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永远的校长”江平12月19日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逝世，享年94岁。江平堪称法学界的良心，被誉为“民法泰斗”，也是知识界的一面旗帜！生前参与了《民法通则》、《公司法》、《物权法》等法律的起草、制定，深受法律界知识界乃至社会各界的推崇和尊重。1983年至1990年，江平担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校长。1988年担任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90年2月15日，因支持六四学生民主运动，被司法部党组免职。

江平1948年到1949年在燕京大学新闻系学习。1951年8月，就读于苏联喀山大学法律系。之后，转入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国立大学法律系学习。1956年底，江平以全优成绩提前一年毕业，回国任教于北京政法学院民法教研室，1957年春天，27岁的江平找了19位青年教师，联名写了一张大字报给党提意见，结果遭到整肃，被打成“右派分子”。他在苏联相识、结婚不满一个月的妻子迫于政治压力跟他离婚。之后他被发配到北京西山劳动改造，在一次抬钢管过铁轨时，由于身心疲惫，被风驰电掣的火车带倒，直至拖出几十米远，性命虽然保住了，但被火车车轮碾碎了一条腿。

江平经历长达22年的右派生涯，在文革中也是被重点批斗下放的宪法学者。直到1978年的秋天，才从延庆中学回到刚刚复校、还没有招收学生的北京政法学院。1979年，49岁的江平右派身分才被“彻底平反”，恢复助教身分。他所带领的中国政法大学，这个期间培育了莫少平、浦志强等诸多维权律师。担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期间，他发表公开信支持学生民主运动，并鼓励师生示威抗议，甚至公开为民运人士辩护，公开呼吁废除劳改劳教制度、公开要求宪政民主。

多年后，江平回首往事时说：“对我们这代人来说，（经历坎坷）并不是个别人的。我们唯一能够得出的人生感悟是，这是制度使然，而不是个人的悲剧。因为像我这样命运的人，恐怕是几十万，我们应该从国家的制度上去反思。”

江平2007年接受访问时坦言：自己只向真理低头；对法治天下的前途感乐观；而呐喊是每一名知识人的责任。“我现在所能够为社会做的还是呐喊，我现在的社会使命是呐喊。在我力所能及的时间内、范围内、影响力的度上，我尽量为中国现代应该有的法律观念和法律做一些呐喊。呐喊总是能起到一些作用。”

江平曾著书《我所能做的是呐喊》及《私权的呐喊》。他在个人自传《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曾解释为何选择“呐喊”这个词语，表示是受了鲁迅的启发，“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形势越来越严逼，也就是说外面的环境越来越恶劣了。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必要呐喊，不管你用了什么字，呐喊是在情况比较恶劣的情况下，人们去呼吁的一种声音。”使用“呐喊”这个词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他解释，现今中国法治建设的情况下，要将这两个方面很好结合起来，“我始终在思考，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要么你善于斗争而不敢表态，或者你敢于表态，有时候又失去分寸。”

对于中国过去的政治运动，江平认为运动遗留下来的最大问题就是培养了一种不敢说真话的习惯。他指中国真正敢说真话的知识份子比较少，认为这是知识份子的软弱性，“这种东西也不能太多地责怪当事人。”他认为自己尽量做到了说真话，“不去诬陷别人，不去往上爬，不去为了追求官职而昧掉自己的良心，我觉得尽量做到这一点，是我一生最大的愿望。”

江平曾公开回应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前后的情况。当时曾在学校门口堵过学生，称自己作为校长要为学生的安全负责。并明确表示支持学生：“我表示三条意见：第一个学生是爱国的，第二个动用军队是错误的，第三个党内没有民主了。说完话后我也觉得这校长绝对不会当了，因为我说了跟中央不同的意见了，这就是我当时的态度。”

比大火里烧死的好多了，等下看看甘肃地震怎么处理吧

烂尾大王习近平的枫桥迷思

颜纯钩

世上有两种政治领袖， 一种不但有雄才伟略，且有道德使命，不但带领国人创造美好生活，还能奠定千年繁荣基础，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也。

还有一种领袖，汲汲于个人与家族名利，汲汲于一党之私，既无道德愿景，更败坏世俗精神，将国人带入绝境，所谓「君视民如草芥，民视君如寇仇」是也。

习近平当政十年有余，不但败坏了中共前三届领袖奠下的经济基础，也败坏了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他的内政外交全无智勇双全的谋略，更无前瞻性与全局观，他随心所欲办事，事情办砸再想办法补救，补救不成就任其腐烂，腐烂再腐烂，终至不可收拾。

他动不动就搞斗争，灭这个灭那个，因为国家体量大，单独看伤害不大，但十年积累下来的劣绩叠加就相当惊人。今日欲救失业，当日团灭教培却豪气干云；今日向拜登求饶，当日却敢与特朗普过招；今日金融系统风险加剧，十年大撒币大奢华从不忍手。

最近习近平宣扬枫桥经验，有人归结为文革式的群众斗群众，其实要害不是群众斗群众，而是群众专政。不是一部份群众与另一部份群众互斗，而是乡村中的大部份农民，在党的示意下，针对极个别的四类分子，实行全方位的监督改造与斗争专政。

枫桥经验在文革前后的政治环境下行得通，因为当年农民都须依附集体经济，没有人可以离开中共的奴役与配给而独自生存。中共可以给予也可以剥夺，农民只能乖乖听话，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

农村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在党的指挥下，对村中百分之五以下的四类分子实行专政，那是轻而易举的事，前提是农民都要听话，为糊口不敢违背党的指挥。村中有什么动静，只要生产队长召集村干部，村干部又号召更多农民，马上就地解决，四类分子没有生存空间。

时过境迁，今日的乡村早已不是当年的落后与固化，今日农村大量有见识有追求的精壮农民。这些人外出打工眼界大开，接受新科技与新思想，他们失业后被迫回村，几年内坐吃山空，日后生计无着，迟早都会在农村搅事，那就是中共基层开始瓦解的先兆。

以百分之九十五的基层力量，去对付百分之五的敌对力量，在财政优裕的条件下，当然是轻而易举的事；但若反过来，乡村中的潜在反对势力，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而中共的基层干部变成百分之五以下的极少数，那时枫桥经验就行不通。

中共统治中国，一则用钱，二则用武力，钱袋子空了，基层党干要自己想办法，不能请更多爪牙作帮凶，也不能拿闲钱去收买村民。村干部太蛮横，必然引起村民反弹，最先吃亏的是自己，因此，以枫桥经验的大包围去恫吓与管制少数反抗者，这一招早已不合时宜，唯一留给村干部自保的手段，就是对下笼络人心，对上阳奉阴违。

中国已在巨变前夜，全国到处是危机四伏的雷区，所有隐伏多时的社会矛盾，很大机会造成倒骨牌效应，酿成大规模社会动乱。一旦广泛地区社会不靖，政府失能，民变四起，将需要更大规模的专政暴力来维持统治，这一点习近平还是明白的。可惜当前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军队要应付外敌，武警公安集中在大中城市，只剩少数农管维持乡村治安，面对大规模的民间反抗，根本是杯水车薪，只能任由星星之火燎原。

近期有公安系统遣散闲杂人员，也有相邻地区的派出所实行合并，这都是政府节衣缩食的措施。政府陷于财政窘境，更没有闲钱去供养乡村的基层干部，在这种时势下推广枫桥经验，实在太离地，也太幼稚可笑。

习近平不了解四十年来农村政治力量的演变，不了解大量失业农民工回乡，一旦被生活逼到绝路，只会成为动摇中共基层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指望农民为中共驱使，帮助中共维系统治，这根本是一厢情愿的空想，习近平不应该不明白，可惜他就是不明白。

东升西降烂尾了，狭路相逢勇者胜也烂尾，统一台湾烂尾，一国两制也烂尾，雄安新区烂尾，大湾区烂尾，深圳先进示范区烂尾，最近提出来的长江经济带概念也要烂尾。至于枫桥经验烂尾，那根本是小菜一碟了。

我们应该保守什么

1保守个人的自由

2保守个人的财富

3保守个人的信仰

4保守个人的文化

5保守捍卫个人权利的法律

6保守尊重个人权利的制度

听了张千帆教授一个批评“中国保守主义”的录音，觉得好像不怎么赞同某些观点。有些看法就随便谈一下。张教授首先定义了什么叫“保守主义”，以及保守主义的起源。起源上应该没有什么争议，这是一种长期社会活动中，谨慎的性格自主产生的一种防备和保护心理。到伯克正式成为一个思想流派。而定义，张教授引用的是亨廷顿的方式，必须保守旧的规则和制度，才算保守主义。认为不管你出于何种目的，只要保守过去，都是保守主义。并坚称保守主义是有国界，不存在通行而普世的保守主义。由此衍生了对中国诞生的保守主义者的异见，认为他们要保守什么制度？中国数千年都是专制极权，有什么是要保守的？并例举了晚清的王公贵族的保守主义最终保到帝国崩塌。

本人对国内的这个群体也不太了解，根据一些介绍，国内的保守主义者大多都是一群基督徒，他们宣扬的是保守基督教的传统和提倡的生活方式。对此张教授嘲讽过国内的保守主义没有犹太基督教外的宗教主张。认为宣称基督教的保守主义在中国就不能叫保守主义，而是极端的自由主义。只有保守孔孟、老庄等传统习惯的才是中国保守主义。

一、保守主义的定义

保守主义被如此狭隘的定义和分类，确实令人不赞同。亨廷顿的作品，映像比较深的是他关于文明的冲突的论述。对他这种定义还是不敢苟同。我自己给出的保守主义定义就是：对所有激进的思想、政策、行为的天然反对者。警惕所有宏伟目标、美好事物的过程、手段和目的。审慎的观察、分析事物的弊端，阻止狂热和积极态度。保守的最终目的在于维护个人的自由和财富，与集体、群体无关。

如果把自由主义比作一辆疾驰的汽车，它与自由主义的关系应该是车灯和刹车。而不是拦路的大石头或沟壑。它不仅仅只是刹车，还是能让你看清道路的车灯。不为反对而反对，保守的目的在于防止过激和警示作用。个人觉得这种理解才符合通常意义上的保守和开放，或者进步。而仅仅从简单的行为上去分类、定义一种广泛流传的思想流派，未免太过粗暴和浅薄。思想能称之为思想正是它们脱离了浅薄。

二、关于保守主义算不算普世而通行的

个人的看法是：摆脱那些定义上的歧义和片面性，保守主义就天然的具有通行和普世性，而不是拘泥于复古爱好者、利益坚持者、食古不化者这些恶臭的团体。他们保守的只是他们自己的利益、癖好和幻梦。这种以极度私利为主导的守旧行为，也把它冠以一个某某主义是不正确的，也是具有歧视性的。作为人类思想史上和自由主义并驾齐驱的重要思想被这样理解和对待是不公平的。中国三千年的秦政治，按照亨氏定义，中国的保守主义者全是拥抱复辟的僵尸，占据权力的暴君和其党羽。所以张教授以一个古典自由主义囊括了那些自称”保守主义“的群体，言语中感觉也是对保守主义有很深的成见。所以他得出保守主义不具备通行而普世的价值。

宗教的种类，大体上两大类。一神教和多神教。但发展出现代文明的只有基督教信仰下的政体和民众。其他的非基督教民主国家都是在英美等国的影响或强加下形成的宪政民主。因为它们是文明的源头和载体之一，所以国内的保守主义者提出的只有基督教主张。佛教主张绝欲往生、道教主张遁世修行、伊斯兰主张全世界实行伊斯兰教法.....在中国这个饱受专制摧残的国家和民众之间，这些主张和观点对现实有什么意义呢，对个人又能有多少利益？国人暂时是不可能诞生这类主张的保守主义。发出这种疑问也有脱离现实空谈主义的嫌疑。

三、保守主义的国界性

张先生认为，它具有国界性，美国的、英国的、拉美的、中国的等等等。这种观点正是因为他否定了保守主义的通行性和普世性，才产生的结果。依据亨廷顿的定义，美国保守主义保守的都是种族优越、有限选举.....中国保守的就是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极权集团的暴政。甚至和民粹主义混淆在一起。这种看法当然不值一驳。具有这些思维的不叫保守主义者。叫”保皇主义“、“保皇党”才更适合他们。不排除现在有这类极权集团豢养的御用文人、水军肆虐于国内的喉舌机构。在微博微信等大喇叭上鼓吹牠们那套“保守主义”的毒瘤。什么先威权集团再过渡到民主宪政，牠们就不会张开狗眼看一下，中共在毛以后，邓、陈、叶等一帮老家伙们搞的不正是威权集团吗？其后的魁首都没能形成独裁。直到200斤习猪头上台，这个所谓的威权集团完全失控，习轻而易举的就实现了独裁的梦想。所有曾今以为取得的进步统统化成泡影。法治、政体、经济、民生，有哪一个不是完全倒退！！财富被威权集团的大佬们瓜分，后继者连汤水都捞不到，还要承受债务的折磨。这种无视法律尊严的威权集团怎么可能会进步！那些进步幻影仅仅是麻痹大众的鸦片，瞬间就会当然无存。所以，很有必要对保守主义做一次正本清源。就像中共广告那句“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也不是所有的保守者都叫保守主义！

在这里本人仅仅表达一下自己的见解，虽然自己才疏学浅，但依然有表达和言论的自由。也籍此就算得到其他大家的鄙视和斥责也算一种收获和反思。促使自己更好的学习和思考。虽然常惹大家发笑和鄙夷，但日行一寸，总会给自己带来一点清醒。在这个漆黑的世界，至少自己在努力的发声，不至于同流合污和成为一个沉默的帮凶。也希望自己的陋文能给大家一点思考和学习、或者笑料谈资也足矣。

全民核酸、隔离、方舱就不说了，动不动还一纸红头文件消灭一个行业是什么魔幻操作？这是什么样的经商、投资环境？哪个投资人承受得起

I’m just messing with you 😜

Excited to see what you’ve made!

高耀洁：我一生几次逃难

我已九十三岁了，多次跑反、逃难，伴随着我的人生，从山东逃到河南，在河南又几度逃难，渡过了我人生艰苦的青壮年时代。逃难在河南并没有停止下来，直八十二岁、为抗击艾滋病工作，被迫逃出国门，孤身寄居美国纽约十多年，,,

一、逃八路军灾难

三十年代，八路军已进入我们的家 乡，1939年3月，八路军冀鲁豫边区支队队长杨得志、政委崔田民、二大队队长覃健等率领一支部队、进入高新庄抡劫，拘留我家三人，包括我父亲、我半身不遂中风不语的二伯父。他的罪名是“日本汉奸”，那时日军还没有占领曹县，二伯生病已年余，哪来的汉奸罪名？为了要钱，对他们三人严刑拷打，往鼻孔口腔灌辣婌水，折腾了半个月，高家拿出30万现洋赎身费放人。同时把高家所有衣物、家具、粮食等等，抡劫已空，连吃饭米粒，一匙没留，无可奈何，我父亲携全家逃亡，到柳河镇，九女集村，这是第一次跑反，那时我11岁。

二、逃日本侵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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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逃往河南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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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南逃学生，流亡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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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风烛残年，出走海外

无奈走出国门

到了5月6日上午9时许，我突然觉得气氛不对。我的电话又出了故障，打不出去也打不进来，电脑也出了问题。我去小区门外超市买中午的食物，发现小区内有不少陌生人，他们目光异常，使我感到又出事了，很像2007年2月我赴美国领奖前夕的情况了。我中午饭也没来得及吃，假牙也没来得及带，两手空空，只取出电脑的硬盘（里面有三本书稿，我不能放弃）。我把硬盘放在内衣兜里，匆匆地从小区后门离开了家。我这次外出，完全是为了艾滋病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事件，不能白白地费去。不然2007年3月，我赴美国领取“生命之音”奖，很多美国要人、权贵出面留我，居住美国安度晚年，我没有接受，仍坚持回国了，岂料有近二年过着如此的生活呢？

我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非万不得已，不会只身流浪在外地，这次盲目外出，不知所从，只是为了把这些资料（艾滋病疫情的三本书）留给后人。苍苍大地，茫茫人海，何处是我的归宿？

我80多岁行走蹒跚，多么困难，离开家到成都，最后到广州。住在一个农村，天天修改书稿，此处离大学城很近，有不少志愿者和大学生来帮助我，他们每天都有两到三人协助我为书稿打字，这给了我莫大的安慰。但是这时我多次流泪，不断思考，我并不是不想回家，是因揭露艾滋病疫情避的我不能回家。

后来我只能继续为艾滋弱势群体说话，救助他们，往日的防艾工作，一切活动都是我自费付出，我不敢收任何人给我的钱，即便情面难却时收下钱之后，也要改日再把钱还他。比如北京爱知行万延海2000年8月的一天，来郑州给我送钱，他两次给我两万八千元，到2003年冬我从邮局寄给他3万，多给他2千元作为2年来的利息。我为艾滋病受害者呐喊，是一个医生的职责，为什么要对我进行各种打压、造谣和诋毁？为什么对我的工作进行阻扰？甚至在农村疫区悬赏500元举报我，阻止我进入艾滋村，我往贫困地区给贫病民众邮寄书籍、衣物，经常会大量、多次的丢失。我的电话经常打不通，我出门经常有人跟踪。如此种种，令人难忍！

我想来想去，我不知哭了多少次！我权衡了利与弊，我想本人若无声无息地死去，我手里的资料便石沉大海，而且外界一无所知。最后我决定出走。我托香港的朋友帮我联络，请他往国外给我2007年认识的朋友打了个电话，说我已经离开了家，无处可归，需要出国。7月中旬与美国有关人土取得联系，7月下旬开始办外出手续，有朋友转托在美国的华人组织，请他们派人来接我出国。

被迫定居美国

离开国内时有大学生送行，临上飞机前，其中一位大学生送我到机场入口处，交给我一个字条，他说：“奶奶，你到飞机上再看。”我将字条拍下，以资留念。8月7日离开了广州白云机场，途中经三次转机，8日抵达目的地。我的心中一块巨石落了地，接纳我的是山东同乡，住在他们家里，他们全家都对我的生活照顾得不错，住了半年多，我非常感谢他们 。

2010年3月，我被哥伦比亚大学聘为访问学者，由外地搬往纽约，住在一所公寓里，我深居简出，要尽心尽力，把我的书稿编写好。

自古人生谁无死？我不怕死，我怕的是手头这些关于中国艾滋疫情的真实资料被湮没。我这次外出，是为了不让艾滋病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病例白费，之后三本书全出版了，还修订增版了《高洁的灵魂》一书。

自2009年走出国门，十年多了！骨肉亲人或阴阳相隔或天各一方！身处异国他乡，生活不惯，言语不通，这里来很多中国人，来历各种各样，无人知晓，因此我处境也相当复杂，漫漫长夜间！可谓万里西风夜正长，断肠人在天涯！年老多病的身体，多年来靠药物维持生存，耳聋眼花，乏力嗜睡，行走蹒跚，精力、体力均不支，所以我无力去参加他们的社会活动，只有埋头整理书本，来度过我人生最后的时光。可怕的是近两年多，我因肺部疾病卧床吸氧气，但仍想尽力给后人留下我一生逃难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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