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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中因双腿中弹致残的幸存者齐志勇，据报近日已不幸去世。但有关消息尚未获得家属证实。齐志勇晚年经济拮据、为疾病困扰，但仍坚持对外讲述亲身经历，而他的两个夙愿最终无法实现。
民主奋斗精神永存 “六四”伤残者齐志勇据报不幸去世
六四伤残者齐志勇确诊患上肝癌
六四伤残者齐志勇肾衰竭送院抢救
齐志勇：“我叫齐志勇。回想起八九六四，不光我的伤口痛，我的心更痛。89年6月4日凌晨1点20分，在西单西绒线胡同，我的双腿同时中弹，高位截肢。”
2016年，齐志勇透过社媒对外讲述“六四”时的亲身经历。他病逝的消息传出后，现居澳大利亚的好友孙立勇曾透过朋友尝试向家属求证。
孙立勇：“他老婆不愿意跟外界接触，因为警察会到他家里威胁他们。根据我了解，他的家属胆子比较小，都希望息事宁人。他是糖尿病引起的肾衰竭，糖尿病的晚期就是尿毒症。他每周一、三、五透析，每次透析四个小时。”
齐志勇具体何时，以及在北京哪家医院病逝的具体信息，至今尚未明朗。根据辽宁异议人士姜立军获得的消息，齐志勇去世之前与家人在一起。
姜立军：“准确的消息是，前一段时间他去他大舅哥家，具体哪一天不知道。吃饭的过程当中应该是喝了点酒，他不是一直有肾病吗，喝了点酒之后觉得身体不舒服，然后就到医院，没有抢救过来。”
“六四”改变齐志勇一生
1989年6月4日凌晨，当时是北京一家建筑公司工人的齐志勇到天安门广场声援学生，撤离途中遭戒严部队枪击，双腿中弹，左腿高位截肢。随着岁数增长，他先后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肾衰竭等多种疾病，近年他每月要做多次透析。据了解，他七年前证实患有肝癌。
北京维权人士胡佳对本台表示，齐志勇是他最好的朋友，同时也是六四天安门事件的活见证，并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北京维权人士胡佳（图）形容，齐志勇是“六四”的活见证。（胡佳独家提供，拍摄日期不详）
胡佳：“齐哥他是六四伤残者，是活的历史证据，是当局当年那场屠杀的见证。他付出的代价仅次于死在北京的学生和市民。国内的伤残者也有一些，但是只有他这30多年来一直坚持发声。”
患有重病的齐志勇晚年经济拮据，但仍然持续对外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六四”真相。
胡佳：“如果30多年前那个夜晚他没有中枪的话，他不会大出血，不会截肢，也不会感染肝炎。我个人认为，他也可能不会得尿毒症之类的。他应该过得风生水起，若他在工厂中按部就班地生活，现在他的状态应该好得多。他能过小康，甚至中产阶级的生活，他应该也不会跟前妻离婚，就是四平八稳的状态吧，但他也可能籍籍无名了。他就像一个冲锋的勇士一样，一直没有低头，而且他只拖着一条残腿。”
2013年，齐志勇的女儿齐霁来到美国。胡佳说，齐志勇生前一直渴望到美国与女儿团聚，更渴望的是能看到中国出现改变。可是，这两个愿望最终无法实现。
胡佳：“近的愿望，他很大的一个愿望是想去美国跟他的女儿团聚。那里没有那么大的政治压力，美国的医疗也比较发达，但是一直没有能够成功。这边（中国）对他实施边控之类的，美国那边也没有给他签证。主要是他一去了美国，一下飞机就要做透析。齐哥远期的愿望很简单，他想看到国家变革。”
记者：高锋 责编：许书婷 何平 网编：瑞哲
“六四”幸存者齐志勇传病逝 重压下坚持揭露天安门真相
2024.01.22 11:45 ET
“六四”幸存者齐志勇传病逝 重压下坚持揭露天安门真相
齐志勇“六四”时遭戒严部队枪击，双腿中弹致残。/ 胡佳独家提供，拍摄日期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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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本专栏的上篇文章《胡锡进“否毛”惹毛大五毛》中介绍了曾经和胡锡进互称“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并肩战斗在反美斗争最前线”的大五毛司马南对胡锡进一提再提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一忍再忍，到今年终于不能再忍。赶在今年毛诞之前，因为胡锡进发表了《从<我本是高山>遭围攻，看网上“极左”声音膨胀之风险》，司马南立刻在左媒上发表了一篇《学习老胡 辨明方向》，对“率先吹响了反‘极左’的号角”的胡锡进大批特批。文章第一句就是：“昨天晚上居委会中心理论组认真学习老胡最新文章，大家讨论非常热烈，11点了才回家。”
却原来，司马南他们这批毛左居然都是“在组织”的人。这里的“组织”当然不是指共产党组织，而是指这批毛左们在共产党之外，还有他们自己的一个相信是未经过民政部门登记审核的组织，取名为“居委会中心理论组”。司马南的文章中还提到“组长”指示如何如何，但没有说出这个“组长”的名字。当然不是司马南本人，那么还会是谁呢？孔庆东？还是刘继明？或者是张宏良？
这令笔者不能不联想到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共产党主义小组”。司马南他们这批毛左们是不是也在为“组党”做准备呢？
司马南的这篇批胡文章中有一段夸赞内容：“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老胡同志一直做得很好。若论治国理政，若论定国安邦，老胡的舆论引领力，一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司马南这是在讽刺胡锡进的叼盘功夫。
以前，笔者一直以为只有海外“反贼”及海内公知们才称胡锡进为胡叼盘，最近才知道包括刘继明等在内的毛左们，也都把胡锡进蔑称为胡叼盘。
在网上读到6年前的一篇中国内地的评胡博文，大意是：胡锡进这个人，叼飞盘的功夫一流，他认第二，没人敢认第一。经常打着客观理性的旗号，极具迷惑性……。他总认为公知大V批评政府是带节奏，出于对社会和政府的不满，是想搞事情。胡锡进的思想中总认为，我党带领人民取得了这么大成就，你们这些公知大V还不感恩戴德，天天没事找事。所以，胡锡进纯粹是站在统治者角度说话的一条狗。
不过呢，为当局叼盘，与公知大V对立已经是胡锡进的过去时，如今的胡锡进倒不是不想再与公知们，也就是他笔下的“自由派”们为敌，而是因为公知们，也就是自由派们在中国内地的发声渠道已被归零，其中最最知名，而且还是以坚定反毛、彻底否毛而名满天下的茅于轼老先生都已经被迫流亡海外，他胡锡进在中国境内想再继续反右，也已经没了批判对象。于是，对胡锡进来说，能够在互联网上挑起争论的政治话题，就只剩反“极左”了。
按照司马南批胡文章中的说法，胡锡进上个月就一部电影的评论借题发挥拿“极左”说事的文章中惹恼他司马南及一众毛左们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段：
“互联网上从来都有左派力量，当自由派在网上形成巨大声势时，左派力量对后者起到强有力的制约、平衡作用，那显然是一种建设性。如今，自由派在网上的力量大为减弱，互联网生态出现变化，左派力量中的一些人没有与党在新形势下的大政方针进行自我对齐，而是以强化自我影响为目标，将自己的左派观点无限膨胀，展现出‘极左‘倾向，他们开始越来越频繁地攻击主流元素，试图为自己的一些偏激观点在互联网上获取支配地位，让自己成为互联网上的主导性舆论力量。”
“必须指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应党领导全国人民到2035年和2049年所要达到的现代化目标，它必须占绝对主导地位。极左观点相当于无处不在的‘政治放大镜‘，挑剔地审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事务，那些观点的一再强化，会在互联网上塑造一种偏离国家大政方针的所谓’政治正确性‘，产生偏颇的影响和压力，从而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生严重干扰，甚至形成某种破坏性。”
显然，把“极左”言论说成是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严重干扰，甚至形成某种破坏性”，等于是在提醒当局要对司马南这批人的言论严加约束。
另外，胡锡进在这里把左派的对立面说成是“自由派”，也是毛左们批判他的理由之一。因为毛左们认为“自由派”是一个褒义词。
司马南在他的批胡文章中说：“今天什么情况？中国式现代化处在发展的紧要关头，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吾国本党经受风高浪急乃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在意识形态战线上，老胡是个勇敢的战士，他突然启动，率先吹响了反‘极左’的号角……。在百年未有之变局内外矛盾交织，强调极限思维底线思维的当口儿，我们党的意识形态领域，要转向与老胡定义的‘极左’做斗争吗？”
司马南还说：“我宁愿相信老胡是做足了功课的，老胡是有充分根据的，而非灵机一动的肤浅想象或简单的情绪化的冲动”。这令他司马南“想起历史上皇甫平文章的那些往事，想起马立诚老师的《交锋》，想起贺某方教授的‘内外夹击‘，想起了章家敦先生’中国崩溃论‘的种种预言……”
笔者也没有搞懂司马南怎么就会把胡锡进反“极左”的文章与章家敦的“中国崩溃论”扯到一起，所以也无从评论。但把胡锡进的批“极左”与历史上的皇甫平文章相提并论，就实在有点过于抬举胡锡进了。
当年的“皇甫平文章”是什么？简单一句话就是“重大历史关头上的舆论先导”。而如今的充其量不过是一个退休老干部的胡锡进，先不说不可能有当年的上海市委宣传部和上海解放日报的政治能量，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出来在目前的中共高层里有一股反左的力量鼓舞着胡锡进敢于发出一篇批“极左”文章。
不过呢，毛左们的批判胡锡进的文章中确实有这样的说法：“他（胡锡进）言论的背后有现行政策、资本势力、市场派专家，以及一些上层人士的支持。他们多代表当今社会上层的所谓‘民意’，甚至可以说是主流精英意见，而主流精英的们意见对当今中国政经决策具有重要影响。说句有点不好听的话，胡锡进不过是他们立场、意见的‘传声筒’而已。”
依笔者之见，也许是胡锡进如下的一段“指点江山”的文字令司马南也对胡锡进在中共“上层”有代表性信以为真了：
“各地政府千万莫受网上极左言论的影响，更不能被它们吓住。对过度膨胀、经常散布极左观点的那些账号，要看到它们的复杂性，要提醒它们发挥正能量作用，而不是搞极左，当那些账号散布破坏改革开放的言论时，应当及时提出警告。我们的舆论场应当是建设性的，积极的，自由化的价值取向要不得，极左的东西也不能假借‘正能量’标签无限膨胀。”
如此一番指导性表态，看明白的会讥笑这胡锡进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看不明白也许会相信这胡锡可能是在引述中宣部长的内部讲话。
可能就是因为司马南和他所在的那个“居委会中心理论组”的大批判文章，导致了胡锡进下决心与毛左们彻底决裂。
图为胡锡进任职的《环球时报》；胡锡进曾发文疾呼文革绝不能翻案，国家不断发出这样的信号和警告。（路透社图片）
上个月毛诞的前十几天，胡锡进再发“怀毛感言”，被司马南总结为“以往胡锡进在发表纪念伟人的言论时，总不会忘记程式化的提及所谓晚年‘错误’。这次没有。”
但是，召致司马南以及所有毛左们更大反感的是，胡锡进在这篇文章里简直就是和毛左们“公开对着干”了。用毛左网站上的批判文章中的说法是：“这么多年来，胡锡进一直反毛辱毛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眼看着人民群众怀念毛主席、纪念毛主席的活动越来越强烈，已经成了燎原之势，而且中央领导也召开了纪念毛主席的座谈会。胡锡进认识到他过去的做法有些失败了。于是，胡锡进就改变了策略，今年，胡锡进不在他的文章中指出毛主席的所谓的错误了，而是调转枪口 ，将矛头对准了纪念毛主席的人民群众了。”
却原来，胡锡进在这篇“怀毛感言”里曾如此刺激毛左们说：“今年是毛主席诞辰130周年，相信国家会有隆重纪念活动，民间也会有许多自发的追思。老胡想提醒，有些有争议的激进人物现在很活跃，他们想沾毛主席光辉形象的光，以此增加他们自己的 ‘政治正确性’。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决不能由他们随意阐释、定义，更不能被他们强行‘代言’。毛主席属是于全党、整个国家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希望各地组织的纪念活动要与中央精神对齐，不要让少数激进人士把方向带偏。”
正如中国政法大学的“故园老丁”所评论的：老胡在这份在微博中所称的“有些现在很活跃的有争议激进人物”、“少数激进人士”等，他们究竟指谁呢？老丁首当其冲想到的，是“左派”大V司马南。近一段时间以来，司马南频繁对老胡的一些观点，点名表达异议……。
接下来，面对司马南带领的众毛左们的批判声浪，胡锡进再度挑衅，于毛诞当天发文《热爱毛主席井不是要拿他的语录做今天工作是否正确的尺子》。文章中虽然大段大段地夸赞毛泽东，甚至不惜把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说成是对毛泽东的继往开来，是“很给毛主席增光的”。但其中一句“在民间，热爱毛主席也不意味着要把他当神供，背诵他说过的每一句话，拿当时的语录做今天工作是否正确的尺子”，还是令毛左们感觉“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们在过去的文章中已经介绍过，上个月的毛诞当天，习近平在拜尸之后发表的纪念讲话中还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不能否认，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走过弯路，特别是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这个严重错误“。
次日，胡锡进借机“发文疾呼”，声称“文革是绝对不能翻案的，国家不断发出这样的信号和警告。文革时的一些做法也不会允许死灰复燃，我们大家都要避免陷入激进主义，包括老胡在内都应提高这方面的自我警觉。在网上，让我们都不对机构和个人搞构陷，乱扣帽子，喊打喊杀，有争议时就事论事，批评可以严厉，但决不以‘整人’和打倒机构为目的。让我们谁都不煽动仇官仇富仇知识分子，都不鼓动在内部搞无情斗争，不把对外斗争朝‘仇外’方向引导，都促进宪法秩序下的社会和谐与包容。”
在这份所谓的“大声疾呼”里，胡锡进还“高屋建瓴”地指示说：“我们这个大国注定要走稳健路线。坚决、准确落实好中央的大政方针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命线，互联网不偏激，不误导民众的情绪和官方对民意的认识，同样很重要。”
有趣的是，这篇势必会引发毛左们更大反弹的胡锡进“警示贤文”在网上挂了几个小时，还未等毛左们出手反击，就被胡锡进主动删除了。
据笔者所知，胡锡进没有自我删除此前的数篇得罪毛左的文章，偏偏删除了这篇“文革绝对不能翻案”的文章，不是因为畏惧毛左们的网上群殴，而是因为“上面”及时警告他 “文革”的话题“绝不能炒作”。
但无论如何，毛左们对胡锡进已经是恨之入骨了。我们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过，面对毛左们的群殴，茕茕孑立、踽踽独行的胡锡进发文悲鸣道：“我真是不解。我想说，极端可能会成为力量的某种源泉，让人有皈依感，而且容易结成阵营。但我太注重世俗的真实了。也许我在精神上会死无葬身之地，左右的坟场都不收我。那我就去做孤魂野鬼。”
不过，胡锡进的悲哀已被毛左们视为“活该”，是“骑墙手的必然下场”。众多毛左都在网上号召对胡锡进“一定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最近读到的一篇毛左文章是这样骂他的：“（胡锡进）坐在矛盾、问题交织的‘火山口’上，一味文过饰非，大唱赞歌，是一种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极不负责任的态度。他关注的焦点是经济，是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当然这也是民心所向，无可厚非。但问题是，他将改开前后的对比也仅此而已，从而将自己的诉求降到了与只求温饱的动物‘等量齐观’的地步。说句不大中听的话，一味追求吃喝玩乐、舒适快意的物质生活，那是猪的追求……。”
（本期节目由高新主持及播讲）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专栏 | 夜话中南海：反右已经没有对手，胡锡进只好反“极左”
2024.01.22
专栏 | 夜话中南海：反右已经没有对手，胡锡进只好反“极左”
笔者一直以为只有海外“反贼”及海内公知们才称胡锡进为胡叼盘，最近才知道包括刘继明等在内的毛左们，也都把胡锡进蔑称为胡叼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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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表明，在北戴河会议上，刘、周、陈、邓并不同意毛的讲话。但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出于自我保护，他们都放弃了与毛争锋，而采取阳奉阴违的策略。
在建立绝对权力的道路上，毛泽东高高举起的阶级斗争大棒，首先打向官僚特权阶级中最弱的农村基层干部(右图)，然后自下而上，最后棒打高层。
1963年２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重点讨论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和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1963年5月，走火入魔的毛泽东，在杭州制定出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即《前十条》。他在文件中写道：“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对党猖狂進攻，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把反革命气焰压下去。”他又煞有介事地说：“如果不抓阶级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甚至妄言：“总之,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于是，以农村基层干部为批斗对象的“四清”运动，即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的“四清”运动，便在全国开展起来。
毛泽东为什么要在农村搞“四清”呢？不少学者认为是为了防修反修。他们的证据之一是，毛曾说过：“我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一种不可能。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但农村干部何须“收买”？当农村的党支部书记从一个贫穷的贫雇农变成雇主代理掌管了全村的土地、农具等全部生产资料并握有行政、人事大权时，在没有有效监督的体制下，必然会产生“地主”的占有渴望，无须收买，便会产生对账目、仓库、财物和工分的占有行为。这是无产阶级专政制造的“一大二公”高度集体化的必然结果。
考察一下毛泽东的历史，人们就会发现，毛泽东说的同他心里想的、说的同做的并不一致：有时看起是目的的，实际是手段，而有时看起来是手段的，恰恰是他的真正目的。“三面红旗”的失败和大量饿死人，毛都十分清楚。但他的性格是不承认失败，否则，他的“伟大、光荣，正确”的英明形象就会受到质疑，他的领袖地位就会因而发生动摇。这就是他的大跃進情结，或称“三面红旗”情结。这种情结，使他必须坚守住“三面红旗”的底线，并把大跃進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出现的问题，统统算到阶级敌人破坏和歪嘴和尚念歪了经上来。显而易见，他反复高唱的防修反修的目的，实际上是保卫他个人权力的手段。这与大恶大奸没有什么二样。毛泽东这种随条件置换目的与手段的哲学，注定他是个毫无诚信的痞棍。
毛泽东拿农村基层干部开刀，可以达到一石三鸟的目的。
首先是转移怨恨。大跃進，使农民吃尽了苦头，埋藏在心底的只有对毛对党的怨恨。为了化解怨恨，四不清的干部就是最好的替罪羊；其次，警告他的宿敌地、富、反、坏、右，要他们老老实实，不得轻举妄动；第三，警告各级干部，特别是警告党内那些与他意见相左的右派集团干部，特别是刘邓等高级干部，要他们维护“三面红旗”，特别要维护“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
“四清”是个充满权力斗争的“四清”。对于毛泽东来说,“四清”是保卫权力的一个战略部署，对于刘少奇、邓小平来说，是自我保护和扩张权力的好机会。
对于“四清”，刘少奇说：“总是口里讲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现在就正式部署一下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对象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主义。”邓小平肯定也有说法，遗憾的是，笔者缺少这方面资料。
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曾批评过阶级斗争，他说：“……在党内和群众中，又進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斗争，使群众和干部不敢讲话，不敢讲真话，也不让讲真话。这样，就严重地损害了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使上下不能通气，使我们在工作中的许多错误长期不能发现，长期拖延不能改正。”邓小平也批评过阶级斗争，他说：“这几年运动中斗争过火，伤害了一大批党内外干部，因而在党内滋长了一种不如实反映情况，不讲老实话，怕讲老实话的坏风气。”时间仅仅过去一年，他们已“忘记”了他们曾说过的话，大讲起阶级斗争来。
毫不奇怪，刘、周、陈、邓都是大搞阶级斗争的能手。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在镇反、暴力土改、反高饶、反胡风、肃反、反右、拔白旗、反彭德怀和大跃進、人民公社等运动中，他们都紧跟毛泽东，是毛的亲密助手，同毛一道，在中国制造了数千万人死亡的悲剧。庐山会议后，他们觉得毛越来越独断专行，觉得他们自己也越来越不安全，不仅怕当彭德怀第二、第三，更怕他们的党被毛一意孤行毁于一旦。因此，他们力图利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机会，逐渐驾空毛泽东，使他成为一个名誉主席。但他们也知道，嗜权如命又聪明透顶的毛泽东，不会轻易陷入他们设计的圈套，于是，他们便“顺水推舟”来制造“紧跟”假象，借以麻痹对方。果然，他们在9月北京举行中共工作会议上，“顺”《前十条》的“水”，“推”出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的“舟”。《后十条》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作了更加严重的估计，对基层政权的问题看得十分严重，第一次提出了“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的概念，比《前十条》更左。《后十条》的出笼，使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
在刘少奇挂帅和亲自指挥下，“四清”运动以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在全国各地展开。全国各地实行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个县的办法。县以下由工作队统一领导，集中大量工作队员，开赴到各公社、大队、生产队，开展“四清”运动。据报导，江苏省组织了一支8万人左右的“四清”工作队，山东省参加运动的工作人员达5.4万人，浙江全省共抽调干部3.14万人搞“四清”，江西省则抽调干部2.92万人……“四清”运动本来就是权力斗争的产物，按后来的正统说法是“左”倾思潮的产物。由于自上而下不断反右倾，强调大兵团作战，热衷夺权，使运动充满火药味，血腥局面不断涌现。例如，陕西省长安县是全国典型。那里搞“四清”时，斗争手段以揭发批判为主，对其中所谓的“坏中之坏”、“霸中之霸”，大张旗鼓地進行公判，打击其“反动气焰”，对于那些久斗不服的“死顽固”、“牛皮筋”、“老狐狸”、“母老虎”、“老运动员”、“橡皮碉堡”等，狠批硬斗，甚至动手打耳光，碰头，有的当场被打得头破血流……在贵州，连邓小平的亲兄弟县委书记邓蜀平，也没躲过劫难，被迫自杀身亡。
1964～1965年，笔者在黑龙江省宁安县莲花一队搞过“四清”，担任工作组的材料员。运动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式進行，每个生产大队派工作队员30～60名不等。运动开始，首先大规模培训工作队队员。培训中，组织者把农村描绘成漆黑一团，许多生产大队或生产队已经烂掉，有三分之一的社队领导权不在共产党手里。工作队進村后，首先夺权，原干部一律靠边，等待审查。接着访贫问苦，开展忆苦思甜教育，通过扎根串连，重组阶级队伍，为重建农村政权做准备。对干部审查是，先“洗温水澡”，“解放”问题不大的干部，让他们“轻装上阵”，“共同对敌”。对重点审查人物，发动群众揭批和斗争。在莲花一队，斗争会上也发生打人、捆人，一人自杀。
与此同时，刘少奇派夫人王光美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四清”蹲点，搞了个著名的《桃园经验》。她先搞“扎根串连”，然后搞“四清”，再搞血腥的对敌斗争；对待忠于中共和毛泽东的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多数都成了重点揭发和批斗对象；她强调“四不清”干部在上边都有根子，必然要用各种方法抵抗运动，不解决上边问题，“四清”就搞不彻底；她还强调“四清”的内容已经不止是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现在是要解决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上的“四不清”，等等。
应该说，刘少奇的做法和他的《桃园经验》，既符合毛“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形势评估，也符合毛关于防止基层“官僚主义者阶级”夺取政权的论断。然而，敏锐的毛泽东察觉：《桃园经验》与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大相径庭，特别是“七千人大会”后，一股对他不满的潜流正在全党上下广泛蔓延；刘少奇主持的纠偏工作，背离了他的方针，但其威望却与日俱增，已形成一山二虎之势。这不能不使毛泽东怀疑刘谋图：驾空不成，以极左面孔出现，力图把水搅混。
“四清”运动在刘少奇的直接指挥下，全国有532.7万多人接受审查和批判，在城市有4,128人致死，在农村有73,432人被打死或自杀，基层党员干部怨言很多。毛泽东趁机发泄对刘少奇的不满，指责其为“形左实右”。
有人论证说，毛、刘的分歧在于对“四清”的矛盾性质看法不同。刘少奇认为“四清”矛盾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毛泽东则坚持认为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有人还论证毛、刘分歧说，毛泽东的打击面小，但是打得狠，往死里打，当作敌人来打；刘少奇的打击面大，贪污百八十块钱的，占集体小便宜的，全面收拾一通，但是下手比较温和，整掉了毛病还是自己人。这都是表面看问题。事实上到1964年年底，在中共党内，“四清”政策上的分歧已经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察觉，刘甚至包括周、陈、邓等人，对他的权力已经构成了严重威胁。于是，他对刘主持的“四清”工作横挑鼻子竖挑眼，竟达到了出尔反尔的地步。
毛泽东说“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要“洗刷几百万”，刘少奇“顺”其思路，采取“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等方法去分清政权的敌我性质，此法被毛批准全国执行；但不久，毛批其为“神密主义”，指责其为“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大兵团作战是毛的“杰作”，刘“顺”其思路，将大批干部集中到少数几个点上搞“四清”，此法被毛批准全国实施；但不久，又被毛斥责为“不相信群众”。风光一时的《桃园经验》，是毛批准向全国推广的；但不久，毛又反悔，竟批其为“大毒草”。一山岂容二虎？不论你怎样挖空心思顺水推舟，都是想占山为王，我岂能让你得逞！
1964年12月20日下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刘在讨论“四清”性质问题时，发生冲突。刘少奇说：“这个主要矛盾怎么讲法？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毛泽东不屑地说：“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到了26日，毛泽东又当众指责刘少奇“摸到一点东西就翘尾巴！”发泄了对《桃园经验》的不满。在扩大会上，毛对刘发泄的结果是怒出《二十三条》，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这个结果，实际上剥夺了刘少奇主持“四清”运动的帅印。
此刻，聪明的刘少奇可能看出，毛发动“四清”的目的已不是整基层党员干部。因为，毛说要“洗刷几百万”，而他才整了几十万，怎么能说“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呢？显然，毛是在借“四清”制造阶级斗争的舆论。当紧张氛围形成以后，毛就要用阶级斗争的大棒打他了。可惜，他觉悟得晚了。
据近来披露的《林彪日记》中记载：“1964年12月27日。好不寻常！我、伯达、康生，成了毛生日座上贵客，还有婆娘（笔者：林彪私下对江青的称呼）。毛喝了一瓶白沙液（笔者：湖南第一酒），翻来覆去问：‘中央有人要抢班夺权，怎么办？要搞修正主义，怎么办？’又问：‘军队不会跟着搞修正主义吧！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央书记处都要排斥姓毛的。毛还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要逼我造反，我就造个天翻地乱。’”“今天，毛来电吩咐说：‘昨天我生日，心情舒畅，酒喝了过多，发了一通，不算数’，要我们不要传开。我想毛下一步要从北京市委、从计委、从中办、从文化部开刀。感到毛要整人了。”
《二十三条》制定和下达后，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的“四清”，从经济走上政治，突变成了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和清思想。为此，各地纠正了刘少奇一些更左的做法，解放了很多基层干部，受到基层干部的欢迎，上下关系、干群关系和城乡一度紧张的局面也有所缓和。但是，《二十三条》明确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矛头公开指向刘少奇所代表的党内右派集团。六年后，即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毫不忌讳地对美国记者斯诺说，《二十三条》就是要从政治上搞掉刘少奇。这表明，“七千人大会”后，毛、刘的第一个回合较量，以毛泽东胜利而告终。
毛泽东为什么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概念取代“官僚主义者阶级”概念呢？这是耐人寻味的。可能毛泽东发现，使用“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个概念推演下去，势必危及到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因此，使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概念，比较准确、安全。
但是，不管毛泽东把文字游戏玩得如何眼花缭乱，无法回避的是，不使用“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个概念，并不证明“官僚主义者阶级”不存在。二十世纪的历史证明，当垄断了全国一切资源的“三大改造”使毛泽东和中共变成全国唯一雇主后，便产生了一大批现代中国的官僚特权阶级。到了“改革开放”的八、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初，这个占有全国权力和资源的官僚特权阶级，在官商一体中，又大显身手，逐渐演变为官僚特权阶级与官僚垄断资本家相结合的红色资产阶级。如果说中国红色资产阶级的产生、发展和富有，同中国广大工人、农民特别是其中的弱势人群相对贫困化，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主要成果，那么，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所孳生的官僚特权阶级，则是这个“主要成果”的执导者。
明修栈道——四清
帖子由 于松然 » 2024年1月10日
“四清”中黑龙江省阿城县阿什河公社的批斗会
作者：于松然
历史已经表明，刘少奇等人的“三自一包”政策，是对农民的“让步”，缓解了“三面红旗”对农业生产的破坏，恢复了部分粮食生产的活力，至少挽救了一千万农民的生命。因此，在纠正“三面红旗”的巨大破坏问题上，刘少奇等人的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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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夏天，由江青同乡好友孟起改编的昆剧《李慧娘》在北京上演（右图）。戏中描写李慧娘死后报仇并援救裴舜卿的故事：李与太学生裴舜卿的相爱为贾似道所忌，终为贾杀害。《李慧娘》揭露了南宋末年奸臣贾似道的荒淫残暴，歌颂了被贾杀死的李慧娘化成厉鬼也要与仇人拼到底的死而不已的斗争精神，是一出富有人民性的好戏，因而受到了好评。廖在《有鬼无害论》一文中写道：“我们对文学遗产所要继承的，当然不是它的迷信思想，而是它反抗压迫的斗争精神。我们要查问的，不是李慧娘是人是鬼，而是她代表谁和反抗谁。用一句孩子们看戏通常所要问的话：她是个好鬼，还是个坏鬼。如果是个好鬼，能鼓舞人们的斗志，在戏台上多出现几次，那又有什么妨害呢？”这与毛泽东对他侄孙女王海容说的“《聊斋》可以读，写得好。《聊斋》写的那些狐狸精可善良啦！帮助人可主动啦！”有什么区别？
区别有。区别的关键是：昆剧《李慧娘》是文学艺术界的御用权贵和精英们力荐的大作，《有鬼无害论》作者则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手下的一员大将，他们都是毛泽东正在设法清除的人。矛头所向，显然是毛、江床上早已议定了的。一九六二年冬，刚刚“批判”了“反党小说”《刘志丹》的康生，听说江青要批鬼戏，原本说《李慧娘》“不出鬼魂就不看”的他，旋即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狠狠批评中宣部、文化部“右倾”，要追查“鬼戏泛滥”的责任，迫使文化部党组向中共宣传部写了《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并点了《有鬼无害论》的名。1963年3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自此，全国各地，不论城乡，“鬼戏”一律禁止演出。
江青看了这份报告不太满意，说道：“点了‘有鬼无害论’，为什么不点出文章作者‘繁星’？不点‘繁星’的真名实姓廖沫沙？”江青觉得不解气，认为文化部党组的报告不过是“官样文章”，她要“冲破封锁”。人们已从江青“不满意”和“不解气”中，看到了她背后的身影及其清除异己的政治计谋。于是，一篇点名批判孟超剧本《李慧娘》和廖沫沙剧评《有鬼无害论》署名梁壁辉的文章《“有鬼无害”论》，便在1963年5月6日上海《文汇报》上发表。“梁壁辉”为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部长俞铭璜也。
原来，江青没有批“有鬼无害”的文才，她便跑到上海求助于提倡“大演十三年”的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此时正欲更上一层楼的柯庆施，欣然领命，便找来了由“苏中才子”之称的华东局宣传部部长俞铭璜。据柯庆施死后的继任者陈丕显回忆：“对俞铭璜同志，我在战争年代就和他很熟悉。他长期在我任区党委书记的苏中根据地负责宣传工作，是江苏有名的‘秀才’。据我所知，他对批‘有鬼无害’是有顾忌的。毛主席曾提倡过写些‘不怕鬼’的故事，而《有鬼无害论》这篇文章又是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同志写的，所以这篇批判文章很难写。无奈，这是柯庆施直接压下来的‘政治任务’，俞铭璜只好关起门来搜肠刮肚。这种心境下写出的文章自然难以令柯庆施满意，于是柯又让张春桥大加修改后才发表。因此文章见报时署名‘梁璧辉’——取‘两笔挥’之谐音，意即两人合写。”当年上海《文汇报》文艺部主任唐振常，得知这篇稿子“来头不小”，便“奉命照登”。这就是数年后江青所说的“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的内幕。
《“有鬼无害”论》炮制出笼，预示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
《“有鬼无害”论》像颗重磅炸弹，把文化部炸得晕头转向，并使刘、邓得力干将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倍感紧张。廖沫沙的文章连同剧本《李慧娘》一起受到了围剿和批判。据说，有人作过统计，在半年的时间里，在中央和省市主要报刊上，批判孟起改编的昆剧《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不下500篇。
在康生和江青的压力下，中宣部主管文艺界的领导周扬、林默涵等人，采用“舍车保帅”的策略，先抛出“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文学家邵荃麟当活靶，批判他的“中间人物论”。但江青和康生不买他们的账。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江、康在全国上下，展开了对文学艺术界的全面清剿。
电影《北国江南》、《林家铺子》、《早春二月》、《不夜城》、《舞台姐妹》、《桃花扇》、《阿诗玛》、《逆风千里》等，以及田汉的京剧《谢瑶环》受到了批判；马烽的《三年早知道》，西戎的《赖大嫂》，张庆田的《“老坚决”外传》和《对手》，刘澍德的《老牛筋》，欧阳山的《在软席卧车里》，舒群的《在厂史以外》，菡子的《父子》，陈翔鹤的《广陵散》等短篇小说，也先后受到了批判；刘澍德的《归家》，汉水的《勇往直前》，欧阳山的《三家巷》、《苦斗》，羽山和徐昌霖的《东风化雨》等中、长篇小说，以及黄秋耘的杂文《破水瓢的启示》和《人尽其才》，孟超的《剧苑管窥录》，等等，也没有逃脱被批判的命运；其中，有的被批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
到了1965年，中国的报纸刊物，更充满着火药味儿：
一月，《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开始批判历史小说《柳宗元被贬》。柳宗元“被贬”，被“索隐”为彭德怀“被贬”。《文艺报》开始批判康濯的短篇小说《代理人》和长篇小说《水滴石穿》。
二月，《电影文学》批判“一部散发着资产阶级和平主义思想毒素”的电影剧本《亲人》。《文艺报》则批判陈翔鹤的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
三月，《人民日报》发表齐向群的《重评孟超新编〈李慧娘〉》的文章。此时的《李慧娘》被定性为“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张春桥更认为是“借厉鬼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
五月，《光明日报》发表《夏衍同志改编的影片〈林家铺子〉必须批判》。
六月，《工人日报》发表《〈不夜城〉必须彻底批判》。
被批判为“大毒草”和“有严重错误”的影片，到了文革，已攀升到四百部（1）以上。
就在这样的“必须批判”、“彻底批判”声浪之中，中共中央在四月七日作出《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问题的批复》，免去了齐燕铭、夏衍在文化部的领导职务，砍掉了周扬的左右手。电影界开始批判所谓“夏陈路线”，亦即“夏衍、陈荒煤路线”。
在这样的“必须批判”、“彻底批判”声浪之中，毛泽东在春节谈话中又对文艺工作者作了更加严厉的命令：“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统统轰下乡，分期分批下放到农村、工厂……你不下去就不开饭，下去就开饭。”在“便于领导”的高度国有化和集体化了的中国，“吃饭权”这个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权，已牢牢地掌握在雇主毛泽东和他的党臣手中。“吃饭权”原则也从“不劳动不得食”发展为“不服从不得食”——这个在任何社会里，他们的帝王或总统都无法办到的事，在社会主义中国，通过掠夺而垄断了全国全部资源成了唯一雇主毛泽东，他办到了！
其时的毛泽东，已经不是七年前的毛泽东。七年前，1957年3月8日，他同文艺界代表谈话时说：“解决思想问题，不能用专制、武断、压制的办法，要人服，就要说服，而不能压服。”
此时的文学艺术部门，已经是“洪洞县里无好人”。 文化部大改组后，一位新上任文化部主持工作的“新文化部”第一副部长肖望东，在起草的一份正式文件中说，要对文化部门“犁庭扫院”、“彻底清洗”。如果这个文件起草在1957年6月，他铁定是一个极右的右派分子，然而，紧跟毛泽东的“为政治服务”，却使他飞黄腾达，成了革命左派。真乃此一时，彼一时也。
然而，“新文化部”的命运并不比“老文化部”好。1967年1月19日，随同全国夺权的浪潮，造反派宣布夺取了“新文化部”的领导权，领导干部全部靠边站。3月，戚本禹到文化部当众宣布，由金敬迈(笔者：小说《欧阳海之歌》的作者)负责文化部的工作。这个成立不到两年的“新文化部”，就在这种不明不白中宣告结束，它的主人代理部长肖望东将军，也被打倒，关押北京西郊监狱达9年，故人称其为“短命部长”。
附1、《毒草及有严重错误影片四百部》，
其中有：《 清宫秘史》等故事片200部，《万象更新》等新闻记录片30部，《桂林山水》等科教片30部，《大闹天宫》等美术片20部，《马路天使》等三十年代与香港影片20部，包括前苏联在内等外国翻译故事片100部。
江青第一炮：批《有鬼无害论》
帖子由 于松然 » 2024年1月10日
作者：于松然
江青出山后的第一炮，就轰向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
《李慧娘》剧照
《有鬼无害论》是《北京晚报》编辑在得知廖看了昆剧《李慧娘》后，电话约他写的一篇剧评。1961年8月31日，《北京晚报》刊出了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一文，署名“繁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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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提出毛泽东有憎恶知识分子情结时，权贵和御用精英们就会加以反驳。例如：
毛泽东曾说过：“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又说：“当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迅速向前发展的时候，我们需要大批的知识分子来领导，需要大批的精练的先锋队来开辟道路”。“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阶级和基础力量。”还说：“我们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文化不发达，所以对于知识分子觉得特别宝贵。……我们尊重知识分子是完全应该的。”据此，权贵和御用精英们便著书说：“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的奠基者和倡导者。在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感召和激励广大知识分子，以饱满的爱国主义热情积极投身于革命和建设的洪流之中，充分发挥聪明和才智，作出无愧于时代的历史性贡献。” “毛泽东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每个重大关头，都十分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
毛泽东说：“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无知的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单靠老粗是不行的。中国应该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据此，权贵和御用精英们便著书论证说：“在高科技领域取得“两弹一星”的辉煌成果，证明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从理论到实践均获得巨大成功。”
不过，权贵和御用精英们也承认：“令人惋惜的是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左”的错误，其中，包括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错误，对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严重损失。”但对造成“‘左’的错误”的原因，他们往往归结为毛的错误被林彪、江青、康生等野心家所利用，着意回避体制和毛个人品质上的原因。
在中共党内，权贵和御用精英们本身大都是知识分子，但对知识分子也存在轻视和偏见。例如，毛泽东的秘书被称为党内理论家的胡乔木也说：“在革命战争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中国农民的直接贡献确实比知识分子大得多，大多数知识分子当时被认为是站在资产阶级和地主方面。”当周恩来等人提出给知识分子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时，时任中共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文革中遭批斗、打倒）说：“知识分子没有什么变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不能摘。”他们甚至还把中共革命过程中的一些失利，都归罪到知识分子身上。
中国有句谚语叫“听其言，观其行。”人们从毛泽东五十多年革命史中，又悟出了一条经验：要搞清毛私下说的、具体做的，不可轻信毛书里写的、公开讲的。
人们在聆听毛泽东“要尊重知识分子”的教诲时会发现，毛泽东做的与他说的并不完全一致，甚至完全相反。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来棣研究员在《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书中披露，上世纪二十年代，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把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看作“半反革命”和“极端的反革命派”，统称为“反动派知识阶级”。但为了掩人耳目，“1951年毛泽东将此文收入《毛选》时，却把将近原文一半的篇幅尽数删去，他所删去的是敌视知识分子的观点。”
毛泽东敌视知识分子是有“理论”根据的，这个根据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创造世界”说。从广义上来说，包涵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劳动创造世界”说，没有什么错；但当马列毛主义者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割裂并对立起来时，以知识分子为主构成的白领管理层、决策层和文、教、卫阶层，都成了与工农兵劳动阶级相对立的剥削阶级（或曰准剥削阶级），因而成了工农兵阶级的敌人和革命对象（或曰准敌人和革命对象）。于是，只承认体力劳动是“劳动创造世界”主体的马列毛主义劳动说，便成了改造、镇压知识分子的“理论”根据。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知识分子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工农兵要领导学校”和“工农兵要占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等系列“最高指示”，便应劫而生，“理直气壮”地风行全国一二十年。
1942年，中共中央研究院任特别研究员的王实味，初到延安不知就里，天真地响应中共“向党组织和各级领导人提意见”的号召，写了几篇《野百合花》等杂文，批评了中共干部生活待遇上“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度”。在延安整风中，王的批评被毛发现，旋以“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罪名遭批斗、逮捕。1947年7月1日凌晨，王终被砍头残杀于枯井中，造成了中共有记载以来的第一个文字狱：“王实味冤案”。然而，在平反“王实味冤案”时，权贵和御用精英们，却把制造这起冤案的罪责扣到执行者康生的头上，有意放过主谋毛泽东和刽子手贺龙。据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回忆，除“王实味冤案”外，整风、“抢救”运动中，“延安80%的知识分子上台‘坦白’，被‘抢救’成特务，结果这些人中，一个特务也没有。”毛泽东“延安抢救”运动对知识分子的残酷批斗，是继“打土豪，分田地”后，又一次对真、善、美中国传统文明的颠覆。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知识分子是敌对势力，不能改造，就应打倒。1951年5月，他发动的批判电影“武训传”，拉开了“改造”知识分子运动的序幕。
《武训传》是部描写清末贫苦农民武训用磕头讨钱的方式兴办学校的故事影片。作者有意告诫主政者，富民强国当以教育为先。这对急于搞无产阶级专政的毛泽东来说，不啻是个“严重的挑战”。1951年5月20日，毛泽东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了批判文章，号召“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他认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因为它“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承认或者容忍对武训的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诬蔑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中国历史，诬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是向“反动思想投降”，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接着，他用他的权力和他惯用的无限上纲式的批判手段，把评价电影《武训传》的所谓“讨论”，变成了一场政治批判运动。在以枪杆子为后盾的“讨论”运动中，电影《武训传》的编导、主要演员和48篇赞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及其作者，都遭到了无情批判。毛泽东批《武训传》的胜利，实质上开始了以阶级斗争即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代表的西式马列独裁文化的赤化革命。这个赤化革命，是以批判、丑化、最后颠覆以真、善、美为代表的儒释道文化和以自由、民主和人权为代表的普世文化为目的的。
批判《武训传》的硝烟未散，毛泽东又发动了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1951年10月23日，他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说：“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一方面他公开说要“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所谓的“思想改造运动”，另一方面他又发出内部文件，通知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在所有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和高中以上的学生中，开展“思想改造工作”，要他们“忠诚老实交清历史”，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清除学校中的“反动遗迹”，使全国学校完全被党掌控。这种外称“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的“思想改造”而内行“清理反革命”两面作法，被毛泽东称为“内外有别”。这是中共以谎言为主旨的赤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于是，全国各地学校开展了大规模的清查反革命为目的的“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运动”。
在“脱胎换骨”中，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在高压下，都纷纷批判、丑化自己，一个接一个地“脱”掉了个人尊严、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诤“胎”，“换”成了阿谀争宠的媚“骨”和逆来顺受的软“骨”。例如，曾在20世纪30年代主持建造杭州钱塘江大桥而闻名于世的著名桥梁专家、铁道部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茅以升，往自己脸上泼粪说：“我于1920年初返国，自此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对于反动统治下的所谓建设，但求能参加促成，而不惜阿附其权势”。他甚至根据马列毛“劳动创造世界”说，给自己戴上了个“剥削者”的帽子。他说：“这种剥削手段，最集中地表现在钱塘江桥工程上，那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我因此而得名。”著名物理学家、清华大学教务长周培源，曾在美国参加过军事科学研究，在“脱胎换骨”时咒骂自己说，他在美国从事研究“是我一生历史上最可耻的一页”，“我要控诉我自己，控诉我这个丧失人民立场，甘心为美国刽子手作帮凶的所谓科学工作者。”著名建筑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发表文章斥责自己说：“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语言学家、北京大学教授罗常培，发文质问自己：“我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为谁服务？”著名文学史家、北京大学教授游国恩发文坦白：“我在解放前走的是怎样一条道路。”《黄河大合唱》歌词作者、中央戏剧学院教育长光未然，发文则要求自己，要“正视自己的错误。”等等。
1955年，毛泽东一手制造了“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曾被中共认作是反对国民党的“党外進步作家”胡风，自作多情地向中共提出了洋洋30万言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阐明自己的文艺观点，希望中共能采纳他的意见。由于《报告》里有些观点如“主观战斗精神”等，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观点相左，毛泽东看后勃然大怒，遂脱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闻者足戒”的伪装，罗织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用他惯用的无限上纲置人于死地的抨击手段，在《人民日报》上杀气腾腾地写道：“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是以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反动军官、共产党的叛徒为骨干组成的反革命派别”，“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胡风夫妇于1955年5月17日被捕，其他“胡风分子”也陆续锒铛入狱，冤案涉及作家等知识分子2,100多人。当年年轻幼稚的笔者（19岁），不经意说路翎(胡风集团成员)的小说《洼地下的战役》写得不错而惨遭批斗。胡风被判无期徒刑，毛死后才被彻底平反。
为了驯服知识分子，使他们俯首帖耳，彻底趴下，1957年，毛泽东运用“引蛇出洞”的“阳谋”，发动了整肃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
为了“引蛇出洞”，他设计了“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圈套，并在圈套上镶嵌了金色的光环。他像骗子那样，信誓旦旦地保证共产党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声称“双百方针”“也是我们進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号召“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向共产党提批评意见。4月30日，他甚至对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说：“大学里如果对党委制有意见，可以考虑取消；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以天下为己任”传统的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终于为毛泽东的“诚意”所感动，纷纷在鸣放座谈会上开怀畅言，“大鸣大放”，向共产党進言。《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指出“党天下”的弊端，交通部部长章伯钧提出“政治设计院”的构想……5月15日，毛泽东突然变脸，写了一篇供党内干部阅读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把“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赞成民主”的人，统统称为“右派”。6月8日，他用“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在全国开展了所谓的“反右派斗争”。全国有55万在“大鸣大放”中直言敢谏的知识分子，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近百万人被内定为中右和异己分子，数十万有不满言论的工人、农民被打成坏分子，数万人在运动中被打死、自杀，或在劳改中死亡，数不清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一千多万人受株连。笔者时在长沙高级工程兵学校（今国防科大）战术系任炮兵教员，五十多人被打成右派，两人自杀，数十人被结论为“中右”、“阶级异己分子”，记录在档案中，发配到北大荒劳动。笔者为后者其中之一。
反右中，有人指责毛借整风之名来反右是阴谋，毛泽东对答说：“这是阳谋。”有人指责毛是“秦始皇”，毛泽东对答说：“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一年后的4月6日，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有声有色地说：“蛇不让它出来怎么能捉它？我们要叫那些王八蛋出来唱戏，在报纸上放屁，长长他们的志气。”“我们是一逼一捉，一斗一捉，城里捉，乡里斗，好办事。”前者是否画出了一个帝王独裁者嘴脸？后者是否又画出了个无赖痞子的丑态？请读者自断。
更令人惊讶的是，毛泽东彻底否定了他曾热情颂扬过的鲁迅。人们不会忘记，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写得那些无法超高的赞美辞：“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是……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然而，到了他掌握最高权力之后，便不需鲁迅的硬骨和傲骨，更不需要知识分子的个人尊严、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他需要是俯首帖耳的媚骨和逆来顺受的软骨。著名作家、演员黄宗英以当事人的身份，在《我亲聆毛泽东罗稷南对话》一文中写道：
“1957年7月7日，忽传毛主席晚上要见我们。我们被领進一间不大的会场，我又见主席兴致勃勃地问：‘你现在怎么样啊？’罗稷南答：‘现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鲁迅么──’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如果不是三十年代曾有恩于毛泽东，伟岸不群的大翻译家罗稷南敢这么问吗？值得庆幸的是鲁迅，他只活了55岁。如果能活到76岁以上，他可能是大右派“章伯均”，抑或是大媚骨“郭沫若”；假如再“聪明”些抑或幸运些，也许能关住门窗，与钱钟书一起，在故纸堆里游弋！
蔑视知识分子莫过于他对外国人说的那句话了。1967年5月，毛泽东同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谈话时说；“知识分子从来是转变、察觉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此时，他已经推翻了他先前说的那样：知识分子“是这个专政的领导阶级和基础力量。”
毛泽东的憎恶知识分子情结
帖子由 于松然 » 2024年1月10日
作者：于松然
有人认为，毛泽东对文化艺术界知识分子有偏见。其实，何止文化艺术界？翻开他的历史看看，可以这么说，他对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存在着很大的偏见，甚至敌视，存在着挥之不去的憎恶知识分子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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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年初，毛泽东就开始构想公社问题，即“小社变大社”的意见。7月1日，陈伯达在北京大学讲演时，首次公开了毛泽东对把工、农、商、学、兵组织成为一个大公社的总体方案。到8月初，毛泽东说了一句“人民公社好”之后，全国七十四万多个集体所有制的高级农业合作社，先后合并成两万六千多个全民所有制的人民公社。到10月底，全国农村实现人民公社化。
1958年8月29日，在毛泽东的推动下，中共中央在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中写道：“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甚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11月，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坚定地说：“苦战3年，再搞12年，15年过渡到共产主义。”毛泽东还说，中国“现在已开始第二个过渡，吃饭不要钱”，“公社是1958年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是1958年大跃進的产物。公社是实行两个过渡的产物。”毛泽东断言：“如何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如何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斯大林没有找到适当的形式，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我们有了人民公社，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并且将成为我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11月21日，在武昌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得意忘形地说：“我们可能搞得快一些，看起来我们的群众路线是好办。”“苏联已经搞了41年，再搞12年还没有过渡，落在我们的后头，现在已经发慌了。他们没有人民公社，他搞不上去，我们抢上去，……我们要逼他先过渡，没有这种形势是不行的。”然而，苏联没被他逼上“过渡”路，中国却在他的率领下去“过渡”，结果，3,000～4,500万农民在“过渡”中变成饿殍，人民公社的全民所有制也被迫“渡”回到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给历史留下了可悲、可耻又可咒的一页。
为了活命，在党内右派“修正”力量的支持下，农民们用“三自一包”、“四大自由”（雇工、贸易、借贷、租地不加限制）等初级市场模式，与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相对抗，结果遭到了毛泽东的无理批判和残酷镇压。在毛泽东的人民公社时代，亿万农民在贫病交迫中，煎熬了一年又一年。到了毛泽东死后的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十八户农民忍无可忍，签订“血”约，揭“书”而起，砸开了人民公社枷锁，率先分田到户。小岗村十八户农民的勇敢行动，得到了全国农民的热烈响应，也受到了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的支持。很快，中国农民们，把罪恶的、横行了20多年的人民公社和它的前身农业合作社送了终。
在中国横行的20多年里，人民公社产下了一个怪胎——大寨。
“寨”，往往使人联想到“兵”，事实也确如此。所谓大寨，原是屯兵的营寨，住的是“平定”周围的官兵及眷属。然而，大寨这个怪胎，在毛泽东“农业学大寨”的命令下，却在中国红红火火地辉煌了十五六个年头，使六亿多农民吃尽了苦头。
请看，当年的大寨何等辉煌！
自1964年12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要学大寨精神”并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起，到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的批语》止，到大寨参观学习的人数高达700多万人次。在国外，世界134个国家的25,470多名外宾，也到大寨参观。在国内，除毛泽东外，从国务院总理到省、市、地、县直到公社生产队长各级干部，大多数都来大寨“学习”过。来大寨考察、“学习”的经济学家、哲学家、教授等学者络绎不绝，文学家、诗人、记者连篇累牍地发文、咏诗、题辞，赞颂之词充斥全国大小报章，歌唱家们吼声高放，把“大寨的红花遍地开”唱遍全国大街小巷和穷乡僻壤……期间，大寨的领头人陈永贵，从大寨党支部书记、中共昔阳县委书记，一路飚升到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中共九大的山西省的代表、中共九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和十届、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跃升为主管全国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成了中外千古难得一见的农民宰相。
毛泽东看上了陈永贵
大寨，一个六七十户农家、不足300口人的小山村，何以能如此辉煌？要解读大寨，就要读懂他的领头人陈永贵，因为，陈永贵是解读大寨历史的钥匙。九十年代，史学家吴思写了一部书，书名是“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吴思的书名准确地道出了大寨辉煌的原因：
毛泽东看上陈永贵决非心血来潮，而是深思熟虑的个人崇拜政治谋略之一。
在1962年9月的中共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为捍卫“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的人民公社正确性，狠批了“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的“单干风”。尽管没有人敢站出来公开对抗他，但他十分清楚，反对人民公社的，无论党内党外都大有人在。因此，在狠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单干风”的同时，他必须树立典型人物来“说服教育”反对者。这个典型终于找到了，就是昔阳县大寨大队的陈永贵。
陈永贵虽是个文盲，却是个能吃苦耐劳又聪明狡黠而长于计谋的农民。
毛泽东看上了陈永贵什么呢？
毛泽东看上了陈永贵感谢共产党是真心的，不计较他曾经是“陈二鬼子”。
1915年2月14日，农历正月初一，陈永贵出生于山西省昔阳县大寨乡小南山村，为长子。六岁那年，由于生活所迫，父亲陈志如先后卖掉他的母亲、姐姐和弟弟后，带着他来到大寨。一年后，父亲不堪生活的窘迫，活不下去了，独自跑回了老家石山村，一根绳子吊死在祖坟前的老松树上。饥饿夺走了他的母亲、姐姐和弟弟，饥饿又夺走了他的父亲，使他成为孤儿。他在贾氏宗族孟老人和她的儿媳妇稳周老人的收养下，长大成人，成了一个能说会道的棒小伙子。二十七岁结了婚，生了长子陈明珠。
乱世出英雄。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人和日本人在昔阳“拉锯”。据昔阳县县志记载，在扫荡和反扫荡中，有四五百人被日军刺死、烧死、活埋和机枪射杀，遇害事件比比皆是。既怕日本人又怕八路军的大寨当权人，就想请一个人出来维持维持。他们看中了长工出身的陈永贵，看中了他胆大心细、能言善辩，又能随机应变。于是，陈永贵当上了大寨村伪维持会的代表、伪村长、日伪特务外围组织“兴亚会”的情报员，常出入于日本人的炮楼和村落之间，时称“陈二鬼子”。其时，他也给大寨人办了一些好事。
日本投降后，昔阳成了共产党的天下，全县掀起了土改运动和反奸复仇清算血债的群众运动。当年与日本人有染的人，个个受审，人人过关，不少给日本人干过事的人，被人们枪杀或用石头砸死。陈永贵自然也躲不过这场审查。他被拘留起来，五花大绑在村里挨斗、挨了不少拳头。他担心自己过不了这一关，就向他的好友共产党第一任大寨村村长赵怀恩托孤说：“我明珠小，托付给你，你给我招呼他长大！”当时赵怀恩和有些村民，替陈永贵说了不少好话。他们说，日本人来了，总要有人出面吧？别人不敢，他胆大，就当了伪代表，又没作什么坏事。话说得很有道理，被共产党采纳。共产党的谅解不仅使陈永贵保住了一条命，在被史称“中共对农民的第一次掠夺”的土改运动中，还分给他一处窑洞、十几亩地和几件家具。为感激共产党不杀之恩，感谢共产党分田之德，一句话便挂到他的嘴头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陈永贵！”
毛泽东还看上了陈永贵听毛主席的话，紧跟共产党，把大寨的农民一步一步硬拉進了人民公社。
1946年，陈永贵响应毛泽东和共产党“组织起来”的号召，参加了共产党员贾進才组织的好汉互助组。不久他发现，村子里还有一些缺乏劳动力的困难户没有组织起来，其中有的是曾养育过他的，有的是在反奸中替他说过好话的。陈永贵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他离开了“好汉组”，成立了一个“老少组”，把困难户都吸收到他的组里来。凭着他一身好庄稼把式和不怕吃亏的报恩心，当年秋季单产就超过了“好汉组”。到1949年冬，老少组便扩展到了49户，占了全村户数的70%。
1948年，经贾進才等人介绍，陈永贵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2年，陈永贵被评为山西省农业劳模，成了昔阳县内颇有名气的人物。1953年7月，陈永贵谈起自己热心互助合作的原因时说：“……我的思想，听了毛主席的话，是土改后农村的第二次革命，就是组织群众发展互助合作才能避免剥削，由穷变富，必走之路。”
1952年，由贾進才推荐，陈永贵出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
1953年，陈永贵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大寨用哄骗和压服相结合的手段成立了“新胜农业生产合作社”，任社长，代领农民们开始走他们不愿走的路。这一年统购任务四万二，他咬牙完成了四万五，狠狠地超了三千斤，受到了党和政府的表扬。
1955年，毛泽东说：“1955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12月，陈永贵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成立了高级农业合作社，自任社长。同全国各地一样，用“说服教育”、行政命令加批判“小农经济思想”亦即哄骗和压服相结合的手段，将农民们的农具、牲畜“作价”收为高级农业社所有，从此，农民们失去了一切生产资料。
1958年是“辉煌”的一年。那年，为响应毛主席“超英赶美”的“伟大号召”，各地丰产“卫星”纷纷上天，重磅“卫星”亩产竟高达十三多万斤。一流大科学家钱学森，也著文凑热闹说，根据他的“科学”计算，亩产可达五、六万斤。紧跟形势的陈永贵已按捺不住。据《昔阳农村经济史记》记载，陈永贵伙同第二生产队队长贾成富和副队长贾進才，在后底沟培养了3亩玉米丰产田，亩产达到14,436斤；在神土角，干圪梁上种植了二亩谷子试验田，每亩平均实产14,124斤，超过1956年最高年产量230斤的60多倍；他们培育的1.2亩高粱，共产高粱7,650斤，平均亩产6,375斤。笔者认为，陈永贵聪明之处在于，他没有放十多万斤的大“卫星”，只放了五万斤以下三颗中不溜“卫星”，符合钱学森“科学”。据报导，他的口号是：全党全民搞丰产，干部带头跑在前，队队保证放卫星，争取秋天上北京。
1958年毛泽东发出了“人民公社好”的号召。8月，陈永贵又从报纸上看到河南新乡专区办人民公社的消息，就对社员“耐心说服教育”说：“事物总是向前发展的，事情既然迟早总得办，倒不如把挨批评变成受表扬。”社员们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没有阻扰他。24日，他倡议创办的昔阳县第一个人民公社——昔阳县红旗人民公社宣告成立。高级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成立，被史称为“中共对农民的第二次掠夺”。在“第二次掠夺”中，陈永贵提刀纵马，成了先锋官之一。
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号召实现“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还多次警告：“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的阵地，社会主义的心脏，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陈永贵响应号召，牢记警告，在大寨办了三个公共食堂，还一度实行过吃饭不要钱、吃粮不定量。大寨办的公共食堂，尽管一年多才吃了19顿细粮，日常仍以窝头稀饭为主，但陈永贵还是高度赞美了他的公共食堂：全村吃饭到食堂，花样多种味美香。七天生活一改善，过节过年宰猪羊。一年多后，大寨的公共食堂同全国各地一样，也在一片愤怒地反抗声中垮了台。
毛泽东还看上了陈永贵的“大批促大干”，符合他的“革命加拼命”思想。
1953年，初级社刚成立，陈永贵就制订了治山治水十年规划。当年首战白驼沟，一个月中，他们投工1,500个，筑坝24条，造地5亩。据说,首战当年大功告成，陈永贵豪气冲天地将白驼沟命名为“合作沟”。
1955年冬，陈永贵开始了劳民伤财、破坏环境的三战狼窝掌沟。狼窝掌沟长约三里，宽约四丈，下点雨就山洪咆哮，能卷走一百多斤的大石头。一战狼窝掌沟时，全村50多个劳力，顶着呼呼的北风，搬着冰冷的石头，苦干三个月，垒起石坝38条，造地20多亩。1956年雨季，一场大雨过后，狼窝掌山洪爆发，将38条石坝连同20多亩庄稼一扫而光。当年再战，1957年夏一场大雨，大坝和庄稼又被冲了个精光。他没有灰心，当年排除异议，進行三战：70多个劳力苦干了27天，搬运数万土石方，用石灰30吨，筑大坝32条。据说，“终于驯服了狼窝掌沟。”
1963年夏，大寨大队遭遇特大洪水，给了大寨大队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大批社员房屋被冲毁，百分之七十的农民无家可归。尤其严重的是，陈永贵带领大寨农民辛辛苦苦干了十几年才修好的梯田，全部被洪水冲垮，庄稼和土壤全部被大水冲走。山西省委决定从国库中调出一批救济粮、救济物资和一部分救济款扶持大寨大队。但为响应毛主席“自力更生”的号召，陈永贵和大寨党支部作出了“三不要，三不少”的决定，即：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国家救济款，不要国家救济物资；当年社员口粮不少，社员收入不少，上交国家的统购粮不少。据说，农民们眼巴巴地望着到手的救济粮和物资又被拉走了，敢怒不敢言。
1963年下半年，大寨大队的社员在陈永贵的带领下，抢修梯田，重建房屋，抢种庄稼，经过几个月的“革命加拼命”，大寨在“大灾之年夺得了大丰收。”据说，1963年总产量达到了20多万斤，“不仅社员的口粮充足，还上交给国家12万斤。”被大水冲毁的房屋重建后，据说“比原来的更好，创造了一个奇迹。”据说，到了毛泽东死后的1980年11月，这些战天斗地的先進事迹，很多都变成了真假搀合的谎言。
毛泽东最看重陈永贵轻视生命、漠视人权、压制自由的无产阶级政治觉悟、路线觉悟和管理才干。
1957年，在帮助党“整风”的一个不平凡的夏季里，陈永贵当真动员了几次，号召大家给他提意见，可是成效不大。陈永贵装起下台架式。一次大会，群众问永贵怎么没来呀，县派驻队干部郝兑元依陈永贵之计说：“他还能参加会呀？”暗示陈已下台。会场上的农民们不知是计，七嘴八舌地出起气来。
复员军人、共产党员赵启福，带头指责陈永贵向国家卖粮太多，农民吃亏太多，指责办高级社“一切财务都归公，甚也得听他陈永贵的！”接着，胆大的农民们便骂将起来：
“陈永贵的胳膊弯不是往里曲，是往外曲哩！”
“哎！陈永贵卖粮有他的目的哩！”
“他卖粮是为了上太原吃白馍馍哩！”
“在大寨他学会了啥？他甚也没学会，就学会个卖粮！”
“干活没轻没重、没黑没白，还不如去当长工！”
“别的地方的狗是咬外，大寨喂下的狗是咬自己人！”
…………
不久，毛泽东说“事情正在起变化”，风向变了，陈永贵也立即组织反击。据报导，“支部及时组织社员，摆明事实提出问题，……狠狠地对资本主义思想進行了批判，党内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赵启福开除出党，歪风邪气压下去，朝气勃勃的社会主义正气迅速上升。”陈永贵学着毛泽东，对他的农民也玩了个漂亮的“引蛇出洞”。
1958年大跃進期间，有位社员对办食堂不满，说了句怪话，激怒了陈永贵。他声色俱厉地说：“反对公共食堂，就是反对人民公社，反对人民公社，就是反对总路线和社会主义！”这种无限上纲的毛式批判，吓得那个社员再也不敢“乱”说了。
1963年秋，面对大灾，陈永贵提出了“先治坡，后治窝”的口号，还有个口号叫“白天治坡，晚上治窝”。那时大寨人根据毛主席“革命加拼命”的思想，干起活来就得不要命：人们白天干在地里，晚上干在村里，早晨披星星，晚上戴月亮；对这种超时超强度的劳动，大家都咬牙坚持着，没有谁敢说一句“草包”话。超时超强度的劳动使社员赵小和赶着车困得睡着了，颠簸的大车把他从车上摔了下来，轧死在自己马车的车轮下。村里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陈永贵说，赵小和是为保护集体财产不幸牺牲的，是个好社员，“死得重如泰山！”
1966年，以郭凤莲为首的23名铁姑娘提出了嫁出大寨的要求，这在陈永贵看来无异于对大寨的背叛：全国都在学大寨，大寨的姑娘却“不愿在大寨找对象，眼睛盯着工人和干部”，这证明“大寨有新资产阶级思想，有新的阶级斗争”。爱情必须服从政治，没有恋爱自由可言。他决定首先解决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郭凤莲。于是，大队支委会共同来讨论郭凤莲的婚姻问题，“一致”决定她必须终止初恋。年仅19岁的郭凤莲泪下如雨，拒绝党支部干涉她的个人生活。陈永贵抛出杀手锏：“如不答应，开除党籍。”少女终于屈服。其余的少女们也只好斩断前情，被迫发誓“死了也不出大寨”。一场爱情的政治危机，就这样以陈永贵的全胜而告终。
此外，毛泽东还看上了陈永贵领导下的大寨，是个全国惟一什么经验都能出的地方。除“三战狼窝掌”外，诸如什么“七斗八斗”,“大批促大干”,“大批了还要大批”, “割资本主义尾巴”,“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斗一步，進一步；斗十步，進十步；步步斗，進一路”等等，都是大寨总结出来的推向全国的“革命加拼命”经验。可以说，陈永贵为树立毛泽东在农民中的个人崇拜，立下了汗马大功。
对毛泽东树立的陈永贵和大寨这个典型，各级干部谁敢怠慢？为了向“毛主席革命路线”表忠，六十九军军长谢振华奉周总理之命，派出一支400余人的队伍，帮助大寨修建了一个蓄水池，命名为“友谊水池”；听说大寨要搞“人造小平原”，有关单位马上派出了推土机；握有实权的一些领导干部，来参观学习时，还带来了化肥、良种、机械等生产物资，做为赠品、试用品，赠予或廉价售于大寨；农忙时，一些机关干部和大、中学生，“自愿”来大寨帮忙播种、收获……后来，由于“帮忙”人太多应接不暇了，才被陈永贵谢绝。
1964年12月21日，紧跟毛泽东的周恩来总理，在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将大寨精神概括为“第一，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第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第三，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这原则、精神和风格的概括，把大寨典型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毛泽东死后，随着人民公社解体，大寨这个被大树特树的典型，在多方指责下，也悄然倒下，随毛泽东而去。
1979年春，农业科学家杨显东博士，在全国政协常委小组会上发言，第一个揭开了大寨“盖子”：大寨片面强调“以粮为纲”，把其他经济都砍光了；毁林造田，大造山间小平原，结果是破坏生态平衡；社员家庭副业都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都成了穷光蛋；实行穷过渡，吃“大锅饭”，严重挫伤农民的积极性；大寨的自力更生是假的。杨显东博士还对陈永贵提出尖锐批评说：“我认为陈永贵欺骗了全国人民，欺骗了党中央……”
1979年9月开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机构，派出一批记者去昔阳县和大寨调查了40多天，写了两组内参。主要文章有：《大寨走向了反面》、《一部充满谎言的“大寨斗争史”》、《“七斗八斗”给大寨造成严重恶果》、《一整套对抗党的政策的极“左”做法压抑了大寨群众的积极性》、《昔阳学大寨“大批资本主义”的真相》、《昔阳学大寨“大干社会主义”的成败得失》、《从帮派掌权到家族统治》，等等。
据昔阳县志记载，在陈永贵统辖昔阳的13年间，昔阳在农田水利建设施工中，农民伤亡1,040人，其中死亡310人，同时又虚报产量2.7亿斤。据高级记者杨继绳披露，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湖南、湖北的一些农村，出现了几起十八九岁的少女因不堪忍受“学大寨”的繁重劳动而集体自杀的恶性事件。例如，在湖北省红安县，由于不堪贫困的煎熬，1975年的几个月中，就发生过52名女青年先后集体自杀的事件。又据1979年８月13日《人民日报》报导，陈永贵在昔阳县领导学大寨创大寨县运动中，被戴上各种帽子批斗的有2,061人，造成冤假错案3,028件，导致非正常死亡141人。据作家凌志军记载，非正常死亡的141人中，多是上吊、投水或跳崖自杀，有两人死于乱棒之下。
那么，全国在学大寨运动中造成了多少冤假错案呢?由于档案尘封，无据可查。笔者估算：全国2,000多个县，如平均按昔阳县的25%计，则全国在学大寨运动中的所造成的冤假错案，可能高达一百五十万件，包括农田水利建设施工在内的死亡人数至少在二十万以上！“农业学大寨”运动，被人们称作二十世纪最愚昧、最卑劣、最野蛮的运动之一。
在各方压力下，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在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时加了批语。《批语》承认，“历史已经证明，人为地树立先進典型，最终没有不失败的。”《批语》还第一次承认，对大寨这个“先進典型”，有些领导和部门“……滥用职权，动用国家财力、物力和人力去支撑所谓‘先進典型’的门面，甚至弄虚作假，欺骗上级，欺骗舆论。”《批语》回避了“农业学大寨”的始作俑者毛泽东和积极推行者周恩来的责任，以及由此带来的冤假错案和伤亡。但这个《批语》，还是把造成二十多万农民死亡的可悲、可耻又可咒的“农业学大寨”运动送了终。
在“农业学大寨”的冤假错案中，人们看到的多是一些抽象的数字，南方日报报业集团高级编辑鄢烈山所写的随感《西风残照大寨行》，多少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他写道：
“中国真正的英雄是谁？绝不是追随毛泽东搞‘穷过渡’，与天斗、地斗、人斗的陈永贵，而是李云河、戴浩天、徐适存、冯志来、陈新宁、杨伟名这些坚持独立思考、见识卓异、舍身为民请命的人！可是他们在当时皆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李云河24岁时即任浙江省永嘉县委书记，31岁的戴浩天是县委农村工作队长，二人在1956年不赞成毛泽东的农业集体化政策，在永嘉大力推行‘包产到户’。最后李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劳动改造，戴成了‘右派’加反革命，举家遣送农村管制。而支持李、戴，在会上喊过‘包产到户就是好’的农民徐适存，不‘适’不‘存’，瘐死狱中。1962年，浙江青年冯志来、陈新宁等人投稿人民日报，讨伐人民公社，被毛泽东斥为‘单干理论家’，二人历经劫难，九死一生。陕西户县的大队干部杨伟名、贾生财、赵振离三人文化程度虽不高，却能清醒把握中国的脉博。他们三人联名、杨伟名主笔的《当前形势感怀》，写于1962年5月，却不止于批评人民公社制度，而可以说是邓小平改革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初稿：他们对‘社会主义初期’的判断，对尊重‘价值法则’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呼唤，多么具有远见！可是，在权力即真理的中国，导师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对他们的‘回答’可想而知，三人的下场不说罢。
“这些人才是中国的真正的精英呀——良知良能聚于一身。陈永贵在他们面前，借用毛泽东的语言，不过是一抔黄土！”
在鄢烈山的这段文字中，我们看到了三句这样的话：农民徐适存“瘐死狱中”，浙江青年冯、陈“九死一生”，陕西队干部杨、贾、赵“三人的下场不说也罢”。鄢被国内誉为“敢说真话”的体制内作家，但话到嘴边却留了半句，令人遗憾。仔细想想，也不能太责怪他。在国内，除颂扬唱诗派外，体制内作家们都知道，文字与饭碗、牢狱的关系。他们写作中创造了诸多隐喻暗语、旁敲侧击、闪烁其辞、拐弯抹角和打擦边球等笔法，用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笔法”去描述当局认为的敏感话题。我们并不期望像鄢这样所谓“敢说真话”的作家，也用《红岩》中描绘渣子洞里受刑共产党员那样夸张、渲染的手法去描述上面六个人的下场，我们只期望他们实话实说，把实话说完。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不吝啬地把“敢说真话”桂冠戴在遇事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鄢烈山头上。由此推见，那些尚不“敢说真话”的体制内作家、学者、记者、编辑以及当事人们，他们在报导、史著、传记、回忆录等等里面，究竟肯定了些什么？渲染了些什么？回避了些什么？曲解了些什么？甚至篡改了些什么？其可信度究竟有多高？
笔者不得不搜肠刮肚，终于从纪念《当前形势怀感》发表四十周年一组文章中，了解到了杨伟名的下场。
农民杨伟名执笔起草的《当前形势感怀》，又名“一叶知秋”，当时曾引起轰动。他们在文章中说：“目前我们已经承认‘困难是十分严重的’。而‘严重’的程度究竟如何呢？就农村而言，如果拿了合作化前和现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荣。同是在党和人民政府英明领导下，何今暗而昨明？这种情况，已经是一望而知的事实，用不着连篇累牍地再行分析了。”文中还说，这篇感怀“其所道所说系实践事实与亲身体验，真实程度，颇堪自信！”毛泽东看信后勃然变色，遂于1962年8月在北戴河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怒斥道：“有一句话，‘一叶知秋，异地皆然'。一叶知秋，也可以知冬，……任何一个阶级都讲自己有希望。户县城关公社的同志也讲希望，他们讲单干希望……共产党员在这些问题上不能无动于衷”。遭到毛泽东严厉批评后，杨伟名惨遭批斗迫害，终因不堪凌辱，服毒自杀，卒年46岁。毛死后的1979年6月29日，杨伟名始得平反昭雪。
“农业学大寨”的主要承担者陈永贵呢？
杨显东博士批评陈永贵“欺骗了党中央”，笔者不以为然。事实上，他在当“陈二鬼子”、搞互助组时，没见他欺骗过谁（不排除曾骗过鬼子）；他带领大寨走所谓“共同富裕”的合作化和公社化道路时，也谈不上他欺骗，他仅是毛泽东和共产党制订这种祸国殃民政策的积极执行者；放卫星时有点欺骗，但那是大势所趋，他不得不跟上，跟不上就挨批；三战狼窝掌和大战天灾，更谈不上欺骗，而且还有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哩。当树成典型后，他变啦，变得欺下骗全国了，但既谈不上瞒上，更谈不上“欺骗了党中央”。为什么？因为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毛泽东、党中央和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管理和监督之下。党中央纵容或默认他骗，各级党委和政府支持或旁观他骗，从没有去过大寨的毛泽东，为了证明人民公社的正确性，需要他骗。他可能是進了官府，身不由己，在充满“假大空”即“假”获重用、“大”能升迁、“空”受表彰的官场里，不骗人则被人骗，他便顺着大流渐渐看惯了骗，习惯了骗，又渐渐学会并熟练了这种政治骗术。这不是为陈永贵开脱，仅仅说杨批他“欺骗了党中央”的话，不够恰切。
陈永贵对“农业学大寨”运动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理应为此付出代价。1979年12月17日，他被免去兼任昔阳县县委书记职务，1980年８月30日，他被迫辞去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82年９月１日的中共十二大上，他失去了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资格，成了一名退休干部。1986年3月26日，71岁的“农民宰相”陈永贵在北京医院病逝，结束他由长工到“陈二鬼子”，又从大寨党支部书记跃升到国务院副总理既辉煌又可悲、可咒的一生。
毛泽东和农业学大寨运动
帖子由 于松然 » 2024年1月14日
作者：于松然
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回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的老家湖北省浠水县农村，曾悄悄流传着这样一句口头语：“农村两大害：人民公社，学大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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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给林彪名字上打X，发生在林从副统帅摔死成反革命之后.jpg (22.54 KiB) 被浏览 535 次
1960年3月，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提出：“毛主席有许多警句你们要把它背下来……我主张就是要背一点东西，首先是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最精辟最重要的话背下来，脑子里就是要记住那么几条……”并提出“要带着问题学习，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学习方法。1961年4月，林彪在部队视察时，更明确地指示：为了使战士在各个时期、各种情况下都能及时得到毛主席思想指导，解放军报应当经常选登毛主席的有关语录。该报便从5月1日起，开始在每天的报眼上刊登毛泽东语录。1962年2月3日，总参谋长罗瑞卿在《解放军报》毛主席语录宣传小结上曾批示：“大型辑录形式好，以后还可以用。”于是，到1964年1月5日，由《解放军报》编缉田晓光负责编辑的《毛主席语录200条》征求意见本出版了。
1965年5月，在总政领导和各部部长参加的集体讨论会上，讨论和审定了再版的《毛主席语录》。会议一致通过了再版《毛主席语录》的《前言》和全书的33个专题、427条语录。由于林彪曾明确指示过：“毛主席语录本在部队很受欢迎，现在每班一本太少，大家抢着看不够用，要多印一些，一定要发给每人一本。毛主席著作是最重要的思想武器。毛主席著作选读本和语录本，要像发武器一样发给每个战士。”因此，总政为了达到军内每个战士人手一册，计划印刷发行420万册；但由于地方各级领导都来部队要《语录》，实际发行量大大超过计划，增到1,213万册。
凡是经历过“史无前例”文化大革命的人们，都不会忘记当时被誉为“红宝书”的《毛主席语录》。由于林彪和罗瑞卿的鼓吹和推行，毛泽东、周恩来、江青等权贵们强有力的支持，这本小小册子，很快风靡全国、遍及全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创造了我国图书出版发行数量的最高纪录。这本有“东方《圣经》”之称的《语录》，从1964年5月问世到1979年2月12日中宣部发文通知停止发行时止，在短短15年内，仅国家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总数，就有10.5亿册！如果加上文革初期“造反”组织以及各机关、团体、部队、厂矿等翻印和私自编印的在内，其数量之大，更为惊人。又据报导：仅文革几年内，国内外出版的用50多种文字印成的《语录》，就有500多种版本，总印数高达50多亿册。其中，向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的《毛主席语录》，高达数千万册。还有报导说，法国、德国、瑞典、印度、马来西亚、刚果（布）、朝鲜等21个国家，用英、法、僧伽罗、泰米尔、印地文、旁遮普、朝鲜、孟加拉等24种文字自行翻译出版的《毛主席语录》，也有数百万册。其中，日本翻译出版了近30万册。据当年政府统计，当时全世界30多亿人，男女老幼人均持有《毛主席语录》1.5册以上。因此，《毛主席语录》被国际上公认是“二十世纪世界上发行量最大、读者最多的书”。自此，在一些中国人的心目中，毛泽东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也是“全世界人民的伟大导师和领袖，中国也因而成了世界革命中心，成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响往的胜地！”
在中国，人手数册的《毛主席语录》，把中国变成了红色海洋。（下图）
对于“红色海洋”，有人曾这样描述：
“曾记否，二十多年前，似乎在一夜之间，‘红宝书’忽然在中国大地掀起了红色海洋，呼啸澎湃，浩瀚无边。《毛主席语录》在人们手中飞扬，口里传诵；‘最高指示’响彻云霄，语录歌声昼夜不断。大街小巷所有的建筑物，里里外外都敬书高悬语录牌，全中国成了一个‘红彤彤的世界’。”
那时，全国除毛泽东本人以外，上自副统帅林彪，下至每一个学龄儿童，无不每天随身携带这本小红书《毛主席语录》，随时随地都要進行朗读或背诵，时称“天天读”。
每天早晨起床梳洗后，要举行敬祝仪式，即站在毛主席像前，行三鞠躬礼，手擎《毛主席语录》，口中念念有词：“敬祝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然后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结束仪式，时称“早请示”。晚上上床睡觉前，如法炮制，时称“晚汇报”。除了这种标准的宗教式的敬祝仪式外，还有唱歌、跳舞等敬祝形式。
也许有些读者发问：信奉唯物主义无神论的中国共产党，怎会举行这种荒诞不经的宗教仪式？甚至有人可能认为，笔者有意用这种虚假、荒唐的无稽之谈来蛊惑人心。笔者是否在弄虚作假？否！读者请看敬祝仪式种种（下图）：
除“早请示”、“晚汇报”外，在上下斑前后，在会前会后，在饭前饭后，在火车、轮船上，都要按时举行敬祝仪式。时称“时时祝”。
牛鬼蛇神一类“坏人”、犯罪分子没有“早请示,晚汇报”的资格，就“早请罪,晚请罪”：在毛泽东像前低头弯着腰站着，保持着请罪的姿势。
这种敬祝仪式，以它不变的、统一的、单调的表演，能逐渐消蚀人们的活动力、识别力、判断力和批判力，攫走人的情感和责任感，并使崇拜和臣服内化定型为一种惰性生活方式，一种奴化了的精神族群。这都是毛泽东所期望的。
除“天天读”、“时时祝”外，还要处处学习《毛主席语录》。请看下面一组“处处学”（下图）：
总之，田间地头，工地车间，校内课堂上，军队演练中，都要拿出一定时间来学《毛主席语录》，不学便视为对毛主席不忠！
待人接物时，更要颂扬《毛主席语录》，时称“事事颂”。在人际交往中，也要像对口令一样用毛主席语录呼应。有人在文章中这么写道：
老太太上街买菜，对售货员说：“‘节约闹革命’，请给我称两斤菠菜?”
买卖成交后，售货员答：“‘为人民服务’，这是找你的两毛钱。”
尽管这有戏谑之嫌，笔者并没有遇到过，但相信有存在的可能。
笔者打电话曾遇到过尴尬。那时电话不是自动接线，而是由总机人工连接。通常打电话者摇通总机，总机小姐便问：“喂，要哪里？”打电话者回个地址后，电话就会很快接通。但在《语录》盛行特殊年代里，通话“规则”大变。有一次我摇通了总机，传来了总机小姐的声音：“‘反对自由主义’，要哪里？”由于我没有先背段语录就说了要通话的地址，接线小姐当即拔线挂机，无论我再怎样摇机，对方也不搭理。无奈下，只好到别处找电话再打。
除“天天读”、“时时祝”、“处处学”和“事事颂”外，《毛主席语录》还是攻防利器。人们拿着《毛主席语录》，就像拿到了“尚方宝剑”，既可以攻击别人，也可以防卫自己。巴金在劫后的一篇《要有个艺术民主的局面》文章里，有过一段形象描述：
“有一个时期我们每天要举行几次‘请示’、‘汇报’、‘祝万寿无疆’的仪式。别人在我们面前念一句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于是我们就成了该打倒的‘反动的东西’。他们又念一句：‘这是一些极端反动的人’,于是我们就成了‘极端反动的人’”。他们再念一句：‘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要進行批判’，于是我们就被当作‘牛’给关進了‘牛棚’……”
在派性斗争中，由于造神运动向更高层次发展，毛泽东言论成了“最高指示”、绝对真理。因此，在两派大字报的你来我往、面对面的唇枪舌剑、对峙广播站的互相攻讦驳辩中，双方都根据自己的需要，从《毛主席语录》里引出对自己有利的条条，借以攻击和诘难对方，于是，便出现了滑稽的、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具有毛式奇特的“语录战”！如一方振振有辞地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对方便还以颜色：“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文革派性斗争中，这种以“文斗”方式進行的“语录战”，到头来，多数都演变成了“武斗”，最后决定胜负的，仍然是拳头、棍棒和冷、热兵器。
中共在毛泽东逝世后的权力交接中，最高领导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里，居然也发生了“语录战”：一方说毛泽东的遗嘱是“按既定方针办”，一方说是“按过去方针办”。孰是孰非？这种在暗箱中操作的权力斗争游戏，只有天知、地知、当事人知，人民群众不得知。最后，老百姓知道的仅仅是：“四人帮”被“粉碎”。
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世界人民导师和领袖”毛泽东，必然要用他的《语录》作武器，推向国际社会，直接用于“反帝、反修”支援世界革命的战场。例如，1968年4月16日，他曾以“世界人民导师和领袖”的身份，发表了干涉美国内政的“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号召美国人民起来“推翻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于是，豪情四射的毛的“群众”们，频频以《毛主席语录》为武器，干涉他国内政，制造了多起外交事件：
“我驻X国使馆造反派，在大街上散发印有‘造反有理’语录的传单，东道国提出抗议。(笔者：‘X’，引录的资料原文如此，下同。)
“去X国援建的工程人员中的造反派，要在工地上竖起一块‘社会主义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的巨幅毛主席语录标语牌，当局不同意，他们集合抗议，与警方发生冲突，造成流血事件。
“我驻非洲X国使馆的造反派，在公共汽车里朗读毛主席语录，在街头向来往行人硬塞‘红宝书’和毛主席像章，引起所在国群众愤怒。
“我驻X国使馆造反派，拦住蒙黑色面纱的伊斯兰妇女，宣传毛主席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遭到臭骂。
“1966年，我国派出一个青年文艺小组到与我国友好的法国访问演出，他们在每个节目表演前，都要先念一通毛主席语录，观众对此很反感，台下发出一片嘘声，越念嘘声越厉害。大使馆的同志们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很难过，建议他们不必每一节目前都念语录，但文艺小组领导坚决不肯，说节目前念语录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创举。台下喝倒采，他们说观众大多是资产阶级，敌人反对正说明我们是正确的。大使黄镇和宋之光为了维护中法友谊，对他们说，如果不接受使馆意见，就不要再演出了。这才使他们不得不做了让步。但到1967年，回国后的宋之光被扣上了‘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帽子，挨批斗，‘坐’了‘喷气式’。
“1967年，我国69名留英、法等国的学生，回国时途经苏联，到红场高声朗读毛主席关于反修防修的语录、与苏联警方发生冲突挨了打，30多名学生受伤，其中４人伤势严重。其他留学生义愤填膺，成立了留学生总指挥部，准备组织莫斯科的百名留学生，再次去红场‘血战到底’！被陈毅签发的特急电报制止，差一点在莫斯科酿成大血案。
“留在巴黎的留法学生，听说第一批回国的留学生在红场挨了打，立刻带上了刷子,提上油漆桶，排着队准备到苏联驻法大使馆去写标语，走到半路就被法国警察截住了，也挨了打，并被法方用囚车押送飞机场，逐出法国。”
在一系列丑陋表演碰壁后，到了1970年，自以为是的“世界人民导师和领袖”毛泽东，才不情愿地下令说：“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这与两年前他号召美国人民起来“推翻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的革命豪情，大相径庭。由是，毛泽东的“群众”们，在国外的荒诞行径才告结束。
《毛主席语录》在国外受阻，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无法发威；但在国内，不要说非议，任何对《毛主席语录》的不尊重，都会受到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严惩！
主编《毛主席语录》的《解放军报》编辑田晓光说：
“编选《毛主席语录》本来是件好事(笔者：看来田晓光不愿反思)，万万没有想到，竟由此引出了一系列‘《语录》案’，最后连我这个‘始作俑者’本人，也成了‘案犯’。”她还披露：
“北京x大学哲学系主任、有名的康德专家，由于席地而坐时，垫在屁股底下的笔记本中夹着一本《毛主席语录》，被打成反革命，从此，被撵下了‘无产阶级的讲台’，发配到锅炉房烧锅炉。
“解放军总部直属单位有位同志，在参加会议时，不在意把手中的《语录》本插進了翘起的‘二郎腿’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批斗外，还要继续对他進行审查。他惊恐万分跳楼自杀。
“编辑《毛主席语录》时，她的唯一助手张凯夫往毛主席头像上打×，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抓了起来。她也因此被株连，审查后打入‘牛棚’。”
她还抱怨，到1971年林彪出逃自我爆炸后，她又被隔离审查，审她在编《毛主席语录》过程中与林彪有什么联系。她说：“真是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的田晓光有所不知，在河南省许昌市，笔者亲眼目睹一个名叫王华民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枪杀于许昌东关汉朝晁错墓碑前。他的罪名之一是把《毛主席语录》垫在桌腿下。如果田编辑知道这件《语录》血案，是否能有所愧疚？这里，笔者没有要她承担什么责任的意思。
最时兴的往往不是最持久的。1971年，随着林彪折戟沉沙于蒙古国温都尔汉，被个人崇拜搞得晕头转向的中国人，似乎有所醒悟，红色海洋的狂热也因之退烧。接踵而至的是，《毛主席语录》这个“红宝书”，也从亿万人高擎的手中悄然落下，到毛死后，完成造神运动历史使命的“红宝书”，最终被扫進垃圾堆里，并从曾为此发烧过的人们的生活里淡忘、遗弃、消失。但许多在忠君封建思想熏陶下的中国人，对“红宝书”的风行，不愿反思，也不忏悔，甚至愚顽得附和御用学者们的刻意说教：“这是历史的必然”！
1965年12月８日至1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做出了撤销有投靠刘、邓嫌疑的罗瑞卿的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强化了林彪元帅的权力。1966年1月初，毛泽东又任命忠于自己的叶剑英元帅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秘书长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命杨成武上将为代总参谋长，与林彪形成掎角之势。2月22日，又撤销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番号，统一整编为人民解放军建制，防止罗瑞卿旧部滋事。之后，又增调两个师加强北京卫戍，任命心腹傅崇碧为北京卫戍区司令。随着批斗罗瑞卿的深入，贺龙元帅在军中的影响力减弱，其权力也逐渐被毛边缘化。在这之前，毛怀疑彭德怀在军中势力没有肃清，便用调虎离山之计以“加强三线工作”为名，任命彭德怀为三线副总指挥，把他送到西南的大山沟里监管起来，以防止刘少奇、彭德怀二人文武合璧。彭德怀的副将黄克诚，也被逐出北京，出任山西省有名无实的副省长。
1965年11月10日，因“秘密录音事件”受到毛泽东怀疑的杨尚昆，被免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下放到广东省委书记处任书记。为考验杨的忠诚，在罢黜后，毛泽东命他去“看望”王稼祥和陈云两位资深大员，观察他们的动静。在杨“看望”后，陈云心领神会，立即以书面向毛泽东报告了自己近况，意让毛泽东放心。在11月19日，杨还就这两次“看望”向周恩来作了口头汇报，意在证明自己不辱使命，对毛不贰。1966年5月，杨的忠诚并没有得到毛泽东的谅解，反被一贬再贬，下放到肇庆任地委副书记，后又放逐到山西临汾，不久被隔离审查。
杨尚昆被罢黜后，毛任命心腹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汪东兴为办公厅主任兼任中央警备局局长，负责指挥毛的嫡系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
当采取了政治、军事等一系列反政变措施后，毛泽东认为万事俱备，时机已到，便开始借批“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之名，向刘、邓的左右手——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兴师问罪。
1966年3月8日到29日，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多次6～7级的强烈地震。以22日发生于宁晋县东南的7.2级地震强度最高。其中6.8级地震波及142个县市，7.2级地震破坏范围包括136个县市；有感范围北到内蒙多伦，东到烟台，南到南京，西到铜川等广大地区。地震造成巨大破坏，共造成8,182人死亡，51,395人受伤，破坏房屋400余万间，损坏桥梁86座。有人说，这是大难当头的先兆。由于笔者对“天人感应”说持保留态度，因而对地震与社会动荡的因果关系持怀疑立场。但日渐绷紧的阶级斗争的钢弦，却预示着烈度更高、伤亡空前的“人震”即将来临。
当邢台人民在强烈地震摧残下作痛苦挣扎的时候，面对巨大破坏和重大伤亡，毫无怜悯之心的毛泽东，依计开始了他超越地震烈度百倍以上的“人震”——文化大革命的部署：
1966年3月20日，毛泽东不顾地震造成的巨大破坏，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猛烈抨击党内右派的社会基础：“现在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现在要搞革命。要保几个人，如郭老、范老，其他的人不要保了。发动年轻人向他们挑战，要指名道姓。他们先挑起斗争。我们在报上斗争。”又说：“出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如吴晗、翦伯赞都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为了夺权，全国学校都成了刘、邓帮凶，被他描成一团黑；知识分子中除郭沫若、范文澜外，其余都成了革命对象。可悲啊，上层权斗，学者遭殃。“他们先挑起斗争。”这种倒打一耙，无异于狼吃羊的逻辑（1）。
3月28～30日，毛泽东无视地震带来的重大伤亡，把抨击的矛头直指刘、邓的左右手，数次对心腹康生说：“吴晗发表这么多文章，从不要打招呼，从不要经过批准。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偏偏要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定不算数吗？扣压左派的稿件，包庇右派的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又说：“彭真、北京市委、中宣部要是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中国共产党早已成了毛泽东的共产党：不经政治局讨论，毛本人就可以宣布打倒这个，解散那个，完全推翻了他自己多年高唱的所谓“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然而他又贼喊捉贼地反问：“难道中央的决定不算数吗？”
毛泽东不去体察灾情，却玩起了知识定义游戏。4月14日，他在《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一文的批语中写道：“但从实质上看，则是完（全）错误。共产党人曾经進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大学和革命大学（即二十几年的战争与革命），而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还是如此。”
——为了权力，毛把知识定义为打仗、革命、做工和耕田。这是什么主义？当狼想要吃羊的时候，无论羊怎么做，狼总有吃的借口，甚至会振振有辞地、“至情至理”地胡说八道。
毛泽东对救灾无动于衷，却对权力情有独钟。4月29日，他在同党内谈关于彭真问题时说：“北京一根针也插不進去，一滴水也滴不進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这是必然的事，是从偶然中暴露出来的，一步一步深入的。”“彭真是混到党内的渺小的人物，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指头就捅倒他。”“彭真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
——在权力斗争上，毛是铁面无情的：面对一个多年追随他、吹捧他的人，只要认定他当前威胁到他的权力，他会毫不犹豫地“捅倒他”。
无产阶级专政体制下，经过造神运动的毛泽东，已经成为说一不二、句句是真理的独裁者——绝代君王。
5月4日到2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一个由17名政治局委员和6名后补委员组成的政治局，扩大到76人。其中，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党内左派，当时连中央后补委员都不是，不但列席了会议，还成了会议耀眼的明星。
为了彻底打倒“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林彪向陆定一投出了一颗“重榜炸弹”。他把一纸“证明”，摆放在政治局委员面前。重重心事的高官们看到：
我证明：
一、叶群在与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
二、叶群与王实味（2）陆定一根本没有恋爱过；
三、老虎、豆豆是我和叶群的亲生子女；
四、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一切全系造谣。
林彪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四日
这张“证明”是林彪的一箭双雕：即为自己老婆叶群正名，也“痛斥”陆定一和他的老婆严慰冰造谣惑众。面对这张大员之间勾心斗角的“证明”，高官们在瞠目结舌面面相觑之后，很快还过神来，便狠批起陆定一来！
到此，人们终于看到了中共最高层领袖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看到了他们高喊的马列主义阶级斗争的不可调和性，看到了他们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迫切性；同时，也使人们看到了，中国老百姓为中共最高层领袖们的原则性、迫切性和不可调和性付出200～300万个生命的必要性！！
天才的毛泽东，利用这次会议玩起了猫耍老鼠游戏，他要借刘少奇、邓小平的双手，导演一出自相残毁的绝代悲喜剧。
此时的党内右派首领刘少奇，极力掩盖自己的空虚和失落，不得不在三倍于政治局委员的左派面前，违心地按照毛泽东的旨意来主持会议。此时的党内左派首领毛泽东，则远在杭州遥控会议，观察着刘、邓的一举一动，业已露出胜利者的喜悦。这是“民主集中制”赋于他的特权：党的主席可以不参加政治局会议，而通过遥控以观察政治局委员们的动静。
绝代悲喜剧之一是，在刘、邓主持下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進行批斗，把早已打倒了的罗和“发配”到外地的杨硬拼合在一起，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撤消了他们党内外一切职务，实行隔离审查。5月23日，决定改组北京市委和中宣部：任命李雪峰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并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调叶剑英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这等于刘、邓举刀砍掉了自己的左右手。
这是自残，也许是不得已的自残。在中共权贵们的道德观念里，出卖好朋密友并对其落井下石，是“立场坚定”“对党忠诚”的表现，因而是一种保全自己最有价值的选择。更可笑的是，彭真在表决时，不仅举手赞成罢黜自己，在表态时还用“是谁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的反诘，来证明自己是全党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的人。
对于自残，刘少奇和邓小平不以为耻地自欺欺人。6月27日，他们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分别对他们的左膀右臂，痛加鞭挞。
刘少奇说：
“彭真是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 ——理直气壮地落井下石！
“罗瑞卿是反对主席、林彪军事路线的。……他是折衷主义，实际上就是反对突出政治。……他就在自己住的三层楼跳楼自杀，受了点伤，没有死，现在住在医院里，本来，自杀要有点技术，应该是头重脚轻，他却是脚先落地，脚坏了点，头部没有伤。（邓小平插话：就像女跳水运动员那样，跳了一根冰棍）”——是讽嘲？抑或幸灾乐祸？
“陆定一当中宣部长的时期相当长，我们党的宣传部不宣传毛泽东思想，却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别人宣传毛泽东思想，陆定一也反对……是只许右派放，不许左派放。”——这位坚决不给知识分子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的中宣部陆部长，可怜得很！
“杨尚昆历来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毛主席坐的火车上他都装了窃听器……”——据信，安窃听器是经他批准的，杨尚昆是替罪羊而已。
“彭、罗、陆、杨他们的互相关系是不正常的，到底是什么关系，达到何种程度，我们组织了审查委员会，正在進行审查。”——先治罪，后侦讯，这是毛式独裁的惯例，是现代文明无罪推定的倒行逆施。
“彭、罗、陆、杨事件就是这样，要么是他们推翻毛主席，推翻我们，要么是我们把他们推翻，和平共处是不可能的。”——他没有想到，仅过了一个多月，毛泽东便断然把炮口对准了他，结束了他们之间的“和平共处”。
邓小平说：
“两件大事，刘主席讲了。彭、罗、陆、杨问题的揭发是党和人民的大事，在某种意义上讲，比高、饶事件，彭、黄、张、周事件更大。”——善于看风使舵；与文革后他为“彭罗陆杨”平反的鲜明对比，成了中共赤文化的一大特色。
《五一六通知》
绝代悲喜剧之二是，5月16日，在刘、邓主持下毫无阻挡地通过了打倒自己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右图）。江青说，从“七千人大会”憋到现在，总算出了一口恶气！
这个《五一六通知》是在3月底，毛泽东背着政治局常委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成立的一个起草小组秘密起草的。毛泽东点名陈伯达为起草小组组长，组员由康生、江青、王力、吴冷西、张春桥、陈亚丁、关锋、戚本禹、尹达、穆欣等。秘密起草的《五一六通知》，罗列了《二月提纲》的“十大罪状”，逐条加以批驳，提出了一整套“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通知》还撤销了《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成立了“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会。4月24日，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先一步通过了这个《通知》。
这种非组织活动非但没受到谴责，反而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人们不能不承认毛泽东手段之高超，也不能不承认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造就了绝代独裁。
毛泽东在修改《五一六通知》中，他对那些过去曾效忠过他但现在效忠不够的知识界文化人和官员们大加鞭挞：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進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進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狼要吃羊本不需要什么理由；但为了证明狼的“伟大、光荣、正确”即“伟光正”，找个“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理由”，展示一下“无产阶级”的“高尚情操”，吃羊时就能“理直气壮”，被吃者也能“逆来顺受”，旁观者就会“心悦诚服”，全国上下都会振臂高呼“万寿无疆”！
《五一六通知》恶狠狠的批判《二月提纲》中提出的“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和“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等观点，是“根本否认真理的阶级性”，是把“反对的锋芒指向无产阶级左派”，是虚伪“资产阶级的博爱观”，其目的是“开辟一条……现代修正主义的道路，也就是资产阶级复辟的道路”，等等。
此时的刘、邓已知自己在毛的心目中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处于非常不利的弱势地位。但他们不愿沦入“羊”群，还要千方百计地向毛表忠谄媚，力求毛的宽恕，力争保住自己“狼”的尊严。于是，他们都毫无保留地表态支持了这个《通知》。
5月18日，林彪按照预先与毛达成的默契，在会议上作一个和当年“七千人大会”时一样有份量的发言。他从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开始，大讲特讲“防止政变”问题，有意制造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的紧张气氛。然后他说：“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还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紧握枪杆子的林彪声色俱厉的讲话，使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充满了恐怖气氛，形成了人人过关的局面。与会者人人自危，为了自保，纷纷在发言中对照林彪的讲话，检讨自己对毛泽东的态度，同时对彭、罗、陆、杨群起而攻之，唯恐不能划清界限。总理周恩来也亦步亦趋地大讲“防止政变”，并不遗余力地领导落实防政变的各种政治、军事和组织措施。领导七亿中国人的最高集团的权贵们，竟是这样一批奴颜婢膝、摇尾乞怜又落井下石的无耻之徒！
绝代悲喜剧之三是，在刘、邓主持下批判开国元勋朱德元帅（略）。
附1、狼与小羊（伊索寓言）
一只小羊在河边喝水，狼见到后，便想找一个名正言顺的借口吃掉他。于是他跑到上游，恶狠狠地说小羊把河水搅浑浊了，使他喝不到清水。小羊回答说，他仅仅站在河边喝水，并且又在下游，根本不可能把上游的水搅浑。狼见此计不成，又说道：“我父亲去年被你骂过。”小羊说，那时他还没有出生。狼对他说：“不管你怎样辩解，反正我不会放过你。”
这说明，对恶人做任何正当的辩解也是无效的。
附2、王实味
王实味（1906～1947）河南省潢川人。1923年考取河南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文院预科。在北大参加了党组织活动。1930年在上海跟刘莹结婚。因不满国民党当局，忧虑时事，1937年10月，只身奔赴当时青年人向往的“灯塔与明灯”延安。
王实味在延安专门从事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原著的工作。四年内译出两百万字的著作，如《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价格、价值和利润》、两卷半《列宁选集》。由于在文艺和翻译工作上取得突出成就，他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特别研究员。
但王实味性格狂傲，好像只有不断地向权威挑战，才是他人生的乐趣。他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先后发表了《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等杂文，对延安的社会生活和革命队伍中的人际关系，如“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度”，進行了尖锐的批评。
毛泽东对王实味极为反感。他说：“这是王实味挂帅了，不是马克思主义挂帅。”又说：“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于是，1942年6月，延安掀起了对王实味的批判。周扬发文指责他文艺思想是托洛茨基文艺思想。1943年4月1日，康生下令逮捕王实味，审查结论不断升级，最后于1947年7月1日夜，以“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和“反党五人集团成员”等罪名，将王实味砍杀于一眼枯井中，时年四十一岁。
三十多年后，年迈的刘莹从广播中得知王实味于1947年已被处决，断然认定这是政治诬陷，便开始申诉。到了1990年12月，中共中央终于宣布了对王实味的平反决定。其时，其子已经五十五岁，面对平反决定，泪流满面。
文革中记忆1：《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的大爆发
帖子由 于松然 » 2024年1月14日
作者 于松然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用“层层剥笋”的谋略，一步接一步地完成了向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党内右派集团全面夺权的战略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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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最大的谎言——辩证法 》
帖子由 金剑 » 2024年1月19日
多年来，对于在中国大陆流行的各种理论，本人总是熟视无睹，已经把它们当成了真理，甚至还在默默地崇拜着。
有一天，突然灵光一闪，就觉得这些流行理论，未必是真理吧？我得好好推敲推敲。不敲不知道，一敲吓一跳。这其中一些不但不是真理，甚至荒谬至极，竟然有许多直接就是把谬论当成了真理！中国人崇拜这些谬论，真是悲哀至极！
现在，本人就把多年来的思考拿出来，把这些假真理暴露出来，放在阳光底下，让人类来审视，好让人类远离它们！
这是一本最有价值的书，解除了黑格尔给人类下的诅咒。这200年来，人类被黑格尔的诅咒害得可惨了！这本书踹倒了4个人：庄子、王ＸＸ、黑格尔、马ＸＸ，这是一本最有价值的书，说它值多少亿也不为过！快来0元抢购吧！值得所有的人收藏！也希望所有的人收藏！快来下载！也希望朋友们传给大陆的朋友，毕竟那里有近10亿人的精神被黑格尔的诅咒所捆绑、所束缚，解放同类是我们的使命！
"利用迷信破坏法律"罪成 辽宁家庭教会牧师判囚十四年
2024.01.15 12:03 ET
出于安全原因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透露，该案一审判刑是控辩双方协商的结果。/ 中国人权律师团X图片
近日，辽宁大连家庭教会牧师阚小勇夫妇和四名教会义工被控涉嫌"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以及"非法经营罪"一案宣判。法院裁定l六人罪成，其中阚小勇被判十四年有期徒刑，其余五人分别被判处三到十年不等的刑期。阚小勇夫妇在受审期间透露，警方曾对两人刑讯逼供。
辽宁大连“门训家园”网络平台案1月12日在甘井子区法院一审宣判。建立该平台的牧师阚小勇被判有期徒刑十四年。其妻子王凤英被判刑四年。教会义工褚新宇、赵乾娇、张松爱、梁冬芝分别被判监三到十年不等。
出于安全原因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透露，该案一审判刑是控辩双方协商的结果。
4名教会义工褚新宇、赵乾娇、张松爱、梁冬芝分别被判监3到10年不等。（X截图）
知情人士：“抓他的时候估计（刑期）要定到20年以上的徒刑，检察官求刑的幅度才是它们定好的判刑幅度，但是经过律师的强烈抗争，当局有所妥协，适当降了一下，实际上都给了求刑底线以下的判刑。师母（王凤英）原本也是要求判她15到18年的，现在只判了4年。从表面看辩护非常成功，但实际上他们根本就没罪。”
阚小勇夫妇从武汉到大连创建"门训家园网"
据了解，来自武汉的阚小勇2018年与妻子赴大连创建“门训家园网”对外传道。2021年10月，他们和四名教会女性义工被大连市公安逮捕。
在上周的庭审，法院裁定六人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和非法经营罪名成立。
知情人士：“第一、它是家庭教会；第二、这个牧师在网上的讲道影响非常大，而且他的声望非常好，所以就要打击他。现在在网上讲道，只要你是讲基督教的，家庭教会的，就很容易定迷信或者邪教。你不符合唯物论的价值观嘛。非法经营罪是因为他们教会里面卖一些圣经播放器，那种播放器特别适合老年人来收听。教会是以成本价卖给他们，根本人家不是以盈利为目的，它（当局）也说‘你没有经过工商批准就卖东西’。”
年过六十的阚小勇据称曾是企业家。在庭上，他和妻子陈述了被大连公安刑讯逼供的过程。
在上周的庭审，法院裁定6人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和非法经营罪名成立。（X截图）
知情人士：“警察审讯的时候脱下皮鞋抽阚小勇的头，并且用拳打；让王凤英跪在地上，用脚踢她的大腿。每个人都被持续（施加酷刑）了两三个小时，这是当事人在法庭亲口口述的。官方也没有任何所谓辟谣。 ”
北京家庭教会长老徐永海表示，近年中国的信仰自由空间不断缩小，不少家庭教会被迫化整为零。
徐永海：“很多教会只能分成几十个小组来聚会，地下聚会变成了家庭聚会，我们现在又相当于回到了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
记者：高锋 责编：许书婷、何平 网编：伍檫愙
两代中国民运人士探讨“非暴力抗争”
2024.01.21 09:30 ET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前八九学运领袖以及深受白纸运动鼓舞的海外中国青年，一起探讨“非暴力抗争”如何推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乔琴恩摄
本周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前八九学运领袖以及深受白纸运动鼓舞的海外中国青年，一起探讨“非暴力抗争”如何推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中国八九学运期间担任北京高校对话代表团成员的童屹回忆说，1989年6月3日下午，她在长安饭店与美国政治学家基恩•夏普（Gene Sharp）座谈交流。当时，她从夏普的手中拿到《非暴力行动政治学》这三部英文版著作，深受启发。
但其后不到24小时，解放军就到了天安门广场进行武力镇压。夏普总结的198种非暴力抗争也未能在中国萌芽茁壮、实现民主之治。
本周六，童屹、方政、蔡崇国、陈军、苏晓康等前八九学运人士，齐聚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难者博物馆。他们和流亡海外的中国作家慕容雪村、马建等，还有经营纽约民主沙龙活动的Sera Qiu等白纸运动一代青年，探讨在习近平治下，“非暴力” 手段抵抗中共“极权”、发扬中国民主思潮的可行性。
童屹、慕容雪村等知识人士齐聚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难者博物馆。（RFA记者摄）
受邀作专题演讲的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总裁哈代•莫里曼（Hardy Merriman）引述1990-2019年间的案例研究指出，非暴力抗争实现民主的成功率是武装暴动的两倍。而在过渡进程与维系民主运作上，非暴力抗争也比武装暴动来得持久及稳定。他建议，如果中国想要透过非暴力促进民主，以下六点能提升成功率：对倡议活动家及组织进行长期培训、投入资金研究非暴力抗争、让更多女性参与及领导、与当地劳工组织合作、增加媒体曝光、与民主国家研拟共同协议，抵制中国对外经济压迫及人权侵害行为。
中国百姓愿意非暴力抗争吗？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对此认为，非暴力抗争是中国人民没有枪又不甘于屈服的唯一选项。因为不仅〝符合道德理念〞，也〝现实可行〞。但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许多人对非暴力抗争失去信心。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所长王天成则指出，〝许多人不认为有学习的必要〞，也因此轻视了自己作为普通百姓的力量。
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则认为“非暴力”，不仅是抗争手段，也应是政权和平转型、推动民主宪政的基本原则。而这有赖于中国人民自我反省及教育，以期提升文明法治素质：〝要自我消毒，不断吐出从小被灌输、被洗脑的狼奶，比如极端思维、唯我正确、追求思想统一、难以包容不同意见、成王败寇、非黑即白、不择手段等〞，并要扩大〝视野及心胸，学会妥协、接受及包容〞。
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则认为“非暴力”，不仅是抗争手段，也应是政权和平转型、推动民主宪政的基本原则。（RFA记者摄）
尽管中国人民在白纸运动之后，不再大规模上街抗议，或仅流于线上文字讨伐或暗讽，但这不意味他们安于现状。美国知名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抛出了一个思想实验：〝设想习近平说，我们从今天开始搞民主，从现在起我下台……会有多少中国老百姓站出来说不行，共产党这么多年干的这么漂亮不能下台？〞
中国人民对中共政权的“条件性迷恋”
林培瑞说，这问题的答案〝大概会是寥寥无几〞。他认为，中国有八亿以上人口是中共“官方语言”的受害者。他们不太追求真假或对错，而是从〝有没有用〞或自身利益出发。这造成对中共政权近似精神分裂的〝条件性迷恋（conditional attraction/attachment）〞，也就是只要有利就继续支持的心态。因此，虽然北京当局拥有大量资源及军警控制能力，还是想对社会进行“维稳”。
大多数作者基于安全原因不便出席本次颁奖典礼，也未透露实际姓名。（RFA记者摄）
长年在东亚推行民主治理经验的美国非政府组织“国际共和研究所（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主任亚当‧金（Adam King）则说，中国仍有许多忠于中国共产党或是不想要推翻中共政权的“改革家”（loyal reformers）。他们要求中共官员兑现承诺、维护人民权利，看似是与北京当局对抗，实则只是想让中国变得更好、更强大。
本场活动的主办方之一是美国非营利组织“中国行动”，去年7月曾向全球华人就”全民非暴力不合作行动方案“征文。（RFA记者摄）
“中国行动”公布征文得奖名单
本场活动的主办方之一、美国非营利组织“中国行动”去年7月曾连同其他关注中国民主发展的机构，向全球华人进行《声讨专制檄文》及《全民非暴力不合作行动方案》两个题目的有奖征文。 在140篇投稿当中，获一等奖、15万元人民币的是笔名“全国仁”的《 中共十宗罪，天下共伐之》，及“苏利利” 的《构建颠覆性平行结构路线图》。其他获二等、三等奖及提名优秀的作品总计20篇。大多数作者基于安全原因不便出席本次颁奖典礼，也未透露实际姓名。
记者：乔琴恩 责编：梒青 网编：伍檫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