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游击高手“双枪老太婆”的结局

内参片《简·爱》

“ 内参片 ” ，即不对外公映、只供内部参考的影片。 “ 内参片 ” 文革前就有， 1965 年起中断， 1970 年，上海译制片厂零星恢复了 “ 内参片 ” 的译制。

多年后，苏秀感叹： “ 有这么一小群从事电影工作的人，却在竭尽全力为那些被批判成‘ 封资修 ’ 的作品译制配音，而且必须尽心尽力， 保证质量，让这些电影成为 ‘ 最好看 ’ 的电影。这本身就是件极为特殊又古怪的事。 ”

这些 “ 最好看 ” 的封资修影片的经典之作，就是 1975 年版的《简 · 爱》。

“ 这些片子是中国电影公司从国外买来的拷贝，其中一部分让我们译制。因为是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服务，所以由文化部电影局专门拨款，给我们一些加工费。译制完成后录成拷贝，再寄给中影公司。 ”1975 年版《简 · 爱》的副导演、年过古稀的孙渝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中影公司寄来的文件袋上都不写电影名，只写代号。开始是 A 、 B 、 C……1971 年起，因为片子越来越多，字母不够用，改用数字编号，如 “ 沪内 × 号 ” 。

苏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这些内参片都是保密的，连家人都不许透露。每一个剧本都有编号，工作结束后必须交还厂里，不能带出厂外。 “ 译制的目的是什么，给谁看，我们都一概不知。 ”

苏秀记得，正式开始生产内参片前，厂里曾经专门开会，传达为什么要译制这些封资修的 “ 毒草 ” ，会上还宣读了周恩来的电报，称译制 “ 是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研究国际阶级斗争新动向时做参考 ” 。但让苏秀困惑的是，像《简 · 爱》这样的片子，显然与当时的国际国内 “ 阶级斗争新动向 ” 无关啊。

《简 · 爱》的后期合成完成之后，徐景贤来审片。在一楼的放映室里，导演陈叙一和副导演孙渝烽陪着他看片。在孙渝烽印象里，徐景贤看上去大概三四十岁，很瘦，但很精神，言谈温文尔雅。他话不多，看片中间偶尔提问，陈叙一简要作答。看完片子后，徐表示 “ 很好 ” 。片子没有作任何改动就通过了，送交中影公司。

《简 · 爱》译制完成后，厂里依照惯例举行批判大会，旨在给导演和演员消 “ 封资修 ” 的毒。这是孙渝烽的工作内容之一，最后由他写成简报上交工宣队。

所有参与影片译制的工作人员都必须参加 “ 消毒大会 ” ，轮流发言，对影片进行批判，主创人员作重点发言。政治形势严峻时，工宣队员和军宣队员也参与发言，大家个个表现得义愤填膺，摩拳擦掌。

“ 其实每部影片的批判内容都差不多，后来我做简报上交时，只需把片名换掉就可以了。 ” 孙渝烽笑道。

但《简 · 爱》除了 “ 麻醉劳动人民、宣扬资产阶级腐朽生活 ” 的常规罪名之外，还有一个特殊罪名：宣扬资产阶级的个人奋斗、个人至上。

---杨敏：内参片《简·爱》——“编外”的艺术天空

吃食堂

据湖北省当阳县跑马乡的新闻报道，公社书记当众宣布： 11 月 7 日是全乡社会主义结束的日子， 8 日进入共产党主义，一切用共产主义的方式来办。

散会后，群众便上街 “ 共产 ” 了，商店里的东西被拿空了，就到别人家去拿。你家的鸡，我抓来吃，我队里的菜，你可以来挖，甚至出现有人到托儿所领 别人的孩子当自己孩子。

我们兴桥公社兴桥大队吃食堂是 1958 年 9 月下旬开始的。也就是人民公社成立后的两三天。兴桥大队分成南、中、北三个街，办了三所食堂。我们中街的在黄奎德家开始的第一顿。他家是开旅社的，地方比较大，能盛十多张桌子。就在开人民公社大会后的一个中午，父亲告诉我说： “ 吃食堂去，吃饭不要钱了。 ”

我提着钢精锅飞跑到黄奎德家。这天吃的是红烧肉，有茨菇，厚厚的油浮在碗面上。

我们平时一个月也吃不上一次肉，来亲戚了，割三、四两肉，都是烧的白汤，白色的肥肉浮在汤上面，那时候都不愿意要瘦肉，要肥肉，很少很少吃红烧肉。

吃食堂的当天饭剩下很多，肉也剩下很多，乡下农民买棉花路过街上的，也拉人家来吃，人家不好意思，便劝人家说 “ 共产主义了，天下一家，吃饭不要钱了 ” 。

我们兴桥大队的食堂第二天便不在黄奎德家吃了，中街分成两个大组，我们在西边三大组吃，吃的是炒肉丝，从那以后便一顿不如一顿了。

后来，几个大组食堂办不下去了，最后办一个食堂，在街南头。一个月时间不到，食堂里顿顿都是稀粥，干饭也吃不成了，最后稀粥变成清水汤。当时食堂做饭的人抓起大把大把的矾放在里面，表面上看起来还是稠稠的，不过粥里没有米。

记得每天天还不亮的时候，邻居高大喜子、孙五锁子便叫着我一起去喝粥，去得早的，舀子在锅底捞，能捞到小半碗米，我们那时刚上小学，做饭的人同情我们小孩子。

过了一段，米也看不到了，直到稀汤都喝完了，碗底才露出一点米，舔在舌头上，舍不得咽下。后来，食堂的粥光剩下水，我们每个小学生喝七八碗，最多的能喝十一碗。小小的肚皮，象被猪尿泡似的被吹大起来，亮亮的，手一戳就能点破的样子。

刚开始时，办食堂的干部常常在半夜里炸油饼吃，老百姓知道后都抱怨他们。大概过去一个多月，米就看不到了。从北方运来一批地瓜干，吃完了，便是整锅的胡萝卜缨子，后来便吃淀粉圆子，那是把玉米皮与杆子碾碎磨成面做的。这时候，便吃榆树皮了，榆树从底部到顶梢是一片白，都被人们吃光了。

到了 1959 年 1 、 2 月份，粮食没有了，便有饿死人的事了出现了。

---李锦：不写三年大饥荒，就对不起历史和老百姓

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等级森严

拍照是为了回去销账——

1.服装定制：2200元

2.餐费：2200元

3.交通费：5000元（3辆车往返加油）

4.工作人员话费补助：1100元

5.捐赠物资采购：300元

6.摄影师劳务费：2000元

本次下乡助残慰问活动经费

共计：12800元

在 “ 新中国美术经典 ” 光环里，刘文彩则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吃人魔鬼，刘氏庄园成了血腥恐怖的人间地狱。在艺术 “ 创造 ” 的背后，却又遮蔽着一个个惨绝人寰的真实悲剧，它们上演了新中国一场场的政治劫难。刘文彩的二孙子刘世伟一家，因为家庭成份和 “ 收租院 ” 逃到 4 千公里外的新疆库尔勒上游公社独 立大队落户，但最终逃不过《收租院》 “ 牢记血泪仇 ” 的宣传攻势，当地农民把他用绳索勒死，他的妻子和两个小孩（大的两岁，小的还在吃奶）被斧头劈死。这些，如同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赵力在现场讲座中的所说： “ 《收租院》反映了从人们比较愚昧的状态，再到觉醒后感到怒火中生的状态，然后人们做出决定要革命的状态 ” 。不错，《收租院》激发了人们怒火中烧，在阶级斗争的革命名义下，可以肆无忌惮地虐待、屠杀、侮辱地主反革命分子，类似 “ 收租院 ” 的 “ 新中国文艺 ” 经典作品所释放出的暴力能量，制造了一起起人间惨剧。阶级斗争中的暴力艺术，成功地塑造出类似刘文彩这一典型反面人物，使得更为残忍的、毫无人道的迫害运动变得完全合法化。广大群众在阶级斗争的恐惧、谎言暴力的洗脑作用下，为了不再吃 “ 二遍苦 ” ，疯狂地迫害所谓 “ 阶级敌人 ” 。可以说，文革是一种集体恐惧的 “ 狂犬病 ” ，人们疯狂地表决心忠于伟大领袖，积极响应政治运动，不择手段的诋毁他人，甚至发展到父子、兄弟、夫妻、师生之间彼此暗中告密、公开划清界限的人人自危地步。

---程美信：中国美术史上的《收租院》

什么认贼为祖🥶

唉，“小院高墙”

当时的白区活动，一种是“住机关”，这种“住机关”有的男女同志假扮成夫妻；一种是单身女性专门接待高级领导的；再一种是妓院，因为妓院可以”密谈”，环境也容易控制。向忠发的小老婆就是周恩来替他从妓院中选的。

周恩来在上海时，还有一位神秘女友叫张文秋，又名张一萍，她是专职性“住家主妇”的女同志 ，像周恩来这样重要的领导人，当年在上海的住家绝不止一处，张文秋就是周的其中一个住家主妇，后来张文秋被共产国际情报组在上海的代表佐尔格看中，周恩来派张文秋做了佐尔格的妻子，佐尔格又把张文秋让给另一个德籍助手（中文名吴照高）做临时夫人。佐尔格就是当年轰动中外的上海神秘西人案的主角。延安时代，周恩来、邓颖超把张文秋介绍给毛泽东。张文秋很得到毛的喜爱，她又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毛泽东的两个儿子，他们既是亲家，又是周恩来、张文秋、毛泽东三人之间的纽带，主要串连者是邓颖超，政治的意味很重。

---作者： 司马璐

一个被“点天灯”的年轻姑娘

她叫冯光珍，土改时家住川东忠县城西长江边上的一个山村九蟒村。她父亲叫冯国祺，是忠县的工商业兼地主（有 30 多石租）。土改时冯国祺被捆绑吊打，然后被枪毙，死时 49 岁。同一天被枪毙的还有（苏达三、曹新煌等人）。冯光珍母亲叫何顺贤，冯国祺死后，她也被整死，死时 47岁。（另外，冯国祺的大儿冯光和，大儿媳陈德珍和他们的女儿，全部死于土改。）

冯国祺被枪毙时，他 18 岁的女儿冯光珍还在省立万县师范学校读书，差一年毕业。以前每月她都要收到家里寄去的生活费，现在忽然没有了，她听说土改搞得很厉害，担心家里出事，就从万县赶回来。有人劝她不要回去，否则要遭殃，但她放心不下父母，还是回来了。

她一回来竟然被评成地主分子。

土改民兵们要她交出金银，对她使尽了各种酷刑，在夏天最炎热的时候把她大绑起来和她母亲一起暴晒，一晒就是半天，绳子勒进肉里很深，她才 18 岁，皮肉很娇嫩。

川东地区“点天灯”一是用黄泥巴在地主头顶上围一圈，中间倒上油，点“天灯”。二是把双手横着捆在墙上（或木板上），手心朝上，在两边手心里倒上桐油点灯，等到烧干了又再添油。

冯光珍遭受的是第二种。

冯光珍的弟弟冯光林说：“我记得姐姐的双手先是感染，后来慢慢化脓溃烂，蛆从里面往外滚，老远都闻得到臭，那时我们已经被洗劫一空，没有钱给姐姐治伤，眼睁睁的看着姐姐的双手一天天烂掉，先是皮肉掉尽，露出白森森的骨节，然后骨节一节节地脱掉，最后，姐姐的左手完全没有了，只剩下手腕，右手手掌烂掉了大半，只剩下半个手心。她能活出来全靠一个乡间的土医生，他同情姐姐，做好事给她医治，算是把命保住了。但是，姐姐永远失去了双手，成了一个残废人。”

冯光林还说：“父亲死了，母亲死了，大哥大嫂都死了，我们被赶出来住在一个破烂的草棚里，最要命的是没有吃的。我才 6 岁，姐姐成了家中最大的人。她带着我们几个弟妹去四处讨饭，双手伤口一直溃烂。她流着泪去乞讨，要来了饭，我们就一口一口的喂给她吃，她没有手啊，自己怎么吃？那个场面，有许多好心人看了都偷偷流泪。”

冯光林还说：“姐姐从 18 岁失去双手，她的青春也就毁了。由于她是地主，虽然已经严重残疾，仍然要继续接受永无休止的斗争，每逢政治运动来了，她就要受苦。平常每月一次的训话会她是非到场不可的。她注定一生不可能有婚姻了，因此她从没想过要结婚。……”

---谭松：读了“从《软埋》历史原型看方方的反共反革命历史观”之后

图1：冯光珍遗像

图2：1998 年，手残了 48 年后的冯光珍领到了一个残疾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