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
一个不受束缚的自由市场不会产生繁荣和萧条的周期循环，而当萧条是由先前的干预造成的时候，没有干预的自由市场会迅速地扫清萧条，特别是还能解决失业。由此，经济理论的研究不会过多集中在市场本身，而主要研究干预者——政府在造成和加剧萧条过程中的错误行为。
—— 罗斯巴德《美国大萧条》
一国政府如果想要缓解而非加剧萧条，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不加干涉——放任经济自由发展。只有在价格、工资率和企业的破产清算不受干预的情况下（无论这种干预是直接插手还是威胁恐吓），必要的调整才能平滑而快速地进行。
—— 罗斯巴德《美国大萧条》
1921年9月讨论失业问题。哈定仍然强调以旧秩序的方式应对萧条，这也是这种声音唱响的最后一次挽歌。哈定断言清算的过程不可避免，批评政府对经济进行计划，问责了财政部的救济提议。他说：“用这些方法过多地刺激经济更可能带来困难，而不是治愈病症。”
—— 罗斯巴德《美国大萧条》
网友评论：50岁正是为爱冲锋的年纪😇
众所周知，精英都在体制内，社会主义特色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家的核心特质是执行规定和命令。 https://files.sovbit.host/media/81913081246d192c9a55951704270756b222094470b3171e58bb5e3c42ee8db5/13acb09ee9378d612d2db426d216a52b2d7b30c2276d55db49b47f0fe2cb847b.webp
#### 每一种诉诸警察权力庇护的学说都暴露了它的内在弱点
(摘自：米塞斯《全能政府》，可二译本)
我们这个时代的固执和刻板的教条主义，严重阻碍了一切客观公正地研究当今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努力，也严重阻碍了一切以更令人满意的政策取代引发目前文明危机的政策的努力。一种新的迷信——国家崇拜——已经深入人心。人民要求实行胁迫和强制、暴力和威胁的方法。谁不屈膝于国家这个时髦的偶像，谁就有祸了！
俄国和德国现在的情况就很明显。人们把俄国人和德国人称为野蛮人，说西方更文明的国家不可能也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也无法改变这一事实。西方只剩下少数宽容的朋友了。左右两派对思想自由的高度怀疑都无处不在。非常典型的是，一位多年来与纳粹的侵略拼死作战的杰出的英籍亲苏作家竟悍然支持宗教裁判所。“宗教裁判所，”克劳瑟（J.G.Crowther）说道，“当它在保护进步阶级时，就有益于科学。” 因为“宗教裁判所是危险的还是有价值的，取决于它代表反动的还是进步的统治阶级。”但是，谁是“进步的”，谁是“反动的”？关于这个问题，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和阿尔弗雷德·罗森博格（Alfred Rosenberg）的看法就有天壤之别。
诚然，俄罗斯和德国以外的持不同政见者尚无被枪决或瘐毙于集中营的风险，但是，少有人愿意重视不同意见。如果有谁试图质疑国家控制主义或民族主义，几乎没有人会冒险去认真斟酌这种论见。异端被公然嘲笑、被指名道姓、被视若无物。批评强大的政治压力集团或政党的观点，或者怀疑政府全能是否有有益的效果，被视为傲慢或无耻。大众观念崇尚一系列教条，对这些教条的批评自由越来越少。在进步和自由的名义下，进步和自由正在成为非法之物。
法西斯也是残酷压迫的极权制度。然而，法西斯主义与纳粹主义、布尔什维克之间还有些细微差别。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贝内德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曾在那不勒斯生活，受到警察的严密跟踪，但他仍然可以自由写作和出版数本充满民主精神和热爱自由的著作。安东尼奥·格拉齐亚迪教授（Antonio Graziadei）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前国会议员，他坚定不移地坚持自己的共产主义思想。尽管如此，他仍然在意大利生活和写作，并在意大利最著名的出版社出版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这种情况还有不少。这些特殊事实并未改变法西斯主义的特征，但历史学家无权忽视它们。
每一种诉诸警察权力或其他暴力与威胁方法来庇护的学说都暴露了它的内在弱点。如果我们没有其他办法来评判纳粹学说，那么，单单是试图寻求盖世太保（Gestapo）的荫庇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反对它的充分证据。经得起逻辑和理性考验的学说无需迫害质疑者。
癌骨有个口诀：别人恐惧我贪婪，别人小亏我破产，别人破产我跳楼。
空不了美股，还空不了癌骨吗😁
#### 米塞斯《人的行动》第17章 间接交换 第10节 货币关系的含义
货币关系，亦即，货币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关系，独特地决定货币相对于各种可销售商品与服务的交换比率或价格结构。
如果货币关系保持不变，则贸易、买卖、生产、消费和就业方面，便不可能出现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压力。与此相反的主张，只是反映一些人的牢骚，这些人不愿意调整自己的行动，以配合他们的同胞展现在市场上的需求。然而，并不是因为货币据称缺稀，导致农产品的价格过低，以致边际以下的农夫赚不到他们企盼的收入数目；这些农夫之所以处境艰辛，是因为其他农夫的生产成本比较低、比较有效率。英国制造业问题的症结，不在于价格“水平”太低，而在于他们并未成功把他们所投下资本和所雇用工人的生产力提高，达到足以供应英国人想要消费的所有财货的程度。
财货生产数量的增加，在其它条件相同下，必定导致人们的满足情况改善。同时，产量增加的那些财货的货币价格也会下跌；只是，货币价格这样下跌，丝毫无损于人们从增产出来的财富获得的利益。有人也许认为，增加的财富因此会有一部分落入债权人的口袋，而这是不公平的；如果购买力上升已经被正确预料到，并且充分反映在一定的负利差上，那么这种批评是有问题的。（关于市场利率和购买力变动之间的关系，请参见第二十章。）但我们决不可说，产量增加导致有关财货价格下跌，是某种不均衡存在的证明，除非增加货币数量，否则不可能消除该不均衡。当然，每当某些或所有商品的产量增加时，各产业部门间通常需要有一新的生产要素配置。如果货币数量保持不变，价格结构会清楚显示该重新配置的必要性。有些生产行业变得比较赚钱，而其它行业则利润下降或出现亏损。市场运作就这样倾向消除这些被大谈特谈的不均衡状态。我们可以用增加货币数量的手段延缓或阻挠这个调整过程。但是，我们不可能使这个调整过程变得没必要或变得让当事人比较不痛苦。
如果政府操弄现金引起的购买力变动，仅仅导致财富从某些人移转至其他人，交换学的科学中立观点是不允许谴责这种操弄的。另一方面，以公益或公共福利为借口，妄图证明这种操弄正当，也显然是骗人的。不过，如果这种操弄没有进一步的坏处，仍然可以视为必要的政治措施，适合用来增进某些族群的利益，而以其他族群的牺牲为代价。然而，操弄购买力变动，除了财富移转效果外，还会牵涉到其它一些事情。
这里毋须指出，持续的通货紧缩政策必定导致哪些后果；没人主张这样的政策。一般民众，以及渴望掌声的论述者和政客，毋宁是支持通货膨胀的。对于这些人竭力的主张，我们必须强调三点。第一，通货膨胀或扩张性政策必定一方面导致过度消费，另方面导致错误投资。它因此浪费资本，损害未来的需求满足状态（参见第二十章第六节。）。第二，通货膨胀的过程，不会消除调整生产和重新配置资源的必要性。它只推迟调整过程，从而使调整过程更为困难。第三，通货膨胀不能作为一个可以永久采用的政策，因为继续采用，终必导致货币体系崩溃。
一个零售商或一个小酒馆的老板，很容易陷入错觉，误以为要使自己和同业更为富有，只需一般民众多花钱就可以了。在他看来，重点是促使人们花更多钱。但是，这个想法竟然能当作一个崭新的社会哲学，呈现在世人眼前，那就令人惊奇了。凯恩斯勋爵和他的门徒认为，他们所谓不尽如人意的经济情况，导因在于人们的消费倾向不足。在他们看来，要让人们更为富有，需要的不是增加生产，而是增加支出。为了让人们能够多花钱，他们推荐了一个“扩张性的”政策。
这个学说既古老又拙劣。对它的分析和驳斥，将在后文处理景气循环的章节提出。（参见第二十章第五和第六节。）
#### 在严重的意识形态对立和军事冲突的背景下，如果完全实行自由放任和移民自由，相当于无条件地向极权国家投降！
(摘自：米塞斯《全能政府》前言，可二译本)
在过去两百年历史中，我们可以辨别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趋势。第一种是自由、人权和自决的趋势。这种个人主义的结果是：独裁政府垮台、民主建立、资本主义发展、技术进步和生活水平空前提高。它以启蒙取代陈旧的迷信，以科学研究取代顽固的谬见。这是伟大艺术与文学成就的纪元，是不朽的音乐家、画家、作家和哲学家的时代。它还涤荡了奴隶制、农奴制、酷刑、宗教裁判所和其他黑暗时代的残渣余孽。
在这一时期的第二部分，个人主义让位给另一种趋势——国家全能的趋势。人们现在似乎急于将所有权力都交给政府，亦即交给社会强制和胁迫的机构。他们的目标是极权主义，即所有人类事务都由政府管理。政府干预每进一步，他们都欢呼雀跃，视之为朝更完美世界的迈进；他们信心满满，认为政府会将人间变成天堂。最典型的是，今天，在极权主义发展最盛的国家，占用公民个人的闲暇时间甚至被认为是政府的任务。在意大利，dopolavoro；在德国，Freizeitgestaltung都是政府干预的正规合法领域。深陷于对国家的偶像崇拜的人，竟到了这般地步——看不到政府管控闲暇时光是一种吊诡。
处理一切国家至上主义（statolatry）或国家控制主义的问题不是本书的任务。本书的范围仅限于探讨国家控制主义给国际关系带来的后果。在我们这个国际分工的时代，数十个国家内部存在极权主义是自相矛盾的。经济上的考虑，促使每一个极权主义政府都力争成为世界霸主。根据立国契约，苏联政府不是一个民族国家政府，而是普世政府，只是环境不济，暂时无法在所有国家中呼风唤雨。苏联的正式名称完全没有提及俄罗斯，lenin的目标是使苏联成为世界政府的核心，每个国家都有只效忠苏联的政党，在这些政党眼中，现存的各国政府都是篡位者。这些野心勃勃的计划迄今尚未成功，预期中的世界革命也没有出现，不是因为布尔什维克心善。纳粹没有改变他们国家的官方称谓——“the Deutsches Reich”（德意志国）。但是他们的文艺先驱（literary champion）认为帝国（Reich）是唯一合法的政府，他们的政治首脑公然垂涎世界霸权。日本的知识领袖在欧洲大学里被国家控制主义精神洗脑了，回国后，他们复活了一种古老的信条，即他们神圣的皇帝——天之子——有权一统万民。甚至连墨索里尼也不顾意大利军队颟顸无能，公开宣称打算重建古罗马帝国。西班牙佛朗哥（Franco）主义者们喋喋不休地谈论着如何恢复腓力二世（Philip II）时代的统治力。
在这样的气氛下，国家的和平协作已无余地。今日人类正在经历的苦难，并非不可控的自然神力所致。它反而是我们同时代亿万普通人所信奉的教条和政策不可避免的结果。
然而，假定重返几十年前被文明国家抛弃的自由主义政策，就能克服这些罪恶，开辟各国和平协作和繁荣之路，那也是致命的错误。如果欧洲人和地球上其他地方的欧洲人后裔没有屈从于国家控制主义，如果他们没有实行政府干预实业的庞大计划，我们近来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灾难本来可以避免，今天人们本来可以活得更好，而不至于绞尽心智互相残杀。但是，这些年的敌对与冲突给人类的心智留下了不易磨灭的深刻印记，它玷污了人类的灵魂，瓦解了人们的合作精神，引发了数百年才能消弭的仇恨。在目前条件下，对西方文明国家而言，完全实行自由放任和自由迁徙政策，相当于无条件地向极权国家投降。以移民壁垒为例，无限制地开放美洲、澳大利亚和西欧的门户，在今天不啻于是引狼入室，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先头部队将长驱直入。
只有自由主义才是唯一能保障个人和国家的和平努力顺利实现的制度，但是，今天它通常被人们轻蔑地称之为“曼彻斯特主义”（Manchesterism）。我们可以期待——尽管希望渺茫——西方民主世界的人民将来能够认可这一事实，并放弃当前的极权主义取向。但毫无疑问，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军国主义观念比自由主义观念更有吸引力。最值得期待的是，在不久的将来，世界将一分为二：一个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的西方世界，拥有全世界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一个军国主义和极权主义的东方世界，它拥有多得多的地表版图与人口。这样的事态将迫使西方国家强化国防政策，那将严重阻碍西方国家为生活更文明和经济更繁荣所作的努力。
即便是这种令人沮丧的设想，也可能太乐观了。没有迹象表明，西方各国人民打算放弃他们的国家控制主义政策。那这样，他们就无法放弃经济互害、经济民族主义和在西方世界内部建立和平关系。那这样，我们就立于前两次世界大战间隙一样的处境。结果就是第三次大战，它会比之前更可怕，带来更大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