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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西 #霍启刚 #春节 重磅！💥重大反转！最新消息，梅西香港行真相，原来是霍启山伙同主办方惹的祸，主办方利用霍启山上位，霍启刚指定，而梅西并没有拿出场费，现在想把锅甩给梅西和迈阿密国际。大家请看图二！
毛泽东掌权时期
中共在北京建立政权后，在1951年毛泽东为巩固政权，对外出兵朝鲜，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对内“反腐败”在体制内开展了“三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紧接着，在1952年在工商界开展了第一次“五反”运动，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对于那时的“三反”和“五反”，由于我还在上学，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1952年2月枪毙了石家庄市委书记刘青山和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据维基百科的信息，“三反”中被判有期徒刑者不足万人，死刑犯42人，判无期徒刑者67人。
1956年实行对资本主义的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的目的是要消灭私有制，把私有资产转化为国有资产。
1963年3月，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在城市中开展第二次“五反”运动，即：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在农村开展“四清”运动。这时我已经参加工作，而且被选派作为“四清”工作队员，到北京郊区县参加“四清”。四清的内容，一开始比较简单即：清工分、清账目、清财务、清仓库。后来发展成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在中央发的文件中，把“四清”和“五反”工作统一称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例如1963年5月发的“前十条”，即《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1963年9月发的“后十条”，即《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
1963年开展的城市“五反”运动，由于出现冤案等问题较多，到年底就停止了。而农村“四清”，主要是在1964年到1966年“文革”之前进行的。主要成就，简单说，就是对农民宣讲了“前十条”和“后十条”，对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队的财物和组织进行了清理和整顿，撤换了“四不清干部”。
“文革”十年动乱，不仅破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道德规范，破坏了文化古迹，而且使国家经济、政治陷于危机。
邓小平摄政时期
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文革”以后的中国，处于拨乱反正，发展经济恢复元气时期。中共政权掌权者，无论华国锋、胡耀邦当权，其后台是邓小平摄政，那些年当局基本没有反腐，相反，在平反后重新掌权的老干部中却滋长了贪腐。所以在胡耀邦去世以后，在1878年在北京出现了“民运”，从北京市民悼念胡耀邦开始，发展成了“六四”学潮。这次学潮，打出的标语口号，就是要求反腐，要求民主自由。北京学潮波及到全国，尤其是得到香港民众的支持。当时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元老们，把江泽民调进北京，赋予重任，扶植江泽民当了党中央总书记，于是便发生了“八九六四”屠城事件。邓小平摄政时的最大贡献，就是使中国在80年代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
可是这时的选拔干部的组织路线，暗藏着任人唯亲，裙带关系，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绝大多数国营企业被红二代掌握，他们操控着国家经济命脉，变相的把国家资产化为私有资产，而且干部亲属子女带头经商，官商勾结，进行权钱交易。拉关系、走后门、请客送礼、摆排场、婚外恋、包养小三儿等成了时髦，成为中共官场普遍的腐败现象。以权谋私，行贿受贿更助长了贪污腐败。
江泽民假反腐
江泽民在日伪时期当过汉奸，到中共掌权后他又冒充烈士子弟混入中共，在50年代去苏联留学时，又成了苏共间谍克格勃分子。在他担任中共总书记之后，罢免和软禁了总理赵紫阳，在1989年11月，江泽民又当了中央军委主席，1993年又当了国家主席，成为大权独揽的独裁者。
江泽民当权以后，公开贪腐，把他的姘头提拔当了高官，例如把他的姘头陈至立调北京，当了国家教委主任，给他的小三儿宋祖英封少将军衔，享受军级待遇。他儿子江绵恒当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院长。江把贪污受贿的资金转移到瑞士银行等等罄竹难书。可以说，江贼是中共官场贪腐和道德败坏的总教练。
1993年8月江泽民在第14届中纪委第二次会议上，装模做样的讲话说：“惩治腐败要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持之以恒”。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流氓文痞王沪宁给他写的欺骗人的讲话稿。
在1999年朱镕基还在当总理时，打击走私，立案查办了远华集团，赖昌星逃到加拿大，涉案的福建官场的高官受到了法律制裁。但赖昌星直到2011年7月才被加拿大移交回中国，在北京机场逮捕，2012年以走私行贿罪被判无期徒刑。
江泽民时期，为了打压法轮功，成立了凌驾于政府一切机构之上的“610”办公室，把国家的大量财力用于维持社会稳定。这种利用国家机器，镇压人民群众的罪恶一直延续到习近平执政时期。
胡温时期习王联盟
中共在近代大规模“惩治贪腐”是在胡锦涛和温家宝掌权后期开始的。在2012年年中共十八大之前，胡锦涛温家宝到退休年龄，在中共内部，酝酿接胡锦涛班的“储君”有两个人，一个是薄一波之子薄熙来，一个是习仲勋之子习近平。2012年2月发生了王立军出逃之事，牵扯到薄熙来被抓审查，后来被判刑，进了秦城监狱。那时还对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进行立案调查。习近平在胡锦涛2013年退休后，接班成为掌握党政军大权的中共党魁。
习近平和王岐山是如何结盟的，这话题又得回到毛泽东掌权时，说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68年底至1981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期，是按毛泽东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政治运动。就是因为有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才使中共现任国家领导人有机会了解到中国农村农民的生活。习近平，王岐山，就是在1969年被分配到陕西省延安地区插队劳动的，习近平在梁家河插队，王岐山在冯庄公社插队，两人插队地点距离不算太远，才使二人有机会偶然相遇，睡同一个被窝。习近平是在北京101中学初中时插队，王岐山是北京35中高中毕业插队。二人年龄相差5岁。由于王岐山在插队时认识了姚依林的二女儿姚明珊，他们在插队两年后就回城了。王岐山在1978年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读大专，1979年在中国社科院实习。因王岐山和姚明珊已经就结婚。在改革开放时期，1982年在陈云支持下，姚依林当选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进了中央书记处，姚依林便把他的女婿王岐山安排到自己身边，叫他在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姚依林的三女儿，嫁给了孟学农。1988年姚依林升任副总理。王岐山去银行系统工作了9年，在中共十五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97年9月王岐山任广东省副省长，被时任总理的朱镕基相中重用，2000年调王岐山回北京担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2年后又出京，任海南省省委书记，后任山西省委书记，2003年任北京市长，2008年任国务院副总理，2012年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2013年王岐山担任了中纪委书记。
习近平是在2012年11月胡锦涛卸任后，接班成为中共党魁的。习近平是一个阴谋家，野心家，党政军权在握，为了给共产党续命，为了实现他在国内当皇帝，在世界称霸的野心，于是他便玩弄权术，与王岐山结盟，以反腐为名，开始清除自胡耀邦以来，中共高层干部中的团派势力，清除依附江泽民上台的党政军中的江派势力。习近平利用王岐山做党棍，利用中纪委这个机构的权力，“反腐”打"老虎"。2013年习近平在18届中纪委会议讲话时说：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说的比唱的还好听。这好像又是王沪宁执笔的讲话稿。
习、王反腐的成果
据新华社官方公布的资料，到2014年12月，经第18届中共中央批准，立案审查的省军级以上党员干部及其他中管干部440人。查处了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令计划、苏荣等。从十九大闭幕，至2020年先后有146名中管干部被立案审查，“反腐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据维基百科的统计数据，从2012年到2017年王岐山任中纪委书记五年期间，有440名省、部、军级，8900名厅级以上高官，中央委员43人，中纪委委员9人被查处。
另外2015年3月中共的“天网行动”公布，对100名涉嫌犯罪外逃的国家工作人员、要案腐败人员进行“红色通缉令”。2014年至2020年10月，中共从120多国，遣返回8363人，包括党员干部2212人，“红色通缉”人员367人，退回赃款208.4亿元。
中共贪官越抓越多原因
到2023年末，自媒体人“二大爷”说，习近平利用王岐山这个酷吏党鞭，已经在他的官场中基本上扫清了团派和江派势力。但是依我看，习与江派势力的斗争还在进行，去年9月，习近平逮捕了与曾庆红有瓜葛的恒大集团老板许家印，今年可能会有更多的贪官涉及权钱交易曝光。
王岐山在2017年卸任中纪委，2018年任国家副主席，2023年退休。在王岐山退出中纪委后，习近平的“老虎”“苍蝇”一起打并没有停止。
据中纪委国家监督网今年1月25日的通报，在2023年一年就有61万党官被处分。当然这种处分包括各种形式，最低的是约谈警告或给予党纪处分，重者或调整职务，或立案审查起诉。在通报处分的党官中，去年省部级的人数是49人，高于往年。例如2000年是18人，2021年是25人，2022年是37人。在中共去年公布的省部级“老虎”，在我的记忆中有重庆副市长熊雪，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周建琨、江西省人大常委副主任龚建华，原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朱从玫等等。今年初中共又放出“打虎”消息，即处分了西藏自治区副主席王勇，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何兴祥。
以上是公开的消息，还有暗箱作业的，例如去年就有中共的3个高官失踪，即外交部长秦刚、国防部长李尚福和火箭军司令李玉超，至今没有公布免职原因。
2023年12月29日，在《干净世界》网，王友群总结了中共在2023年一年中，19名亿元贪官的共同点就是一边贪腐，一边被提拔升官。结论：中共等于贪官制造机。
例如中国银行开平支行行长许国俊贪污40亿，未判。中信银行行长孙德顺贪污9.79亿，死缓改无期。上海电气控股集团董事长郑建华贪污8.58亿，未判。辽宁省原省长、公安厅长王大伟贪污5.55亿，未判。辽宁省政协主席、公安厅长李友喜贪污5.4亿，死缓。原中国银行监管委员会副主席蔡锷生，受贿5.19亿，未判。等等。
中共国真是贪官越抓越多。原因出自于中共的政治体制。在习近平当政时期中国官场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更为突出。
结语
我以前写的文章中就谈到，现在人类社会已经到了释迦牟尼所说的末法时期的末期，佛法告诉我们，宇宙中，包括人类社会中的一切事务，都有一个成、住、坏、灭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共这个政党、这个邪教，也已经坏到了极点，已经走向尽头，该被毁灭了。中共官场已经无官不贪，贪官必腐。就连中共现党魁习近平他一边抓贪官，而自身却变相的腐败，自己却不认知。例如李克强当总理时主张简政放权，主张继续改革开放，主张发展市场经济，这些都遭到习近平的掣肘，习近平就是要独裁专治。又例如习大搞雄安特区，就是好大喜功的面子工程，是个不接受历史教训的烂尾工程。而在国际上推行一带一路，习在欧、亚、非州的参与国家大撒币，就是挥金如土的挥霍浪费，也会形成烂尾而以失败告终。中共邪教用共产邪灵的党文化毒素侵蚀人民的灵魂，中共的贪官就像蠹虫一样，在腐蚀着它的政治体制，中共政权就像一条破船，已经经不起风浪颠簸，在未来暴风雨中必将被摧毁沉没。
来源:看中国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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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贪官为什么越抓越多？
作者：园丁 发表：2024-02-11 18:08
标 签 : #中共 #贪官 #官场
湖南贪官砌墙藏钱 5台点钞机抄家清点5小时。（网络图片）
【看中国2024年2月11日讯】反腐倡廉是中国古代官场为官的一种美德，是受到人民的拥护的。可是在现代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却成了一种权术，成了一种排除异己，争权夺利和欺骗民众的政治手腕。本文就说一说中共反腐倡廉的由来和发展，说一说现在中国的贪官为什么越抓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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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晚”收视率破30% 遭网民直怼“造假”
官媒新华社报导，总台龙年“春晚”境内新媒体端实时直播收视用户规模和收视次数均创新记录。截至2月9日24时，直播用户规模为6.79亿人，直播收视次数15.01亿次，比去年同期增长12.69%。据《新京报》消息，据统计显示，2月9日总台2024春晚收视率破30%。
对此，微博网友直指，“新年第一个数据就造假！”“春晚吹收视率破30%，各省都得当做任务转播，不高才怪！”也有网友吐槽，“前面几个我家人贡献了收视率，一边看一边刷群还一边说:真没意思，难看死了，没一个好看的。”“现在的央视春晚无论是嘉宾阵容(小咖、糊咖太多)还是节目内容以及可看性，已经都赶不上地方卫视春晚了。”
也有X平台网友直言，“收视率就跟GDP一个德性，都是随意编的，我就一直不看蠢晚。”“这个统计还是无准确性可言，纯纯的自欺欺人”、“央视的收视率可以作为洗脑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现在的春晚就是个鸡肋，劳民伤财的！”“春晚一年一度大型洗脑，围绕北京几个省市看的多。年年千篇一律，穿着一身大红衣，没有一点艺术性。”
不少网友表示根本不看“春晚”，“我是广西人，印象中好像十几年没看春晚了，周围的人似乎都差不多，感觉吃饭喝酒猜码更有过年氛围”、“广东的--真的不看，情愿看TVB台庆”、“真的！我当年从湖南搬家到广东，很快就被人嘲笑还看《新闻联播》，当年的春晚就不看了，后来再也没看过。”
台上士兵呼喊“听党指挥” 网民纠正要“听人民指挥”
2月10日，官媒光明网发表的一则关于“春晚”节目中，台上列队的中国士兵呼喊“听党指挥”等口号，在该视频评论区，大批网友留言纠正士兵的口号应该是“听人民指挥”。
台上一场“军威”节目士兵呼喊“听党指挥”，被不少网民纠正要“听人民指挥”。（图片来源：网路截图）
有网友留言说，“听人民指挥排第一位，因为你们都是人民子弟兵！”“人民子弟兵听人民指挥。”“应该是忠于人民，听人民指挥，才好”、“保卫国家，听：人民指挥！”
不少网友称要忠于人民、保护人民，“要记住你们是人民的子弟兵，首先就要忠于人民。”“记住你们是保护人民的！”“人民军队应该忠于人民。”“应该保护人民才对，人民军队，国家军队。”“为人民服务，才是最真实的，你们是人民子弟兵！”“要忠于国家，忠于人民。”
评论：中共春晚是炮灰动员会
对此，X平台网友“安迪声”评论直指“中共春晚是炮灰动员会”。评论称，以1990年“春晚”划为界线，之前是中共党棍邓小平迫于毛时代“倒行逆施、毁国害民”，以致政权统治“难以为继”，而进行“所谓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后，社会风气转暖，中国民众被束缚长达30年的人性开始复苏。中共开明派呼应民意，“与民同乐是83年春晚出台的原因”。
评论称，但人性本是天赐神造，“非一个极权政党所能把控”，因此一旦人性复苏、思想萌发，“中国民众在人性驱动之下就会努力挣脱中共控制”，很快就触碰到了中共统治权力的边界，尤以“86学潮”为最。“邓屠夫显出原形，坦克屠城、无数家庭破碎”。因此中共90年“春晚”，实际上“就是一台站在无数年轻人累累白骨之上践踏民意、为屠夫化妆、歌功颂德的人类现代史上最厚颜无耻、恶劣下作的政治庆典会！”
评论指，“那一年（90年）上春晚的，都或多或少欠六四年轻人一份血债！至少，人们应该记住几个首次出现在“90春晚”的新面孔：江泽民、李鹏、赵本山、宋祖英⋯⋯”而1990年以后的“春晚”，“一年年逐渐成为中共新一代既得利益群体的政治庆典，后来就完全于普通民众无关了。而今中共又想起韭菜们了，就把春晚变成了中共的炮灰动员会”。
来源: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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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晚”是炮灰动员会？士兵喊“听党指挥”遭民纠错
发表：2024-02-11 15:39
标 签 : #春晚 #中国 #中共 #听党指挥 #听人民指挥 #人民 #指挥 #收视率 #网民
央视2024春晚彩排。（图片来源：网路截图）
【看中国2024年2月11日讯】（看中国记者李木子综合报导）央视“春晚”多年来一直被民间吐槽为“洗脑大餐”。今年“春晚”官媒声称收视率破30遭网民直斥“造假”，台上一场“军威”节目士兵呼喊“听党指挥”，被不少网民纠正要“听人民指挥”，也有评论直批“中共春晚是炮灰动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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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掌权时期
中共在北京建立政权后，在1951年毛泽东为巩固政权，对外出兵朝鲜，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对内“反腐败”在体制内开展了“三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紧接着，在1952年在工商界开展了第一次“五反”运动，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对于那时的“三反”和“五反”，由于我还在上学，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1952年2月枪毙了石家庄市委书记刘青山和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据维基百科的信息，“三反”中被判有期徒刑者不足万人，死刑犯42人，判无期徒刑者67人。
1956年实行对资本主义的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的目的是要消灭私有制，把私有资产转化为国有资产。
1963年3月，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在城市中开展第二次“五反”运动，即：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在农村开展“四清”运动。这时我已经参加工作，而且被选派作为“四清”工作队员，到北京郊区县参加“四清”。四清的内容，一开始比较简单即：清工分、清账目、清财务、清仓库。后来发展成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在中央发的文件中，把“四清”和“五反”工作统一称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例如1963年5月发的“前十条”，即《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1963年9月发的“后十条”，即《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
1963年开展的城市“五反”运动，由于出现冤案等问题较多，到年底就停止了。而农村“四清”，主要是在1964年到1966年“文革”之前进行的。主要成就，简单说，就是对农民宣讲了“前十条”和“后十条”，对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队的财物和组织进行了清理和整顿，撤换了“四不清干部”。
“文革”十年动乱，不仅破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道德规范，破坏了文化古迹，而且使国家经济、政治陷于危机。
邓小平摄政时期
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文革”以后的中国，处于拨乱反正，发展经济恢复元气时期。中共政权掌权者，无论华国锋、胡耀邦当权，其后台是邓小平摄政，那些年当局基本没有反腐，相反，在平反后重新掌权的老干部中却滋长了贪腐。所以在胡耀邦去世以后，在1878年在北京出现了“民运”，从北京市民悼念胡耀邦开始，发展成了“六四”学潮。这次学潮，打出的标语口号，就是要求反腐，要求民主自由。北京学潮波及到全国，尤其是得到香港民众的支持。当时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元老们，把江泽民调进北京，赋予重任，扶植江泽民当了党中央总书记，于是便发生了“八九六四”屠城事件。邓小平摄政时的最大贡献，就是使中国在80年代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
可是这时的选拔干部的组织路线，暗藏着任人唯亲，裙带关系，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绝大多数国营企业被红二代掌握，他们操控着国家经济命脉，变相的把国家资产化为私有资产，而且干部亲属子女带头经商，官商勾结，进行权钱交易。拉关系、走后门、请客送礼、摆排场、婚外恋、包养小三儿等成了时髦，成为中共官场普遍的腐败现象。以权谋私，行贿受贿更助长了贪污腐败。
江泽民假反腐
江泽民在日伪时期当过汉奸，到中共掌权后他又冒充烈士子弟混入中共，在50年代去苏联留学时，又成了苏共间谍克格勃分子。在他担任中共总书记之后，罢免和软禁了总理赵紫阳，在1989年11月，江泽民又当了中央军委主席，1993年又当了国家主席，成为大权独揽的独裁者。
江泽民当权以后，公开贪腐，把他的姘头提拔当了高官，例如把他的姘头陈至立调北京，当了国家教委主任，给他的小三儿宋祖英封少将军衔，享受军级待遇。他儿子江绵恒当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院长。江把贪污受贿的资金转移到瑞士银行等等罄竹难书。可以说，江贼是中共官场贪腐和道德败坏的总教练。
1993年8月江泽民在第14届中纪委第二次会议上，装模做样的讲话说：“惩治腐败要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持之以恒”。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流氓文痞王沪宁给他写的欺骗人的讲话稿。
在1999年朱镕基还在当总理时，打击走私，立案查办了远华集团，赖昌星逃到加拿大，涉案的福建官场的高官受到了法律制裁。但赖昌星直到2011年7月才被加拿大移交回中国，在北京机场逮捕，2012年以走私行贿罪被判无期徒刑。
江泽民时期，为了打压法轮功，成立了凌驾于政府一切机构之上的“610”办公室，把国家的大量财力用于维持社会稳定。这种利用国家机器，镇压人民群众的罪恶一直延续到习近平执政时期。
胡温时期习王联盟
中共在近代大规模“惩治贪腐”是在胡锦涛和温家宝掌权后期开始的。在2012年年中共十八大之前，胡锦涛温家宝到退休年龄，在中共内部，酝酿接胡锦涛班的“储君”有两个人，一个是薄一波之子薄熙来，一个是习仲勋之子习近平。2012年2月发生了王立军出逃之事，牵扯到薄熙来被抓审查，后来被判刑，进了秦城监狱。那时还对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进行立案调查。习近平在胡锦涛2013年退休后，接班成为掌握党政军大权的中共党魁。
习近平和王岐山是如何结盟的，这话题又得回到毛泽东掌权时，说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68年底至1981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期，是按毛泽东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政治运动。就是因为有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才使中共现任国家领导人有机会了解到中国农村农民的生活。习近平，王岐山，就是在1969年被分配到陕西省延安地区插队劳动的，习近平在梁家河插队，王岐山在冯庄公社插队，两人插队地点距离不算太远，才使二人有机会偶然相遇，睡同一个被窝。习近平是在北京101中学初中时插队，王岐山是北京35中高中毕业插队。二人年龄相差5岁。由于王岐山在插队时认识了姚依林的二女儿姚明珊，他们在插队两年后就回城了。王岐山在1978年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读大专，1979年在中国社科院实习。因王岐山和姚明珊已经就结婚。在改革开放时期，1982年在陈云支持下，姚依林当选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进了中央书记处，姚依林便把他的女婿王岐山安排到自己身边，叫他在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姚依林的三女儿，嫁给了孟学农。1988年姚依林升任副总理。王岐山去银行系统工作了9年，在中共十五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97年9月王岐山任广东省副省长，被时任总理的朱镕基相中重用，2000年调王岐山回北京担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2年后又出京，任海南省省委书记，后任山西省委书记，2003年任北京市长，2008年任国务院副总理，2012年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2013年王岐山担任了中纪委书记。
习近平是在2012年11月胡锦涛卸任后，接班成为中共党魁的。习近平是一个阴谋家，野心家，党政军权在握，为了给共产党续命，为了实现他在国内当皇帝，在世界称霸的野心，于是他便玩弄权术，与王岐山结盟，以反腐为名，开始清除自胡耀邦以来，中共高层干部中的团派势力，清除依附江泽民上台的党政军中的江派势力。习近平利用王岐山做党棍，利用中纪委这个机构的权力，“反腐”打"老虎"。2013年习近平在18届中纪委会议讲话时说：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说的比唱的还好听。这好像又是王沪宁执笔的讲话稿。
习、王反腐的成果
据新华社官方公布的资料，到2014年12月，经第18届中共中央批准，立案审查的省军级以上党员干部及其他中管干部440人。查处了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令计划、苏荣等。从十九大闭幕，至2020年先后有146名中管干部被立案审查，“反腐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据维基百科的统计数据，从2012年到2017年王岐山任中纪委书记五年期间，有440名省、部、军级，8900名厅级以上高官，中央委员43人，中纪委委员9人被查处。
另外2015年3月中共的“天网行动”公布，对100名涉嫌犯罪外逃的国家工作人员、要案腐败人员进行“红色通缉令”。2014年至2020年10月，中共从120多国，遣返回8363人，包括党员干部2212人，“红色通缉”人员367人，退回赃款208.4亿元。
中共贪官越抓越多原因
到2023年末，自媒体人“二大爷”说，习近平利用王岐山这个酷吏党鞭，已经在他的官场中基本上扫清了团派和江派势力。但是依我看，习与江派势力的斗争还在进行，去年9月，习近平逮捕了与曾庆红有瓜葛的恒大集团老板许家印，今年可能会有更多的贪官涉及权钱交易曝光。
王岐山在2017年卸任中纪委，2018年任国家副主席，2023年退休。在王岐山退出中纪委后，习近平的“老虎”“苍蝇”一起打并没有停止。
据中纪委国家监督网今年1月25日的通报，在2023年一年就有61万党官被处分。当然这种处分包括各种形式，最低的是约谈警告或给予党纪处分，重者或调整职务，或立案审查起诉。在通报处分的党官中，去年省部级的人数是49人，高于往年。例如2000年是18人，2021年是25人，2022年是37人。在中共去年公布的省部级“老虎”，在我的记忆中有重庆副市长熊雪，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周建琨、江西省人大常委副主任龚建华，原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朱从玫等等。今年初中共又放出“打虎”消息，即处分了西藏自治区副主席王勇，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何兴祥。
以上是公开的消息，还有暗箱作业的，例如去年就有中共的3个高官失踪，即外交部长秦刚、国防部长李尚福和火箭军司令李玉超，至今没有公布免职原因。
2023年12月29日，在《干净世界》网，王友群总结了中共在2023年一年中，19名亿元贪官的共同点就是一边贪腐，一边被提拔升官。结论：中共等于贪官制造机。
例如中国银行开平支行行长许国俊贪污40亿，未判。中信银行行长孙德顺贪污9.79亿，死缓改无期。上海电气控股集团董事长郑建华贪污8.58亿，未判。辽宁省原省长、公安厅长王大伟贪污5.55亿，未判。辽宁省政协主席、公安厅长李友喜贪污5.4亿，死缓。原中国银行监管委员会副主席蔡锷生，受贿5.19亿，未判。等等。
中共国真是贪官越抓越多。原因出自于中共的政治体制。在习近平当政时期中国官场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更为突出。
结语
我以前写的文章中就谈到，现在人类社会已经到了释迦牟尼所说的末法时期的末期，佛法告诉我们，宇宙中，包括人类社会中的一切事务，都有一个成、住、坏、灭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共这个政党、这个邪教，也已经坏到了极点，已经走向尽头，该被毁灭了。中共官场已经无官不贪，贪官必腐。就连中共现党魁习近平他一边抓贪官，而自身却变相的腐败，自己却不认知。例如李克强当总理时主张简政放权，主张继续改革开放，主张发展市场经济，这些都遭到习近平的掣肘，习近平就是要独裁专治。又例如习大搞雄安特区，就是好大喜功的面子工程，是个不接受历史教训的烂尾工程。而在国际上推行一带一路，习在欧、亚、非州的参与国家大撒币，就是挥金如土的挥霍浪费，也会形成烂尾而以失败告终。中共邪教用共产邪灵的党文化毒素侵蚀人民的灵魂，中共的贪官就像蠹虫一样，在腐蚀着它的政治体制，中共政权就像一条破船，已经经不起风浪颠簸，在未来暴风雨中必将被摧毁沉没。
来源:看中国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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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30日，中国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觉察到类似SARS（萨斯）的病例后，提醒同行注意保护，成为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中最早向外界披露疫情的医疗人员之一，因此被赞誉为“疫情吹哨人”。
然而，武汉市中南路街中南路派出所却因他“在互联网上发布不实言论”而对他提出警示和训诫。不幸的是，李文亮后来感染新冠病毒离世。
悼念李文亮活动者的心声：为言论自由与民主而战
2月10日，活动参与者在洛杉矶中领馆门口向李文亮遗像鞠躬悼念。（2024年2月10日，张木林洛杉矶拍摄）
来自山东的张致君说：“我们就是站在这里，我们就是知道，一个健康的社会，一个健康的国家，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每一种声音都应该被听到，都应该被尊敬；每一种声音不应该被抑制，不应该被打压；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镇压李文亮，让李文亮无辜牺牲。在之后又镇压了许许多多站出来反抗的人。”
张致君指出，中共采取一些强制手段，对疫情进行封控。在这些荒谬的手段和政策下，无数无辜的生命死去，其中包括孕妇、年轻人、老人，甚至是孩子。
“那么多流血的现实摆在面前，我们难道还不应该站出来发声么？”张致君告诉美国之音。
活动参与者在现场合影。（2024年2月10日，张木林洛杉矶拍摄。）
来自江苏的刘广贤说：“今天我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悼念李文亮先生。李文亮的付出和‘吹哨’拯救了无数的生命，要大家做好思想和医药方面的准备。”
刘广贤强调，最可怕的事情是，中国的法律形同虚设，现在已经不为底层老百姓发声，完全成为了中共对付老百姓的武器。
“我们站在这里一起发声和呼喊，抵制中国共产党的暴政，希望我们的努力能够唤醒更多的老百姓，站到我们的队伍里来，一起推翻暴政，”刘广贤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来自北京的肖亮曾是1989年“六四”民主运动中的被捕者。他指出，在中国整个民主进程中历经的艰辛和付出的生命，如今终于有机会与同仁们一起站在中领馆门前，悼念李文亮医生。作为一个吹哨人，李文亮唤起了每个中国人的良知。尽管在暴政和严酷的极权统治下，仍有人保持着良心。
“我们身处海外，用我们仅有的一点力量为人民发声，让周围更多的人了解情况，虽然我们今天的活动没有达到推翻暴政的目的。但是，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更朝换代、都是靠每一个人不断的努力和付出，才能一点点做到。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一定能够实现这个目标，”肖亮告诉美国之音。
活动参与者的哀悼与抗议：为李文亮医生发声
中国民主党常务副主席界力建说：“今天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纪念向全世界吹响疫情号角的吹哨人，李文亮医生。他以一个医生的职责，把真相告诉朋友们，通过朋友的方式，传遍了世界。中共为了掩盖真相，实施所谓的紧急救治，用残酷的手段折磨一个尸体。李文亮是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痛，他用一己之力把真相告诉世界，付出的代价是生命。”
界力建强调，中共不允许人说真话，新冠疫情爆发导致无数人间悲剧。多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武汉封城、乌鲁木齐大火、贵州大巴因隔离翻车、上海封城无数人死亡、全世界人民因此遭殃，这些账都要算在中共的头上。
“今天这束白花，不仅是对吹哨人的纪念，更是对在中共暴政下被迫害致死的无数冤魂的哀悼，对中共剥夺我们自由和尊严的一种怀念。中共的死亡倒计时即将来临，黎明即将到来。大家都是吹哨人，都不畏惧中共，并坚信自由和真相的时刻即将降临，”界力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来自山东的毕磊说：“今天借助这个活动我想问问中共，谁给他的权利，他凭什么有这样的权利，压迫中国人民？他就是一个独裁者，根本没有权利代表中国，像这种邪恶的政府，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做出来。”
毕磊指出，在中国，只要你拥有一点权力，你就可以为所欲为，没有人可以阻止你。法律只不过是为那些掌握权力的人服务的工具，失去了应有的意义。
“中共不下台，中国的灾难永远不会结束，中共是灾难之源，制造了所有的问题。我曾路过很多国家，这些国家可能经济没那么好，但人文都要好很多，人与人之间没有那么多迫害和隔阂。从当年毛泽东进行文化大革命开始，一直到现在延续红色江山70多年，（中国）一直实行恐怖治国教育，摧毁人们的文化、摧毁人们的道德、摧毁人们的思想，中共通过这种方式完成独裁。所以中共必须灭亡，他只会对世界输出灾害，”毕磊告诉美国之音。
“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中国异议人士在洛杉矶中领馆门口悼念李文亮
2024年2月11日 11:46
张木林
2月10日，参加悼念李文亮活动的异议人士在洛杉矶中领馆门口合影。(2024年2月10日，张木林洛杉矶拍摄。)
2月10日周六中午12:00至13:30，中国异议人士在洛杉矶中领馆门口举行悼念李文亮的活动，活动主题为：“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参与者身着白色和黑色服装，手持自制标语，内容包括“悼念李文亮”和“问责中共”，并高呼“悼念李文亮”、“自由属于人民”、“真相属于人民”等口号。此外，许多人还携带鲜花，向李文亮头像鞠躬致意，表达沉痛的悼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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墻國荒誕字（墙国荒诞字）
@xingzhe2021
最近梅西事件还没有平息，香港那边霍启肛同志还很生气，这几日寝食难安；
李抄家同志感觉受了羞辱一样，很丢面子，几天来更是茶饭不思；
国内粉红还在愤愤不平，骂娘不止……
包子帝看在眼里，心里偷着乐……
今天刚好有点闲空，于是给梅西拨通了视频电话:“小西呀！你干的不错！别怕！有我帮你罩着，他们翻不起什么波浪！
我都还没跟你握过手呢！他也就一个地级市的市长，还想抢在我前面跟你握手，那不是跟我过不去吗？你不跟他握手就对了！”
又问梅西:“跟我视频通话咋手还插兜里呢？谁帮你拿的手机？”
梅西说:“老习啊！我助手帮我拿的手机，你手下人太多，我怕不知什么时候就突然冒出一个来要跟我握手，所以我现在手都不敢掏出来，一天二十四小时手都插裤兜里！
老习啊，怎么今天见你穿的衣服好像塑料的一样？”
包子帝说:“哎！中南海的房子现在到处漏水，我穿这塑料衣服免得打湿……”
除夕不放假，中国科研人员加班加点搞研究，研究出重大科研新成果: 经过深入研究论证和测试分析，猪的智商比任何动物（包括人）都高，经IQ智商测试，最后得分250， 另外，科研人员对猪的EQ情商也进行了综合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如果也像IQ一样给猪打个分的话，也相当于250！等于两个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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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什么文革中的暴力史无前例，史无前例的暴力早在红军肆虐苏区时已初具形态。诸如在湖南农运中搞过的抄家、游街、批斗、私刑和阶级灭绝性的屠杀等种种抢劫私人财产和残害无辜良民的施暴方式，即为后来土改中迫害地富，文革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供了可资效仿的样板。这类有组织、有计划的革命暴力此后逐步升级，不断扩大打击面，贯穿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恶化到文革年代，所累积的迫害能量遂至恶贯满盈。
针对官方文革话语的偏解误导，余英时在为宋勇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所写的序言中强调说：“我们决不能把文革孤立起来，看作是中共‘革命’进程中一个偶然的‘意外’或‘偏差’”，更不能把文革轻描淡写成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余因此特别指出，研究文革，一是要追讨毛泽东这个绝对独裁者都从列宁、斯大林和希特勒那里师法了哪些害人的手段。二是要超出仅在文革十年内就事论事的局限，穷究文革暴力的历史根源。余明确告诉我们，“它的近源是1949年的巨劫奇变，远源则是1917年的俄国革命。”
---康正果：毛泽东和歹托邦：乱与暴的反噬
图：《会见》高氏兄弟从官方的新闻照片中挪用过来一幅毛泽东全身像，将其置于画面中心。那毛像一副会见群僚的和悦神情，但站在他对面的却不是刘少奇，而是希特勒；跟在他身后的也不是周恩来，而是金正日。远处伸手作指点状的是斯大林，此外还有迎着毛走上前来的萨达姆，在一边露出笑脸的波尔布特和本拉登。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观者只要对比一下这些臭名昭著，举世侧目的独裁者、杀人魔，毛的原形就不言而喻地呈现出来，封神榜一样被定位在他应处的那个序列。
中共夺权后迅速建立起党天下的官僚机构，各司其职的重量级人物越来越专守他们各自权限内的业务，插不上手的毛泽东日渐觉察到自己被闲置起来的状态。特别是受到苏联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影响，中共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修改了党章，主事者顺势删去“七大”党章内“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在大会修改党章的报告 中，邓小平“强调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反对个人崇拜，反对突出个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并明确表示，全党同志都“厌弃对个人的神化”。 大会决议提出“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任务，明显有扼制“冒进”和淡化“政治挂帅”的用意。面对这些有所针对和限制的新规则，毛泽东大势所趋下只好勉强接受。他无可奈何地看到，自己从“七大”以来组建的毛共山头已明显出现分化，而眼前的这批官僚要比延安时期王明那一伙教条主义者更难对付。
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会中会后都在毛身边，他说他当时即从毛的表情和言谈明显地看出，“‘八大’是毛与刘、邓两人关系的转折点。毛觉得中央领导是有意排挤他，并且想削减他的权力。” 像以往多次在路线斗争中遭遇挫折后的反应，毛回到他那张大床上卧病不起。他咽不下这口气，开始赖在病榻上摒绝内外，谋划如何将失去的权力重新夺回。毛的病倒是他发动政治攻势前暗中磨刀的备战姿态，据李医生的观察，“毛往后所有的政治行动——共产党整风、大跃进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全是为了推翻‘八大’所制定的总路线而做出的出击。直到1969年第九次全国大会时毛的思想成为全国指导纲领，毛的报复才算落幕。”
---康正果：毛泽东和歹托邦：乱与暴的反噬
事发突然，未组织好语言，我又不善对镜夸夸奇谈，毕竟没当过老师。于是在几个同事的半嘲半笑中，嗑嗑吧吧地拍了两段。自然也是同事用手机拍的。然后就当完成作业上交了。后来不知是谁进行了剪辑。疫情中也不知是谁发到了网上。
过程就是这样。我在疫情中看到这个，心里还有些惊讶。
感谢一枚园地的朋友们，他们今天又找到这个视频，再次发布到网上，当作一个纪念。我因近期忙于自驾游玩，甚少上网，竟是我哥哥最先发现了它。
四年前，我的确是今天才开始疫情记录（主要是《收获》杂志在四年前的今天才约稿。早两天约，我可能就早两天记了。呵呵。）。最初并没有计划天天写。因为四年前的明天我啥也没写，而四年前的后天恰好写了两篇。也是巧。大概原本想的是：有事则记，无事便停。
没料到当时的武汉突然就进入了疫情最惨烈的时期。天天都有事发生。于是便有了天天的记录。更没想到有网友为方便他人全程阅读，汇编了之前的所有记录，自取名为《方方封城日记》并发布到网上。于是就有了“日记”的说法。有一留洋学人批我，说日记就应该放在自己的抽屉里。我只能嗤他一鼻子。因我本人也不知这份记录会成“日记”。
不过，事至如今，也懒得多说了，说多也无用（多少人因为我而被封号呀！）。无论骂我的还是赞我的，以及欲借官方之手打压我的同行，又或本就想要整我一番的官方自身，我都只能是个被动接受者。想来这就是人生吧。好在我当过装卸工，腰杆硬，肩能扛。每当低头看到很多同行滋滋有味地活在底线之下，便时时提醒自己，万不能垮到他们那里去。
不过，有一句话还是得说：《武汉日记》是我一生中莫大的荣耀。尽管它来自不经意间。但它就是这样来了，不是吗？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去经历一场如此剧烈并且如此荒唐的网暴，也不是所有人能承受得住这自上而下且又自下而上一如屎尿污垢般的风雨。我则幸运地撞上并扛住了。现在我还好好地生活着，仍坚定地守着自己的信念和努力地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
四年过去了，我一直庆幸自己做了这件事。回头看时，尤其如此。心想如果没有这份记录，即使如我这样的亲历者，很多细节都会彻底忘光。所以，与这份荣耀相比，那些低级的叫骂和同行的落石算得了什么？不能发表和出版作品又算得了什么？
不过，我也实在要感谢所有支持我的朋友以及我的同事。感谢你们持续不断的鲜花，感谢你们流水一样的饭局。这个很重要好吧！
来源：阿斗凿墙
方方：《武汉日记》是我一生中莫大的荣耀
作者editor / 2月 10, 2024 #新冠 #方方 #春节 #武汉日记
题图：龙年春节前夕，一枚园地读者送到湖北省文联大院给方方老师的鲜花。
疫情前的某一天
【按】四年前的元月25日，方方老师在武汉开始记录武汉日记。那一天，正是阴历大年初一。
疫情前的某一天，我们正在东湖绿道骑行。有同事接到电话，说是中国作协要一个我的自我介绍视频，并且催促得厉害。同事说，就在这里拍一个？然后只好停下车来开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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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自称“民主小贩”，虽然于2002年加入澳大利亚国籍，但出生于中国的他却长期在国内生活，以写作为主，具有较高的知名度。但是，让很多人不曾料到的是，他于2019年年初突然在广州机场被国安抓捕，其后送至北京羁押。迄今为止，已经整整五年出头。
和正常的办案时间相比较，这一案件的时间跨度堪称“马拉松”。之所以时间跨度长，显然不是因为该案有多复杂，而是杨恒均根本就无罪可认。为了证明他有“罪”，办案人员想方设法地组织“罪证”，形成所谓的“证据链”。
在异议圈子当中，很多人被抓进去过后，如果家属不配合，甚至持续发声，就一定会对其进行株连，轻则威胁或者问话，重则采取强制措施。当然，有时候为了达到压制异议人士的目的，也会将其家属作为人质加以要挟。在杨恒均被捕后，其妻袁小靓亦遭边控，平时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严密监视。
杨恒均平时以撰写小说和时事评论为业，他描写间谍内容的致命三部曲，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在被捕前，他几乎每天都会撰写时事评论文章，其拥趸无数，很多都是在校大学生。在各大门户网站上，他几乎都搭建有博客，杨恒均的文章一度成为了很多人每天的重要必读。杨恒均的文笔流畅，内容温和理性，即便是体制内的人士，也有相当多是他的忠实读者。
为杨恒均所定的“间谍罪”属于刑法当中的危害国家安全类罪，而该类罪旗下的罪名，往往会成为打击异议人士、民主人士的利器。杨恒均的文章内容算不上敏感，很多媒体都会对其影响力较大的文章进行转载。其撰写文章的核心目标还是宣扬民主、自由、法治等现代价值理念，他的读者群被称之为“羊群”，在很多地方都建有这种群，其影响力不可小觑，而这或许是当局最为忌讳的一点。但无论影响多大，以此判死缓，仍然是因言治罪。
在判决之前，当局便利用各个平台造势，其中，5个月前砍柴书院上署名“南瓜先生”撰写的一篇文章透露，有一天，一名在国安系统工作的读者看了杨恒均的致命系列小说后，立马被书里各种娴熟的间谍手法和对细节精确专业的描述震惊。他推断杨恒均极有可能从事间谍工作，或身边有从事类似工作的人，否则不可能对此了解得如此透彻。出于职业敏感，他向有关部门进行了举报。
事实上，杨恒均的致命系列小说早在2004年到2006年于网络上推出，因为题材较为特别，应该在当时就已经有不少国安人员先睹为快了。怀疑他从事过相关工作也正常，毕竟杨恒均曾经在中国的外交部和国安部工作过。正是因为有这种特殊经历，他才能将小说当中的故事和人物描绘得活灵活现。
杨恒均案显然经不起推敲，不管当局如何进行舆论造势，都难以自圆其说。在杨恒均的判决书中，指他曾向台湾提供情报，因此对其判处死缓。众所周知，诸如泄密、间谍等罪，往往十年起步，没想到会重到这种程度，距离死刑立即执行仅一步之遥。这在改革开放后的异议人士被以言治罪的案例当中，堪称前无古人。
据美国之音报道，杨恒均曾承认，他在1989年后为中国国安部工作长达十年，先后在香港和华盛顿工作，然后才移居澳大利亚。而当局指控他为台湾提供情报的时间是在1994年，他当时正在香港工作。一个犯了重罪的人，还自投罗网，长期回中国居住，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判决书显然难以自圆其说。
杨恒均案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现实版。对其重判，除了因为他的影响力太大，拥趸太多之外，可能还因为他对国安的背叛。倘若真的是因为他泄露情报，或许早就将其绳之以法了，而他也大概率不会如此大胆地回国。
据悉，杨恒均的身体状况十分糟糕，其肾脏有囊肿。4个月前，杨恒均一度给儿子写信，称自己“快要死了”。许志永、郭飞熊等人均在被羁押期间遭受酷刑，而杨恒均在被羁押期间，显然也难以独善其身，外界无人能相信他在里面没有受到虐待，因为屈打成招是当局让良心犯认罪伏法的绝招。
从最近这些年的政治案例观察，当局对敢于发表异议言论者下手越来越狠，动辄十年以上。如许志永、上官云开等，杨恒均就因为改变了国籍和脱离了国安岗位，并聚拢了数十万“粉丝”，结果被判死缓，这显然也是旷世奇冤，经不起舆论的推敲，也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杨恒均案是新版《反间谍法》通过后用于迫害异议人士的首例，一方面对他本人是极为严厉的打击，另外，对海外其他异议学者、作家，也具有杀鸡儆猴的恐吓与震慑作用。即便你已经具有外国国籍，只要你平时所作所为令中国当局不快和耿耿于怀，就会成为打击对象。如果你不去中国，也可以到海外绑架回国，或向你在国内的亲属开刀。
杨恒均被判死缓再次凸显了国内当下严峻而恶劣的人权现状，国际社会应该对此予以高度关注，并施加广泛压力。而澳大利亚政府更应与中共严正交涉，以营救澳大利亚国籍的杨恒均先生。
2024年2月6日
李纯风：重判杨恒均死缓是中共当局对海外异议群体的恐吓与威慑
作者editor / 2月 10, 2024
#李纯风 #杨恒均 #死缓 #海外知识分子 #澳大利亚 #间谍罪
2024年2月7日
2024年2月5日这一天，海外学者、澳大利亚籍华人杨恒均案尘埃落定，引起了舆论的高度关注。被关押5年后，杨恒均被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以“间谍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剥夺个人全部财产。这是改革开放过后迄今为止，对海外异议学者史无前例的重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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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一个人、一个政党在建立一个新政权时有功、还是有过、甚至是有罪，就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观察分析。第一个方面是看建立这个政权的动机、目的是否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是否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第二个方面是看其建政的过程与手段是否合理合法、是否光明正大、是否符合人类公认的伦理道德和价值准则；第三个方面是看这个政权建立之后，是否推动了这个国家社会的发展、文明与进步。
毛和中共夺取政权建政的动机与目的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方面：毛和他的中共帮伙们在中国从事共产革命建立新政权的目的，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列宁、斯大林在苏俄建立的苏维埃模式的共产极权政权。这个政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剥夺一切私有生产资料和私有财产的公有制经济为其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
马克思坐在伦敦大英帝国图书馆的阅览室里，心安理得地喝着恩格思从他自己的工厂里的工人们那里（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剥削来的工人们的血汗；以及他的贵族出身的夫人燕妮小姐，从她的贵族家族那里继承来的工人农民们的“剩余价值”（按照马克思自已关于只有工人和农民的具体劳动才能创造社会财富和剩余价的理论，马克思本人从未从事过任何创造社会财富和剩余价值的工作或劳动，只有偶尔在报纸、杂志上发表的几篇宣扬他那共产主义空想的文章为他带来了一点微不足道的收入）；享用着被他称之为“腐朽、没落必将走向死亡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新闻自由通过报章、杂志提供给他的无尽资料，带着极端的偏见，从这些资料中选取资本家残酷压榨工人、贵族地主欺压剥削农民的典型事例，和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弊端加以普遍化、绝对化，从而创造出来的以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消灭生产资料和财产私有制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
这个主义为全世界处于饥寒交迫状况下的劳苦大众，和身处腐败、落后社会又救国无门的知识份子和社会精英们描绘了一幅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每个人都能自由发展的极具诱惑力的，美好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虚无飘渺的远景。这一极具诱惑力的美好社会远景，成功地、大大地淡化了人们对实现这一完全不可能实现的理想所采取的残暴手段，以及实现的过程将对人类社会和文明带来多么巨大的灾难的思考和恐惧。
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诞生（十九世纪中）到整个卄世纪的一百数十年中，凡试图按照这一理论改造社会的许多尝试，没有一个成功的先例：从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建立的苏联、上世纪卄年代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到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波兰、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北朝鲜、中华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古巴共和国、红色高棉（自称“民主柬埔寨”）等，无一不给自已的国家和社会带来史无前例的社会的倒退、文化的毁灭、道德的论丧、人性的泯灭、心灵的恐惧以及民众的大量死亡和其他无穷无尽的深重灾难。目前除中国大陆、北朝鲜和古巴仍在不顾民众死活地苟延残喘之外，无一不以失败告终。这说明中国早期的那些共产主义者如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等，以及后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投身共产革命的知识份子和热血青年，他们当中有许多是怀抱救国救民的理想，在共产国际和中共的宣传蛊惑和金钱支持之下，误认为共产主义可以救中国，但他们的动机虽高尚，但目的和道路都已被历史事实证明是错误的。
而毛与这些人不同，他投身中国共产革命运动的目的，不是为了救国救民、更不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是利用这个上世纪卄年代前后十分时髦又极具蛊惑力的共产主义运动来实现他内心的帝王梦。
实际上毛对马列主义并没有什么兴趣，甚至缺乏最起码的了解。这从他在一九二七年秋收起义时填的一首词：《西江月。秋收起义一九二七年》中便可看出。他在这首词中的第一句写道：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在这里毛连共产党党旗的徽记都搞不清，把镰刀斧头当作镰刀鎚子。即使在后来他担任中共最高领导职务以后，也从来没有认真研读过他所宣扬的马列主义的任何经典著作。他后来的许多讲话和写作中引用的马列主义理论和原文，都是熟读马列经典著作的陈伯达和毛的秘书们为毛提供的。
毛出生于中国内地湖南省湘谭县一个闭塞的小山村──韶山。其父是一个自私、尖酸、刻薄的小土财主，毛的性格深受其父的影响，毛从小接受的是四书五经之类的封建主义教育。即使后来到长沙求学，接受较为现代的教育，毛仍对现代的自然科学、世界历史和现代的民主政治丝毫不感兴趣。仍然专注于中国的古典文学和中国历史，毛一生最感兴趣的是总结中国历代帝王玩弄权术、驾驭臣民经验的《卄四史》和《资治通鉴》这两部书。一直到死毛都把这两部书放在他那放满陈腐的线装书的大床的床头，以便随时查阅，从中吸取玩弄权术的知识、经验和灵感。
在早期的四书五经封建教育和后来中国的古典文学和中国历代帝王统治权术历史的燻陶之下，在毛的思想深处逐渐滋生出了一种想当封建帝王的思想。早在一九一零年秋，毛还在湘乡东山小学求学时，就在一首改写前人的《咏蛙》诗中写到：闲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其帝王思想跃然诗中。在一九二五年秋，毛在他填写的一首词《沁园春．长沙一九二五年秋》中写有“怅寥廓，问苍茫大地，准主沉浮”、“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候。”这样的词句。一九三六年二月毛在他填写的一首词《沁园春。雪》中写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已，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些词句中无不流露出毛的封建帝王思想。毛的帝王思想在延安与丁玲的谈话中也暴露无遗。毛在与丁玲的谈话中把延安比做一个小朝庭，把他的手下封的封宰相、封的封大臣，还要把丁玲封为妃子（详：《炎黄春秋》1993年第7期《别了莎菲》一文中记录的在延安毛与丁玲的谈话内容）。
到一九四九年当毛和他的党中央刚从西柏坡迁入北京，毛和他的手下们一起游故宫时，在太和殿毛坐在皇帝的龙椅上对同行的人说：“我今后就在这里办公”（大意如此，原话己记不太准了）因为同行的人都知道“皇帝”这个名称在中国太臭，毛在太和殿办公、坐龙椅岂不成了名符其实的“皇帝”？这必将召致全国人民的反对。在手下人的劝阻之下，毛才不得不放弃了这一打算，改在中南海的丰泽园办公。
还是在延安时代，一次毛问他的俄文翻泽师哲：总统与皇帝有什么不同？师哲按政治学的观点向毛解释了一番，不料毛听后哈哈大笑，对师哲说：“其实都是一样的！”一九五O年毛在送给他审定的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的稿件上，亲自加上“毛主席万岁！”这一条。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只有皇帝才可以称做万岁，此时毛已把自己当作是中国的皇帝了。
从上面的事实可以看出毛参加共产革命建立新政权的目的是披着极具诱惑力的共产主义的外衣以实现自己打江山、坐天下的帝王梦，使自己成为现代的“毛始皇”以建立千秋万代的毛氏王朝（这从毛晚年打祘他死后先把“皇位”即党中央主席先传给江青，再由江青传给毛的姪儿毛远新这一安排便可看出）。所以说毛和中共建政的目的和动机都是与人类社会进步的潮流相违背的，是反动的、错误的。
毛和中共夺取政权建政所使用的手段与途径
再看毛和中共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和途径来实现他打天下、坐江山的帝王梦的。一九二七年秋收起义失败后，毛带着他的残兵败将投靠在井岗山占山为王的袁文才、王佐的土匪部队。站稳脚跟后，马上找借口把袁、王二人杀害。
当朱德、彭德怀先后带领南昌“起义”和平江“起义”的残部到井岗山与毛汇合之后，因朱、彭所率部队都是能打仗的正规军，人数也比毛所率以农民赤卫队为主的乌合之众要多。毛通过加强军队党的建设和领导的方式对朱、彭进行打压、排挤，最终把军队的领导权掌控在自已手里。
由于毛当时还不是中共的主要领导，但在井岗山和后来的中央苏区毛是总前委的最高领导人。毛的专权、喜欢玩弄权术和心狠手辣招致许多人对他的不满。于是毛便以“粛反”和“肃AB团”的名义，首先对敢于直接批评毛和对毛不满的中央苏区的党政军干部甚至普通党员和士兵进行大屠杀。这股以“粛反”和“肃AB团”的名义进行的大屠杀风，很快便刮到了全国其他苏区，据统计在这场大屠杀中，全国各苏区总共杀了约十万人。难怪中共元老之一的薄一波在谈到此类事时说：“死在自己人手中的共产党员比死在国民党手中的共产党员多得多”。此事毛应付主要责任，当时中共中央曾派出一个三人小组专门调查此事，三人小组中的顾作霖当面斥责毛：“毛泽东从来不检讨自己，而一味武断地把反对你的同志当作反革命杀了！你是什么立场”。毛对同志的屠杀、专权、玩弄权术和不择手段，虽招致中共中央和苏区党政军绝大部份干部和群众的不满。但毛的冷酷、凶残、狡诈和不择手段却赢得了共产国际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的赏识。斯对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和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说：毛这个人能成事。毛有了这个后台，尽管毛在上世纪卅年代前后所作所为，召致从中共中央到苏区党政军干部和群众的的普遍不满。但依靠共产国际领导，并提供金钱和武器的中共中央谁也奈何不了毛。相反毛通过恐怖手断，依靠共产国际背后的支持，不断巩固和提高了自己在党内和军内的地位。不过由于毛的冷酷、凶残、狡诈和不择手段在党内、军内引起了对毛的恐惧和不满，所以尽管有共产国际的支持，从一九二七年上井岗山起一直到一九三五年中共遵义会议前，毛一直未能成为中共的最高层领导人。
到一九三五年一月召开的中共遵义会议上，一方面由于党内、军内对以王明、博古和李德的左倾教条主义，导致红军由江西一路败退到贵州的不满；同时红军又面临生死存亡的险境。此时毛在井岗山、江西苏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以及毛的冷酷、凶残、狡诈和不择手段虽然令人反感，但在这关系中共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这些却成了有可能使红军脱离绝境起死回生的“宝贵”资源。所以毛在遵义会议上被选进中共政治局常委，并进入以周恩来为组长的三人小组（另一人为王稼祥）协助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张闻天接替博古被选为中共中央最高负责人。在以后的“长征”和到达陕北之后，毛玩弄权术发动“整风运动”、“抢救运动”拉拢王稼祥、康生、刘少奇、林彪…等打击、中伤王明、博古、张国焘、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和一大批怀着美好共产主义理想投奔延安的有独立见解、敢于对毛和中共持批判态度的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不惜采取无情批判斗争、关押、毒害直至酷刑、残杀等方式。在毛通过这种“整风运动”、“抢救运动”造成的在党内、军内从上到下人人自危的恐怖氛围中，毛反客为主，使自已攫取了中共政治军事上的实际最高领导权。直到一九四五年中共在延安召开的“七大”上，毛在刘少奇、康生、王稼祥、陈云、林彪…等的吹捧、拥戴之下，经那些在“整风运动”、“抢救运动”中被吓破了胆的中共“七大”代表的“一致”通过，才“正式”成为中共名义上和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至此毛为实现他的帝王梦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毛为了实现其要当封建帝王的梦想，毛和中共不顾当时中国面临列强特别是日本、苏俄侵略、欺压和国内军阀的割据、土匪横行、民不聊生这种危急局面。在共产国际（实际上是苏俄）的怂恿和金钱支持之下从一九二七年八月一南昌“起义”开始在全国多处地方鼓动民众（主要是农村无业游民）发起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形成武装割据。毛和中共当时除了发动依靠士兵之外，主要是发动依靠农村、城镇里那些地痞、流氓、懒汉和光棍（农村里把那些靠敲诈勒索为生的无赖称作光棍）毛把这些社会渣滓视为其“共产革命”的主要依靠对象。
写到这里笔者不由得想起与岳父的一次谈话，有次岳父来我家小住，因岳父的老家以前也搞过苏维埃、赤卫队。我开玩笑地对岳父说：“您那时为何没有参加苏维埃和赤卫队？如果参加了，又没有死，到现在至少也是个师长、军长或地委书记、省委书记”。不料岳父听后立即正色对我说：“你把我当作什么人？我们老实本份的作田人（岳父的乡下把种田叫作田），哪里会去参加什么苏维埃、赤卫队，只有乡里的那些懒汉、二流子才会去搞这种事”。由此可见毛和中共当时依靠的是些什么人，毛把这些人称作“农村无产阶级”是毛和中共建政过程中和建政后依靠的主要对象。
毛和中共为了利诱、胁迫农民参加苏维埃、赤卫队和红军，每占领一个地方就把从商人、地主、富农、国民政府的党政军官员家属那里劫夺来的财富除自己留下的之外，都强制分给农民和城市贫民，哪个不要，便是同情反革命，立即会招来横祸。同时又胁迫农民和城市贫民都要亲自动手参与对商人、地主、富农和国民党官员家属的斗争、迫害、殴打和残杀。这些被胁迫的农民和城市贫民，因害怕国民党军队打过来时遭到报复，只好离开父母或抛妻别子参加中共、参加红军去为毛和中共打江山。毛和中共就是用这种制造仇恨和惨无人道的胁迫手段来扩大红军和发展自已的势力的。
这种方式对中国农村社会的破是极其严重的。笔者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为生计到湖南浏阳与江西铜鼓（这都是当年毛和中共闹革命的地方）交界处修公路，因想把户口迁到浏阳官渡深山里一个叫陈坑的、只有七个人的生产队去（此事后因当局严禁农民迁徙而告吹），在深山里走了好几十里被一人多高的冬茅草掩没的山路。在那种荒无人迹的地方，居然每隔五里或十里便可见到一个盖着青瓦的茶亭。这是从前有钱人家做善事，出钱在路边修建的，免费供路人歇凉、喝茶解渴的处所，足见从前这条路并不如现在这样荒凉。我回到工地后，问一位在浏阳一带打工流浪多年的宁乡民工（他曾在那一带的深山里以焼炭谋生）张某，为何山里人烟那么稀少？那么荒凉的路上为何每隔五到十华里还有一座茶亭？张某告诉我：“这祘什么，我在山里还见过不少一个人都没有的废弃的村庄哩！”张某对其中原因也不甚了了。后来我向我的房东六十多岁的陈某打听后才知道，原来毛和中共在当地闹革命时，每占领一个地方就胁迫当地农民杀了一批地主、富农和国民党官员的家属、瓜分了他们的财产。到国民党打过来时，又把那些手上有血债的农民和红军的家属杀了一些，如此反复多次之后，剩下少数没有被杀的农民也被吓得逃到外地谋生去了。这样就剩下了这些空无一人的被废弃的村庄。从毛和中共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在湘贑两省交界处进行共产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行武装割据时，对当地农村社会所造成的惨重破坏，到我上世纪一九七三年秋季到那里所看到、听到的情况表明：虽然历经四十年右右漫长的时间，毛和中共所采用的共产革命的手段对当地社会所造成的惨重破坏都还没有被恢复过来。
毛和中共及红军打着北上抗日的幌子到达陕北刘志丹、高岗、谢子长…等创建的根据地后，毛重施上井岗山时对付袁文才、王佐的故技，喧宾夺主，夺取了陕北根据地的领导权。由于刘志丹在陕北极孚众望成为毛心头大患。毛以扩大陕甘宁根据地进行东征的名义，命刘率部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与山西军阀阎锡山所部作战。不久刘就不明不白地“战死”在山西。对于刘的死现有多种说法，有的说是毛借刀杀人（借阎锡山之力将刘杀害）；有的说是遭毛派人暗祘（因致刘于死地的子弹是从背后打进去的）。
毛和中共打着抗日的招牌到达陕北后，不但未履行其向全国发表的“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诺言，毛反而认为日本侵略中国对毛和中共夺取江山有利、可以利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牵制国民政府围剿陕北红军的兵力。与此同时毛和中共不顾东北沦亡、华北危急的险恶时局，利用反动军阀东北军的张学良、和西北军的杨虎城想取蒋介石而代之的阴暗心里，蛊惑、怂恿张、杨二人打着逼蒋抗日的招牌，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日十二日发动了给中华民族带来了至今仍未穷尽的深重灾难的“西安事变”。在“西安事变”中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被迫答应停止剿共，国、共联合抗日。这一事变使濒临灭亡的中共得以苟延残喘，并利用抗日战争的机会，假抗日真发展，最终夺取中国大陆的政权。
毛和中共在抗日战争期间，不打日、伪，专门发展壮大自已，使毛和中共的军队从一九三五年到达陕北时的不足万人，发展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时的一百卄余万正规军另有一百数十万民兵、游击队。为中共以后打江山和毛实现其帝王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抗日战争期间，也就是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毛和中共为他们打天下、坐江山夺取全国政权的一己一党的私利，居然置国家、民族的利益于不顾。不仅消极抗日与日伪政权勾结，彼此暗通款曲，向日伪出卖国民政府军事情报。甚至多次从背后袭击国民政府的抗日武装，大肆收编土匪部队和敌后抗日武装力量以扩大自己的实力。
毛在抗战期间在延安多次告诫他的同志们：“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遵循的总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军多占地才爱国，否则便成爱蒋介石的国了。”
在毛的这种卑鄙思想的指导之下，中共所属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游而不击，一味扩大地盘、扩大武装实力。在整个八年抗战中，毛和中共领导的军队从来没有和日军打过一场象样的战斗。就连被中共大肆吹嘘的所谓一举歼灭日军一千余人的“平型关大捷”，也不过是林彪所率八路军115师利用阎锡山指挥的国军与日寇在平型关一带激战的机会在赵家峪伏击了日军一支四百余人的辎重部队。据日本战史记载，在赵家峪的战斗中日军仅战死167人、伤94人。
另一被中共大肆吹嘘打死打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的“百团大战”。据日本战史记载，在这一战役中日军战死302人、战伤1719人、伪军伤亡1202人。就是这样一场时间虽长但规模却不大的战役，还多次受到毛的批评，认为暴露了实力、招致了中共武装的损失。此后毛和中共就连这样规模的战斗都再也没有和日军打过。
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就更差。据一九九五年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中央电视台拍摄的一个系列纪录片（主要是纪录采访原新四军当时还健在的老干部的实况）报导，当时采访了一位原新四军的老干部，这位老干部非常“自豪”地对记者说，他所在的部队有一次与日伪军打了一个“大仗”。共打死日军卄四名、伪军一百卄余名，他对记者说这是新四军在江南与日伪军打的最大的一场战斗。这三场战斗就是自吹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的毛和中共所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与日伪军打的最大的战斗。
毛为了实现自己打天下坐江山的帝王梦，为了保存和扩大毛和中共的实力，借助日军削弱国军的实力，以便战后从国民政府手中夺取政权，毛竟指示新四军政委饶漱石与汪伪政权和日寇暗中勾结。铙指派潘汉年、杨帆去南京、上海与汪伪和日寇特务机关联系。双方商定彼此互不攻击对方、双方交换有关国军的军事情报。毛和中共为了夺取政权不惜充当卖国贼和汉奸（因铙、潘、杨三人知晓毛和中共的汉奸行径，毛为防止其汉奸行为暴露，解放后不久便以高饶反党集团为借口，把他们三个关进秦城监狱，饶、潘被折磨致死，杨虽熬到改革开放后才被释放出狱，但也已精神失常）。
由于毛和中共不抗日，反而多次背后袭击抗日的国民政府军队，被国民政府断绝了经济来源。毛和中共为了维持他们自己和军队的开支，除了在“边区”加强对民众（主要是农民）的横征暴敛，导致边区民众怨声载道[註：1]之外，竟然在国难当头、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在边区大力种殖祸国殃民的鸦片（中共为欺骗国内民众和外国友人美其名为“大生产运动”）大量运往国统区和沦陷区销售。祸害那里的民众，以此来换取维持边区政府、扩大武装和根据地所需之经费[註：2].毛和中共为一己一党之私利不择手段居然到这种连土匪都不齿的地步。
抗战胜利前夕的一九四五年四月卄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毛和中共就制定了抗战胜利后夺取全国政权的计划。到同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毛和中共立即命令它那在“敌后根据地”游而不击、以扩充实力为己任、从未正式抵抗过日伪军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迅速出动在日伪占领区抢占地盘，收编日伪军扩大实力和势力范围。
到抗战胜利初，毛和中共迫于国内民众和舆论反对内战和要求和平、民主的呼声和压力，不得不装出赞成建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的姿态，以骗取国内外人士的支持与同情，毛不得已亲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参加国共和谈。毛临赴重庆之前交待他在全国各地的部下挑起内战制造磨擦。毛对他的部下说：“你们打得越好（指与国民政府军队之间的战斗），我在重庆就越安全”。
毛和中共利用和谈作掩护为大规模内战作准备，命令在江南华东一带的中共军队日夜兼程迅速赶往东北，从占领东北的苏军手中接管城市、乡村，接受苏军缴获的大量日军装备，收编日伪军和土匪部队。又通过“土改”脋迫、蒙骗大批农民参军。这样林彪率领出关的中共军队很快便从十几万人扩大到一百卄余万人（据新近解宻的资料表明：林彪的第四野战军在东北收编了四十余万训练有素的伪军，另有十万日军编入了第四野战军的战斗序列，苏军还向第四野战军移交了可装备六十万人的日军装备）。与此同时，毛和中共极其狡诈地利用国民政府的新闻、舆论自由（尽管是有限度的，但与中共建政后对新闻舆论的严格控制相比，可以说是非常自由了）颠倒黑白、捏造事实、掩盖真象、制造假象反而把内战的责任推到国民政府的头上，并对国民政府的所作所为进行抹黑。
大规模内战爆发后毛和中共打着建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反独裁、反专制的幌子，成功地掩盖毛和中共的凶残、狡诈、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独裁、专制、蔑视个人生命的真实面目。巧妙利用民众、特别是知识份子、青年学生对和平民主的新中国的向往，和对国民政府存在的贪污腐败现象的不满，通过宣传鼓动挑起各界人士对国民政府的不满骗得了民心。
在“解放战争”初期毛和中共为了弥补在武器装备上的不足不惜采取惨无人性的“人海战术”，以牺牲大量中共士兵的生命来赢得战争的胜利。更有甚者是毛和中共为了取得胜利夺取政权，有时竟驱赶平民百姓为其军队打头阵挡子弹。在前台湾立法院长梁肃戎的回忆录第三章提到四平之战时，他写到：“民国三十七年三月，共军三度进攻四平，计有五波攻势。这次共军发动人海战术，把老百姓组成队伍，一波一波往前赶，打得老百姓的尸体堆积如山。国军再也不忍心打下去，共军则踏着老百姓的尸体攻进四平。”
国民党将领胡琏在提到毛和中共的人海战术时说：“当年我在沂蒙山区与共军作战，亲眼见他们驱使老百姓带两个手榴弹来冲锋，我守军用机枪扫射，眼见死去的都是老百姓，自然不忍心打下去，此时共军的正规军就上来了”。“我知道人海战术，但我们能用吗？我们宁可认输。”就连一向偏袒中共、批评国民政府最猛烈的大公报主编、知名报人王云五在《可耻的长春之战》一文中痛斥毛和中共军队：进攻的战术，常是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击炮在后面督战…徒手的先锋队成堆成群地倒了，消耗了对方的火力以后，才正式作战…实已到伤天害理的程度。就连毛和中共军队自已也不否认这种驱使徒手百姓为前锋的人海战术。著名旅美学者辛灏年曾提到他从中共济南军区一名退役军官那里听到的，孟良崮战役中，毛和中共的军队使用人海战术的情况：当时中共军队向孟良崮山坡发起第一次冲锋，国军射出子弹后才倏然一惊，发现最前面的居然是一群老头老太太（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国军遂停止了射击。随后共军发起了第二次冲锋，这次打头阵的竟然是一群孩子（地、富子女），国军只好又把枪放下去了，中共军队藉机上冲被国军打败。第三次冲在前面的是一片白被单，国军正要开枪时，白被单没有了，全是赤身裸体的青年妇女（地主富农的女儿媳妇们）。国军把枪一扔，这仗可怎么打啊？就靠这种卑劣无耻、丧尽天良的战术取得了孟良崮战役的胜利。
毛和中共的军队在围困长春的一百五十余天时间内，为了造成长春市民与国军争粮的局面以迫使国军投降。毛竟批准林彪…等四野领导人提出的严禁粮食、燃料进城、不准一个百姓出城，把濒临饿死的数十万长春市民堵在城内，以消耗守军的粮食的作战方针，以造成部份国军倒戈，共军趁机攻克长春。此役造成数以十万计的长春市民饿死。据台湾作家龙应台在《大江大海1949》一书中保守的估计，因共军的围困和阻截市民离城逃生而饿死的长春市民，至少也有卅万人，不低于南京大屠杀造成的死亡人数。
在毛和中共领导人的心目中士兵、百姓的生命如同草芥。毛和中共把他们当作打天下坐江山实现共党夺取政权、毛实现其帝王梦的工具。因此毫无顾忌地采用丧尽天良的人海战术来达到他们的目的。
为了弥补人海战术造成的土兵和下级军官的大量死伤，毛和中共在“解放”区大力开展惨无人道的土改运动。在农村挑动、制造农民与地主富农之间的仇恨。强迫、诱骗农民瓜分地主富农的土地、财产甚至妻女，对地主富农进行斗争、辱骂、施以酷刑直至残杀。中共利用农民们害怕国民政府打过来要找他们祘账的恐惧心理，以保卫胜利果实为口号，诱迫大量农民参军（其中包括许多地、富子弟，他们为改善毛和中共带给他们自已和家人的悲惨处境，也不得不参加中共的军队）充当毛和中共人海战术的炮灰。
不仅如此毛和中共早期的武装割据还造成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混乱、停滞与落后、促使日本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败逃到陕北后，为了分散国民政府剿共的兵力以挽救其濒临灭亡的命运。打着抗日救亡的冠冕堂皇的口号，挑动民众特别是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军人的仇日情绪，促使中日间全面战争在国民政府的军事政治经济准备尚未完成的情况下便仓促展开。造成三千多万中国军民的伤亡（这场战争给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造成的巨大损失更是无法估量）。
毛和中共从一九二七年前后在全国开展非法的暴力武装夺权开始，到一九四九年成动夺取大陆政权的二十多年时间内，毛和中共内部自相残杀致死的、在农村挑动农民与地富之间的仇恨相互残杀致死的（主要是地富份子、国民政府党政军人员及其家属）、十年内战国共双方战死的士兵及无辜死亡的百姓、三年“解放”战争国共双方战死的士兵及无辜死亡的百姓至少也在一千万人以上[註：3].
以毛为首的中共就是通过上面这些手段实现了他们打天下坐江山的美梦，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夺取了中国大陆的政权，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毛也顺利实现了其想当封建帝王的梦想，成了中国国土上挂着人民共和招牌的新一代货真价实的封建帝王。
由此看来以毛为首的中共夺取政权建政的手段是极其阴险狡诈、卑鄙无耻、丧尽天良、残忍毒辣、不择手段，违背了人类公认的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准则，更谈不上合理合法、光明正大。毛和中共建政的手段和途径给中华民族、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和无比惨重的损失。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10/6/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