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军国主义洗脑，结出丰硕果实。
是的。
我觉得吧，想要找到我的人，总是能发现我找到我的😅
#### 德国的保护主义
(摘自：米塞斯《全能政府》，可二译本)
1871年建立于凡尔赛宫德意志第二帝国，不只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它的经济也非常繁荣，尽管1873年发生了大萧条。在与外国产品的竞争中，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德国工业企业都极为成功。一些抱怨者发现了德国制造业的缺陷；他们说，德国产品便宜但是质量不行。但外国对这些廉价商品有巨大的需求。大众更看重价廉，而不是质优。无论是谁，想增加销量就得降价。
在乐观的1870年代，每个人都坚信欧洲正处于和平与繁荣的前夜。不会再有战争；贸易壁垒注定会消失；人们更渴望建设和生产，而不是彼此毁灭和杀戮。当然，有远见的人不会忽视这一事实：欧洲文化的优越性会慢慢消失。海外国家的自然条件更有利于生产。资本主义即将开发落后国家的资源。有些生产门类会经不起新开辟地区的竞争。欧洲的农业生产和采矿业会衰落；欧洲将通过出口工业制成品来购买农矿产品。但是人们并不担心。国际分工的加强，在他们看来不是一场灾难，相反，会提供更丰富的供给。自由贸易必然会使所有民族都更加繁荣。
德国自由主义者拥护自由贸易、金本位和国内商业自由。德国制造业不需要任何贸易保护。它成功地席卷了世界市场。提出“新兴产业保护论”（infant-industry argument）毫无意义，德国工业羽翼已丰。
当然，仍有许多国家急于惩罚进口。然而，从李嘉图（Ricardo）的自由贸易论得出推论是无可辩驳的。即使所有国家都坚持贸易保护，自由贸易还是最符合每个民族的利益。自由主义者提倡自由贸易，不是为外国人着想，而是在为自己国家着想。大不列颠和一些更小的国家——如瑞士——树立了伟大的榜样。这些国家在自由贸易方面做得很好。德国应该采用他们的政策吗？还是应仿效俄国这样半野蛮的国家？
但德国选择了第二条道路。这个决定是现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现代德国的保护主义牵涉了许多流行的错误。
首先，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一切义理与现代德国的保护主义都毫无关系。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李斯特并不支持对农产品征收关税。他要求保护新兴产业。他这样做时，低估了当时德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即使在那时候——1840年代初——德国工业生产也已经远远强于李斯特的估计。三四十年后，德国工业已经在欧洲独占鳌头，并且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中非常成功。李斯特的学说在东欧和拉丁美洲保护主义的演变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保护主义的德国支持者没有理由援引李斯特。李斯特并非无条件地反对自由贸易；他只主张在过渡时期保护制造业，他也从未提出保护农业。李斯特强烈反对过去65年来德国外贸政策的趋势。
现代德国保护主义有代表性文艺先驱（literary champion）是阿道夫·瓦格纳（Adolf Wagner）。其义理要点是：所有食物和原料生产过剩的国家都渴望发展国内制造业并禁止外国制造业进入；世界朝每个民族都在朝经济上自给自足的方向前进。在这样一个世界上，那些国内食物和原料不足以使人民饱暖的民族，会面临什么命运？他们注定要挨饿。
阿道夫·瓦格纳的脑子不灵光（not a keen mind）。他是个差劲的经济学家。他的同党（partisans）也同样如此。但他们还不至于愚钝到不承认，贸易保护并非对付他们所描述的危险的灵丹妙药。他们建议的补救办法是征服更多空间——战争。他们要求保护德国农业，目的是为了鼓励在本国贫瘠的土地上生产，因为他们希望让德国不依赖外国供应的粮食，以应付即将到来的战争。在他们眼中，食物进口税只是短期药方，一种过渡时期的手段。终极药方是战争和征服。
然而，如果认为好战的倾向是德国推行保护主义的动机，那就错了。瓦格纳、施莫勒和其他讲坛社会主义者，在他们的讲座和研讨会上长期宣扬对外征服是德国的福音。但在90年代末以前，他们不敢将这种宣传变成白纸黑字。此外，考虑到战时经济，也只能说明保护农业有其合理性；这种理由不适用于保护加工业。在为保护德国工业生产的辩护中，军事战备论也没有起到什么重要作用。
对工业成品征收关税的主要动机是社会福利政策。亲劳工的政策抬高了国内生产成本，有必要以关税保护来保障亲劳工政策的短期效果。为了摆脱要么降低货币工资，要么限制出口和增加失业的两难境地，必须将国内价格提高到世界市场水平之上。社会福利政策的每一次进展，罢工的每一次成功，都恶化了德国企业的不利处境，使它们更难在国内外市场上超越外国竞争者。备受推崇的社会福利政策只有在关税庇护下的经济体中才有可能推行。
因此，德国发展出其特有的卡特尔体系。这些卡特尔向国内消费者索取高价，在国外则廉价倾销。工人从劳动立法和工会立法中获得的好处被更高的价格榨干了。政府和工会领袖吹嘘道，他们的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成功：工人们得到了更高的货币工资。但实际工资的增长，并没有超过劳动的边际产出率。
然而，只有少数观察家看穿了这一切。有些经济学家试图证明工业保护主义是捍卫社会福利政策和工会主义成果的一种措施。他们主张社会保护主义（den sozialen Schutzzoll）。他们没有认识到，整个过程证明强迫政府和工会去干预劳动条件是徒劳的。大部分舆论根本不怀疑社会福利政策和贸易保护密切相关。他们的意见是，卡特尔化和垄断趋势是资本主义的许多灾难性后果之一。他们强烈控诉资本家的贪婪。马克思主义者将它解释为马克思早已预言的资本集中。他们有意忽略如下事实：卡特尔化和垄断并不是资本主义自由演变的结果，而是政府干预、关税以及政府直接强制的结果——政府直接强制主要体现在某些产业，例如化肥和煤炭业中。有些糊涂（less shrewd）的社会主义者，例如卢约·布伦塔诺（Lujo Brentano）在自相矛盾的路上越走越远，以至于同时支持自由贸易和更加激进的亲劳工政策。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三十年里，德国在亲劳工政策方面压倒了所有欧洲国家，因为它首先沉溺于保护主义，随后又沉迷于卡特尔化。
后来，在1929年大萧条过程中及随后几年里，由于工会不接受降低繁荣时期的工资率，失业率显著上升，相对温和的关税保护主义变成了过度保护政策——配额制、货币贬值和外汇管制。当时，德国的亲劳工政策不再领先；其他国家超过了德国。大不列颠——曾经的自由贸易领头羊——采纳了德国的社会保护理念。所有其他国家也同样如此。最新的过度保护主义，是当代社会福利政策的必然结果。
毫无疑问，近六十年来，德国在欧洲树立了社会福利政策和保护主义的榜样。但不是只有德国卷入了这些问题。
欧洲最先进的国家国内资源贫乏。它们人口相对过剩。它们的处境实际上非常不幸，正在走向闭关自守、移民壁垒和征没外国资本。隔绝，对它们来说意味着生活水平严重下降。在当前这场战争结束后，随着国外资产的消失，大不列颠的处境将类似于德国。意大利、比利时、瑞士也同样如此。也许法国情况会好些，因为一直以来，法国的出生率都很低。但甚至是更小的东欧农业主导型国家，处境也很严峻。它们拿什么来支付棉花、咖啡、各种矿产等等的进口？它们的土地比加拿大和美国小麦带贫瘠得多；它们的土地的产品无法在世界市场上竞争。
因此，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德国问题；它是一个欧洲问题。只有当它到了这么一种程度——德国人试图徒劳地以战争和征服来解决它时，才是一个德国问题。
注：
可二先生的译本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尚未出版，如需电子版可添加公众号“可二碎碎念”向他索取。可二的译本添加了海量的译者注释；对米塞斯知识广度和深度稍有了解的读者应该很清楚，这样数量庞大的注解意味着什么。
#### 闭关自守与对外扩张
(摘自：米塞斯《全能政府》，可二译本)
干预主义旨在国家控制市场状况。因为民族国家的主权仅限于受其支配的领土，疆界之外，民族国家没有管辖权，所以它将各种国际经济关系都视为其政策的严重障碍。外贸政策的终极目标是经济上自给自足。当然，这一政策公开宣称的偏好，只是尽可能减少进口；但是，由于出口只是为了支付进口，所以，出口也很快随之下降。
对计划经济政府来说，追求经济自给自足的努力甚至更加暴力。在计划经济社会中，为国内消费所进行的生产，不再由消费者的品味和愿望指引。生产管理中央委员会根据自己的想法——它认为自己才知道什么对消费者本人最有利——为国内消费者提供产品和服务；它照料人民，但不再服务于消费者。但是为出口进行的生产却有所不同。国外买主不受计划经济国家权力机构的管辖；计划经济国家如果想要出口，就必须服务于他们，必须考虑他们的兴之所至和奇思幻想。计划经济政府对如何给国内消费者提供服务拥有全部主权，但是在其对外贸易关系中，却要面临国外消费者的主权。在国外市场上，计划经济政府必须与那些成本更低、产品质量更好的生产者进行竞争。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过，对外贸进口的依赖，进而对出口的依赖，会如何影响德国计划经济的整体结构。
对马克思来说，计划经济生产的根本目标是消灭市场。只要有一个计划经济社会仍然被迫将部分产品卖往国外——无论是外国计划经济政府还是外国企业——它仍然是在为市场生产，仍然服从市场经济规律。计划经济体系只要在经济上并非自给自足，它就会存在这样的缺陷。
与每个国家的经济闭关自守相比，国际分工是一种更有效率的生产体系。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和生产要素产出更高的产量。这种充裕的生产有益于所有人。保护主义和闭关自守总是导致生产从条件更有利的中心——即同样数量的物力投入产出更高——转移到条件更不利的中心。高产力资源没有得到利用，而低产力资源被利用。其结果是人类劳动生产率普遍下降，从而全世界的生活水平也降低。
保护主义政策和闭关自守趋势的经济后果，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一样的。但是也有质和量的不同。对人口相对过剩的工业国与人口相对不足的农业国来说，其社会与政治结果有所不同。以工业为主的国家，最急需的食物价格正在上涨。与农业为主的国家中工业制成品价格的相应上涨相比，工业国食物价格上涨对大众的干扰更强烈和更迅速。此外，与农业国家的农民和农场主相比，工业国家的工人也更容易让人们听到他们的抱怨。工业主导型国家的政客和经济学家开始感到害怕。他们意识到，自然条件正在检验国家以国内生产取代食物和原料进口的能力。他们清楚地理解到，只靠国内产品，欧洲工业国家无法使人民饱暖。他们预见到，各国实施更多的贸易保护，那么更严重的各自隔绝和最终自给自足的趋势，即使不会带来真正的饥荒，也会极大地降低人们的生活水平。因此，他们四处寻找补救办法。
这些考量激发了德国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六十多年来，日耳曼民族主义者一直描绘其他国家的贸易保护政策最终必然给德国带来的上述可怕后果。他们指出，德国不进口食物和原料就无法生存。当出产这些食物和原料的国家有一天成功地发展了他们的国内制造业，并禁止购买德国出口商品时，德国将如何给进口买单？他们告诉自己，只有一个救济办法：我们必须征服更多的栖身之所，更多的生存空间。
日耳曼民族主义者充分意识到，比利时等许多国家也处于同样的不利地位。但是，他们说，有一个区别非常重要。他们是小国家。因此他们很无助。德国足够强大，可以征服更多空间。而且他们今天说，对德国来言，令人高兴的是，还有另外两个强大的国家，意大利和日本，面临德国同样的处境。在资源贫瘠国与富饶国的战争中，它们是天然盟友。
德国的目标不是闭关自守，因为它急于发动对外战争。它的目标是战争，因为它想闭关自守——想要在生活在经济自给自足的状态中。
注：
可二先生的译本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尚未出版，如需电子版可添加公众号“可二碎碎念”向他索取。可二的译本添加了海量的译者注释；对米塞斯知识广度和深度稍有了解的读者应该很清楚，这样数量庞大的注解意味着什么。
“郯庐断裂带”还是第一次知道，前面那一下摇晃的还挺厉害的，比上次花莲地震虽然持续时间短，幅度差不多，可我在浙江。。
#### 民族主义的源起
(摘自：米塞斯《全能政府》，可二译本)
十九世纪早期，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的政治词汇表没有区分国家（state）、人民（people）和民族（nation）的概念。征服扩张了王国疆域，使新的区域及其居民臣服，但这并没有改变民族和国家的规模。新吞并的地区以及英国臣民的海外定居点，仍在英国国家和民族概念之外。它们是议会控制下的皇室财产。民族和人民是指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这三个王国的居民。1707年，英格兰和苏格兰组成联合王国；1801年爱尔兰加入这个王国。联合王国未曾打算将定居海外的北美公民纳入这个政治体中。每个殖民地都有自己的议会和地方政府。威斯敏斯特议会曾试图将新英格兰及新英格兰以南的殖民地纳入其管辖范围，结果引爆了冲突，这场冲突最终导致了美国独立。在《独立宣言》中，北美十三个殖民地自称其人民（a people）与威斯敏斯特议会所代表的人民（the people）不一样。主张拥有独立权利的各殖民地形成了一个政治联盟，从而使这个自然地和历史地形成的新民族，拥有了一个恰如其分的政治组织。
即使在北美冲突时，英国自由主义者也同情海外殖民者的建国目标。十九世纪中，大不列颠完全承认定居海外的白人有权建立自治政府。自治领的公民不是不列颠民族的成员。他们形成了自己的民族，享有文明人应有的一切权利。没有人试图扩张可以从中选出威斯敏斯特议会成员的领土。如果大英帝国部分地区被授以自治权，那么这部分地方就成为一个有自己宪法的国家。自1801年以来，伦敦议会所代表的公民们拥有的领土一直没有扩大；爱尔兰自由邦的建立，还使这些领土缩小了。
对于法国大革命中的革命者而言，国家（state）、民族（nation）和人民（people）这三个词也是完全等同的。对他们来说，法兰西是历史疆界内的国家（country）。国外的飞地（如教皇所在的阿维尼翁和德意志王公的领地）是根据自然法而非历史疆界，才属于法兰西的一部分，从而需要重新统一。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一世在战场上的胜利暂时使人们遗忘了这些观念。但是，1815年后，这些观念恢复了原来的含义。此时，法兰西是维也纳会议确定的疆界内的国家。拿破仑三世将萨伏依（Savoy）和尼斯（Nice）并入法国，这两个地区的居民主要说法语，在萨伏依-皮埃蒙特-撒丁三个国家融合成立的新意大利王国中，他们没有了生存空间。法国人对他们国家的这次扩张并不热情；新地区融入法兰西共同体的过程很缓慢。拿破仑三世想要得到比利时、卢森堡和莱茵河左岸的计划，在法国并不受欢迎。法国人不认为瓦隆人、说法语的瑞士人或加拿大人是他们国家或民族的成员。在法国人眼中，他们是说法语的外国人、很要好的老朋友，但不是法国人。
德意志和意大利的自由主义者与他们不同。前者想要改造的国家是王室之间战争和联姻的产物；它不能被认为是自然存在的实体。为了在君主拥有的分散领土上建立民主政府，去摧毁罗伊斯幼系亲王国（Reuss Junior Branch）的专制统治，这确实是自相矛盾的。这些小王国的臣民并不认为自己是罗伊斯幼系的罗伊斯人或者萨克森-魏玛-埃森纳赫（Saxe-Weimar-Eisenachians）人，而是德意志人。他们的目标不是建立自由的绍姆堡-利佩（Schaumburg-Lippe）。他们想要一个自由的德国。意大利的情况也类似。意大利自由主义者是为自由的意大利，而非为自由帕尔玛（Parma）国或自由托斯卡纳（Tuscany）国而战。自由主义一传至德意志和意大利，国家的范围和边界问题就凸显出来。其解决方案看似容易。民族是所有说同一种语言的人们组成的共同体；国家的边界应与语言的界限一致。德国是讲德语的人居住的国家；意大利是使用意大利方言者的领地。历代阴谋家们划定的旧边界注定要消失。因此，只要自由主义成为中欧的政治因素，西方自由主义所阐述的人民自决和人民当政的权利，就很快转变为民族-国家化原则。政治术语开始区分国家（state）和民族（nation）（人民[people]）。某类人民（people）（民族[nation]）是指所有讲同一种惯用语言的人；民族性意味着语言共同体。
根据这些观念，每个民族都应该成立一个独立的囊括所有民族成员的国家。目标实现之日，即战争永逝之时。王公们彼此相争，是因为他们希望以征服扩大权势和财富。民族国家不会出现这种动机。民族国家的领土范围由自然决定。民族的边界就是语言的边界。征服不能使一个民族国家更大、更富和更强。民族-国家化原则是国际法的金科玉律，它将给欧洲带来不受干扰的和平。当国王们还在策划战争与征服时，青年德国和青年意大利的革命运动为实现新欧洲的这一幸福宪章，已经在联手合作。波兰人和匈牙利人加入了革命的合唱团。他们的雄心也得到了自由德国的支持。德国诗人歌颂波兰和匈牙利争取独立的斗争。
但是，在某一重要方面，波兰人和马札尔人的雄心与德国和意大利自由主义者大不相同。前者的目标是在波兰和匈牙利的古老历史疆界内重建他们的国家。他们并不向往一个自由化的新欧洲，而是回望他们本族历史学家与作家所描绘的本族常胜君王与征服者光荣的往昔。对波兰人来说，波兰包括波兰国王和豪强（magnate）曾经征服过的所有国家；对于马札尔人来说，匈牙利包括圣·斯蒂芬（Saint Stephen）的继任者在中世纪统治过的所有国家。这些地方许多人说着波兰语和匈牙利语之外的语言，这不是问题。波兰人和马札尔人口头上附和民族-国家化原则和自决原则；这种态度让西方自由主义者同情他们的独立纲领。然而，他们所计划的并不是解放，而是压迫其他语言族群。
捷克人也一样。诚然，早期捷克独立运动的某些支持者提议以语言为界限分治波西米亚。但是，他们的同胞很快就迫使他们闭嘴。对那些同胞而言，捷克人的自决运动就是压迫数百万非捷克人的同义词。
民族-国家化原则源于自由主义的自决原则。但是，波兰人、捷克人和马札尔人以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取代了这一民主原则，这种民族主义旨在支配讲其他语言的民族。很快，德国和意大利民族主义者，以及许多其他语言族群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
把现代民族主义占据优势归因于人类的邪恶，这是错误的。民族主义者并非天生具有侵略性；民族主义的观念使他们变得有侵略性。他们面临传统的自决原则的支持者未曾知晓的情形。除了侵略性民族主义所提供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之外，他们的国家控制主义偏见使他们找不到其他办法，而这些问题他们又不得不去面对。
西方自由主义者没有认识到的是，大片的领土上居住讲不同语言的人。在西欧，这一重要事实曾经可以忽略，但是在东欧却不能视而不见。在一个不同语言族群难解难分地混杂居住的地方，民族-国家化原则无法起作用。在这里，划不出清晰区隔不同语言族群的界限。每一种领土划分方案都必然使少数人处于异族统治之下。
由于语言族群结构的易变性，这一问题变得尤为致命。人们不会必然待在出生的地方。他们总是从人口相对过剩地区迁移到人口相对不足地区。在我们这个时代，资本主义带来了经济的剧烈变化，移民倾向增强到前无古人的程度。亿万人从农业区迁人矿业、贸易和工业中心，从土壤贫瘠的国家迁到农业条件更有利的国家。这些移民运动使少数民族转为多数，反之亦然。移民运动将外来少数民族带入此前语言单一的国家。
民族-国家化原则基于这样一种假设：每个人都毕生讲着儿时习自父母的语言。这也是错误的。人们在一生当中可以改换语言；人们能够日常惯用非父辈的语言。语言同化并非总是个体生活环境的自发结果。它不仅是环境和文化因素造成的，政府也能通过强迫手段促进甚至实现语言同化。认为语言是一种自然的公正的边界划分标准，这是一种错觉。在某种情形下，国家能够影响其公民的语言特质。
强制实现去民族化和同化的主要工具是教育。西欧发展出一套义务公共教育体系。它作为西方文明的一项成就传入东欧。但是，在语言混杂之地，它变成决心改变其臣民之语言归属的政府手中极其可怕的武器。倡导公共教育的英国慈善家和教育工作者，预料不到这种制度激起的仇怨与愤恨，会翻起何等汹涌的怒涛。
但是，学校并非语言压迫和暴政的唯一工具。国家控制主义将千百种语言压迫武器交到国家手中。在国家控制主义之下，行政自由裁量权对每个案件都有特殊优先权。能够和必须由行政自由裁量权决策的每一种政府行为，都能被用以实现政府的政治目标。人数处于劣势的语言族群成员被当做敌人或不法分子一样对待。这些人申请不到各种许可证、外汇管制下的外汇、配额制度下的进口许可。他们的商店和工厂、会馆、校舍和议事厅被警方关闭，因为据称他们不遵守建筑守则或防火条例。他们的子嗣不知怎的就是无法通过公务员考试。被占统治地位的语言族群的狂热分子组成的暴力团伙攻击时，他们的财产、人身和生命得不到保护。他们甚至无法自卫：他们无法获得武器许可证。他们总是被税务人员发现他们欠国库的钱远多于其依法申报的纳税数额。
所有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国际联盟以国际法和国际法庭保护少数群体的努力为何注定会失败。法律无法保护任何人不受出于所谓经济私利（economic expediency）的措施之伤害。在有不同语言族群居住的国家，政府对实业的所有干预，都被用以伤害贱民。关税、税收、外汇管制、补贴、劳工立法等诸如此类事务，都可能用以歧视语言少数族群，即便法律程序无法证明这一点。政府总是能够将它们解释为纯粹出于经济考虑而采取的口头措施。有了这类措施的“帮助”，在没有正式违背法律平等的情况下，不受欢迎者的生活也会变得无法忍受。在干预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时代，不存在人们可用以对抗恶意政府的法律保护。政府对实业的每一次干预，都会成为针对受迫害的语言族群的民族战争。随着国家控制主义的发展，不同语言族群之间的敌意越来越激烈和不可调和。
因此，在中欧和东欧，西方政治术语的概念的含义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人们区分好的国家和坏的国家。人们像所有其他国家控制主义者那样崇拜国家。但是，他们崇拜的是好的国家，亦即他们自己所属语言族群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对他们来说，这样的国家就是上帝。在他们看来，其所属语言族群未占主导地位的其他国家都是魔鬼。他们的“同胞”这一概念，包括了所有讲本族语言的人——如德国人所说，所有“民族同胞（Volksgenossen）”——而与他们生活在哪个国家无关；他们的“同胞”这一概念，不包括居住在本国，但“碰巧”讲其他语言的人。这些人是敌人，是野蛮人。生活在外国枷锁下的民族同胞必须获得解放。他们是“沦陷于异族统治之人（Irredenta）”，是有待挽救的人民。
只要能让救赎日早日到来，一切手段都被认为是正确的和公正的。如果能为民族统一运动（Irredentism）服务，那么欺诈、残暴攻击和谋杀都是高尚的美德。解放民族同胞的战争是正义之战。自己所属语言族群之伟大，自己所属的代表正确和真理的国家之荣耀，是至高无上的道德标准。只需为一件事着想——他们自己所属的语言族群，讲同一种语言的人组成的社群，即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
注：
可二先生的译本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尚未出版，如需电子版可添加公众号“可二碎碎念”向他索取。可二的译本添加了海量的译者注释；对米塞斯知识广度和深度稍有了解的读者应该很清楚，这样数量庞大的注解意味着什么。
#### 经济民族主义与国内垄断价格
(摘自：米塞斯《全能政府》，可二译本)
政府干预引发国内生产成本上升，保护性关税的目的是消除这种现象的不良后果。其宗旨是，尽管生产成本上升，仍要保持国内工业的竞争力。
然而，只有在国产商品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才能只靠征收进口税达到这一目的。随着工业生产超过国内消费所需，除非以垄断为补充，否则单靠关税清单是徒劳的。
工业化的欧洲国家，例如德国，征收小麦进口税会将小麦的国内价格提高到小麦的世界市场价格加上进口税的水平。尽管国产小麦价格上升一方面导致国内小麦生产扩大，另一方面又限制了国内小麦消费，但为了满足国内需求，仍然需要进口。由于小麦经销商的边际成本同时包括世界市场价格和进口关税，国产小麦价格会上升到这个高度。
这不同于那些德国自产数量大到足以部分出口的商品情况。就出口贸易而言，德国对那些自产量不仅可以供应国内市场，还可供出口的工业成品征收进口关税，那么这将是一项无效的措施，它不足以补偿国内生产成本的上升。诚然，征收进口税会阻止外国制造商在德国市场卖货。但是，国内生产成本的上升必然会持续阻碍出口贸易。另一方面，国内生产者之间在国内市场上的竞争，会消灭那些无法支付因政府干预而导致生产成本上升的企业。在新的均衡状态下，国内价格将会涨至世界市场价格加上部分进口税的水平。现在，国内消费将低于国内生产成本上升和征收进口税之前的水平。国内消费受限和出口下降意味着生产萎缩，随之而来的后果是失业和劳动力市场压力增加，工资率下降。社会福利政策的失败昭然若揭。
但还有另外一条出路。进口税使国内市场与世界隔离，这就为国内生产者建立垄断机制提供了机会。他们可以组成一个卡特尔（Cartel），可以向国内消费者收取垄断价格，该价格可以高到只略低于世界市场价格加上进口税。有了国内的垄断利润，他们就可以负担在国外低价销售。生产得以持续。通过垄断，社会福利政策巧妙地向无知公众掩饰了它的失败。但是，国内消费者必须付出更高的代价。工人从工资率的提升和亲劳工立法中所得到的好处，增加了他作为消费者身份的负担。
但是政府和工会领导人已经达到了他们的目标。然后，他们可以自吹自擂说，企业家们预测错了，更高的工资和更多的劳动立法并没有使他们的企业无利可图，也没有阻碍生产。
围绕垄断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神话以空洞无物的胡言乱语（empty babble）取得了成功。根据Marx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学说，未受阻碍的市场社会中普遍存在着形成垄断的趋势。根据这些学说，垄断源自未受阻碍的资本主义中起作用的力量，它是一种罪恶。在改良主义者看来，垄断是自由放任体系中所有弊端中最糟糕的一个；垄断的存在是干预主义的最佳理由；与垄断做斗争，必须成为政府干预实业的首要目标。垄断的最严重后果之一，是催生了帝国主义和战争。
诚然，在有些例子中，没有政府强制和胁迫的支持，某些产品的垄断——世界性垄断——也是可能的。例如，没有政府的鼓励，用于生产汞的自然资源很少这个事实也可能导致垄断。同样，也存在这样的例子，高昂的运输成本有可能形成大件财货——比如运输不便的地区的某些建筑材料——的区域性垄断。但这并不是讨论垄断时大多数人所关心的问题。几乎所有被公共舆论攻击的和政府假装与之斗争的垄断，都是政府制造的。它们是进口税庇护下产生的国家垄断。它们将随着自由贸易制度的建立而崩溃。
关于垄断问题的常见论述，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和欺诈。没办法用更温和的表述来形容它了。为了在短期内保障其亲劳工政策的实施，政府的目标是使相关商品的国内价格高于世界市场水平。如果不是因为大不列颠、美国和德国政府自己采取了提高国内生产成本的公共政策，它们高度发达的制造业根本不需要通过任何贸易保护来抵制外国的竞争。但是，如上文所述，这些关税政策只有在卡特尔对国内市场收取垄断价格时才能奏效。在没有这样的卡特尔的情况下，国内生产将下降，因为外国生产者将拥有生产优势，其成本低于新的亲劳工政策造成的国内生产成本。如果国内价格没有高于世界市场价格，如果出口商（如果要继续出口的话）没有从国内市场攫取垄断利润以补贴更低的出口价，那么由通常所谓的“进步的劳工立法”支持的，高度发达的工会主义，即便在短期内也会受挫。当政府干预或工会的胁迫和强制造成国内生产成本上升时，需要对出口贸易进行补贴。这种补贴可以由政府公开发放，也可以通过垄断的掩饰悄悄进行。在第二种情况下，垄断者在国外以低价销售，在国内以更高的垄断价格销售，消费者通过以高价购买同类商品的形式补贴出口。如果政府真的要反对垄断，它会发现一个非常简单的补救办法。取消进口税将一举消除垄断的危险。但是各国政府及其盟友急于提高国内价格。它们的反垄断只是徒有其表。
“政府的目的就是提高国产商品价格”这一说法的正确性，我们可以通过提及如下情况加以证明：征收进口税没有造成卡特尔的垄断。生产小麦、棉花和其他农产品的美国农民，由于技术原因无法组建卡特尔。因此，当局制定计划，通过限制产量和以政府购买或政府贷款的方式从市场上截留大量库存，来提高农产品的价格。通过这项政策来达到目的，是一种取代不可行的农业卡特尔和农业垄断的方法。
不同政府创建国际卡特尔的努力同样引人注目。如果保护性关税导致国家卡特尔的形成，那么，在许多情形下，国家卡特尔之间的协定可以实现国际卡特尔化。通过政府的另一类亲垄断活动（pro-monopoly activity）——授予新发明以专利权和其他特权——各国之间常常能很好地达成这类协定。然而，如果技术性障碍阻碍了国家卡特尔的建立——如农业生产领域几乎总是如此——那么，这类国际协定也无法建立。然后，政府就再次进行干预。二战之间的历史，就是国家干预促成垄断和以国际协定限制生产的公开记录。这期间出现了很多储备小麦（wheat pools）、限制橡胶和锡的计划，等等。当然，其中绝大部分很快就崩溃了。
这就是现代垄断的真实故事。它并不像马克思主义者让我们相信的那样，是未受阻碍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趋势的结果。相反，它是那些旨在改良市场经济的政府政策的结果。
注：
可二先生的译本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尚未出版，如需电子版可添加公众号“可二碎碎念”向他索取。可二的译本添加了海量的译者注释；对米塞斯知识广度和深度稍有了解的读者应该很清楚，这样数量庞大的注解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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