑英、徐向前、聶荣臻对抗中央文革的联盟土崩瓦解。毛的阴谋得逞。
但当林彪为鞏固自己“接班人”的地位，而对以徐向前为首的红四方面军和四野之外其他野战军将领进行打击、整肃时，毛又出面充当好人，保护这些将领，令这些遭林彪打击整肃的将领们对毛感激涕零。毛以此來阻止林彪在军队系统势力的过度扩张，并赢得这些遭林打击整肃的将领们对毛的忠心。
毛在鼓动、利用红卫兵、造反派们造老干们的反的同时，一刻也没有忘记鼓动利用“红卫兵”、“造反派”们来攻击被毛一向视为心头大患的知识份子。毛就像给老干们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帽一样，又给知识份子们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帽。任由红卫兵们隨意批判、凌辱、丑化。
他们被说成是一批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学无术的寄生虫、苏修特务、外国间谍，说他们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份子们和老干们一样，被揪斗、被抄家、被挂牌游街、被关“牛棚”[註：10] 、被隔离审查、被迫写无穷无尽的交待、检讨。到后来有的被关押、被判刑、被“劳教”；有的被遣送工厂、农场、农村、“五七干校”从事繁重冗长的体力劳动，以摧残他们精神和身体，剝夺他们独立思考的时间和精力。许多知识份子被搞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精神失常。
一九六六年六月在毛的指使下，人民日报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中，向红卫兵提出“破四旧”的号召；同年八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又肯定了“破四旧”的提法(四旧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自此在毛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鼓动之下红卫兵们在全国掀起了“破四旧”的高潮。
从一九六六年中直到一九六八年底红卫兵们被毛趕去“上山下乡”[註：11]为止的两年多的时间内，在破“四旧”的名义下，全国有无数沉淀着中华民族四千年文明的文物古跡被彻底摧毁和损坏、全国有无数珍贵的典藉(其中包括许多孤本)、文艺作品、科技著作、许多国宝级的艺术珍品、文物、字画、书法作品都被毛教唆、鼓动的红卫兵、造反派们付之一炬而灰飞烟灭；或是被当作废纸送往造纸厂作造纸的原料。
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的历史文化造成了无法弥补、不可逆转的惨重损失。这种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破坏，其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在人类历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在这方面就连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徒、斯大林和他的“克格勃”、日本军国主义份子都难以望毛的项背。
原來遍佈全国各大小城镇甚至乡村的祠堂、庙宇、道观、古建筑、陵墓、历史遗跡除个别被军管加以保护的之外，几乎都荡然无存。就连地处大西北人跡罕至的沙漠之中的名胜古跡月牙泉都不能幸免。笔者早几年曾到该处旅游，据导游介绍，月牙泉南畔岸上原有一百多间历代修建的庙宇、道观及楼台亭阁，在“文革”期间俱被造反派、红卫兵们焚毁殆尽，现在看到的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重新修建的仿古建筑，除能供游人观赏外，已不具备原来的历史、文物和研究价值了。
从“文革”开始全国各地纷纷成立了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红卫兵”组织(以大、中学生为主)、“造反派”组织(以工人、职员、干部、农民及一般民众为主)。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基本上分成两派：一派是要造当地各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另一派则是要保当地各级当权派。他们为此，以及为争当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忠实执行者的名声而彼比争吵、争斗。在以江青有首的中央文革的唆使挑动之下，这些争吵争斗在许多地方发展成武斗。到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市的造反派和红卫兵们在毛和中央文革的背后支持怂恿之下，从上海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夺权風暴(史称“一月風暴”又称“一月革命”)。在这场向全国各地各级老干们夺权的风暴中，各造反派之间为夺取、瓜分从老干们那里夺取的各种权力进行了大规模残酷的武斗。武斗所用的武器由开始的棍棒、刀具发展到使用各种槍炮甚至出动装甲车、坦克的地步。从一九六六年中开始到一九六八年底才基本结束的两年多的武斗中，不仅在武斗双方造成了大量伤亡，而且也给无辜民众带了巨大的灾难和重大的伤亡。
武斗使得大量的武器弹药流散到民间，对民众的安全形成巨大的隐患。笔者有一位朋友在一九六七年的一天，正坐在家里二楼邻街的一个房间看书，不料禍从天降，楼下街上的小孩玩不知从哪里弄來的手榴弹，不小心突然爆炸，弹片飞到二楼朋友的房间，将朋友的一只眼完全炸瞎，更要命的是几块小弹片穿进朋友的胸膛，击中了朋友的心脏。当时立即被送往湖南医学院附属一医院急诊室搶救。医院已向家属下达了病危通知书，当时的情况家属、医生都认为搶救无望。院方已要求朋友的单位和家属安排后事。然而奇迹出现了，经医生手术后，这位朋友居然活了过來，只是一只眼已失明，至今心脏内仍残留一极小弹片，因太靠近心脏中心无法取出。
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在毛和中央文革的背后支持和怂恿之下，从上海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一月夺权风暴尚在进行之中时，毛就迫不及待地试图对以林彪为首的军队系统进行打击、整肃，并想让中央文革插手军队事务。在这年一月十九日召开的，有关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在毛背后的指使之下，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指责：“解放军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沿、以萧华为首的总政与中央文革唱对台戏、在文化大革命面前，军队不能搞特殊“。会上叶剑英、徐向前、聶荣臻则认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军队的“文化大革命”应与地方的有所区别。为此与江青等进行了激烈的争吵。林彪知道此事后怒不可遏，林彪把江青叫來，对她大发雷霆。指责江青等中央文革成员对解放军、对总政、对总政治部主任萧华的攻击毫无根据，并宣称要把此事告到毛那里去，要当面向毛辞职不干了。江青则把责任完全推到陈伯达的头上，说这是陈个人自作主张的的意见，与毛、江无关。此事在叶群的斡旋之下最后下不了了之。
林彪知道江、陈……等背后是受毛的指使和支持(没有毛的许可江、陈等是不敢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那些话的)。林对江大发雷霆、讲那些话和要辞职不干的表示，实际上是发给毛看、讲给毛听的。林当时之所以敢对江(实际上是对毛)发那么大的脾气，有两个原因：一是：林深知军队是他和毛博弈的唯一资本。对毛一贯善于过河拆桥、兔死狗烹的本性有深切了解的林，知道一旦军队像地方上一样被造反派们夺权，那么他的死期就到了。为此林不得不尽力一博；二是：当时上至中央各部委、省、市下至公社、大队造反派的夺权斗争尚在进行之中，还有相当部份权力掌控在老干们手中。并且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的权力基本上都掌握在军管会手中，也就是掌控在以林彪为首的（以林彪的嫡系四野战军为主的）军队系统手中。毛还得依靠林的军队威慑当时尚未全部被打倒、被夺权的老干们、毛还得依靠林的军队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这使林有充足的底气敢于通过江青对毛大发雷霆、要与毛摊牌。
在毛林的这一回合较量中，毛失祘于操之过急，在时机尚未成熟时，就打祘对以林彪为首军队系统动手。对此，毛只好暂时退一步，和江一样把责任完全推到陈伯达头上，对陈进行批评，并让陈作检讨了事。
此事让毛知道林不可能成为死心踏地辅佐毛家王朝的忠臣，林是一个争当毛的“接班人”的竞争者，这让毛坚定了时机成熟时清除林的决心。此后毛还试图让江青插手军队系统，毛要谢富治向林提议安排江青到军委办公厅或总政治部担任副主任，也遭到林的抵制未能得逞。
为罗织彻底打倒刘少奇的罪名，在一九六六年底在毛的授意下由汪东兴、谢富治出面组织人员先成立王光美专案组，到一九六七年三月毛通过政治局常委决定将该专案组改为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经过一年半的紧张“努力”，到一九六八年九月，专案组通过翻查敌伪档案、编造歪曲事实、胁迫当事人作伪证等方式编造了一系列刘、王的罪行和罪证。刘少奇成了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王光美成了美国、日本和蒋介石匪幚的三重间谍。
此时，毛认为时机成熟，便于当年十月中至十月底召开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会议，由毛亲自坐镇。在毛的威逼胁迫之下会议通过了江青提交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全会“一致举手通过”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与会的一百卄四人中仅中央委员陈少敏女士未举手，由此可见中共党内高层除陈少敏之外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刘少奇于次年11月12日被毛迫害至死；王光美被关押至毛去世后才放出来。
到一九六八年底，被毛视为他实现由党天下向毛家天下转变的主要障碍的各级老干们，已被毛通过江青掌控的各种级别、各种名目的“专案组”配合声势浩大的“红卫兵”揪斗老干们的残酷的“革命行动”以“文化大革命”的名义不经过任何法律和党纪程序被打倒、或是已被整得服服贴贴成为毛家王朝的忠实家臣。
在1967年1月毛又通过首先在上海刮起的“一月夺权风暴”在全国各省市地县、从中央各部委到各机关单位、大中型厂矿企业，以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方式不经过任何法律、党纪程序便一下子将各级老于们手中的权力利剥夺殆尽。老干们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自杀身亡、有的致残、有的精神失常、有的被关押、有的被遣送工厂农村強制劳动。他们手中的权力已被剝夺。余下的一些被毛整得服服贴贴，对毛欲建立的毛家天下已不构成威胁的老干们，因尚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工作能力被“结合”进各级新的领导班子(各级“革命委会”)，毛利用他们的能力和经验来为他维持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
一九六八年底毛全面整粛老干们的目的已达到。此时在毛的教唆、纵容、鼓动之下已变得无法无天、崇尚暴力、崇拜权威、迷信领袖；同时又有着厐大组织的、处于狂热状态下的红卫兵们，他们既无书可读，又无学可升(学校的教学和招生都因“文化大革命”而陷入停顿)，更无业可就(全国的工厂、矿山、机关、事业单位、供销、服务部门均因“文化大革命”而陷入停顿或半停顿状态)。
通过两三年的“文化大革命”，他们之中的头腦敏锐者，从揪斗各级老干们而成立的“专案组”流散到社会上的中共内部档案、老干们的黑材料中，看到了中共内部的荒滛无耻、特权、腐败、虚伪、凶残、你死我活的内斗与对民众的欺骗。使这些人对毛、对中共的本质有了初步的认识，他们之中的一小部份人已开始觉醒。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湖南省长沙第一中学的杨曦光(后改名杨小凱)，他当年写了一篇流传很广的小册子名叫《中国向何处去？》，对中国的现状及未来进行了一些非“正统”的探索。在社会上特別是在“红卫兵”中产生了不利于毛和中共的影响。杨因此而被当局以反革命罪判刑十年，抓去坐牢，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放出来。
人数众多，又有厐大组织且已开始觉醒的“红卫兵”们，对毛和中共的共产极权独裁统治构成了新的潜在威胁。唱着“团结就是力量”的高歌从延安经过西柏坡一路走进北京城，夺取全国政权的毛和中共深知团结一致所能产生的巨大能量。面对有组织的厐大的“红卫兵”队伍形成的潜在威胁，毛决定像对待老帅老干们一样是先拆散他们的组织，把他们分散开来，使他们彼此不能相顾，以此消弭数以千万计的有组织的“红卫兵”们，对毛和中共的共产极权独裁统治形成的威胁。
于是毛想出了一个一箭双雕的办法，毛决定充分利用他被吹捧起来的巨大威望，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名义，把红卫兵们分散下放到全国广大的农村去。用繁重的无休止的体力劳动和生活上的压力困住他们，使他们无暇他顾。以解除这一大批人对毛及其共产极权独裁政权构成的威胁；另一方面也借此减轻城市因“文化大革命”对工农业生产造成巨大的破坏，而带來的粮食、生活物资供应紧张和高失业率等状况。
一向擅长兔死狗烹、过河拆桥的毛，利用自己被神化了的巨大“威望”在该年底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來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欢迎他们去”。
于是从一九六八年底开始在全国掀起了一个红卫兵们上山下乡的高潮。史称“上山下乡”运动又称“知青运动”[註：11]。据统计全国有一千七百多万知青先后被下放全国各地农村、农场。
与此同时，毛为减轻城市粮食、物资供应和就业难的压力，又把一大批家住城镇的“五类份子”及其家属、被整肃的部份老干、知识份子及其家属、虽未戴“五类份子”的帽子但出身不好的、劳改劳教释放人员及其家属、城镇出身虽无政治问题但无固定职业人员及其家属，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诫里吃闲飯”的名义強制遣送到农村接受监管和劳动改造。这些人在农村的处境比“知青”们更为悲惨、更为困难。这类“下放”人员的总数高达1千4百万[註：12]。
毛为了达到他全面打倒老干们的目的不惜白白牺牲、耗费中华民族一代人的青春、停顿教育长达十年之久，使中国在“红卫兵”、“知青”这一代人身上形成了一个文化、科学、技术上的断层。使得后来我国在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诸多方面都出现了一段青黄不接、后继无人的局面，严重滞后了我国在这些方面的发展。
“红卫兵”、“知青”这一代人长身体、长知识的最佳年龄阶段，他们被毛和中共剝夺了接受正常教育的权利。他们能读的书只有《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他们受的教育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和冷酷元情、对领袖、权威和暴力的盲目崇拜、对法制、对文化、对良知、对传统、对伦理道德、对怜悯心的蔑视和践踏。
到一九六八年底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老干们基本上都被打倒，而且不论被打倒了的；还是被毛整得服服贴贴尚未被打倒的，他们原来手中掌握的权力都被剝夺，这些权力已被以江青为首的各级造反派以“革命委会”的方式，和以林彪为首的军队系统(主要是林彪的嫡系原四野战军)通过军管的方式所掌握。此时毛已把党政军警特的全部权力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中。毛认为阻止其实现从党天下到毛家天下转换的党政系统的最大障礙已被清除，毛已有绝对把握操控一切。
毛为了让自己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及其在文革期间的一切胡作非为、倒行逆施得到全党的正式认可。于是，毛决定于一九六九年四月召开按惯例早就应当召开的中共“九大”。此时毛实现毛家天下余下的最大障碍就是毛钦定的“接班人”林彪及其军队系统。毛虽然已下决心将这最后最大的障碍彻底消除。但鉴于前一次操之过急險些逼得林及其“四野”系统的军队和他摊牌的经验教训。因军队系统最关键的部门基本上仍然掌握在林彪及其亲信黄永胜(总参谋长)、吳法宪(空军司令)、李作鹏(海军司令)、邱会作(总后勤部长)……等高级将领们手中。毛知道清除这一障碍的时机尚未成熟。
毛为笼络、稳住和麻痹林及其军队系统。毛在“九大”上修改党章。除认可毛在文革期间所有的胡作非为和倒行逆施之外，还违背常规，居然在党章上明文规定林彪作为毛的“接班人”，以此稳住和麻痹林及其军队系统。但毛在九大上已开始往林的军队系统“掺沙子”将非“四野”的将领叶剑英、刘伯承、许世友陈锡联安排为政治局委员、李德生安排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李到文革后期还被毛提升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毛还将一些已被他整得服服贴贴的非“四野”将领，和一些被打倒、被剝夺了实权的老干、将领安排为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
在讨论进入政治局常委的名单时，毛为了阻止林系的黄永胜(黄当时是取代了军委的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广州军区司令员是林的嫡系)进入最高权力机构━政治局常委会，毛不惜以牺牲江青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的机会，最后拍板江、黄二人都不进常委会。这样政治局常委就只有毛、林、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五人。陈、康是毛的死党，毛虽不把周完全当自己人(因毛周相处数十年，毛深知周的阴險园滑，极善两面三刀，又极善伪装、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常令被周惩处和祸害的干部、民众包括许多老干老帅和知识份子在内，在被周惩处和祸害之后，不仅不记恨于周，往往还对周感激涕零。周因此在在这些人中享有很高的声望，这又是毛最为忌惮的)，但毛已把周整得服服贴贴，一贯唯毛的马首是瞻；况且毛还得依赖周幫他处理繁杂的国内外具体事务。这样毛在政治局常委内对他不放心决心要打倒的林拥有四比一的绝对优势，以此作为对林彪的以四野为主的军队系统的制约。
在此之前毛已通过多次调整各大军区司令、政委人员的方式将大部份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调整为毛认为较为可靠的非“四野”的将领。以此拉拢这些将领。毛还挑拨这些将领与林之间的矛盾，以此分化他们的力量，使他们彼此不和，彼此爭当毛的忠实奴才。不过像北京军区、广州军区、武汉军区……等重要大军区、总参、总政、总后、空军、海军等关键部门仍被以林为首的原“四野”将领所掌控。
全国夺权风暴和九大之后，林彪的声望和势力都达到了一个高峰。在全国卄九个省市自治区、全国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中、在九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后补中央委员中“四野”的人都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毛在“九大”上玩的花招，让林误以为毛是真心让他当接班人(林哪里知道毛只是想把林当作毛去世后先辅佐江清之后再辅佐毛远新接班的工具而己)。“
九大”之后毛和张春桥一起到苏州林的住所看望林。谈活中毛故意问林：“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也不好，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林竟不知如何回答，因林早已打祘好将班交给自己的儿子林立果，又不好直说，正吞吐之间，毛接着说：“你看小张(张春桥)怎么样？”，毛当然不打祘把班交给张，毛之所以这样说是希望听到林的回答是：“还是交给江青好”。然而不知里就的林回答居然是：“还是要靠黄、吳、李、邱这些从小就跟着主席干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暗指张春桥、姚文元……之类的文人)掌权”。毛听后已对林彻底失望，知道林不可能为毛家王朝经由江青再传到毛远新(此时卄多岁的毛远新已是沈阳军区副司令兼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以建立万世不绝的毛氏王朝保驾护航。此次谈话之后，毛就着手安排除掉林及其“四野”势力的计划。
２０１年６月４日写完于望春轩
[註：10]被打倒的知识份子和老干们当时被称之为“牛鬼蛇神”，关押他们的地方被红卫兵、造反派们戏称为“牛棚”。
[註：11]：从一九六八年底毛号召知识青年(当时大都为“红卫兵”)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起，到一九七五年前后全国共有一千七百多万知识青年被毛或诱骗；或強迫下放到全国各地的农村、农场从事繁重的农业劳动以剝夺他们思考问题的时间和精力分散他们的力量，使他他们不再成为一种有组织的力量，以消除这些有组织的“红卫兵”们对毛和中共统治的威胁。同时又减轻了城镇人口就业难的压力。被当局称之为“上山下乡”运动。
[註：12]:据360浏览器好搜百科“上山下乡”词条称“文革”期间约有l/10的城镇人口被下放农村，按当时全国人口总数7亿城镇人口占20％计全国有1亿4千万城镇人口，其1/10就有1千4百万，也就是说全国这类城镇“下放”人员总数约为1千4百万。
白纸：中共最恐惧的不是所谓“台独”而是台湾的民主制度
本站首发 | 2024-01-17 01:07:14 | 白纸
1月13日晚间，面对台湾大选民进党赖清德获得胜选，国台办发言人不以为然，说什么民进党的胜选不能代表台湾岛内的主流民意。我很奇怪。胜选的不能代表台湾主流民意，难道败选的代表台湾主流民意？如果是国民党侯友宜胜选，代不代表台湾的主流民意？如果是民众党柯文哲胜选，代不代表台湾的主流民意？如果三党都不能代表台湾的主流民意，那么谁能代表台湾主流民意？民进党赖清德的胜选不能代表台湾岛内主流民意，国民党会答应吗？民众党会答应吗？整体台湾民众会答应吗？不要因为政治就把自己弄得跟流氓一样。
“美德赢台湾”（Made in Taiwan）
几十年来，对待台湾的自由民主包括主流民意，中共最荒谬的就是他们自己都难以自圆其说。40%的不能代表台湾主流民意，那么八年前的蔡英文获得800多万张选票，得票率超过57%，那要算台湾主流民意了吧，然而，八年来，中共是如何对待蔡英文的呢？
其实，中共最不担心台湾有人搞所谓“台独”。如果只是“台独”，中共很容易就能煽动起早就被他们洗脑洗傻了的大陆无数人的民族情绪，尤其是调动无数小粉红的积极性。可面对台湾的宪政民主包括选举制度，无论中共多么会忽悠，在信息时代的今天就不那么奏效了。新年刚过的1月13日晚间，当台湾大选民进党赖清德获得胜选后，中共国台办发言人的发言，就立即遭到大陆无数网民的批评、嘲讽、抗议和诅咒，被海外称作“冲塔之举”。
让我们来看几条吧：
这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真的把人民当傻子了。
连普选都不代表民意了，你们脸皮还真厚！
人家都选上了还不代表民意，国台办发言臭不可闻！
国台办说民进党并不能代表台湾主流民意，听着都脸红。
一票一票选出来的不代表主流民意，你们嘴里面还是人类的语言吗？
太搞笑了，人民主动投票，40%的得票率不代表主流民意，掩耳盗铃也不过如此！
2590我唯唯诺诺，40%我重拳出击（这是讽刺习近平几年前以所谓全票当选国家领导人）。
你可以封一万个号，请全员喝茶，但就是改变不了人们心中的想法。
台湾的主流民意不就是抗拒统一吗？
中国本来就是分久必合分久必合，不自欺欺人会死人吗？
2024年了，还用1945年的洗脑宣传，当人民是傻子吗！
选举结果不能代表岛内民意，难道你们代表岛内民意吗？
“台独”不是一小撮，而是台湾的主流民意。
国台办罔顾事实，隐瞒真相，是阻碍国家统一的最大障碍。
国台办“铿锵有力”，但就是不敢开（放）评论。
你永远不要相信不允许评论的人说出来的任何话，因为他们自己都不相信。
超过千万人一票一票选出来的，这还不叫民主，那么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选票，是不是就叫民主呢？
甚至有网民直接喊出：取缔（中共）国台办。
相信全世界都看到了，对于台湾，不论多么自由民主，谁胜选，中共就骂谁，没有例外。骂的理由是胜选者不能代表台湾的“主流民意”。刚过去的这次台湾大选，同样是这么对待的。你说这是多么奇怪的逻辑。
台湾实行宪政民主近三十年了！从李登辉到赖清德，政党通过合法竞选已轮替执政多次，你听到中共什么时候公开说过台湾的选举代表民意了吗（更不说还代表主流民意了）？可以预见，台湾人民选出一个，中共就会骂一个。就算有一天台湾真正独立并被联合国接纳，中共也绝不会停止他们的诅咒。那么什么情况下中共才不骂了呢？那就是被中共武统后，独裁统治下的委任，这个时候他们才会停止咒骂。只有中共委任的官员才算代表“主流民意”。
当年李登辉通过投票选举当选后的第一天，他们就开始大骂，甚至骂李登辉是“日本汉奸”。可你听一听李登辉公开演讲，就知道中共有多么能造谣，而李登辉的爱国简直是日月可鉴：“海峡两岸，没有民族与文化认同问题，有的只是制度、生活方式之争。海峡双方，都应致力结束历史的悲剧，开创中国人帮中国人的世纪。在21世纪，中国人必能完成和平统一的历史大业。”当然，李登辉绝不可能爱独裁统治大陆的中共，他爱的是在台湾扎根的中华民国！就因为他爱中华民国或者说反对中共独裁统治，中共就骂他是“汉奸”。
紧接着是民进党陈水扁当选，中共又开始骂陈。陈水扁同样是台湾民众选举出来的，没有错吧？至于他在任上贪污腐败，是另一回事。你可以骂他贪污腐败，不能否认他是通过民主选出来的。一个通过人民一票一票选举出来的，你要骂，不恰好证明你是个什么玩意！
紧接着是马英九当选，也就意味着台湾民主经受住了和平轮替考验，国民党再次执政。尽管台湾有人认为“马英九对中国比对台湾好”，中共还不是照骂？把当时的报纸以及电视节目翻出来看看，中共是如何骂马英九的。马英九去年访问大陆，网上对马英九“起底”，我们知道了当年马英九的母亲如果不是随丈夫逃离大陆，后来马英九也不是出生在香港，那么，别说当选总统，马英九能有个工作有碗饭吃，就要谢天谢地了。在中共统治下，马英九若生活在大陆，肯定是“狗崽子”，因为他的父亲马鹤淩当年不仅身在国民党，而且就是蒋介石和蒋经国“身边的人”，后来任台湾“行政院”青年辅导委员会处长。
据中共统治下的搜索引擎百度，马英九的从政理念，是尊重“国家典章制度”，奉行法治规范，同时具有执著核心价值与开展新局的意志力，也就是“给我什么舞台，我都会演好”。马英九的座右铭：唯天下之至诚，胜天下之至伪；唯天下之至拙，胜天下之至巧（此句乃洋务运动代表人物曾国藩所言）。真不知道，面对马英九的这个“座右铭”，中共会不会脸红。因为中共从来都只有“至伪”“至巧”而不懂“至诚”，也不屑“至拙”。
再下来，是蔡英文以817万（57%）的高票当选，然而，中共对蔡英文骂得反而更厉害更难听，仅次于李登辉。信不信，即使2300万台湾男女老少都投票给蔡英文，中共还是不会满意。为什么呢？中共又会说，台湾何去何从，台湾人民说了还不能算，要由中国大陆说了算。跟流氓永远没有道理可讲。台湾的人民对台湾说了不算，还有天理吗？
如果从他们口中说出台湾的选举代表台湾的民意，他们还怎么好意思要台湾统一。所以说，你永远都不可能从中共发言人那里听到他们说台湾的选举代表民意甚至代表主流民意。不可能。如果有一天你听到中共那么说了，肯定是中共已退出历史舞台，只能像今天俄罗斯的共产党或日本的共产党之类。在中共那里，台湾一天不接受他们的独裁统治（好听点说叫“一国两制”），不论谁当选台湾领导人，中共都不会有好听的。他们现在千方百计挖空心思甚至不择手段介选台湾的每一次大选。表面上他们好像支持国民党，其实那不过是相比较而言，找一个相对不那么与中共为敌的政党，为他们梦寐以求的所谓统一做准备。
随着现代人类文明的进步，中共的野心不可能得逞，因为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现在中共害怕的不是台独，而是台湾的宪政民主。因为台湾的民主制度赢得广泛支持，而中共的独裁在全世界不得人心。只要中共统治的大陆不实行宪政民主，像台湾这样一人一票，那么，中共和平统一台湾就没有可能性。千万不要相信中共所说的为了统一台湾会“不惜一切代价”的鬼话，仅仅要求他们放弃独裁统治实行民主都不肯，怎么可能会“不惜一切代价”？中共绝不敢承认，只要他们放弃独裁统治，或者更进一步，退出历史舞台，不再执政，两岸和平统一绝不是什么做不到的难事。本作者说句话放在这儿：只要全世界爱好自由民主爱好和平的国家一致反对中共的独裁统治包括武力侵占台湾，那么，台湾就不会落入独裁专制的中共之手，而是华人社会的民主典范。
中共一直不肯搞清也害怕搞清的是：台湾绝大多数民众到底愿不愿意跟大陆统一，如果不愿意统一，又是因为什么？到底是中共独裁统治好还是台湾的自由民主好？到底是习近平无耻地在“反对”“弃权”一个都“没有”的这种所谓“全过程民主”声中当选好，还是像台湾那样，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一人一票选举最高领导人好？
中共把所谓“一国两制”的香港搞成现在这个鬼样子，台湾民众还会相信“一国两制”？台湾民众心里明镜似的，他们现在不受你们中共统治，你们管控不了他们，因此可以公开戳穿你们的谎言，不相信你们的忽悠。一旦被统一，特别是被你们中共成功统治，他们就什么都不是了，只能与大陆民众一样受到你们的独裁专制。到那时，也就只能欲哭无泪了。
不能不承认，经过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特别是七十多年的严重洗脑，大多数中国人在精神上与我们在一个个微视频中看到的朝鲜情形没多大区别，顶多只是整体夸张的程度不如朝鲜而已。但是，也并非大陆所有民众都那么好骗好欺负，而是因为他们没有自由。
中共的眼睛应该没有瞎吧！你们为什么要欺骗你们自己？看看有多少大陆人，一旦逃也似地离开你们独裁统治的这座大监狱，他们是如何揭露和控诉你们的恶行的？也不知有多少中国大陆民众，即使用人世间最恶毒的语言诅咒你们，也解不了他们的恨。因此你们不敢给大陆民众真正的自由，否则你们连一天也维持不下去。
“如果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那么，唯一存在的那个声音就是谎言。”
更可恨的是，他习近平自己呆也好傻也罢，竟把大陆十几亿人当傻子当木偶。他现在一身扮演两个角色：既是胡亥，又是赵高——蠢笨得像胡亥，胆大得像赵高。赵高留下的“指鹿为马”的场景，屈指可数，而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共，特别是他习近平本人，可以说，在十几亿中国人面前，甚至在全世界面前撒泼耍流氓，天天指鹿为马！但凡是个正常人，但凡还有一丝自知之明，还有一丝人性，都不会像中共像习近平这么说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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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专制，你可以独裁，但你不能一边实行几乎超过毛泽东的独裁专制，还要说你搞的是什么“全过程民主”。最不要脸的黑社会老大都没有你们这么脸皮厚。到了今天，中共就是在赤裸裸地欺负、蹂躏十几亿大陆民众：我就是独裁，我就是专制，你们能怎么着？或者我就是独裁专制可我非要说我是全世界最好的民主，你们又能怎么着？你们一堆真博士，还不是要在我这个事实上只有小学学历的假博士统治下痛不欲生。
就在这两天，几位北大法学教授下馆子，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的小警察就敢闯进饭局说要找吃饭的人“聊聊”。王八蛋！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如果不是国家独裁统治，那些教授完全可以吐小警察一脸不说，还可以结结实实地揍他一顿：我们吃个饭聚个餐也犯法吗？我们要找你们聊了吗！你他妈有什么资格找我们聊？你一个狗奴才配吗！你这是在侵犯人权，懂吗？完全可以把你告到联合国！当时在场的个别教授非常激动，就差没吐小警察一脸。
没看到后续，不知后来如何处理的。正如刚去世不久的法学教授江平生前所讲：一个国家离不开警察，因为需要他们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可如果成了一个“警察国家”，那是很可怕的。而今天的中国，就已经要到这个程度了。这是中国大陆十几亿人的悲哀！江平还曾指出：我们这个国家，是有宪法而无宪政，有法律而无法治。
再由习近平这么搞下去，到那时，就不是要找这些在一起聚餐的法学教授“聊聊”，而是可以直接把他们带走。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不就是这么干的吗？
中共早就成为一群只会搞独裁统治，只会贪污腐败，且反文明、反人类、反人性的混蛋！说他们是骗子，污辱了骗子；说他们是流氓，污辱了流氓；说他们是黑社会，黑社会都不会答应。问一问1949年前上海滩的杜月笋、黄金荣，他们有中共这么无耻吗？他们有中共这么不讲文明、不讲人性，而且反人类吗？
2024.1.16
毛泽东“书读得越多越蠢”论及其他
帖子由 admin » 2024年1月12日
作者：于松然
毛泽东的憎恶知识分子情结，也殃及教育界、卫生界和学术界。
毛泽东憎恶知识分子的“名言”是：“书读得越多越蠢。”
也许是国内革命战争经验和五十年代的教训，使毛泽东有“理由”认为：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工人、农民，容易蒙哄，因而“便于领导”，而知识分子往往有自己的想法，不愿盲目跟随，有些甚至向毛挑战，分庭抗礼，不“便于领导”。因此，他毫无遮掩地提出了“书读得越多越蠢”论，借以弹压知识分子；而这句“名言”也成了文革中驱赶知识分子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伏笔。在此期间，二战后与中国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的日本，在缺乏资源的情况下，用比中国多十数倍（GDP比例）的教育投入，去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为六、七十年代的腾飞打下了基础。
从1941年到196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始终同时任毛泽东秘书和中央政治局秘书被誉为“党内第一枝笔”的胡乔木著书说，毛泽东“他确实说过：书读得越多越蠢。”其实，不用胡乔木证明，翻翻文献，就能找出许多毛泽东说过的这类话：
1964年2月13日（农历正月初一）下午三点，他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召开的座谈会上说：“我看书要读，读多了，害死人。”
1964年3月28日，他在邯郸“四清”工作座谈会上插话说：“知识分子其实是最没有知识的，现在他们认输了。教授不如学生，学生不如农民。”
1964年12月21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他说：“像大学里那些书，越读越蠢。”
1965年1月3日，他在关于四清运动的一次讲话中说：“我对孩子讲，你读十几年书越读越蠢，什么也不懂。”
1965年1月5日下午，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我的娃娃在那里搞四清，讲教授比助教差一点，助教比学生差一点。读书越多越蠢。”
…………
为了给“书读得越多越蠢”立论，毛泽东煞费苦心地找出了许多“证据”。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春节谈话时说：“历来的状元就很少有真正好学问的。唐朝第一流诗人李白、杜甫，都不是状元，既非進士，又非翰林。韩愈、杜牧、柳宗元是進士出身，但只能算是第二等的。王实甫、关汉卿、施耐庵、罗贯中、蒲松龄都不是状元、進士和翰林。曹雪芹、蒲松龄只是清朝的拔贡。凡是当了進士、翰林的都是不成功的。明朝的皇帝，搞得好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明太祖朱元璋，皇帝做得最好，他一字不识，是个文盲。一个是明成祖，皇帝也做得不错，是一个半文盲，识字也不多。但以后万历、嘉靖等都读了很多书，成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专政，反而不行，国家就管不好了。六朝的梁武帝，能文能武，能说会写，最后困死台城。宋徽宗能诗会画，字写得很好，做了俘虏。他们都是‘只专不红’，亡了国。可见书念多了要害死人。刘秀是个大学士，比较蹩脚。刘邦是个草包，也没有什么文化。我看书要读，读多了，害死人。”
当日毛泽东又说：“高尔基只读过二年小学，学问完全是自学。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卖报出身，发明了电，瓦特是工人，发明了蒸汽机。在古今中外许多科学家都是在实践中自修成的。”
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的插话：“可不要看不起老粗。全国人代会开会时，我的一个同学XXX(笔者：转引的原文如此——下同)，现任湖南省副省长，他要跟我谈一谈。他说，现在了解到了，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没有知识的。历史上当皇帝的，有许多是知识分子，是没有出息的。隋炀帝，就是一个会做文章、诗词的人；陈后主、李后主，都是能诗能赋的人；宋徽宗，既能写诗又能绘画。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成吉思汗，是一个不识字的老粗。刘邦，也不认识几个字，是老粗。朱元璋也不认识字，是个放牛的。我们军队内，也是老粗多，知识分子少。许世友念过几天书！XXX没有念过书，韩先楚、陈锡联也没有念过书，XX念过高小，刘亚楼也是念过高小。当然，没有几个知识分子也不行。林彪、徐向前、XXX、XXX、……，我们算是中等知识分子。结论是老粗打败黄埔生。”
1965年6月26日，他在关于卫生工作的谈话中说：“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陀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书读得越多越蠢。”
这是毛泽东“解剖麻雀”哲学：以少代多，以偏概全，以个别概括全局。
这是毛泽东偷换概念式造假：以“自学”“自修”等同于老粗，为“书读得越多越蠢”立论。
由于憎恶知识分子情结作祟，毛对各界知名人士横加指责，对学校教学秩序横加干涉，并鼓动学生造反。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春节谈话中说：“交头接耳、冒名顶替，过去不公开，现在让它公开。这无非是你会我不会，你写了我再抄一遍，也可以，抄会了也是一次学习。”
——这同“自学”“自修”一样，等于说学校可以停办。今日中国教育落后，投资奇少，居世界倒数前列，国民整体素质低下，不能不说这与毛泽东和他的继承人无视教育的思想有密切关联。
1964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周信芳（笔者：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一个月一千七百元工资，不演多少戏，还存钱在香港。有的青年演员就作‘十年计划’，要赶上周信芳。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按政策必要时可以收买。对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什么要收买？钱多了一定要腐化自己，腐化一家人和周围的人。苏联的高薪阶层，先出在文艺界。”
——从“赎买”到“收买”，露出了毛泽东思想“诚实”的一面。但也有不够诚实的另一面。《党史博采》第9期《毛泽东私人财产》一文，披露了毛的存款和开销：毛曾用他自己的存款“犒赏”过一些知己。读后，人们有理由认为：他给1920年曾资助过他2万银元的章士钊10万元，叫“借钱还债”；他给斡旋十年、最终促成国民党前代总统李宗仁反蒋归顺的无党派人士程思远10万元，叫“犒劳功勋”；他前后给贴身“秘书”张玉凤15万元，叫“结情联谊”；他给“大总管”汪东兴4万元，叫“修膳房屋”；他先后给夫人江青38万元和2万美金，叫“亲情使然”；而他那笔相当于周信芳49年工资总和的百万元存款(文革中存款高达7,582万元)，当然叫“正常收入”了。这对当时人均年收入不足150元的中国人来说，是个什么概念？笔者算了笔小帐：中国普通工农家庭，按一家四口平均年总收入600元计，挣汪东兴的4万元须67年，挣章士钊和程思远的10万须167年，挣张玉凤的15万元须250年，挣江青的38万元须633年，挣他毛泽东在文革前的存款须1,667年，挣他在文革中的存款（那是个天文数字）须12.64万年，而挣周信芳的年工资2.04万元，只须34年。青年演员想“要赶上周信芳”，何腐之有？
1964年6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常委会上说：“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是修正主义。”
——这是毛泽东的权力哲学：学术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就是复僻问题，甚至是人头落地问题。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1961年前为校长)，不知天高地厚，竟敢以“伟大领袖”的“一分为二”观点進行逆向逻辑思惟，提出了“合二而一”的概念。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被发现后，遂被毛钦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受到了围攻和批判。1965年9月，杨被罢掉中央党校一切职务，逐出校门，文革中又遭残酷批斗，差点毙命，真是“罪”有应得。其实，“一分为二”即不神奇，也不新鲜，它源于春秋时代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据此，隋代杨上善在注《黄帝内经·太索·知针石》中，首次明确用了“一分为二”这个词，说“从道生一，谓之朴也，一分为二，谓天地也。”南宋朱熹又认为 “一分为二，节节如此”。所不同的是，毛在“一分为二”中加進了“对立面的统一与斗争”，即列宁所说的“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并利用权力，把它打扮成唯一的绝对真理。其实，“合二而一”并不是“一分为二”的反叛，而是“一分为二”的补充和完善，也符合列宁的说教。“一分为二”突出对立面的“分”，强调其斗争性；“合二而一”突出对立面的“合”，强调其统一性。“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也可看作是事物分析与综合发展的表现形式。例如，化学中的分解与化合就是这种表现形式。在宏观宇宙中，一定区域内黑洞大爆炸是一种分裂，一定区域内收缩为黑洞则是一种组合，这是一生万物与万物归一现象的最典型的表现，也是分析与综合规律存在于自然历史中的根据。因此，作为认识事物方法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都有其存在的科学性、合理性，尽管“一分为二”在表达辩证法上不够准确。为什么这个明显的学术问题变成尖锐的政治问题呢？盖因事“圣君”者，有听从，无谏争也。毛泽东的理论是“顶峰”，凡人不可并列，岂可超越？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说：“哲学家们应当下乡去。今冬明春就下去，去参加阶级斗争。身体不好也去，下去也死不了人，无非是感冒，多穿几件衣服就行了。”又说：“不搞阶级斗争，搞什么哲学！”“大学文科现在的搞法不行。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不行。书本里怎么能出哲学？”
——为了权力斗争，毛泽东竟发明了“下乡出哲学”和“阶级斗争出哲学”的荒谬理论。诚然，毛在农村搞了二十多年的阶级斗争，有丰富的权力斗争经验，在哲学上也有些许著作，如此而已。毛死后传出，毛的那两篇《实践论》和《矛盾论》哲学著作，出自于他的理论家秘书陈伯达和胡乔木之手。如果这个“传说”不足为信的话，我们还可用历史观点来反诘：古今中外的大哲人、大思想家，如中国孔、孟、老、庄等，外国的伯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和康德，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等，有几人产生于农业劳动？有几个是权力中心的帝王？历史毫不夸张地证明，大哲学家、大思想家，绝大多数出自于学识渊博、卓有成效的专家、学者和教授之中；毛的“下乡出哲学”和“阶级斗争出哲学”论，是权力哲学的演绎，是憎恶知识分子情结派生出来的谬种：既是迫害知识分子的政治手段，也是动员和“收买”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工农兵的政治招数。
1964年8月18日的讲话中，毛泽东还下令：“文学大学生今冬明春都下去。理工科不动，动一些也可以。其他统统下去。所有学文科的、学历史的、学政治经济学的、学文学的、学法学的，统统都去。教授、助教、行政工作人员、学生统统下去，去五个月，有始有终。农村去五个月，工厂去五个月，得到点感性知识。马、牛、羊、鸡、犬、豕、稻、粱、菽、麦、黍、稷，都看一看。”
——这是毛泽东憎恶知识分子情结派生出来的又一个谬论。这无疑是要让学欧洲史的学生，从“马、牛、羊”身上找到文艺复兴时代的社会特征；让学文学的学生，从鸡鸣、狗叫和豕睡中去发掘真善美；让学语言学的学生，从“稻、粱、菽”的生长中去厘清“主谓宾定状补”；让学法学的的学生，从“麦、黍、稷”的结实中学会逻辑与断案，……政治手段之可笑、可鄙、可恶，可谓世界之最！
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在召见首都红代会红卫兵“五大领袖”时说：“学问才不是靠学校里学来的。从前我在学校里是不守规矩的，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的。考试嘛五、六十分以上，八十分以下，七十分为准。好几门学科我是不搞的，要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吗？因为是一笔，交卷最快。”又说：“这个哲学是能够在大学里学出来的吗？又没有作过工人、农民就学哲学，那么哲学叫作’窄学’。学问不是学校里学出来的。”
——有人说毛泽东仇恨学校，仇恨教师，这话似有偏激，但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例如，毛曾大骂学校是“庙小神通大，池浅王八多！”为了他的“教育革命”，使中学停课三年，大学关闭七年，迫使适龄青、少年辍学上山下乡当农民。他的“教育革命”的目的是抑制多元、镇压自由、革掉知识分子的个人尊严、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于是，他利用红卫兵在“横扫”中，把数十万教师打成牛鬼蛇神，其中许多人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1964～1965年，毛泽东先后与表侄孙女王海容(文革后期曾任外交部副部长)做了四次谈话，鼓励学生造学校的反。他说：
“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瞌睡。”
“什么制度不制度，管他那一套，就是不回去，你说：我就是破坏学校制度。”
“你怕人家说你破坏制度，又怕挨批评，又怕记过，又怕开除，又怕入不了党。有什么好怕的，最多就是开除。学校应该允许学生造反。回去带头造反！”
“搞五分累死人。不要学那么多东西，学多了要害死人。”
毛泽东棒打知识界，与把矛头指向在一线工作的刘、邓是一致的。因为，在毛泽东看来，知识分子是刘、邓党内右派集团的社会基础；为了向刘、邓夺权，先要打掉知识分子的清高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