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
【九评之五】评江泽民与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
更新: 2014年11月18日 10:34 PM 人气 1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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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1月27日讯】九评之五：评江泽民与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
前言
一、相似的发家史带来相同的危机感
二、江泽民与中共同样惧怕“真善忍”
三、江泽民和中共之间相互利用
四．江泽民如何利用中共迫害法轮功
五．江泽民从内部打倒了中共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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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张付珍，女，约38岁，原山东省平度市现河公园职工。她于2000年11月份上北京为法轮功伸冤，后被绑架。知情人说，公安强行把张付珍扒光衣服、剃光头发、折磨、侮辱她；把她成“大”字形绑在床上，大小便都在床上。尔后，公安强行给她打了一种不知名的毒针。打完后，张付珍痛苦得就像疯了一样，直到她在床上痛苦地挣扎著死去。整个过程“610”的大小官员都在场观看。（明慧网2004年5月31日报导）
杨丽荣，女，34岁，河北省保定地区定州市北门街人，因修炼法轮功，家人经常被警察骚扰恐吓。2002年2月8日晚，在警察离去后，作为计量局司机的丈夫怕丢掉工作，承受不住压力，次日凌晨趁家中老人不在，掐住妻子的喉部，杨丽荣就这样凄惨的丢下十岁的儿子走了。随后她丈夫立即报案，警察赶来现场，将体温尚存的杨丽荣剖尸验体，弄走了很多器官，掏出内脏时还冒着热气，鲜血哗哗的流。一位定州市公安局的人说：“这哪是在解剖死人，原来是在解剖活人啊！”（明慧网2004年9月22日报导）
黑龙江省万家劳教所，一个怀孕约六到七个月的孕妇，双手被强行绑在横梁上，然后，垫脚的凳子被蹬开，整个身体被悬空。横梁离地有三米高，粗绳子一头在房梁的滑轮上，一头在狱警手里，手一拉，吊着的人就悬空，一松手人就急速下坠。这位孕妇就这样在无法言表的痛苦下被折磨到流产。更残忍的是，警察让她的丈夫在旁边看着他妻子受刑。（明慧网2004年11月15日对在万家劳教所遭受一百多天酷刑的王玉芝的采访报导）
（大纪元配图）
这些触目惊心的惨案，发生在现代中国，发生在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身上，而且只是五年来持续迫害中无数惨案的冰山一角。
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力图在国际上塑造一个正面、开明的形象，然而近年来对法轮功的迫害之血腥与非理性，范围之广，力度之大，手段之残忍，再次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共真实的一面，成为中共最大的人权污点。在人们习惯于把责任推到警察的低素质，误认为中共在改良进步的时候，这场从上到下无所不在系统性的和制度性的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彻底打破了人们的幻想。许多人在思考为什么这场血腥而又荒谬的迫害能够在中国发生？为什么二十多年前刚刚对文革“拨乱反正”，今天又重新落入历史的邪恶循环？为什么以“真善忍”为原则的法轮功弘传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只有在中国遭到迫害？在这场迫害中，江泽民和中共到底是什么关系？
江泽民无德无能，如果没有中共这样一架运转精准、专以杀人和谎言为事的暴力机器相助，他绝没有能力发动一场波及全中国甚至海外的群体灭绝式迫害；同样，中共在当前的开放政策与世界接轨的国际大气候下，如果没有江泽民这样一个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的邪恶的独裁者，中共也难以逆历史的潮流而动。正是江泽民与共产邪灵互相呼应、共鸣，恰如攀登雪山者的声音与积雪共振可以发生雪崩式的灾难性后果一样，江泽民和中共相互利用，将镇压之邪恶放大到史无前例的地步。
江泽民与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大纪元配图）
一、相似的发家史带来相同的危机感
（大纪元配图）
江泽民是在1926年应劫而生的。与中共一直向人民隐瞒其血腥的发家史一样，江泽民也一直向中共和人民掩盖他自己的汉奸历史。
江泽民17岁那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如火如荼。在爱国青年纷纷奔赴前线进行抗日救亡运动的时候，江泽民却选择了汪精卫伪政府1942年在南京创办的伪中央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据多方调查，其原因是江泽民的生父江士俊在日本占领江苏期间任侵华日军反华宣传机构的高官，是一个真正的汉奸。
在卖国当汉奸方面，江泽民与中共如出一辙，对中国人民缺乏感情，可以肆意屠杀中国人民。
在中共取得内战胜利后，江泽民为混入中共谋求富贵，谎称自己过继给了早年加入中共，后来被土匪乱枪打死的叔父江上青，并利用这个关系，几年时间，就从一个处级干部升任电子工业部副部长。一望可知，江的升迁并非依靠本事，而是靠拍马屁和人际关系上的钻营。在江泽民任上海市委书记期间，对每年到上海过春节的李先念、陈云等党内大老极尽巴结之能事，曾为给李先念送一块生日蛋糕，而以上海市委书记的身份在大雪地里站立恭候数小时之久。
1989年的“六四”屠城是江泽民生涯中的另一个转折点，他依靠强力镇压敢言的《世界经济导报》、软禁人大委员长万里和支持血腥镇压学生而成为中共总书记。早在屠城之前，江泽民就给邓小平送上密信，要求采取“果断措施”，否则“就会亡党亡国”。15年来，江更以“稳定压倒一切”为名，对一切异议人士和独立信仰团体大肆镇压屠杀。
中俄双方从1991年起勘分边界，江泽民全面承认了沙皇俄国和前苏联对中国的侵略，全面接受了自《瑷珲条约》开始的所有中俄不平等条约，出卖的中国领土达一百多万平方公里。
纵观江泽民的简历，他以汉奸长子冒充烈士遗孤，亲身实践共产党的“骗”字诀；支持屠杀学生，镇压民运和信仰人士，亲身实践共产党的“杀”字诀；中共曾作为共产国际远东支部处处听命于苏联，江泽民则无偿献上土地，亲身实践共产党的“卖”字诀。
江泽民和中共具有相似的不光彩发家史，这注定了二者对权力都有着极度的不安全感。
二、江泽民与中共同样惧怕“真善忍”
国际共运的历史是用上亿人的血写成的。每一个共产国家几乎都有斯大林式的肃反。滥杀无辜动辄以百万、千万计。上世纪九十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共产阵营几乎一夜之间丢掉了大半壁江山。中共从这件事汲取的教训是：停止镇压、广开言路就等于自取灭亡。如果广开言路，血腥暴行如何掩盖？意识形态上的欺骗如何自圆其说？如果停止镇压，人民岂不是没有了恐惧的威胁，而敢于选择共产党以外的生活方式和信仰？共产党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何在？
中共万变不离其宗，所以欺骗民众一定要欺骗到死，镇压人民就一定要镇压到底，这就是“六四”后高喊“把一切不稳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江泽民在极度恐惧中得出的结论。
此时，中国却出现了法轮功。虽然法轮功在一开始被许多人认为是具有祛病健身奇效的气功，然而人们却渐渐注意到法轮功的核心并不是其简便易行的五套功法，而是以“真善忍”指导人们做一个好人。
（一）法轮功讲“真善忍”，共产党讲“假恶斗”
法轮功倡导“真”，这包括说真话、做真事。而中共却一直依靠谎言洗脑。如果人人讲真话，民众就会知道中共原来是靠投靠苏联、杀人、绑架、逃跑、种鸦片、假抗日等等起家，“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建政之后又在历次运动中欠下累累血债，这对中共来说简直是末日临头。
法轮功倡导“善”，包括遇事考虑他人，与人为善。而共产党一直提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中共的模范英雄雷锋说“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其实中共不但对敌如此，对待自己人也好不到哪儿去。中共的开国元老、元帅，包括国家主席都受到过毫不留情的批斗、毒打和酷刑。对于“阶级敌人”的屠杀则更令人发指。如果“善”在社会上占据上风，那些以“恶”为基础的暴政和群众运动就无法出现。
《共产党宣言》说：“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代表了共产党的历史观和世界观。法轮功则倡导出现矛盾时反思自己的问题，这种世界观无疑是向内自省的，与中共向外的斗争哲学截然对立。
斗争却是共产党获得政权和维持生存的主要手段。周期性地发动整人的政治运动，就是让自己不断充电，“焕发革命斗志”。这种暴力与谎言的再加强再熟悉过程，也是刷新人们恐惧，从而维持其统治的过程。
从意识形态上来说，共产党的赖以生存的“哲学”与法轮功的教导是截然对立的。
（二）信仰使人无畏，而中共却要靠恐惧维持政权
认识和掌握了真理的人是无畏的。基督教曾经过将近300年的迫害，无数的基督徒被罗马皇帝砍头、烧死、淹死，甚至直接喂狮子，但基督徒没有屈服；历史上佛教在经历法难时，也都有类似的坚贞表现。
无神论宣传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人相信没有天国地狱、没有善恶报应，从而放弃良心的束缚，转而看重现实的荣华与享乐。此时对人性中的弱点才可利用，威逼、利诱才会充分发挥效力。而信仰者能够看穿生死，看破红尘，此时世俗的诱惑与生命的威胁变得轻如鸿毛，使共产党失去控制人的着力点。
（三）法轮功在道德上的高标准使中共很难堪
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杀之后，中共的意识形态彻底破产，尤其是1991年8月苏共垮台和随之而来的东欧剧变，给中共带来极大的恐惧和压力，内外交困的形势使其统治合法性和生存受到了空前的挑战。此时中共已经无法用马、列、毛的原教旨主义整合其党徒，而转向了用全面腐败来换取党徒的忠心。换句话说，只要谁跟着党，党就允许他通过贪污等方式换取不入党就得不到的好处。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从官倒横行到房地产和股市的投机，从包二奶到走私遍地，黄赌毒蔓延。虽不能说“洪洞县内无好人”，但民间对于中共反腐早已失去信心，认为中高级干部的腐败比例超过一半以上。
此时法轮功学员修炼“真善忍”，展示出来的道德风貌打动了民众尚存的内心善良，引来上亿民众的敬意，参与修炼，法轮功这面道德的镜子照出了中共的一切不正。
（大纪元配图）
（四）法轮功的发展与管理方式让中共十分嫉妒
法轮功的发展方式是人传人，心传心，采取的管理方式是来去自由，松散管理。这与中共的严密组织十分不同。尽管如此，中共每周一次乃至多次的政治学习、组织生活却形同虚设。党员对党意识形态的认同几乎等于零，而法轮功修炼者则自觉实践著“真善忍”。同时，法轮功对人身心健康的改善，使修炼人数快速增长，修炼者自觉自愿地学习李洪志先生的系列著作并自费弘法。短短七年的时间，就从无到有，发展到一亿人。当时，中国几乎所有的公园，都有法轮功晨炼时的功法音乐声。
（大纪元配图）
共产党说法轮功和中共“争夺”群众，是“宗教”，实际上法轮功带给了人一种文化和生活方式，是中国人失落已久的祖宗文化和传统的根。法轮功之所以让江泽民和共产党如此害怕，是因为这种传统的道德一旦和群众溶为一体，则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其迅速扩大的趋势。这种久远传承的价值观被共产党几十年硬给切断和篡改，重新拾回传统本身就是历史的选择，一种广大群众经历苦难后自己选择的回归，这种选择的必然结果就是明辨是非，抛弃邪恶，当然也就是对共产党的一套从根本上的否定和抛弃。这就等于点了中共的死穴。尤其当修炼法轮功的人数超过了中共党员人数的时候，中共发自内心的恐惧与嫉妒可想而知。
同时，中共对社会是一控到底的，农村是“村村都有党支部”，城市中党支部深入到街道办事处，军队、政府和企业的最基层都有党的组织。这种绝对的垄断性和排他性是中共维持政权的重要手段，《宪法》中美其名曰“坚持党的领导”。而法轮功的修炼者显然更愿意以“真善忍”为标准。在中共看来，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否定党的领导”。
（五）共产党认为法轮功信仰“有神论”危及其执政合法性
（大纪元配图）
真正的有神论信仰，对于共产党一定是重大挑战。因为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来源就是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因为要建立“人间天堂”，所以只能依靠人间的“先锋队”，也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同时“无神论”使得道德善恶可以被共产党随意解释，因此也就根本无真正道德善恶可言，民众只要记得党永远“伟大光荣正确”就行了。
然而有神论给了民众一套不变的善恶标准，对法轮功修炼者来说，一件事情对不对是用“真善忍”来衡量。这对于中共一贯的“统一思想”显然也成了障碍。
如果总结下去还有很多原因，但是上述五个原因中的任何一个对中共都十分致命。其实江泽民镇压法轮功也可以说出自于同样的原因。
江泽民靠谎报简历起家，当然害怕“真”；以镇压民众而飞黄腾达，当然不喜欢“善”；以勾心斗角的党内斗争维持权力，当然不爱听“忍”。
江泽民心眼之小，妒嫉心之强，从一件小事上可见一斑。浙江省余姚县（现在改为市）有个“河姆渡遗址博物馆”，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时的“河姆渡遗址博物馆”的招牌题词是由乔石所写。1992年9月，江泽民去参观时看到乔石写的题词，脸就阴沉得很厉害。陪同人员很紧张，因为他们知道一方面江容不下乔石，另一方面江爱出风头，走到哪里题词要摆到哪里，连去“济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和“郑州市退休工程师协会”都要题词。博物馆领导不敢怠慢心胸狭窄的江泽民，于是在1993年5月，借口博物馆整理后重新对外开放，换上了江泽民的题字。
毛泽东号称“雄文四卷”，《邓小平文选》里也有一套“猫论”的实用主义思想，江泽民费尽脑汁只想出来三句话，还要号称“三讲”。印成书后，经过中共组织系统层层推广，强制订购才销出去，而党员不但对江泽民没有丝毫尊敬，反而到处流传他与女歌星的绯闻，以及他在国外卖唱“我的太阳”，在西班牙国王面前梳头等等臭事。法轮功创始人平民出身，讲法时各路教授、专家、留学生云集，许多博士、硕士甚至不远万里飞去听法。李洪志先生洋洋洒洒讲上几个小时不需要草稿，随即把讲课录音直接抄录到纸上就可出版成书，这都令虚荣、妒嫉、心胸狭窄的江泽民无法忍受。
江泽民的生活极其荒淫腐化，花费9亿给自己购置豪华专机，动辄拿出国库里上百亿人民币交给儿子做生意，利用裙带关系把所有的亲属和亲信提拔成部级以上的高官，庇护亲信贪污犯罪，无所不用其极。因此，江显然十分惧怕法轮功的道德力量，更害怕法轮功讲的天堂地狱、善恶报应是真的。
江泽民虽然掌握中共最高权力，但是由于缺乏政绩和才能，时时担心自己在中共残酷的权力斗争中被赶下台，对其“核心”权威非常敏感。为了清除异已，江泽民耍阴谋诡计除去政敌杨尚昆、杨白冰兄弟。在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和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江泽民把异己赶下台，自己却不顾有关规定，恋权不退。
1989年，中共新的总书记江泽民等有次举行中外记者会，当一个法国记者问及一个女大学生因“六四”被发配到四川农场搬砖，当地农民多次强奸了她。江回答说：“我不知道你说的事情是否是事实。她是暴徒。如果是真的，那也是罪有应得。”文革中张志新在中共监狱里被轮奸和割喉，这在江泽民看来也都是“罪有应得”。由此可见江泽民的流氓变态和残暴人格。
概括地说，江泽民的阴暗心理、独裁权欲、残暴人格和对“真善忍”的恐惧成为江泽民无端发起镇压法轮功的原因。这与共产党组织是高度一致的。
三、江泽民和中共之间相互利用
虽然江泽民一心想要“消灭”法轮功来发泄私愤，不过，江泽民热衷于卖弄自己和玩弄政治权术，其无能和不学无术广为人知，对于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广泛社会基础的炼功群众，江泽民一个人几乎无能为力。然而恰好中共这台暴政机器已经磨砺成熟，并且也要铲除法轮功，作为共产党总书记的江泽民于是因风吹火，轻轻按下了启动镇压的按键。二者在镇压上的呼应共鸣，恰如登山者的吼声造成雪崩效应一样。
在江下达镇压命令之前，中共对法轮功的讨伐、监视、调查和罗织罪名早已开始，因为中共这一邪灵邪教组织固有的邪恶已本能地感到了“真善忍”对其存在的威胁，更不能容忍如此庞大而且仍在快速增长的炼功群体。从1994年起，中共公安人员就在法轮功中卧底，但未发现任何问题，甚至许多卧底人员也炼起了法轮功。1996年，《光明日报》违背对气功的“不宣传、不干涉、不打棍子”的“三不”政策，发表文章，在思想领域无端批判法轮功。之后，来自公安和顶着“科学家”头衔的政客对法轮功的骚扰一直不断。1997年初，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利用职权授意公安部门在全国范围对法轮功进行了一场调查，意在罗织罪名取缔法轮功。在各地做出“尚未发现任何问题”的结论后，罗干于1998年7月又通过中国公安部一局（也称政治保卫局）发出公政[1998]第555号《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先把法轮功定罪为“邪教”，然后再让全国各地公安部门进行系统性“卧底调查”、搜集证据。调查结果依然一无所获。
刽子手罗干（大纪元配图）
当中共作为一个邪灵组织已经开始要动手的时候，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启动镇压机器的人。此时中共领导人的处理就会起到重要作用。作为一个个体，中共党魁可以同时具有人性中的善和恶，如果其选择“善”，那么就可以暂时抑制中共邪恶党性的发作；如果其选择了“恶”，那么中共的邪恶党性就充分地暴露出来。
在“六四”之时，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无意镇压学生，但是掌握中共的八大老执意镇压。邓小平当时说：“杀20万人，换来20年的稳定。”这“换20年的稳定”实质上是要换中共20年的政权，这符合了中共独裁专制的根本目的，所以就被中共接受了。
在法轮功问题上，当时中共政治局七个常委中，也只有江泽民执意镇压。江泽民提出的借口是关系到“亡党亡国”，这触动了中共最敏感的神经，加强了中共的斗争意识。江泽民维护个人权力和中共维持一党独裁在这里取得了高度的统一。
1999年7月19日晚，江泽民主持召开了中共高层会议，以权代法，亲自“统一”了认识，亲自拍板做出全面镇压的决定，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全面取缔法轮功，欺骗了世人。于是中共以及中共控制的中国国家政权和暴力机器开足了马力，铺天盖地镇压无辜法轮功民众。
由此，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当时中共的总书记不是江泽民，而是另外一个人，这场镇压就可能不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讲，共产党利用了江泽民。
反过来讲，如果共产党不是因为其血债和危机感，不是因为其十恶俱全的流氓、反天理和灭绝人性的本性，它也不会认为法轮功是个威胁。没有中共对社会无孔不入的全面控制，江泽民的镇压意志也不可能得到组织保障、财政保障、文宣保障、外交保障、人员保障、设备保障以及监狱、警察、国安、军队和所谓的宗教、科技、民主党派、工会、团委、妇联等的支持。从这个角度看，江泽民利用了共产党。
四、江泽民如何利用中共迫害法轮功
江泽民利用中共“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和中共所掌握的国家机器，包括军队、媒体、公安、警察、武警、国安、司法系统、人大、外交、伪宗教团体等等为迫害法轮功服务。中共的军队、武警直接参加绑架、抓捕法轮功学员，媒体替江氏集团散布谎言抹黑法轮功，国家安全系统为江泽民个人服务，提供、收集材料，制造谣言、提供假情报。人大和司法系统为江泽民和中共的犯罪行为披上“合法”、“法治”等等外衣，蒙骗各界人民，沦落为江泽民的工具和保护伞，公安、检察、法院执法犯法，充当江泽民的打手。外交系统在国际上散布谎言，用政治、经济利益诱惑、收买一些外国政府、政要和媒体，对法轮功遭受的迫害保持沉默。
（大纪元配图）
江泽民在1999年部署镇压法轮功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声称：“我就不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煽动和加强了中共的镇压意志和气焰。在整个镇压的部署上，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实施了所谓“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三大方针，由此展开了一场全面的镇压运动。
（一）动用媒体封锁消息
“名誉上搞臭”的实施，是由中共绝对控制的媒体进行的。1999年7月22日，在开始抓捕法轮功学员的第三天，中共控制的媒体开始了铺天盖地的反法轮功宣传，以北京的中央电视台为例，在1999年期间，中央电视台每天动用7个小时播出各种事先制作的节目，以大量歪曲篡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讲话开始，加上所谓自杀、他杀、有病拒医死亡等案件，极尽能事对法轮功及其创始人进行诬蔑和抹黑宣传。
（大纪元配图）
最著名的例子之一，是把李洪志先生在一次公开场合表示“所谓地球爆炸的事情是不存在的”中的“不”字剪掉，并以此诬蔑法轮功宣传“世界末日”。更有甚者，以移花接木等手段，把普通刑事罪犯的犯罪行为移植到法轮功学员头上，以欺骗世人。如京城疯子傅怡彬杀人、浙江乞丐毒杀案等等神经病、杀人犯都栽赃到法轮功头上，然后利用媒体煽动不明真相的民众对法轮功产生无端仇恨，为不得民心的血腥迫害寻找借口和支持者。
中共绝对控制的两千家报纸，一千多家杂志，数百家地方电视台和电台，全部超负荷开动起来，全力进行诬蔑法轮功的宣传。而这些宣传，再通过官方的新华社、中新社、中通社和海外中共媒体等，散播到海外所有的国家。据不完全统计，在短短的半年之间，中共媒体在海内外对法轮功的诬蔑报导和批判文章，竟然高达三十余万篇次，毒害了无数不明真相的世人。
中国驻外使领馆也摆放大量所谓揭批法轮功的画册、光碟和单行本；外交部网站上，专门开辟所谓揭批法轮功的专题栏目。
不仅如此，1999年底，江泽民更是赤膊上阵，在新西兰举行的亚太高峰会上，把中共制作的诬蔑法轮功的小册子，人手一册发到与会的十多个国家的元首手中，这种低劣手法在国际上让人耻笑。在法国，江泽民又一次违反中国宪法，更直接通过外国媒体宣布法轮功为“邪教”，以图达到其“名誉上搞臭”的目标。
一时间黑云压城，大有文革再来的肃杀势头。
最为恶劣的，是在2001年1月导演了一场所谓的“自焚”闹剧，并通过新华社以从未有过的速度向全世界散播，嫁祸法轮功。这场闹剧，后被包括服务于联合国的国际教育发展组织（IED）在内的多个国际组织认定为虚假编造。在面对质询的时候，一名参与制作电视节目的工作人员辩称，中央电视台所播放的部分镜头，是“事后补拍”的，镇压者的流氓本性暴露无遗。人们不禁发出疑问，那些“视死如归的法轮功弟子”，怎么会和中共当局如此合作？
自焚骗局（大纪元配图）
谎言是害怕阳光的。在造谣诬蔑的同时，中共全力封锁消息，对所有有关法轮功的海外新闻，以及各种法轮功学员的合理申辩，都无情地予以封锁灭杀。所有法轮功的书籍和其他资料，统统予以销毁，所有试图采访中国法轮功学员的外国新闻媒体，一律采取极端应对措施，或把记者赶出中国，或者威胁海外媒体，以市场利益迫其自律收声。
对试图把法轮功真实情况以及当局残酷镇压资料传递到海外的法轮功学员，中共当局也采取了极端和血腥的打压手段。例如，辽宁省大石桥市南楼经济开发区东江村 60岁左右的妇女李艳华，2001年2月19日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警察绑架，然后被活活打死，警察为掩盖罪行，诬陷她是“痴迷法轮功而死”。仅清华大学，就有10多名教师和学生因传递法轮功资料而被中共判以重刑。重庆大学女研究生、法轮功学员魏星艳被强奸一案被揭露后，有7名重庆法轮功学员被判重刑。
（二）罚款抄家剥夺生存权利
“经济上搞垮”是由整个中共国家机器进行的。在被镇压的五年以来，数十万中国法轮功弟子被施以恐吓性罚款，少则数千元，多达几万元。这些罚款，没有任何法律条款作为根据，由地方政府、单位组织和派出所、公安局随意进行，被罚款人也不会收到任何法律文件作收据。
抄家，既是一种经济掠夺方式，又是一种恐吓方式。坚持修炼法轮功的学员，随时面对警察的抄家，抄家者拿走现金和财物，在农村，有时候甚至连家中的存粮也不放过。同样的，这些被抄走的财物没有任何收据，大多由执行抄家任务的人中饱私囊。
同时，法轮功学员也面临下岗失业的惩罚，农民则面对收回土地的威胁。中共甚至连已经退休的老人也不放过，许多退休的老年人被停发或少发退休金，收回所居住房。一些从事商业活动的法轮功学员，则被没收财产，冻结银行存款。
在执行这些政策的时候，中共采取了连坐的政策，凡是单位企业有法轮功学员，单位领导人和职工被迫停发奖金，停止晋升，以在社会上制造对法轮功学员的仇恨。而法轮功学员的家属，也被面临下岗失业、小孩失学、住房收回等等威胁。所有这些，目的都是为了截断所有法轮功学员的经济来源，以迫使其放弃信仰。
（三）酷刑折磨肆意杀戮
最血腥的“肉体上消灭”则基本上由公检法系统执行。据明慧网的不完全统计，1999年7月20日以来的5年多时间中，通过民间途径传出、并且得到证实的至少已有1143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迫害致死案例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截止2004年10月1日，死亡案例高发地区依次为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东、四川、湖北等。其中年纪最小的亡者只有10个月（山东省烟台栖霞寺口镇南横沟村法轮功学员王丽萱的儿子孟昊），年纪最大的 82岁（四川省南充市营山县青山乡二村法轮功学员杨永寿），妇女约占51.3%，50岁以上的老人约占38.8%。有中共官员私下透露，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数目，实际上远远高于这个数字。
而施加在法轮功学员身上的各种酷刑，更是多不胜数，殴打、鞭打、电刑、冷冻、捆绑、长时间镣铐、火烧、烙烫、吊刑、长时间站、跪、竹签和铁丝穿扎、性虐待、强奸等等等等。2000年10月，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看守人员将18名女学员衣服剥光后把她们投入男犯监牢……。所有这一切，斑斑在册，罄竹难书。
（大纪元配图）
滥用“精神病治疗”也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众多酷刑之一。正常、理智、健康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进精神病院，被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系统的不明药物，有的全身瘫痪或局部瘫痪；有的双目失明，两耳失聪；有的身体肌肉、器官腐烂；有的部分或全部丧失记忆，成为呆痴；有的导致内脏功能严重损害；有的被迫害致疯；有的由于药物发作很快死亡。
（大纪元配图）
调查结果显示，用“精神病治疗”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案例遍布中国23个省市自治区，至少有上百所省、市、县、区的精神病院参与了迫害。从案例的数量及分布范围看，对法轮功学员的滥用精神药物的迫害，是一个有计划的、自上而下系统实施的政策。至少有一千多名精神正常的法轮功学员被强迫关进精神病院、戒毒所，许多人被强迫注射或灌食多种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并遭受长时间捆绑、电击等酷刑，至少15人被这样迫害致死。
（四）超越法律体制的610办公室
1999年6月7日，江泽民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毫无根据地诬蔑法轮功，把对法轮功问题的处理定性为一场“政治斗争”，把法轮功打成中共的政治敌人，刺激中共的斗争神经，并下令成立了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因为成立于6月10日，对外称为“610办公室”。随后，这个“610办公室”从上到下遍及全国各级政府，具体负责打击法轮功的所有事务，中共党委领导下的政法委，媒体、以及政府机关的公检法部门和国安等都是其打手。“610办公室”名义上在国务院挂牌，实际上是一个在国家和政府体制之外的党务组织，不受任何法律条文以及国家政策规定的限制，是一个超越国家法律体系和政府体制的，拥有极大调度国家资源的超权力机构，类似于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作恶多端。江泽民下令镇压法轮功之后，1999年7月22日，新华社发布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等的讲话，公开支持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这一切都从共产党的严密组织上，配合了江泽民邪恶计划的实施。
（大纪元配图）
有众多的案例证明，凡是和法轮功有关的案件，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都无权自主处理，必须听命于这个“610办公室”。许多被捕、被关押、和被虐待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家属，在向公检法体系查询投诉的时候，都被告知需要“610办公室”来决定。
而这个“610办公室”的存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其在向中共所有体制内机构下达命令的时候，大多数时候没有书面命令和通知，只有口头传达，而且规定所有听传达者不许录音、不许录像甚至不许文字记录。
这种临时专政机构，正是中共历来无法无天的惯用伎俩。在中共历次政治整肃运动中，都是以这种非正常手段和非正常的临时机构领导，如中央文革小组，来把共产党的暴政推向全国。
中共在长期暴政和高压统治过程中，用暴力、谎言和封锁资讯练就了世界上最强大、最邪恶的国家恐怖主义，使其残暴和谎言欺骗运用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规模和程度更是空前绝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积累了系统有效的整人、害人和杀人的方法和经验，残酷、狡猾与奸诈。前言例子中的丈夫受不了警察的威胁和骚扰，下毒手掐死了善良的妻子。这正是中共以媒体欺骗、政治压力、株连、威胁等等国家恐怖主义手段扭曲人性、煽动仇恨的恶果。
（五）利用军队和国库财政力量
中共对国家军队的控制使其在镇压人民时敢于肆无忌惮、为所欲为。这次对法轮功的镇压中，江泽民不但动用警察、武警，而且在1999年7-8月间，当全国有数十万、甚至数百万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要上访北京，为法轮功申诉冤情时，江泽民直接动用了军队武装，在北京市内一些地方布置了士兵，除此之外，还在通往北京的要道上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配合警察拦截和抓捕上访的法轮功学员。江泽民直接调动中共的武装力量为血腥迫害扫平了道路。
中共对国家财政的控制，成为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经济后盾。辽宁省司法厅高级官员曾经在辽宁省马三家“劳动教养院”的大会上承认：“对付法轮功的财政投入已超过了一场战争的经费。”
虽然目前还不清楚中共究竟动用了多少国家经济资源和人民的血汗收入来迫害法轮功，但是推算一下就不难看出会是天文数字。2001年，来自中共公安内部的消息显示：仅天安门一地，抓捕法轮功学员一天的开销就达170万到250万人民币，即一年的支出达6亿2千万到9亿1千万。全国范围内，从城市到边远的农村，从派出所警察，到公安局，再到各级“610办公室”人员，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估计至少雇佣了数百万人，这笔工资花费可达每年上千亿元人民币。不仅如此，江泽民花费巨额经费扩建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劳教所和建立洗脑中心和基地等。例如，2001年12月，江泽民一次性投入42亿元人民币建立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洗脑中心或基地。江泽民还用金钱刺激和鼓励更大批的人参与迫害法轮功，很多地区，每抓到法轮功学员奖励数千乃至上万元。而在对法轮功的迫害邪恶至极的辽宁马三家劳教所，中共一次性奖励所长苏某5万元人民币，副所长邵某3万元人民币。
（大纪元配图）
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是这场邪恶迫害的始作俑者和策划指挥者，他利用了中国共产党的运动机制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对这场历史罪恶负有不可逃脱的责任。而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长久历练出来的残暴机制，江泽民也根本就不可能发起和进行这场邪恶迫害。
江泽民和中共互相利用，冒天下之大不韪，为一己和一党之私而反对真善忍，是这场罪恶与荒谬能够发生的真正原因。
五、江泽民从内部打倒了中共
江泽民出于一己之私，利用共产党固有的邪恶，在中国搞了这场针对修炼“真善忍”的民众的血腥迫害，对社会上这股向善的、对国家社会最有益无害的力量发起征讨。这场迫害不仅把国家和人民拖入一场罪恶和灾难，也最后从根本上打倒了共产党自己。
江泽民利用中共把古今中外的一切邪恶手段都利用来对付法轮功，法律、道德、和人性都遭到极大破坏，这从根本上毁坏著国家政权的统治基础。
江泽民集团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国家财力、物力和人力来打击法轮功，镇压好人，给国家和社会造成极大的负担，给金融系统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中共根本无法持久进行这场注定失败的迫害，只能靠挪用民众的存款、发行国债（国库券）和诱惑海外投资来维持。
中共和江泽民在迫害中使用了流氓、残暴、欺诈等各种手段，将中共的邪恶经验之大全，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全盘托出。
中共和江泽民动用了一切宣传工具来造谣诋毁法轮功，为镇压和迫害制造借口。然而纸包不住火，当谎言最后被揭露出来，当这一切邪恶因为迫害的失败而曝光、而广为人知时，其造谣宣传的工具再也欺骗不了民众，中共就彻底失去了信誉，失去了民心。
江泽民在1999年镇压法轮功之初，曾打算“三个月”解决法轮功。但是中共低估了法轮功的力量，低估了传统和信仰的力量。
自古邪不压正，邪恶是不能从人们的心中“铲除”善良的。五年多过去了，法轮功仍然是法轮功，而且在世界上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江泽民和中共却在这场正邪较量中大败，也把其自身的流氓、残酷和邪恶本性暴露无遗。江泽民现在声名狼藉，内外交困，正在面临众多的法律起诉和要求清理、法办与绳之以法的呼声。
中共本想利用这次镇压来巩固其暴政，结果不仅没有能够“充电”，而且把自身的能量泄尽。现在中共已经坏得不可救药，就像一颗烂透了的枯树，无需风吹草动，自己就会倒塌。任何妄想挽救共产党的企图到头来只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不仅劳而无功，而且将毁了自己的前程。
结语
当时任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是这场邪恶迫害的始作俑者和策划指挥者。江泽民充分利用了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地位、整人手段、运动机制而发动了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对这场历史罪恶负有不可逃脱的责任。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江泽民也根本就不可能发起和进行这场邪恶迫害。中国共产党，从它产生之日起就与正义和善良为敌，以镇压为手段，以迫害为能事，以一党统天下的思想控制为其统治基础；共产党出于其本性，惧怕真善忍，仇视法轮功，其对法轮功的镇压和迫害，也是偶然中的必然。江泽民和中共在打击“真善忍”时，使假、恶、暴、毒、邪、腐败等乘机泛滥，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大地上普遍的道德沦陷，社会风气恶化，人人深受其害。
中共与江泽民之间的互相利用、狼狈为奸，把二者的命运也绑在了一起。法轮功正在起诉江泽民，当江泽民被绳之以法的时候，中共的下场也就可想而知。
丑角谢幕（大纪元配图）
对修炼真善忍的一群好人进行毫无人性的迫害，天理不容。江泽民和中共的恶行，也将给人类留下永久和深刻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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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4月校对更新
美國高官：習近平不相信軍隊 軍政高層分歧嚴重
北京時間：2023-02-21 11:04
美國高官：習近平不相信軍隊 軍政高層分歧嚴重
2023年2月7日，美國海軍公布打撈中共間諜氣球殘骸的照片。
【新唐人北京時間2023年02月21日訊】中共間諜氣球入侵美國領空事件仍未落幕。美國一名高級官員日前透露，習近平事前對此事並不知情，這凸顯了中共政府文職和軍事高層之間的分裂，習近平「不相信他的軍隊」。不過，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則表示，不管習是否知情，他都應負責。
中共間諜氣球上月底入侵美國領空，最終被美軍戰機擊落。美國表示，飛行器是「高空監視氣球」，中共則辯稱那是「收集氣象數據的民用飛艇」。此事件令美中緊張關係更加激化。
美國《紐約時報》2月20日報導，美國國防部負責政策的副部長科林‧卡爾（Colin Kahl）17日表示，直到爭議爆發之前，中共最高領導人可能都對中共間諜氣球飛越美國並不知情，突顯了該國文職和軍事高層之間的分裂。
卡爾表示，習近平可能知道高空監視氣球的整體計劃，但對事件中的間諜氣球並不知情，直到該氣球飄越美國，引發了廣泛關注。
卡爾說，「我懷疑他（習近平）向軍隊詢問了這件事，軍方開始打退堂鼓，找藉口。」他表示，中共體制內「存在巨大的軍政鴻溝」，「習近平不相信他的軍隊。他不相信」。
報導說，卡爾認為習近平懷疑他的軍方高層，這一斷言可能是拜登政府高官作出的最激烈的此類公開評論。卡爾表示，雙方都希望將這一事件翻篇。
「我認為他們對整個情況感到十分尷尬」，卡爾說，「他們想讓事情恢復正軌。」他還說，美國也有「有意向讓事態進入一個雙方可以進行成熟對話的狀態」。
據美國北方司令部稱，海軍潛水員16日完成了回收間諜氣球碎片的行動。
卡爾拒絕在分析結果出來前提供任何細節，但表示該氣球的有效載荷能夠進行全動態和錄製高分辨率視頻，以及可以攔截電子傳輸的天線。
卡爾說，「他們（中共）製造這些東西主要是為了支持他們在西太平洋的一場潛在戰爭」，並監視關島和夏威夷的美國基地。
2月18日，布林肯在出席德國慕尼黑安全會議時，在會場邊與王毅見面，並且在會談後向多家美媒透露了會談內容。
布林肯說，他在與王毅的會談中，主要向中方傳達了三方面訊息，一是中共間諜氣球入侵美國的行徑令人無法接受，不容再犯；二是警告中共若提供俄羅斯致命武器，美中關係將面臨嚴重後果；三是重申美中保持溝通管道暢通的重要性。
就氣球事件習近平事先知不知情，布林肯表示，習近平知情與否沒有差別，這件事是中方做的，身為中共領導人的習近平歸根究底應該負責。
在接受美國廣播公司（ABC）節目《This Week》節目採訪時，布林肯說，美國不是唯一被盯上的國家，中共的偵查氣球已經飛越了其它40多個國家。
布林肯表示，中共間諜氣球計劃已經存在多年，許多國家對此表達真正擔憂，「他們（各國）很感激我們已經揭露了它」。
布林肯說，中共氣球「一旦越過美國，就試圖監視非常關鍵、重要的軍事設施。我們保護了它試圖監視的敏感信息。與此同時，我們得到了關於氣球本身的信息，因為它正從西向東穿越美國，然後在安全的情況下，也就是對地面上的人沒有危險的情況下，拜登總統下令將其擊落」。
美國眾議院2月9日一致通過了一項決議，譴責中共派出間諜氣球是「公然侵犯」美國主權。美國眾議院以419對0的投票結果通過了這項譴責中共的決議。
該決議譴責，中共「試圖通過對其情報收集活動的虛假聲稱來欺騙國際社會」。
大紀元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
【九評之四】評共產黨是反宇宙的力量
更新: 2014年11月17日 8:09 PM 人氣 7677
【大紀元11月25日訊】九評之四：評共產黨是反宇宙的力量
前言
一．與人鬥，滅絕人性
二．與地鬥，違背自然，其禍無窮
三．與天鬥，迫害信仰，否定人對神的正信
結語
聽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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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國人非常重視「道」。古時暴虐的帝王被稱為「無道昏君」，做事不符合公認的「道德」標準叫做「沒道理」，就連農民造反還要打出「替天行道」的大旗。老子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也就是說，「道」中產生了天地。
而近百年來，共產幽靈的轟然入侵，形成了一股違背自然，違背人性的力量，造成了無數的痛苦和悲劇，也將人類文明推到了毀滅的邊緣。其叛「道」的種種暴行，自然也就反天反地，從而成為一種反宇宙的極惡勢力。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國人自古以來相信和遵守天人合一，人與天地溶合，相依生存。天道不變，循環有矩；地循天時，四季分明；人尊天地，感恩惜福。所謂「天時、地利、人和」。在中國人的概念裡，天文、地理、曆法、醫學、文學、直至社會結構無不貫穿這一理念。
然而，共產黨宣揚「人定勝天」，「鬥爭哲學」，藐視天地自然。毛澤東說：「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共產黨或許從中獲取了真實的歡樂，而人民卻為此付出慘痛代價。
一、與人鬥，滅絕人性
（一）善惡顛倒泯滅人性
人，首先是自然的人，然後才是社會的人。
「人之初，性本善」，「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人們判斷是、非、善、惡的準則，很多是與生俱來的。而對共產黨來說，人就是動物甚至機器，無論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在其眼中都是物質力量。
共產黨的目的是為了操縱人，逐漸把人改造成造反的革命暴徒。馬克思說：「物質力量必須用物質力量來打倒」，「理論一經掌握了群眾，就會化為物質力量」「全部人類歷史不是別的，就是人性的不斷改變」，「人性就是階級性」。他認為一切都沒有內在的先天的東西，都是環境的產物，都是「社會人」，反對費爾巴哈的「自然」人的提法。
列寧說：「馬克思主義不可能在工人階級中自發產生，必須從外面灌輸。」列寧費盡心思也不能誘導工人從經濟鬥爭轉上奪權的政治鬥爭。他從而寄希望於獲諾貝爾獎的巴甫洛夫「條件反射學說」，說它「對於全世界工人階級有巨大意義」。托洛斯基更妄想條件反射不僅能從心理上，而且從生理上改變人，像狗一樣一聽到午餐鈴聲就流口水，讓士兵一聽到槍響就勇往直前，為共產黨獻身。
自古以來，人們認為通過努力、勞動、會得到報償，通過勤勞使生活富裕讓人憧憬；而好吃懶做、不勞而獲則被視為惡劣。共產黨像瘟疫一樣傳入中國後，社會上的流氓懶漢，在共產黨的鼓勵下，分土地，搶財產，欺男霸女，全部堂而皇之地成了合法行為。
人都知道尊長愛幼好，目無師長不好。古代的儒家教育分為大學和小學。十五歲前的小學教育，所學的內容就是灑掃、進退、應對的小節（就是衛生、舉止、言談等方面的教養）。之後的大學教育則側重在尊德性、道問學之類。而在批林批孔，批師道尊嚴運動中，中共把這些道德規範從青少年的頭腦中徹底剔除。
古人云：「一日為師，終生為父」。1966年8月5日，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屬中學卞仲耘老師被女學生們戴高帽子、往身上潑黑墨、敲簸箕遊街、掛黑牌子、強迫下跪、用帶釘子的木棍打、用開水燙等等方法活活打死。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女校長被學生強迫敲著一個破臉盆喊「我是牛鬼蛇神」，頭髮亂七八糟被剪光，頭打出了血，推倒在地上爬。
（大紀元配圖）
大家都認為乾淨好，髒不好。可中共宣傳「滾一身泥巴，磨一手老繭」，「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這樣的人思想才是紅的，才可以上大學、入黨、陞官，做共產黨的紅色接班人。
人類的進步是知識進步，而在共產黨統治下，知識卻成了不好的東西。知識份子被稱為「臭老九」，有文化的人要向沒有文化的人學習，要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才能重新做人。為了實施對知識份子的再教育，北京清華大學的教師們被發派到了江西南昌的鯉魚洲。這個地方血吸蟲流行，原來的勞改營都被迫搬遷。教師們只要沾了河裡的水就馬上染病。一個個肝硬化、肝腹水，很多人喪失生活勞動的能力。
柬埔寨的紅色高棉（柬共）在周恩來的慫恿下，更登峰造極的對知識份子進行迫害。有獨立思想的就需要進行改造，從精神上消滅到肉體上消滅。從1975年至1978年，柬埔寨人民被殺害了四分之一，有人就因為臉頰上有戴眼鏡的痕跡而難逃厄運。
柬共在1975年勝利後，波爾布特開始建立超前的社會主義，就是無階級差別、無城鄉差別、無貨幣、無商品交易的「人類社會的天堂」。最後家庭也解體了，成立男勞動隊，女勞動隊，一律強制勞動，一起吃大鍋飯，一樣穿黑色革命服裝或軍裝。夫妻只能在獲得批准的前提下方得一週相聚一次。
共產黨號稱天不怕，地不怕，妄想改天換地，其實是要徹底否定宇宙中一切正的因素和力量。毛澤東說過：「各世紀中，各民族起各種之大革命，時時滌舊，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毀之大變化也。宇宙之毀也依然，宇宙之毀決不終毀也，其毀於此者必成於彼無疑也。吾人甚盼望其毀，蓋毀舊宇宙而得新宇宙，豈不癒於舊宇宙耶！」
親情乃天經地義，夫妻、子女、父母、朋友、人與人的正常交往構成了人類社會。通過不間斷的各種政治運動，中國共產黨把人變成狼，甚至比虎狼更兇殘。虎毒不食子，但在中共統治下，父母，子女，夫妻之間互相揭發，斷絕親屬關係的比比皆是。
六十年代北京的一所小學，一個女老師在給小學生聽寫生字時不慎把「社會主義」和「垮臺」放在了一起。結果被學生揭發出來。之後她天天被批鬥，被男生扇嘴巴子。她的女兒跟她斷絕了母女關係，一有風吹草動她女兒就在全班揭發她媽媽的「階級鬥爭新動向」。以後幾年這位老師天天在學校打掃衛生、刷廁所。
經過文化大革命的人們都不會忘記張志新，她被投入監獄。獄警多次毫無人性地將她衣服扒光，把手反銬在背後，投進男犯人牢房，任人輪姦，終至精神失常。即使這樣，在臨處決她時，怕她呼喊口號，監獄直接把她的頭按在磚塊上，不施麻藥動刀切開了她的喉管……
即使是最近幾年對法輪功的鎮壓，中共採取的仍然是製造仇恨，鼓動暴力的老一套手段。
共產黨抑制人的善良本性，鼓動、縱容和利用人性中惡的一面來強化統治。一次一次的運動，有良心的人也畏懼於暴力陷於沉默。共產黨系統地把宇宙中普世的道德概念破壞殆盡，以圖徹底顛覆人類維持了千萬年的善惡廉恥。
（二）超越相生相剋的邪惡
老子說：「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說白了，就是人世間存在著相生相剋。不但人分好壞，就一個人本身來說也是善惡同在的。
盜跖被認為是強盜的代表，但他卻對嘍囉說：「盜亦有道。」並解釋說當強盜也要「聖、勇、義、智、仁」。也就是說，即使為盜者也不能胡來，還是有規矩要守的。
反觀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可以說是充滿了投機和叛賣，沒有任何規矩的約束。比如強盜最講的就是「義」字，哪怕是分贓的地方都要叫「聚義分贓廳」。但是中共的同志之間只要一面臨危機，就立刻相互揭發、落井下石，甚至栽贓誣陷、無中生有。
以彭德懷為例。毛澤東農民出身，當然知道一畝地種不出13萬斤糧食，當然知道彭德懷說的都是真話，當然知道彭德懷並沒有想奪他的權力，更何況當年彭以兩萬部隊浴血苦戰胡宗南20萬部隊，幾次救了毛澤東的命。然而彭德懷剛批評了毛兩句，毛馬上就把他親筆題詩「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扔進廢紙簍，定要置彭於死地，可以說恩斷義絕。
共產黨殘暴殺人，不施仁政；同室操戈，不講義氣；出賣國土，沒有勇力；與正信為敵，缺少智慧；搞群眾運動，非聖人治國之道。可以說，共產黨連「盜亦有道」的底線都放棄了，其邪惡已經完全超出宇宙間相生相剋的道理。共產黨徹底顛覆自然人性，目的是為了顛覆善惡標準，顛覆宇宙規律，其狂妄至極，自然難逃覆滅的結局。
二、與地鬥，違背自然，其禍無窮
（一）階級鬥爭延伸到自然
金訓華是上海市吳淞第二中學1968屆高中畢業生，上海市中學紅代會常委。1969年3月，金訓華上山下鄉赴黑龍江。1969年8月15日，山洪暴發，雙河兩岸一片汪洋。金訓華為搶救生產隊的兩根電線桿跳下急流，失去了生命。
金訓華生前的日記：
七月四日
我現在開始感到了農村階級鬥爭的尖銳和激烈。我，一個毛主席的紅衛兵，已作好了一切準備，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迎頭痛擊反動勢力，哪怕作出犧牲也是心甘情願的。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而努力戰鬥！戰鬥！戰鬥！
七月十九日
××大隊階級敵人的氣焰還很囂張。知識青年到農村來，就是要參加農村三大革命鬥爭，首先就是參加階級鬥爭。我們就應該依靠貧下中農，發動群眾，把敵人的氣焰壓下去。我們知識青年應該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念念不忘階級鬥爭，念念不忘無產階級專政。
金訓華懷著戰天鬥地、改造人類的理想到農村，從他的日記中，可以看到他腦袋中充滿了「鬥」的思維。他把「與人鬥」的思維貫徹到天地之間，最後終於喪失了生命。金訓華是鬥爭哲學的一個例子，同時無疑也是犧牲品。
恩格斯說：「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毛澤東又補上一句：「和對世界的改造」，這一畫龍點睛的補充，實際上充分點明了共產黨對自然的態度，那就是改造自然。共產黨認識的「必然」是盲目的物質，沒法解釋其來源的「規律」，認為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認識客觀規律性，就可以「征服」大自然與人類。共產黨把俄、中這兩塊「試驗田」改造得一塌糊塗。
大躍進的民歌便是中共狂妄愚蠢的寫照：「讓高山低頭，讓河水讓路」；「天上沒有玉皇，地上沒有龍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龍王。喝令三山五嶺開道，我來了！」
共產黨來了！破壞了這個原本和諧的世界，破壞了自然平衡。
（二）破壞自然自食其果
戰天鬥地，破壞自然（大紀元配圖）
中共推行以糧為綱的農業政策，大肆開墾不適宜耕種的山地和草原，填平中國江河湖海。結果如何？中共聲稱，1952年糧食生產超過了國民政府時期，但中共沒有透露的是，到1972年，中國糧食總產才超過了同樣是和平時期的清朝乾隆年代，而至今中國人均糧食產量，仍然遠遠落後於清朝，只有中國農業鼎盛時期宋代的三分之一。
亂砍濫伐、堵河填海的結果，是中國自然生態的大破壞。至今，中國生態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海河、黃河斷流，淮河、長江的污染，把中華民族賴以生存的血脈徹底切斷，甘肅、青海、內蒙、新疆草原消失，滾滾黃沙撲向中原大地。
五十年代初，中共在蘇聯專家的指導下，在黃河修建三門峽水電站，發電量至今只有一條中等河流的水平，卻導致上游泥沙淤積、河床抬高。一個大一點的洪水就給兩岸民眾帶來生命財產的巨大損失。2003年渭河洪峰最高流量3700立方米/秒，只相當於三、五年一遇的洪水，卻形成了50年不遇的洪災。
河南駐馬店，當地建造了多個大型水庫。1975年大壩連環決堤，短短兩小時內6萬人喪生，死亡人數總計高達20餘萬。
需要說明的是，中共政權對中華大地的肆意掠奪仍在繼續。長江大壩，南水北調，都是準備以萬億計的金錢，圖謀改變自然生態。而中小型「鬥地」項目更是層出不窮。更有甚者，有人提出以原子彈在青藏高原炸開一條通道，以改變中國西部的自然環境，其對大地的蔑視和狂妄令天下人為之側目，卻也絕不出人意料。
在周易八卦中，我們的先人以天為乾，尊之為天道；以地為坤，奉之為坤德。
周易像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孔子注易：至哉坤元，萬物資生。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顯然，以地母之坤德，尚且至柔、至靜、有常而承天，方可厚德載物，萬物資生。同時，提出了人類對乾道坤德之態度，即承天順地，尊重自然。
中共以戰天鬥地的姿態，對大地肆意搜刮掠奪，任行欺壓搾取，逆天地而行，最後必然受到天地以及自然規律的懲罰。
三、與天鬥，迫害信仰，否定人對神的正信
（一）有限的生命如何認識無限的時空
愛因斯坦的兒子愛德華曾經問他：「爸爸，你為甚麼這麼有名呢？」愛因斯坦說：「你看到這個大皮球上有一只瞎眼的大甲蟲嗎？它並不知道它爬行的路線是彎曲的，但是愛因斯坦知道。」這句話實在意味深長，中國人說「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如果想認識一個系統就必須跳出系統之外去觀察，然而以人有限的生命去觀察宇宙無窮的時空，人類將永遠無法窺其全貌，宇宙也就成了人類的永恆之謎。
科學無法逾越的障礙自然是形而上的，這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了「信仰」的範疇。
信仰這種人內心世界的活動，對於生命、時空、宇宙的體驗與思考完全不是一個政黨應該管理的範疇，「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然而共產黨卻憑著他們對宇宙和生命可憐又可笑的認識，把他們理論之外的一切都稱之為「迷信」，還要將有神論者洗腦，轉化，批倒批臭，乃至肉體消滅。
真正的科學家宇宙觀是開闊的，是不會用自己有限的「已知」去否定無限的「未知」的。著名科學家牛頓在1678年出版了巨著《數學原理》。書中詳述了力學原理，解釋了潮汐，行星的運動並推算了太陽系的運轉方式。獲得巨大成功與榮譽的牛頓自己卻一再表明他的書完全是一種現象性的描述，他絕不敢談論至高無上的上帝締造宇宙的真正意義。《數學原理》第二版出版時，牛頓曾在書中寫下這一段以表達他的信念：「這一盡善盡美的包括太陽、行星、彗星的大系統，惟有出於全能的上帝之手……就像一個盲人對於顏色毫無概念一樣，我們對於上帝理解萬事萬物的方法簡直是一無所知。」
（大紀元配圖）
且不說是否有超越時空的天國世界，是否修煉人可以達到返本歸真的境地，真正信正教的人都相信善惡有報，因果關係的原理。正統信仰能夠將人類道德維持在一定的水準。從亞里士多德到愛因斯坦，他們都相信宇宙中有一個普遍的規則存在。人們通過各種方式不懈的探求宇宙真理，那麼除了科學探索之外，宗教、信仰和修煉不也可能是發現真理的另外方式和途徑嗎？
（二）中共摧毀人類的正信
世界上每個民族在歷史上都是信神的。正是對神的信仰，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人們才會在內心約束自己，才能維持社會道德的水準。古今中外，西方的正教，東方的儒、釋、道都告誡人們：信神敬天、從善惜福、感恩知報，才能獲得真正的幸福。
共產主義的中心指導思想就是鼓吹無神，無佛，無道，無前生，無後世，無因果報應。由此，各國共產黨都鼓勵窮人，流氓無產者無須信神，無須償還業力，無須安分守己，反而應該巧取豪奪，造反發家。
在中國古代，皇帝們以其九五之尊，仍然自稱天子，受到「天意」的管轄和制約，不時要下詔罪己，向天懺悔。共產黨則自己代表天意，所謂無法無天，絕無絲毫限制，結果製造了一個個人間地獄。
共產黨的鼻祖馬克思認為，宗教為麻醉人民的精神鴉片。他害怕人們相信神和上帝從而不信他的共產主義。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一書第一篇收入的就是對門捷列耶夫參與研究「靈學」團體的批判。
恩格斯說過：「中世紀及以前的一切都要在人類理性審判台前辯護自己存在的理由。」說這話的同時，他已把自己與馬克思當成了審判台前的法官了。無政府主義者巴庫寧是馬克思的朋友。他這樣形容馬克思：「他儼然就是人們的上帝，他不能容忍除了他之外，還有甚麼別的人是上帝。他要人們像神一樣崇拜他，把他作為偶像頂禮膜拜，否則就大加撻伐，或陰謀迫害。」
而傳統的正信，對共產黨人的這種企圖構成了天然的障礙。
中國共產黨對宗教的迫害，可以說達到了喪心病狂的地步，文革中無數的寺廟被砸爛，僧人被遊街示眾，西藏90%的寺廟被破壞，中國至今有數萬的家庭基督教會成員被關押。上海的天主教神父龔品梅被中共關押30餘年，1980年才來到美國。他在90多歲臨終前立下遺囑：「等到共產黨不再統治中國時，將我的墳墓遷回中國上海。」一個人為信仰而被殘暴的邪惡勢力單獨秘密囚禁30多年，中共曾無數次逼迫他，只要同意歸中共的「三自愛國委員會」領導，就可以放他出去。而近幾年，中共對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功修煉者的鎮壓，正是中共「戰天」的延續，也是中共力圖強售其奸的必然結果。
無神論的共產黨要領導和控制人們對神的信仰，「與天鬥，其樂無窮」，其可笑之程度，絕非「妄自尊大」所能形容其萬一。
結語
共產主義實踐在全球範圍內已經徹底失敗了。世界最後一個共產大國的魁首江澤民，在2002年3月對華盛頓郵報記者曾這樣宣稱：「我年輕的時候曾相信共產主義會很快來臨，但我現在不這樣認為了。」現在仍然真正信仰共產主義者已經寥寥無幾。
共產主義運動的失敗是必然的，其違背宇宙規律，逆天而行，是一股反宇宙的勢力，因而必然受天意神靈的懲罰。
中國共產黨雖然一次次變換嘴臉，一次次抓住救命稻草渡過危機，但其最後的結局舉世瞭然。中共雖然在一件件除去其美麗外衣，赤裸裸的暴露出它貪婪、兇狠、無恥、流氓和反宇宙的本性，但它仍然在鉗制人的思想，扼殺人類的道德倫理。它對人類的道德文明，對人類的和平進步也仍然極具禍害。
茫茫宇宙攜帶著無法抗拒的天意，或稱之為神的意志，或稱之為自然規律，或稱之為大自然的力量。人類唯有敬天意、順自然、尊重宇宙規律，關愛天下生靈，才可能有自己的未來。
(版權歸大紀元所有﹐歡迎轉載﹐不得更改)
2005年4月校對更新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
【九评之三】评中国共产党的暴政
更新: 2014年11月17日 1:00 AM 人气 2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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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1月23日讯】九评之三：评中国共产党的暴政
前言
一．土地改革——“消灭地主阶级”
二．工商改造——消灭资产阶级
三．取缔会道门与镇压宗教
四．反右运动——诛心全国，以为其用
五．大跃进——指鹿为马，以试其忠
六．文化大革命——邪灵附体，乾坤倒转
七．改革开放——暴虐未变与时俱进
八。全国洗脑，划地为牢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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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提到暴政，中国人往往会联想到秦始皇的苛政与焚书坑儒。秦始皇“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汉书‧食货志》）的苛急暴虐集中表现在四个方面：征敛无度、赋税奇重；好大喜功、滥用民力；严刑峻法、邻里连坐；钳制思想、焚书坑儒。秦朝统治中国时，全国约有一千万人口，秦王朝竟征用了200万人为役。秦始皇进而把严刑峻法施于思想领域，大肆禁锢思想自由，曾将非议朝政的儒生方士杀之千余。
与“狼虎之秦”相比，共产党的暴虐有过之而无不及。人所共知，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共产党的统治也是建立在一系列对内对外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思想斗争”之上。毛泽东自己也曾直言不讳：“秦始皇算什么？他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还得要我们加以补充。”
让我们来回忆一下中国在共产党统治之下步履艰难走过的五十五年，看一看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后是怎样利用政府机制，以阶级斗争为纲领来实行阶级灭绝，以暴力革命作工具来实行恐怖统治的。它“杀人”与“诛心”并用，镇压共产党之外的一切信仰；粉墨登场，为共产党在中国的“造神”运动拉开了大幕。根据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暴力革命学说，不断地消灭不同范围和群体中的异己分子。同时，用斗争加欺骗的手段强迫全国人民成为它暴虐统治下的顺民。
一、土地改革——“消灭地主阶级”
建政仅3个月，共产党就着手在全国全面开展土地改革。用“耕者有其田”的口号，鼓动无田的农民斗争有田的农民，鼓励、放纵人性中自私自利、为所欲为、不讲道德的一面。同时，在土地改革总路线中明确提出“消灭地主阶级”，在农村广泛划分阶级、定设成分、给全国不下二千万人带上“地、富、反、坏”的帽子，使他们成为在中国社会备受歧视、打击、没有公民权利的“贱民”。与此同时，随着土地改革深入到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共产党的党组织也迅速扩大，发展到乡有党委、村有支部。党支部上呈下达，贯彻党的旨意，他们往往是冲在阶级斗争的第一线，挑动农民斗争地主，致使近十万地主丧生。更有地区对地主实行满门抄斩，以达到灭绝其阶级，连妇女儿童也不能幸免。
(大纪元配图《九评》之三)
在这期间，共产党在全国农村掀起了第一轮“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宣传。土地改革中不劳而获、强取豪夺、为所欲为的政策使少数农民得到实惠，也有不少贫苦农民对共产党感恩戴德，因而接受了共产党是为人民的说法。
对于分得土地的农民来讲，“耕者有其田”的好景并不长久。不到两年，共产党就开始了一系列强加在农民身上的运动：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在批判“小脚女人”的紧锣密鼓中年年加码，要农民“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在全国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把全国主要农业产品排斥在市场交流之外。更增加了户籍制度，不许农民进城工作居住。有农村户口的人不能去国家粮店买粮，子女也不能进城上学。农民的子女只能再做农民。从此，中国三亿六千万农村户口持有者成为中国社会的二等公民。
直到改革的年代，“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九亿农民除了在家庭承包制取代人民公社的最初五年，收入有所提高、社会地位相对改善之外，他们被紧跟着的农工产品价格倾斜所逼迫，再度沉陷在贫困之中。城乡居民收入差别急剧扩大，贫富悬殊，农村重新有人成为新地主、新富农。新华社发表的资料表明，1997年以来“粮食主产区和多数农户收入持续徘徊甚至减收”。也就是说，农民在农业中的所得不是增加了而是减少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1.8比1,扩大到3.1比1。
二、工商改造——消灭资产阶级
另一个要被共产党消灭的阶级是城乡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工商改造中，共产党宣称：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有本质的不同，即：一是剥削阶级，一是不剥削和反剥削的阶级。资产阶级的剥削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只能消灭、不能改造。在此前提下，对资本家和商人的改造中就更加重了“杀人”与“诛心”并用。其原则还是顺者昌、逆者亡。你如果上交资产并表示拥护共产党，则定为人民内部矛盾。你如果有反感、有怨言，则划为反革命成为国家的专政对象。在工商改造的腥风血雨中，资本家、业主、商贩统统上交了他们的资产。其中有不少不堪屈辱而轻生的。当时在上海任市长的陈毅就曾每天询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指那一天又有多少资本家跳楼自杀。这样在几年内，共产党就在中国全面取消了私有制。
(大纪元配图《九评》之三)
在土改和工商改造的同时，共产党发动了镇反、思想改造、打倒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三反、五反、肃反等一系列的全国大规模整人运动。每次运动共产党都动用它所掌握的政府机制连同党委、总支、支部，凡3人则成一战斗堡垒，深入乡村街道。无处不在，无事不管。这种从战争年代带过来的“支部建在连队上”的网络式控制结构，在后来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一直起著关键的作用。
三、取缔会道门与镇压宗教
建政初期发生的另一事件是对宗教的暴虐镇压和对会道门的全面取缔。1950年，共产党对各地政府发出指示，要求他们全面取缔会道门，即当地的宗教及帮会组织。文件中指出，封建会道门组织乃是国民党特务及地、富、反革命份子操纵的工具。在这场波及全国乡镇的运动中，政府动员了它们认定的可依靠阶级揭发打击会道门的成员。各级政府参与解散“迷信”组织，诸如基督教、天主教、道教（特别是一贯道）、佛教等组织。要求这些教会、佛堂、帮派的成员到政府登记并悔过自新。如不按期登记，一经查明，定予严惩。1951年政府明文颁布，对继续会道门活动者处于死刑或无期徒刑。
这次运动打击了广大信神向善、遵纪守法的普通老百姓。据不完全统计，共有不下3百万教徒、帮会成员被抓被杀。在广大的城镇乡村，几乎每户都遭到盘查，连农民供的灶王爷也被砸碎。在杀人的同时，更进一步确立了只有共产党的思想体系才是唯一合法的思想体系，只有共产主义才是唯一合法的信仰。从此以后，便有了所谓的“爱国”信徒。只有做了“爱国”信徒才能受到国家宪法的保护。实际上，无论老百姓信的是什么教，标准只有一个：就是要在行为上服从党的指挥，承认共产党是高于一切教会的。你信基督教，那共产党就是上帝的上帝；你信佛教，那共产党则是佛祖的佛祖；讲到回教，共产党就是真主的真主；讲到活佛，共产党就要批准谁来做活佛。说到底，党需要你说什么，你就得说什么；党需要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教徒们要高举你们各自的信仰去遵行党的旨意。如果不这么做，就成为打击、专政的对象。
(大纪元配图《九评》之三)
有两万多名基督徒对中国22个省、207个大小城市的56万名家庭教会基督徒进行了走访调查，证实在家庭教会信徒中有13万人被监视居住。仅在1957年之前，就有1万1千多名教徒被杀，大量教徒被任意拘捕或被勒索性罚款。
至此，共产党在中国消灭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迫害了广大城乡敬神守法的人民而建立了共产党一教统天下的根基。
四、反右运动——诛心全国，以为其用
1956年，一批匈牙利知识份子组织了“裴多菲”俱乐部，被苏联出兵镇压，称为“匈牙利”事件，毛泽东引以为戒。1957年，共产党在中国使用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号召中国的知识份子和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其意在于把他们中的“反党份子”诱骗出来。毛泽东在1957年初给各省党委书记的信中表露出借鸣放和整风“引蛇出洞”的意思。
当时有几句鼓励人们鸣放的说词，叫做“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决不秋后算账”。结果一场反右斗争划定了55万名“右派分子”。27万人失去公职。 23万被定为“中右份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有人把共产党的整人权术整理为四条：1）引蛇出洞，2）罗织罪状、突然袭击、一言定乾坤，3）明讲治病救人，实则无情打击，4）逼人自我批判，无限上纲。
(大纪元配图《九评》之三)
那么，引起这么多右派和反党份子近30年流放边远寒苦地区的“反动言论”究竟是什么呢？当时被万箭齐发、密集批判的右派“三大反动理论”是由罗隆基、章伯钧和储安平几次讨论会发言组成的。细看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简而言之，无非是要建立一个有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共同组成的委员会以检查三反、五反、肃反工作中的偏差（罗）。国务院常常出了成品要政协、人大等机构表态，建议要把政协和人大的人加进政策形成的过程中去（章）。党外人亦有见解、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不要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安排一个党员作头儿。事无钜细，都要看着党员的脸色做事（储）。这几个人都明确表示了愿意跟着共产党走，提的意见也都没有越出鲁迅所描述的“老爷，您的袍子脏了，请脱下来洗一洗吧”的范围。
划成“右派”的人中并没有人提出要推翻共产党，不过是批评、建议。就是这些批评、建议使数十万人失去了人身自由，给数百万家庭带来了苦难。随之而来的，还有“向党交心”、拔白旗、新三反、下放劳动和划漏网右派。谁对本单位领导，特别是党委书记有意见，谁就是反党。其下场轻者是不断被批判，重者则劳动教育或全家迁送农村。这些人连同他们的子女上大学、参军都没有份，就是到县城找个工作也是不可能。从此他们失去了劳保、公费医疗，加入了农民的行列，成了二等公民中的贱民。
自此以后，一部分学者形成了墙头草，随风倒的双重人格。他们紧跟“红太阳”，亦步亦趋，成为共产党的“御用知识份子”而不能自拔。另一些人则清高自远，对政策问题噤若寒蝉。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份子像是徐庶进了曹营，一言不发了。
五、大跃进——指鹿为马，以试其忠
反右之后，中国进入了恐惧事实的状态。听假话、说假话、做假事，逃避事实、歪曲事实成为世风。大跃进便是一次全国集体编造谎言的大爆发。人们在共产党的邪灵引导下，做出了许多荒诞不经的蠢事。说谎者和受骗者同样自欺欺人。在这场谎言与愚行的闹剧中，共产党强制地把它的暴虐邪气植入了全国人民的精神境界。人们高唱着“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的跃进歌谣，实施著“亩产万斤，钢产翻番，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的荒诞计划，轰轰烈烈，经年不醒。直到大饥荒席卷中国，饿殍遍野、民不聊生。
(大纪元配图《九评》之三)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与会者谁不知道彭德怀的意见是正确的？谁不知道毛泽东的大跃进是荒唐，专断的？但拥护不拥护毛泽东的路线是“忠”与“奸”，生与死的界限。当初赵高指鹿为马，并非不知何为鹿，何为马，而是为了左右舆论，结党谋私，让天下人盲目服从而不敢略有争议。最后，彭德怀本人也不得不违心的在打倒彭德怀的决议上签了字。正如邓小平在文化革命后期不情愿的保证“永不翻案”一样。
由于人类社会总要靠已有的经验来认识世界，拓展思维，而共产党使人们对整个社会的经验教训所知甚少，再加官方公共媒体的封闭消息，人们判断是非的能力日见低下。下一代人对前一次运动中“慷慨歌燕市”的有识之士的理念、理想和经验完全无知，只能靠零星的片段来了解历史并判断新的事物。自以为正确无误，其实谬之千里。共产党的愚民政策就是靠了这种方式而大行其道。
六、文化大革命——邪灵附体，乾坤倒转
文化革命是共产党邪灵附体全中国的一次大表演。1966年，中国大地上掀起了又一股暴虐狂潮。红色恐怖的狂风咆哮，如发疯孽龙，脱缰野马，群山为之震撼，江河为之胆寒。作家秦牧曾这样描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连坐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据专家们的保守估计，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达773万人。
人们对文化革命中的暴力和屠杀往往有一种错觉，觉得这些大都是在无政府状态下由造反运动形成的。杀人者也都是“红卫兵”、“造反派”。但根据中国出版的数千册县志所提供的资料，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时期不是红卫兵造反有理，中央各级政府处于瘫痪的1966年底，也不是造反派武斗正盛的1967年，而是“各级革命委员会”已建立，毛泽东恢复了对国家机制全面控制的1968年。在全国著名大屠杀案件中，滥施暴力、血腥杀伐的大多是政府控制的军队、武装民兵和各级党员骨干。
从下面这几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文革中的暴行并非红卫兵、造反派的一时过激行为，而是共产党和地方政权的既定决策。文革时期的领导人与各级权力机构对暴政的直接指挥和参与，常常被遮掩起来而不为人知。
1966年8月，北京红卫兵以“遣返”为名，把历次运动中划为地、富、反、坏、右的北京市居民强行赶出北京押往农村。据官方不完全统计，当时有3万3千6百95户北京市民被抄家，有8万5千196人被驱逐出城、遣返原籍。此风很快在全国各大城市蔓延，多达40万城市居民被遣返到农村。连有地主成分的共产党高级干部的父母也未能幸免。实质上，这种遣返行动是中共在文革前就安排好了的。彭真任北京市长时就说过，要把北京居民成分纯净为“玻璃板、水晶石”，即把成分不好的市民全部赶出北京。1966年5月，毛泽东发出“保卫首都”的指示，成立了以叶剑英、杨成武和谢富治为首的首都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的任务之一就是通过公安局大规模遣返“成分不好”的居民。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红卫兵对超过2%的北京市居民抄家遣返，不但未被政府阻止，相反还得到市、区公安局和街道派出所的大力支持。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曾要求公安干警不要去阻拦红卫兵，要为红卫兵当“参谋”，提供情报。红卫兵不过是被当局所用。到了1966年底，这些红卫兵也被共产党抛弃，不少人被宣布为“联动份子”而入狱。其它的随大批“知识青年”被送到乡下参加劳动、改造思想。当时主持遣返活动的西城红卫兵组织，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人的“亲自关怀”下成立的，他们的通令也是由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修订后发表的。
继北京遣返地、富成分的人去农村，农村也掀起了又一轮对地、富成分人群的迫害。1966年8月26日在北京市所属的大兴县公安局的局务会上，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其中要点之一是公安干警要为红卫兵当参谋，提供黑五类（地、富、反、坏、右）的情报，协助抄家。大兴县的屠杀运动直接来自县公安局的指令。组织杀人行动的是公安局的主任、党委书记。动手杀人，连孩子都不放过的大多是民兵。
文革中，很多人因在屠杀中“表现好”而得以入党。据不完全统计，在文革中突击入党的，在广西一省有9千多人是杀人后入党的，有2万多人是入党后杀人的，还有与杀人有牵连的1万9千多人。单从这一省的统计，就有近5万共产党员参与了杀人事件。
文革中，对“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毛泽东当年讲的这句话在肆虐一时的造反运动中广为流传。既然对阶级敌人的暴力是他们“活该”，那么暴力和杀戮也就广泛传播开去。
1967年8月13日到10月7日，湖南道县人民武装部的基层民兵屠杀“湘江风雷”组织成员及黑五类。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2778户，共4519人。全地区10个县共死9093人，其中“地富反坏”占38%，地富子女占44%。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 天。这仅仅是文革暴行中，一个地区的一个事件。在1968年初“革委会”成立后的清查阶级队伍运动中，内蒙古清查“内人党”制造了35万余人被杀的血案。1968年在广西有数万人参与了对“四‧二二”群众团体的武装大屠杀，死人11万。
由此可见文革中的暴力屠杀首案、大案全是国家机器的行为，是共产党领导人纵容和利用暴力迫害残杀百姓。直接指挥和执行这些屠杀的凶手多是军队、警察、武装民兵和党团骨干。如果说，土改是为了土地而依靠农民打地主，工商改造是为了资产而依靠工人打资本家，反右是为了让知识份子缄口，那么文化革命中这种你斗我，我斗你，并无哪个阶级是可依靠的，即便你是共产党依靠过的工人农民，只要观点不一致，就可以杀你。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这就是为了造就共产党一教统天下的大势。不光统治国家，还要统治每一个人的思想。文化革命使共产党、毛泽东的“造神”运动登峰造极。一定要以毛泽东的理论独裁一切，置一人之思想于亿万人脑中。空前绝后的是文化大革命不规定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做的，而是“什么可以做，要怎样去做，而除此之外什么都不能做、不能想”。文革中，全国人民实行着宗教崇拜一样的“早请示，晚汇报”，每天数次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早晚两次政治祷告。认字的人几乎人人写过自我批评和思想汇报。言必称语录，“狠斗私字一闪念”，“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文革中只允许崇拜一位“神”，只诵读一本“经”——毛主席语录。进而到不背语录、不敬祝就无法在食堂买饭。买东西、坐汽车、打电话也要背一句毫不相干的语录。人们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或狂热兴奋，或麻木不仁，已经完全被罩在共产党的邪灵之下。制造谎言、容忍谎言、依靠谎言业已成为中国人生活的方式。
七、改革开放——暴虐未变与时俱进
文革是鲜血淋漓、怨魂飘零、弃绝良知、颠倒黑白的时代。文革以后城头变换大王旗，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政权，在20几年里交替更换了六代领导人。私有制又回到中国，城乡差别加大，沙漠剧增，江河断流，贩毒卖淫有增无减。所有中国共产党曾经提出要消灭的“罪恶”又被中国共产党扶持起来。
共产党的豺狼心、蛇蝎性、鬼魅行、祸国术有增无减。六四用坦克开进天安门广场枪杀学生、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暴迫害更是罄竹难书。2004年10月，为征用农民土地，陕西省榆林市政府出动1600多名防暴警察抓捕枪伤50多名农民。现在的中国政治统治还是基于共产党的斗争哲学与暴力崇拜。唯一不同的，是更加具有欺骗性。
法律：由于共产党政权不断的人为制造斗争，把大批的人打成反革命份子、反社会主义份子、坏份子及邪教徒，共产党独裁专制集团和各种人民团体之间产生了尖锐冲突。共产党则在“维护秩序，稳定社会”的幌子下，不断的修改“法律”和“条令”，把人民的不满行为纳入反革命行为加以镇压。1999年7月，江泽民在政治局多数人反对的情况下做出私人决定，要在3个月内消灭法轮功，一时间谣言铺天盖地而来。江泽民个人对法国某家媒体宣布法轮功是“邪教”后，官方媒体赶紧发表文章对全国各界施加压力，并胁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一个不伦不类的“决定”来处理邪教，随后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发了一个对人大“决定”的“解释”。1999年7月22日，新华社发布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等的讲话，公开支持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从而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卷入了这场人神为之震怒的迫害之中，因为是“（党）中央”定性了的，他们只能拥护执行，根本不敢提出异议。5年来国家机构动用了四分之一的财力来镇压法轮功。全国人民人人过关，凡承认修炼法轮功而不肯放弃的人很多被开除公职，关押劳改。他们并没有违犯法律，也没有叛国反对政府，只因为相信真善忍就有成千上万人被关押。虽然中共重重封锁消息，透过亲属核实知道被杀害的人已有1100多人，不知道的人数更多。
新闻：据香港文汇报2004年10月15日报导，中国第二十颗科学试验卫星返回地球，砸毁四川省大英县蓬莱镇霍积玉的房屋。报导援引了大英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艾裕庆的话说，“这个‘黑砣砣’的确是科学卫星的返回舱”，而他本人就是卫星回收的现场副总指挥。但新华社办的新华网只发了卫星返回的时间，并强调这是中国回收的第二十颗科学与技术试验卫星，却只字未提卫星砸毁民房的事实。这类报喜不报忧的手法是新闻媒介根据共产党的指示而采用的一贯作法。在历次运动中，报纸和电视推波助澜、造谣传谣才能使得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得以实施。共产党一声令下，全国媒体立即执行。党要反右，全国各报异口同声地报导右派的罪恶。党要办人民公社，全国各报则齐声赞美人民公社的优越。在镇压法轮功的第一个月内，媒体每天在黄金时间段一遍又一遍地给全国人民洗脑。自此以后江泽民动用一切大众传播媒体不断编造、宣传，使民众仇恨法轮功的“自杀”、“杀人”等假新闻、假事件。其中导演的“天安门自焚”假案，被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指责为政府带头欺骗民众的行为。在这5年里，中国国内没有一份报纸，没有一个电视台报导过法轮功的真实情况。
（大纪元配图）
人们对新闻报导做假已见怪不怪。新华社资深记者自己也说：“新华社的报导那怎么能相信呢？”民间更是把中国的新闻机构形容为共产党的一条狗。有民谣唱道：“它是党的一条狗，守在党的大门口。让它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咬几口。”
(大纪元配图)
教育：教育是用来统治人民的另一副枷锁。教育本是用来培养知识份子的。而知识是由“知”和“识”两部分构成。“知”指信息、资料、对传统文化及时事的了解；“识”指对所知的东西进行分析、研究、批判、再创造，即产生精神的过程。有知无识是书呆子，而不是真正被称为是社会良心的知识份子。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来崇尚“有识之士”而不是“有知之士”的原因。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中国知识份子有知无识者、有知不敢识者比比皆是。学校对学生的培养也是要他们知其不可为而不为之。一直以来，学校都设置有政治课、党史，并沿用统一教材。教师并不相信教科书上的一些内容，但迫于“纪律”大讲违心之话。学生也并不相信教科书和老师讲的内容，但是还得死记硬背，以应付考试。在中学生、大学生期末考试，升学考试的试题中就出现过批判法轮功的题目，背不出标准答案的学生则无法得到高分进入好的高校。如果学生说真话，则马上开除学籍，取消升学资格。
在民众教育中，由于报纸、文件的影响，有许多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话，例如“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等语录作为“真理”流毒甚广，潜移默化，替代了人们的向善之心及以和为贵的伦理道德。2004年中国咨询中心统计分析了大陆新浪网进行的一项调查，分析结果有82.6% 的中国青年赞同在战争中虐待妇孺和战俘。这个结果出人意料，但也反映了中国民众，尤其是青年一代对传统文化的仁政、人性缺乏最起码的了解。2004年9月11日，苏州一歹徒狂砍28名儿童。9月20日，山东一男子在一所小学砍伤25名小学生。更有小学为了“创收”，让教师强迫小学生手工制造鞭炮为学校集资，而造成爆炸伤人的事件。
贯彻执行政策：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政策的执行往往采用了强迫、威吓的手段。政治标语就是这种手段之一。长期以来，共产党政权把贴标语的数量列为政绩的一个标准。在文革期间，北京城一夜之间变成布满标语的“红海洋”。“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比比皆是。到了乡村，则简写为“打倒当权派”。近期，为了宣传《森林法》，林业局各林业站、护林办公室下达必须贴够若干标语的硬性指标，贴不够就没有完成任务。结果，基层的政府单位就贴出大量的标语如“谁烧山，谁坐牢”。在中国近年的计划生育运动中，更有大量耸人听闻的标语如“一人超生，全村结扎”、“宁添一座坟，不添一个人”、“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收田牵牛”。更有违反人权，违反宪法的标语如“今天不交税，明天牢里睡”。标语在本质上是一种传播手段。它的传播更具有直观性和重复性，因而常被中国政府用来表示政治动向、意志和号召。政治标语也可以被看作是政府对人民讲的话，而在这些宣传政策的标语中不难看出它们所带有的暴力倾向和血腥气息。
八、全国洗脑，画地为牢
中共最厉害的暴政统治工具是网罗式控制。以组织的形式，把犬儒主义加到每个个体身上。它不在乎前后矛盾，出尔反尔，就是要以组织的形式剥夺个人与生俱来的做人权利。政府统治的触角无处不在。无论城乡，人民都要由街道委员会或乡委会管理。一直到近期，就是结婚，离婚，生孩子，都要通过它们的同意。党的意识形态、思想体系、组织方式、社会结构、宣传机制、运作体系都为这种强权统治服务。党要通过政府体系来控制每一个人的想法及每一个人的行动。
共产党控制的残酷性不仅仅在于肉体上的折磨，而是使人逐渐变成没有独立见解，或有独立见解，却不敢放言，以保平安的懦夫。它的统治目的在于给人人洗脑，让他们想共产党所想，言共产党所言，行共产党所倡导的事。人讲：“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但是不管共产党怎样变来变去，全国人民都要紧跟不舍。当你作为被依靠的力量去打击别人时，要感谢共产党的“知遇之恩”。当你受到打击时，要感谢共产党的“教育”之恩。当你知道打击你是错误的，要给你平反时，又要感谢共产党的“宽宏大度、知错能改”。共产党的暴政就是在不断的打击与平反中得以实施的。
画地为牢(大纪元配图《九评》之三)
经过55年的暴虐统治，全国人民的思想已经是被“画地为牢”，禁锢在共产党所允许的思想范围之内。出格一步就是罪。通过反复多次的斗争，愚昧被赞扬为智慧，怯懦已成为生存之道。在互联网成为信息交流主要载体的现代信息社会，老百姓连上网时都被要求自律，不去看外面的新闻，不去看有“人权，民主”字样的网站。
共产党的洗脑运动是如此荒唐，如此残暴，如此卑鄙，如此无所不在。它改变了中国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伦理道德，彻底改写了中华民族的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并不断用肉体和精神的摧残加固共产党一教统天下的绝对权威。
结语
综上所述，为什么共产党要年年斗、月月斗、日日斗，生命不息、斗争不止。为达到这一目的不惜杀人、不惜破坏生态环境、不惜让中国大部分农民及城市居民长期生存在贫困之中呢？
这是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吗？不是。共产主义的原则之一是铲除一切私有制，因为它认为私有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初期也曾试图全面铲除私有制。改革开放以来，私有制已经回到中国。宪法也规定保护私有财产。脱开共产党的障眼法，人们就能看清，55年来，共产党的统治不过是导演了一出财产再分配的人间闹剧，走了几个回合，最终把别人的资产变成了自己的私有财产而已。共产党的另一原则表明它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的任务是消灭资产阶级。但现在，共产党的党章中已明文规定资本家可以入党。共产党内部已无人再相信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名不正则言不顺”，共产党如今只剩下一张皮，已无实质可言。
那么，这样的长期斗争是为了保护党的队伍清廉纯洁吗？不是。共产党执政55年，如今全国上下共产党的干部贪污受贿、妄行不法、误国害民，层出不穷。中国有大约两千万党政官员，近年来已查出有八百万官员因腐败犯罪被惩处。中国每年更有近一百万人上访状告那些还没有被查出的腐败份子。仅2004年1月至9月，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对35家银行和41家企业的违规办理结汇业务进行立案查处，就查出违规结汇金额达1.2亿美元。据统计，近年来有不下4千名卷款私逃的共产党政府干部，偷盗的国家公款高达数百亿美元。
那么，这样的斗争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素质和觉悟，让大家关心国家大事吗？也不是。如今的中国物欲横流、人心不古、骗亲宰熟，俯仰皆是。许多中国人对大是大非的问题不知不言或知而不言，不讲真心话成了在中国平安生存下去的最基本素养。与此同时，民族主义的情绪一次又一次因空穴来风般的原因被煽动起来。中国人可以由政府组织到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去扔石头，放火烧美国国旗。要么当“顺民”要么当“暴民”，就是不能做有人权保证的公民。文化修养是提高素质的根本。中国立国数千年，孔孟之道给人们设定了礼仪纲纪。“如一弃之，则人皆无主，是非不知所定，进退不知所守……是大乱之道也。”
共产党的斗争哲学就是为了制造大乱，且动乱不断，由此树立“一党天下”的教主地位。让一个党的思想统治全国人民，而政府机构、军队、报纸、电台都是共产党施行暴政的工具。共产党给中国带来的危害已是病入膏肓，它已在濒临消亡的边缘，它的解体已是不可避免了。
有人认为共产党政权的解体会使天下大乱，担心谁能代替共产党来统治中国。在中国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共产党55年的统治不过是过眼烟云。在这短暂的55年中，传统的信仰和价值观被共产党强力破坏；原有的伦理观念和社会体系被强制解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与和谐被扭曲成斗争与仇恨；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与珍惜变成妄自尊大的“人定胜天”。由此带来的社会道德体系和生态体系的全面崩溃，使整个中华民族都陷入深重的危机。
纵观中国历史，历代仁政都把“爱民”、“富民”、“教民”视之为政府的基本职责。人有向善的本能，而政府有职责帮助人民实现这种本能。孟子曰：“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滕文公上》）不富而教是不现实的，不爱民而滥杀无辜则谓之暴虐。在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中，不乏仁政的实施者：古有尧舜、周具文武、汉出文景、唐盛贞观、清泰康乾。这些朝代的鼎盛无一不是“行王道”、“持中庸”、“求平衡”。仁政的特点在于选贤用能、广开言路、讲义求睦、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老百姓因此能够循礼守法，安居乐业。
观天下之势，兴亡谁人定，盛衰岂无凭。在没有共产党的日子里，必能还人间一股祥和气，使百姓真诚、善良、谦逊、忍让。让国家俯首农桑、百业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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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放煙火惹眾怒 分析：中國已具推翻中共的條件
2023年元旦，中國多地民眾打破中共的煙花爆竹「禁燃令」，因此發生警民衝突。圖為2023年1月1日，人們在中國海南省三亞市後海的一個海灘上放煙花慶祝新年。(Hector Retamal/AFP)
台灣
禁放煙火惹眾怒 分析：中國已具推翻中共的條件
更新: 2023年01月07日 2:44 AM 人氣 4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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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3年01月06日訊】（大紀元記者江禹嬋台灣台北報導）2023年元旦，中國多個地方民眾打破中共禁令，在跨年期間燃放煙花爆竹，引爆警民衝突，被外界稱為「煙花革命」。台灣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兼任教授李酉潭分析，在中國，現在所有革命條件都已具足，中國人須勇敢起身推翻中共。
放鞭炮是中國傳統文化，但現在中國連放鞭炮都遭到管制，河南甚至下令小孩放鞭炮拘留家長，此舉引來眾怒，河南周口市老百姓沿路掀翻警車，引爆激烈警民衝突。李酉潭向大紀元分析，因為經濟發展的停滯，加上疫情封控三年等對人權的危害，中國人民身家性命遭受巨大痛苦與損失，連放鞭炮這種中國傳統文化也要受到限制，這將極權專制弊害顯露無遺。
「四通橋的抗議，可以說是開啟一連串抗議的起點。」李酉潭說，中國革命因素已俱足，其中最大的特點是現在身處網路時代，即使中共當局不斷透過滲透、監控來控制網路，但是依舊無法完全掌控，因為網路時代「自由就像風一樣，它是擋不住的」。
從四通橋勇士彭載舟掛橫幅抗議，到白紙革命，一直到煙花革命的連鎖反應，都是因為網路時代的來臨，只要有一個訊息傳出來立刻傳遍世界。因此，中共已經無力面對接下來層出不窮的顏色革命來臨。
顏純鈎：中國在世道大變前夜
資深香港作者顏純鈎4日在臉書上提到，網上有視頻顯示跨年夜北京街頭人滿為患，各地的跨年夜人流演變成煙花狂歡，這是對三年病態清零﹑半月無序放開的反動發洩。最後煙花狂歡又演變成警民對恃，演變成人民以壓倒性人數反制警察。顏純鈎表示，種種跡象顯示，中國已走到世道大變的前夜。
與此同時，在南京有數萬民眾集結在新街口孫中山銅像附近，衝破警戒線到銅像前獻花，顏純鈎認為，向孫中山獻花即是懷念民國，懷念民國即是唾棄中共。那麼多人在沒有「外國勢力」操縱之下，自動做一件同樣的事，那絕不是一時衝動。
經濟無以為繼 公安、軍隊恐造反
李酉潭解析，中國民主化要有四個條件。第一個條件是「經濟下滑，持續惡化」，如果經濟惡劣到連公安、國安、國保的薪資，以及軍隊的軍餉都發不出來，他們自然就造反了。經濟發展後如果順利開放自由市場機制，自然會引導中國走向民主化發展，但中共政權卻反其道而行，以政府高度控制左右市場。
他舉出，台灣、南韓都是經濟發展後，開放黨禁、報禁，自由化之後，再往民主化發展。這是目前最好的模式，「中共卻不走這條道路，造成經濟停滯、倒退，若再惡化下去，就會產生寧靜革命的條件。」
中共統治的本質是暴力加上謊言，用搜刮人民經濟果實才有辦法做到全面控制，因為維持暴力、謊言都需要金錢挹注。如果經濟發展掉下來，產生人民抗議，就出現民主化的第一個條件。李酉潭說道。
他進一步提到，「現在革命不一定是要暴力流血推翻，可以是每個人站出來，從民變、兵變到政變，這三種組合變動產生，進而推翻中共體制。」
貿易戰、芯片戰 中共撐不住
第二個條件是「國際勢力介入改變」。李酉潭舉出，台灣、南韓、菲律賓民主化都受到美國壓力，進而開放走向民主化。從2017年美中兩國開始進行貿易戰，雙方走向經濟對抗，持續到現在的「芯片戰爭」，終於使中共受不了。
李酉潭說，中共這次可能再也擋不住壓力，美國結合全球民主國家形成抗共聯盟，發起不以冷戰為名的「新冷戰」，加上俄烏戰爭中共明顯站在俄羅斯這一邊，都讓中共遭到民主國家唾棄，國內外壓力都讓中共政權岌岌可危。
學者：革命如潮水襲來
第三個條件是「網路時代來臨」。網路自由如風，中共一直想要防堵中國人民看到外面的世界，卻忽略中國在改革開放30年以來，早已走向世界。李酉潭說，中國人不是北韓人，北韓從未開放，但中國人接觸其它國家，歷經民主國家的洗禮，早已紛紛覺醒。
未來還有其它的革命不斷發生。李酉潭直言，未來任何人權、維權事件都可能轉變為公民社會運動，他舉例，聲援維權律師，都以可能成為公民抗命、公民不服從、寧靜革命的一環。
中國人須起身推翻中共
即使上述三項條件俱足，現在還差臨門一腳。他認為，「中國人民要更勇敢站出來，結合海內外中國人民等有智之士，一起站出來對抗中共政權，推動中國民主化」，若缺乏這一重要因素，中國要走向民主化依舊是有難度。
「中國只有走民主化路線才有辨法解決目前經濟、政治等所有問題」，從中共公然與世界上民主國家的對抗，包含對台灣的欺壓，對香港、西藏、維吾爾人、以及法輪功、基督教、維權律師所有一切的打壓，這些都是源自於中共極權專制的問題。
中共做的這一切，其口中虛幻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認為集中權力可以辦大事，都是為了中國共產黨要永遠執政，實際上是集中權力辦壞事。李酉潭強調，這些最終都是要被推翻。
針對南京數萬民眾集結在孫中山銅像附近，衝破警戒線到銅像前獻花，李酉潭說，這有革命起義的意味。他建議，中國人民可以採取當初香港人的流水革命，不要雞蛋碰石頭，點到為止、層出不窮，讓中共內部疲於奔命。他強調，中國大陸人、香港人應該要合作對抗中共極權政府，才有走向民主自由的一天。
責任編輯：高靜
Nine Commentaries on the Communist Party 九評共產黨
【九评之二】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起家的
前言
按《说文解字》，“黨”意即“尚黑”。“党”，“党人”，在汉语中含有贬义。孔子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中注释为：“相助匿非曰党。”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小集团，往往被称为“朋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不好的概念，所以会有“狐朋狗党”这个贬义词，“结党”和“营私”往往连在一起。
为什么在近代中国出现了一个共产党，并且成了气候还夺取了政权？中国共产党不断给中国人民灌输：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人民选择了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是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还是共产党结党营私，逼迫中国人民接受？我们只能从历史中找答案。
从满清后期到民国初期，中华古国经历着巨大的外来冲击和内在变革，社会处于混乱和痛苦之中。其间许多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满怀济世救国的忧患意识。但是在国难和混乱中，他们由失望变成了完全的绝望。有病乱求医，他们到中国以外寻找灵丹妙药，英国式的不行就换法国式的，法国式的不行再换俄国式的，不惜下猛药烈药，恨不得一日即能振兴中国。
五四运动就是这种绝望的充分表现，有人主张无政府主义，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有人主张引进洋文化，总之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反对中庸之道，急于走捷径，主张砸烂一切。他们中的激进分子，一方面报国无门，一方面对自己的理想和意志深信不疑，认为现实世界无可救药，只有自己找到了历史发展的机关，对革命和暴力抱以巨大热情。
不同的机遇让不同的人找到了不同的理论、学说、路线。终于有一组人，他们碰上了从苏俄来的共产党联络人，“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马列思想迎合了他们的焦躁情绪，符合他们救国救民的愿望，一拍即合。他们把一个完全陌生的异国思想，引入了中华。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共有13人，后来死的死，逃的逃，有人投靠日本人做了汉奸，有的脱党投靠了国民党，成了叛徒或机会主义分子，到1949年中共掌权时，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还留在中共党里。不知这些中共建党人当时有没有想到，他们从俄国请来的这个“神灵”却是一个邪灵，他们找来的这剂强国之药却是一付烈性毒药。
当时革命成功不久的苏俄共产党政权，已对中国抱有野心。1920年，苏俄成立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中国等国共产党的建立工作，主管为舒米亚茨基，维经斯基做副手，和陈独秀等人开始筹建中国共产党。1921年6月他们向共产国际提交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计划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1921年7月23日，在尼科尔斯基和马林的组织下，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从此，共产主义运动被实验性的引进中国，党的生命大于一切、征服一切，开始给中国带来一场无休止的浩劫。
一、共产党起家是其积中外邪恶之大全的过程
在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要移植进来一个与中国传统格格不入的共产党，引入一个外来邪灵，实在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中共用共产主义的大同思想欺骗民众和爱国无门的知识分子，又进一步歪曲已被列宁严重歪曲了的共产主义理论，以此为依据，摧毁一切不利于它的统治的传统和价值，消灭一切不利于它统治的社会阶层和人士。中共拿来了工业革命对信仰的摧毁，又拿来了共产主义更彻底的无神论。中共拿来了共产主义对私有制的否定，又拿来了列宁的暴力革命理论。与此同时中共还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帝王制的最坏部分。
中共的起家历史，是一个逐步完成其集中外邪恶之大全的过程，中共完善着它“中国特色”的九大基因：“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这些基因承传不断，手段和恶性程度在危机中进一步得到强化和发展。
(一)基因之一：邪——披上马列主义的邪皮
马克思主义当初吸引中国共产党人的是“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正是马列根本之邪。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其实是狭隘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剩余价值的经济学，在早期资本主义还不发达时，片面短视的预言资本主义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已经被历史和现实所否定。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强权政治和无产阶级主宰论。《共产党宣言》以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阐述了共产党的历史观及哲学观。无产者以打破已有的传统道德和社会关系、夺取政权为斗争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把共产主义放在与一切传统对立的位置。
人类天性对暴力是普遍排斥的，暴力之中人变得暴虐，共产党的暴力学说从本性上被人类的共性所否定。与任何先前的思想、哲学、传统都查不到实质上的渊源关系，是天地间凭空掉下来的一个莫名的恐怖体系。
这种邪恶观念的前提是“人定胜天”，人为的改造世界。共产党用“解放全人类”、“世界大同”的理想吸引过不少人，一些具有忧患意识而又渴望干一番事业的人，最容易被共产党蒙骗。他们忘记苍天在上，在建立“人间天堂”的美丽谎言中，在建功立业的征战中，他们蔑视传统，将他人的生命看轻，也把自己的生命变得轻于鸿毛。
人造的“共产主义世界”被奉为真理，“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共产党用这种绝对、荒诞的理念去斩断人和上天的渊源关系，斩断他们和祖宗、民族传统的血脉，召唤他们为共产主义献身，加持共产党的虐杀能量。
(二)基因之二：骗——邪恶要装正神，就要行骗
邪一定要骗。共产党要利用工人阶级，封他们为“最先进的阶级”，“大公无私”，“领导阶级”，“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等；共产党要利用农民，称赞他们“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许诺“耕者有其田”；共产党需要资产阶级的帮助，于是封之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许诺以“民主共和”；共产党快要被国民党彻底剿灭了，于是大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承诺服从国民党的领导。抗日战争一完，便大打出手，推翻了国民党政权，建国后很快消灭了资产阶级，最后把工农变成了彻底的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
统战是党骗的典型一招。为了打赢内战，共产党一度改变过去一定要杀死地主、富农全家的做法，对地主、富农这样一些阶级敌人，采取了“临时性的统一战线政策”。1947年7月20日，毛泽东指示说：“除少数反动分子外，应对整个地主阶级取缓和态度。……借以减少敌对分子。”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地主富农仍没有逃脱群体灭绝的命运。
说一套做一套。党要利用民主党派时，其口号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而任何真正不同意、不符合它思想、言行和组织的，都要加以消灭。马克思、列宁和中共领导人都说过，共产党的政权不能与人共享，共产主义一开始便直截了当的带着独裁主义先天基因。由于它的专制排他性，无论是夺取政权时期还是掌握政权时期，共产党从来没有和其他政党和团体真诚相处过，所谓宽松时期也至多是“花瓶”待遇。
历史的教训是：共产党的任何承诺都不能相信，任何保证都不会兑现。谁在什么问题上相信了共产党，就会在什么问题上送掉小命。
(三)基因之三：煽——善于制造仇恨，挑起一部分人斗另一部分人
骗为了煽。斗争一定要有仇恨，没有仇恨可以制造仇恨。中国农村有一套根深蒂固的土地宗族制度，是共产党建立政权的根本障碍。农村社会本来是和谐的，土地所有和租用关系不是绝对对立的关系。地主养活农民，农民养活地主。这种在一定程度上互相依存的关系，被共产党改变成阶级对立、阶级剥削的关系，变和谐为敌对、为仇恨、为斗争，变合理为不合理，变有序为混乱，变共和为专制，主张剥夺，谋财害命，杀地主富农本人，杀地主富农家人，杀地主富农家族。不少农民不肯强夺他人的财产，白天拿了，晚上又送回地主家去，被工作队知道了骂作阶级觉悟不高。白毛女本来是仙姑，不是被压迫的故事，被部队文工干事改编成话剧、歌剧、芭蕾舞来煽动阶级仇恨。日本侵略中国，共产党不抗日，还攻击国民党政府卖国不抗日，甚至国难当头还煽动人们反对国民政府。
挑起一部分人仇恨和格杀另一部分人的手法是共产党运动的经典手段，“95%：5%”的阶级划分公式因此而来。共产党后来的系列政治运动充分运用、不断发展了这一手法。划进95%则安全无事，掉进5%则成为被斗争的敌人，争取能站进95%的行列成为大多数人在恐惧中的自我保护方法，落井下石也由此蔚然成风。
(四)基因之四：痞——流氓痞子组成基本队伍
痞是邪的基础，邪就得用痞。共产革命是痞子流氓起义，经典的“巴黎公社”纯粹是社会流氓的杀人放火打砸抢。连马克思也看不起流氓无产阶级，他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农民天生的分散性与愚昧性，甚至不够格称作阶级。
中国共产党从恶的方面发展马克思的东西，毛泽东说“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流氓无产者加持了中共的暴烈，建立了早期农村苏维埃政权。“革命”，这个被共产党的话语系统灌注了正面意义的语词，实在是所有善良人的恐惧和灾难，是取“命”来的。文革时讨论流氓无产者，共产党认为自己被叫做“流氓”不好听，缩写为“无产者”。
痞的另一个表现是耍无赖，被人称为独裁时摆出一副恶霸嘴脸：“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施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
(五)基因之五：间——渗透，离间，瓦解，取代
骗、煽、痞犹不够，间亦用之。中共渗透有术，地下工作的“前三杰”钱壮飞、李克农和胡北风，他们的实际领导者是中共中央特务二科科长陈赓。钱壮飞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和亲信随从，中华民国政府军第一、第二次对江西的围剿决策和情报，钱壮飞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信函，经李克农亲自送至周恩来手中。1930年4月，表面上由钱壮飞率领，实际上由陈赓领导，用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证件和经费，在东北建立了一整套明属国民党、暗属共产党的双重特务组织。李克农亦曾打入中华民国海陆空军总司令部担任译电员，中共保密局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急电就是被李翻译后由钱壮飞送给周恩来的，免除了被一网打尽的下场。
亲共的杨登羸担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特派员，中共认为不可靠的党员，便让他去逮捕和处决。河南一个老干部，曾因得罪了共产党中的干部，便被自己人开后门送到国民党监狱中关押了好几年。
在解放战争期间，中共情报战线直达蒋介石身边，国防部作战次长、掌握国民党调动军队大权的刘斐中将竟是中共地下党。在被调动的军队自己还不知道时，延安就已经得到情报，并据此而拟好作战计划。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和亲信随从熊向晖，将胡宗南大军进攻延安的计划通报周恩来，以致胡宗南打进延安时，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周恩来曾经说：“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已经看到了。”
(六)基因之六：抢——巧取豪夺成为新秩序
中共的一切都是抢来的。拉起红军搞武装割据，军火弹药、吃饭穿衣需要钱，而“筹款”的形式是打土豪抢银洋，与土匪没有区别。李先念的红军在鄂西一带绑票县城里的首富人家，不是绑一个，而是家族中每富裕家庭绑一个，叫“绑活票”。“绑活票”不“撕票”，即不杀人质，留下活口，目的是要家里人一坛一坛不断地送大银元去供养红军。直到喂饱了红军，或是家破人亡，无油水可榨，才把奄奄一息的人质放回。有人因此被惊吓折磨致死。
“打土豪，分田地”又把巧取豪夺推广到社会，代替传统成为新的秩序。共产党大恶小恶都要做，大善小善都不积。什么人都给点小恩小惠，为的是挑动一部分人斗另一部分人。于是积善重德被搞掉了，只要会杀人就行。“共产大同”实际成了对暴力豪夺的认同。
(七)基因之七：斗——摧毁传统宗法秩序和国家制度
骗、煽、痞、间均为了抢、斗。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共产革命决不是无组织的打砸抢，党说“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指明要摧毁乡村的传统制度和习惯。
共产党的斗还包括武斗、武装斗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夺取政权时要斗，若干年后的文革中，同样的斗争基因又被用于教育下一代。
(八)基因之八：灭——创造了完整的群体灭绝理论系统
共产党做的许多事都很绝。其许诺知识分子以人间天堂，而后来把他们打成“右派”、改造成“臭老九”。其对地主资本家财产的剥夺，对地主富农阶级的消灭，对乡村秩序的摧毁，对地方政权的攫取，对有钱人的绑票勒索，对战俘的思想和灵魂洗脑，对工商资产阶级的改造，对国民党的渗透和瓦解，对共产国际的分裂和背叛，对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清洗，对党内的高压政治，做的事都很绝。
这一切，无不建立在它的群体灭绝理论基础之上，历次运动无一不是恐怖主义的群体灭绝运动。共产党从早期就开始不断创造完整的群体灭绝理论系统，由共产党的阶级论，革命论，斗争论，暴力论，专政论，运动论，政党论等等组成，全是各种各样群体灭绝实践经验之总汇。
中共最大特色的群体灭绝是从思想上和人性良知上的灭绝，这是符合其集团根本利益的恐惧统治方法。你反对它，它要消灭你，你拥护他，它也可能要消灭你。它认为需要消灭的就要消灭，以至造成每个人都有危机感，都惧怕共产党。
(九)基因之九：控——用党性控制全党，再教化到全民和全社会
所有的基因都为着同一个目的：恐惧型的高压控制。共产党的邪恶，使它成为所有社会力量的天敌。从成立之日起，共产党就在一个接一个的危机中挣扎，其最大危机一直是生存危机，存在就是恐惧，永恒的危机感。危机中的恐惧成了共产党最高利益所在——艰难维持党的集团存在和权力。共产党常不得不以表面的更坏补充着它力量的不足。党的利益不是个体党员利益，也不是所有个体利益的总和。它是共产党集团的利益，高于个人的一切。
“党性”是党这个邪灵最厉害的本质之一，具有无限扩展，吞噬人性，把人变成非人的强制能力。周恩来和孙炳文是同志，孙炳文死后，其女儿孙维世被周恩来认作干女儿。文革中孙维世挨整，孙维世的家人在她死后发现她头上被钉进了一颗长钉子，可是在孙维世的逮捕书上签字同意的却是周恩来。
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任弼时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任鸦片专员。鸦片是列强侵略中国的象征，敢冒违背民族大义之大不韪而大片种植鸦片，确实需要点党性。因为极为敏感，中共用“肥皂”作为“鸦片”的代号，输往境外赚取经费。中共新领导人在任弼时生日一百周年时发表讲话，称他“具有崇高的品德，是一位模范的共产党员。他信念坚定，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他的党性高度评价。
一个党性模范是张思德，党说他是烧砖窑倒塌而牺牲，民间说他是烤鸦片而死。因为他默默在中央警卫团当兵，不求升迁，得到了中共“重于泰山”的褒奖。他和后来的另一个典型的党性榜样，以“革命机器上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著称的雷锋，俩人长期被用来教育全体中国人，要象他们那样忠于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共产党的无数英雄模范都被用作这种强化党的钢铁意志和党性原则的示范。
在夺取政权之后，共产党更是把思想控制的基因发扬光大，共产党成功铸造了几代党的“工具”和“螺丝钉”。党性被强化成了一贯的思维定式，千篇一律的行为模式，推展到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党性行为模式披上国家之皮，党性思维定式成为全国人民的自我洗脑，服从和配合邪恶的机制。
二、中国共产党不光彩的起家史
中国共产党说自己的历史是“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的光辉历史，往自己脸上贴金是为了赋予共产党政权合法性。事实上，共产党的发家史一点也不光彩。它只有靠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的九大基因，才最终夺取了政权。
(一)中共成立——吸苏共的奶水长大
中共教育人民，“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实，中共成立之初，是苏俄的亚洲中国支部，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卖国政党。
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没有钱，没有理论和实践，更没有主心骨，加入共产国际是对暴力革命的参与和依附，中国暴力革命和马克思、列宁阶段的暴力革命一脉相承。共产国际是全球颠覆各国政权的总指挥部，中共那时是共产国际的东方支部，执行苏俄红色帝国主义的东方路线。中共仰仗苏共成熟的暴力夺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政治、思想、和组织路线都听命于苏共，照抄外来非法组织的地下秘密生存方式，实行严密监视控制。苏共是中共的主心骨和靠山。
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是由共产国际主持制定的，宣言依据的是马列主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建党学说，以苏共党纲作为重要依据。中共党的灵魂是苏共式的外来品。中共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曾经有不同意见，马林带一封信给陈说，如果你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一定要听第三国际的命令。虽然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教父，也只好听从共产国际教廷的命令，隶属和屈从苏俄。
陈独秀在1923年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公开承认，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一年来，共产国际在中国用款20余万，而中共成绩不佳，共产国际责备中国同志太不努力。
据中共解密文件不完全统计，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收入16,655元；1924年1500美元和32,927.17元；1927年为187,674元，每月共产国际给费用平均在2万元左右。中共现在的拉关系、走后门、迎合、买通、甚至威胁等方法在早期已经使用。共产国际主管曾严厉批评中共中央不断要钱的做法，“他们利用经费来源不同（国际联络局、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军事组织）这一情况，得以弄到这些经费，因为这一个来源不知道另一个来源已经拨出。……有趣的是，前来的同志总是不仅十分清楚地了解俄国同志的情绪，而且甚至了解应该怎样区别对待与这项或那项拨款相关的某位同志。而一旦多数同志相信不能通过正式途径弄到，就开始逃避事务性的会见。然后采取最粗暴的敲诈手段，如散布谣言，说什么基层工作人员似乎责备苏联，把钱给了军阀而不给中央。”
(二)第一次国共合作——附体挖心，破坏北伐
中共一直教育人民，蒋介石背叛了国民革命，共产党被迫武装起义。
实际上，共产党发起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为了附体于国民革命发展自己，并且在行动中急于夺权发动苏维埃革命，破坏和背叛了国民革命。
1922年7月中共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因为急于夺取政权，反对与国民党联合的意见主导了大会。但是太上皇共产国际推翻决议，指令中共加入国民党。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孙中山去世以前已经提出领导权问题。如果孙中山没有去世，中共夺权针对的就不是蒋介石了。
靠了苏俄撑腰，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大肆抓权：谭平山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冯菊坡担任工人部长全权处理事务的部秘书，林祖涵担任农民部长，彭湃在农民部担任部秘书，毛泽东担任国民党宣传部代部长。军校、军队领导权向来是共产党关注的焦点：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张申府担任副主任。周恩来还兼军法处处长，到处安插苏俄军事顾问。不少共产党人担任国民党军校政治教官和教职人员，担任国民革命军的各级党代表，并规定没有党代表的附属签名，一切命令均不生效。这样附体国民革命的结果，使得中共由1925年的不满千人，暴增至1928年的三万人。
北伐革命始于1926年2月。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进行了三次武装暴动，最后进攻北伐军师部，被北伐军解除了武装。广东的总罢工纠察队每天都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这样的骚扰直接导致了“四•一二”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大清洗。
1927年8月，国民革命军内的共产党借机发动南昌暴动，被很快镇压下去。9月发动了攻打长沙的秋收起义，也被镇压下去；共产党开始实行“党的支部建立在连上”的网络式控制，流窜到井冈山地区，建立农村局部政权。
(三)湖南农民暴动——发动痞子造反
北伐期间，国民革命军在征战军阀，共产党在农村造反夺权。
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也是流氓起义，与首场著名的共产革命巴黎公社流氓起义互相佐证。法国人民和当时在巴黎的外国人都亲自见证，巴黎公社社员是毫无理想、破坏成性的一群流寇，住高楼大厦，吃美味珍馐，只知眼前快乐，不知有死。巴黎公社暴乱期间，他们实行报禁；把给国王宣讲的达尔布瓦大主教抓作人质枪毙，暴杀教士六十四人；纵火焚烧宫殿；官署民宅，纪功碑，铭勋柱，无不摧毁槌碎以为快事。法国首都富丽甲天下，欧洲无可伦比，起义过后，楼台化为灰土，民众惨成枯骨。惨酷之祸，古今罕有。
毛泽东承认，“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直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是革命的需要，”革命建立了恐怖秩序。
(四)北上抗日——失败逃亡
中共把“长征”说成是北上抗日，把“长征”炒成了中国革命的神话：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
北上抗日是中共掩盖失败的一个无耻谎言，史实是1933年10月至1934年1月共产党的第五次反围剿遭到惨败，中共农村政权相继丧失，根据地日益缩小，中央红军被迫逃亡。这才是“长征”的起因。
向西突围，曲线接近外蒙和苏联是真正的长征路线意图。当时中共步履维艰，西进靠近外蒙，不至腹背受敌遭聚歼，兵败则进入苏联。选择走山西和绥远，一方面可以高举抗日大旗争得民心，另一方面是这一带安全，没有日本人，日军侵占的是长城一线。一年后共产党长征逃亡到陕北时，中央红军主力由八万多人减至六千人。
(五)西安事变——成功用间，二次附体
西安事变，指发生于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的兵变。
按照中共的教科书，西安事变是张、杨逼蒋抗日的“兵谏”，邀请中共代表周恩来赴西安商讨事变善后事宜，在全国各界的调停下，事变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成为扭转中国危局的关键。中共把自己描绘成一个顾全大局、爱国抗日的红脸。
越来越多的资料揭示出，西安事变前夕杨虎城、张学良身边已聚集了许多共产党的特务。地下党员刘鼎，经宋庆龄介绍到张学良身边。西安事变发生后，毛泽东表扬说：“西安事变，刘鼎是有功的。”而杨虎城的身边，夫人谢葆真直接就是共产党，在杨的军政治部工作，她是在1928年1月，经中共党组织批准和杨虎城结婚的。后来官至外交部副部长的共产党人王炳南，当时是杨公馆的座上客。正是他们这些杨、张周围的许多中共党员直接策划了这次兵变。
事变之初，中共的领导人很想杀掉蒋介石，以报围剿之仇。当时中共在陕北力量已经很弱小，处于一役就可能被彻底消灭的困境，中共尽其煽、骗之能事，策动张、杨兵变。斯大林出于牵制日本避免其攻打苏联的需要，亲自写信给中共中央，指令不杀蒋介石，要二次国共合作。毛泽东和周恩来也看到，凭当时中共的力量绝对不可能吃掉国民党，杀了蒋介石，共产党更可能被赶来报仇围剿的国民党军队所消灭。中共立刻改变腔调，以联合抗日为名，迫使蒋介石接受二次国共合作。
共产党策动兵变在先，把蒋介石置于屠刀之下，却又转过身来唱红脸，逼着蒋介石答应再次接纳共产党。中共不仅躲过灭顶之灾，而且得以二次附体国民政府，红军变成了八路军，再次发展壮大。中共之狡诈欺骗，不可不称高手。
(六)抗日战争——借刀杀人，扩大自己
抗日战争爆发时国民党有一百七十余万军队，十一万吨排水量的军舰，各种飞机约六百架。共产党加上1937年11月改编的新四军，总数仍没超过七万人，内部还争权分裂，已弱小到只需一战便可根除的程度。中共知道，如果把队伍拉出去跟日本人打仗，一个日军师团也打不过。中共的眼里，领导权而不是民族存亡，才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于是策划了“在联蒋过程中必须为争取领导权而斗争，但这只能在党内讲，并在实际工作中实现”的方针。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所为是和日本侵略者互相配合、并肩作战。在满洲事变宣言中，中共号召全中国人民“在国民党的统治区域，工人罢工，农民骚动，学生罢课，贫民罢业，士兵哗变”，推翻中国政府。
共产党高举抗日大旗，却只在后方收编地方军和游击队，除了平型关等几个屈指可数的对日战斗外，共产党无抗日战绩可言，只是在忙于扩大地盘，在日本投降时抢着受降日军，把自己扩充成号称拥有九十余万正规军和两百万民兵的强大力量。抗日的正面战场则全留给了国民党军队，国民党战死疆场的将军二百多人，共产党的指挥官几乎毫无损失。中共教科书一再告诉人民，国民党不抗日，是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七)延安整风——开创令人闻风丧胆的整人模式
用抗日的名义吸引了无数爱国青年来到延安，在延安用整风迫害了成千上万的革命青年。中共在建国以后把延安描绘成“革命圣地”，却不讲延安整风的罪恶。
延安整风运动是人中最恐怖、最黑暗、最残暴的权力游戏。以整肃小资产阶级毒素的名义，党清洗着人的文明、独立、自由、容忍、尊严等价值。整风的第一步，是建立每个同志的人事档案，包括(1)自我概述，(2)政治文化年谱，(3)家庭成份与社会关系，(4)个人自传与思想变化，(5)党性检讨。
在档案中要交代你出生以后所有认识的人，发生的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反复地写。发现有遗漏，就定成问题人物；还要交代参加过的所有社会活动，特别是入党的经过。重点交代参加活动过程的所思所想。最关键的是党性检讨，主要了解在思想意识上，言论上，工作态度上，日常生活上，待人接物上，是否有反党性的行为。以思想意识为例，要检查入党、入伍后是否计较个人利益，是否借党的工作达到私人的目的。对革命前途是否动摇过，或者战斗怕死，想家想老婆。因为没有客观标准，每个人都被发现有问题。
审查干部使用逼供信，清理内奸，必然产生无数冤假错案。整风时代的延安，被称作是一座人性的炼狱，伤害了大批干部。抗日军政大学进驻了审干工作组，两个月的赤色恐怖，即席坦白，示范坦白，集体劝说，五分钟劝说，个别谈话，大会报告，抓水萝卜(外红内白)。照相，是把人一批一批弄上台让大家看。面不改色者，就没有问题，否则就是嫌疑分子，审查对象。
连共产国际的代表都受不了，说延安的情形令人丧气，人们不敢与他人交往，各怀鬼胎，人人流露出紧张和恐惧，每人都不敢为真理及为被诽谤中伤的朋友辩护，只求保住自己的性命，恶棍因阿谀平步青云，侮辱同志、自我羞辱成为延安生活的特性。人们快疯了，大家都但求保住生命和饭碗，荣辱尊严、同志间的爱都被抛弃得一干二净。人们不再表达自己的意见，而是背诵党领袖的文章。这一套做法几乎不做任何改动，就可作为共产党中国成立后大小运动的写照。
(八)三年内战——卖国夺权
俄国的二月革命是一个温和的资产阶级革命，沙皇也以国家民族为重，退位而不是反抗到底。列宁急忙从德国赶回俄国，又搞了一次政变，把推翻沙皇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们杀害，搞起共产革命来，把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扼杀了。中共和列宁一样，把国民革命的胜利果实摘取了，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发动了推翻国民党政府的“解放”战争，把中国再次推入战争灾难。
中共以人海战术著称。辽沈、平津、淮海战役用的是人肉作炮灰的最原始、最野蛮、最不人道的战术。围困长春的时候，为了消耗长春城内的粮食供应，解放军奉命不许老百姓出逃。结果打长春兵困两个月，活生生饿死冻死阵地前城门外逃难的国民近二十万人而不肯网开一面，事后完全没有一丝愧疚，说“解放长春兵不血刃”。
1947年至1948年，中共先后与苏联签订《哈尔滨协定》和《莫斯科协定》，出卖祖国权益和东北资源，换取苏联在外交和军事上全面支持中共。双方协定苏共经常供应50架飞机补充中共，将收缴的日本武器分两期全部给予中共，苏方控制的东北的弹药、军用物资平价售给中共。国民党一旦对东北发动两栖登陆攻势，苏共秘密协助中共军队作战。苏联协助中共夺取新疆控制权；建立苏中联合空军力量；装备中共11个师。把美国援助苏联的130亿美元的武器的三分之一运入东北。中共为了获取苏联支持，承诺苏联对东北陆路、空中交通的特权；对苏提供国民党政府和美军行动情报；以东北物产、棉花、大豆、战略物资供应苏联，换取精良武器；苏联有优先开采中国矿产的权利；有权在东北和新疆驻军；苏联可将远东情报局设在中国。如果欧洲爆发战争，中共应派远征军10万，劳工2百万支援苏联。除此之外，中共还承诺将辽宁、安东省的特别区域在适当时并入朝鲜。
三、党邪恶基因的表现
(一)党史的特征——永恒的恐惧感
永恒的恐惧感是中共党史的最大特征，维持生存成为共产党与生俱来的最高利益。这种延续生存的最高利益，以强力支撑着那变换无穷的皮中之恐惧本质。它象原生癌细胞一样扩散、渗透了肌体的每一个部位，使其他正常细胞死亡，任由恶性细胞疯长。在历史循环中社会解决不了共产党这个变异的物质，任其扩散，每一层次和范围都无法消化这种强力的变异因素，众多社会被污染，更大面积的泛滥着共产主义或共产主义因素。这些东西又不断的被共产党加强和利用，从根本上变异了人的道德和社会。
共产党是不讲人们公认的道义原则的。共产党的一切原则都绝对为其集团利益服务，以绝对自私为最高原则，没有任何道义原则抑制其集团欲望。从它的自我原则为根本，它需要不断披上不同的外皮。在这个持续危机锁链的早期，中共附着在苏共上，附着在国民党上，附着在国民政府实体上，附着在国民革命上；在它夺取政权以后，中共附着在各种机会主义上，附着在民意民情上，附着在社会机制和手段上，附着在一切之上，把每一次危机，都作为党发家的机会，加强其强制手段。
(二)一以贯之的邪恶是起家的“法宝”
共产党称革命胜利靠的是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国民党根据自己的教训，给共产党加了两条：宣传和使用间谍。党的各大“法宝”都贯穿着共产党所有的流氓基因：“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
马列从本质上就是邪的。滑稽的是中共党人都不懂马列。林彪曾说没有几个中共党员真正读过马列。瞿秋白被公认为思想家，承认仅仅看过一些马列皮毛。毛泽东思想是农民造反的山沟马列主义。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姓资。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更是什么也不是的拼凑了。中共不懂马列，只是从马列中继承了邪，又在其邪恶基础上塞进了它们更邪恶的私货。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中共的统战工作，是骗和短期收买的并用。统是为了战，使共产党从孤家寡人变成人多势众，改变双方力量的对比。有统就有分，分出哪些是敌、我、友、左、中、右，分出哪些该拉，哪些该打，什么时候去拉，什么时候去打。上一阶段可以化敌为友，下一阶段可以化友为敌。比如民主革命时期团结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消灭资产阶级。又比如民主党派领导人章伯钧、罗隆基等在夺取政权时期中共需要他们帮腔，取得政权后不再需要，便打成右派。
(三)党是成熟的流氓
党有软硬两面功夫。软功：宣传、统战、离间、特务、策反、两面三刀、挖心、洗脑、造谣欺骗、掩盖真象、心理战、制造恐怖气氛、恐惧症、健忘症；这些软功可以灭人性，调动恶的一面。硬功：暴力、武装斗争、镇压、政治运动、杀人灭口、绑架、消音、武斗、定期严打等等；这些硬功是党制造恐怖的保证。
党往往是软硬兼施，时松时紧，外松内紧，一放一收，引蛇出洞。中共不停的以民主来将国民党的军，但在共产党统治区内的知识分子王实味稍有一点不同意见，就被当成典型整斗，最后遭斧头砍死，即有名的“野百合花事件”。一位参加过延安整风，挨过整的老干部回忆道，当时被拉去逼供信，在极度高压之下，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良心，编造谎言。第一次经受这种事情，想到自己对不起被牵连的同志，恨不得一死了之。刚好桌上放着一支枪，拿起来对准自己的脑袋，扣了扳机。没有子弹！负责审查他的那位干部这时走进来说，“做错了事承认就好了。党的政策是宽大的。”这样，党通过考验知道你达到极限，也知道你是“忠于”党的，于是过关了。党总是这样把你置于死地，欣赏了你全部的痛苦屈辱，在你痛不欲生时，亲切地出来给你一条好死不如赖活的路，成为你感恩戴德的救命恩人。若干年后，这位老干部在香港了解了法轮功，感到很好。但一开始镇压，所有先前的记忆全回来了，再不敢说法轮功好。
类似的例子还有末代皇帝溥仪，被关在监狱里不断看见别人被杀，以为自己也要被处死了，出于活命的本能，主动配合，自己洗脑，最后写了《我的前半生》，成为中共成功进行“思想改造”的典范。
据现代医学研究，在恐惧高压和被隔离的环境下，许多受害者会对施暴者产生一种畸形的依赖，以其喜怒哀乐为自己情绪的转移，一旦后者施以小惠，前者便感激涕零，甚至生出“爱”来。这种心理学现象，早已被中共成功的运用于对敌人以至对人民的精神控制和思想改造之中。
(四)党是最邪恶的
中共绝大多数总书记都曾经被打成为反党分子。显然，这个党有自己的生命，是一个活的独立的肌体。不一定是党的领导人决定党的方向命运，而是党决定其领导人的命运。江西苏区面对国民政府军队围剿，连生存都成问题，却一点不妨碍党以打AB团的名义把自己人夜里拉出去枪毙，或者用乱石砸死，要节省子弹。在陕北日本人和国民党的夹缝里生存，却进行了以延安整风为名的内部大清洗，杀人无数。如此大规模的内部反复大屠杀，却不影响其扩大势力最终统治中国大陆，把这种自相残杀模式从当年的小小苏维埃扩展到全国。就像一个恶性肿瘤，在疯长的过程中，核心坏死了，外围还在不断向健康的原生的肌体扩散。原来的肌体部分被渗透后，成长出新的肿瘤。不管一个人好坏，一旦进入中共，就成了破坏力量的一部分，越正直越认真，破坏性越大。毫无疑问，当这个肌体被彻底毁坏时也就是这个肿瘤自己的死亡期。可肿瘤却是一定要这样的。
中国共产党公认的创始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文化人，不喜欢暴力，告诫共产党人，如果强化国民党内共产党的政党意识，对领导权有浓厚的兴趣，必然会导致革命内部的紧张。五四一代最激烈的人物尚心存宽容之道。他是第一个被冠以“右倾机会主义”帽子的人。
另一位领导人瞿秋白认为共产党应该亲自去战斗，去厮杀，去组织暴动，去摧毁任何一级可能摧毁的政权，用极度无序的办法使中国社会恢复秩序。不料，瞿秋白临死前坦承，我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好久了。唉！历史的误会叫我这“文人”勉强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绅士意识，我究竟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
党的领导人王明奉命于共产国际，主张联合抗日，而不是扩大共产党根据地。在党的会议上，毛泽东和张闻天不能说服他们的同志，他们苦恼无法将实质一语道破：凭红军当时的实力，无力聚歼日军一个师团，凭一时的冲动把队伍拉出去拼，中国的历史肯定不是现在的样子了。在“舍身取义”的传统文化主导的人文场中，毛泽东只好保持了沉默。王明后来被定为先左倾后右倾的机会主义。
胡耀邦为历次政治运动的冤假错案平反，为共产党赚回了民心，仍然被打下去。赵紫阳为挽救共产党搞改革，最后也没有好下场。共产党的各届新政又能做什么呢？真正要改革共产党，共产党就会灭亡，共产党给他们的权力马上丧失合法性。靠一个机器自己生产出来的力改变它自己，到一定程度就肯定不行了。所以共产党的改革毫无可能成功。
党的领导人都是坏的，革命怎么还能进行并且扩大？在许多最邪恶的时刻，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败下阵来，因为他们的邪恶劲儿都不够水平，只有最邪恶的才能符合党的需要。党的领导人都是悲剧收场，党自己顽强的活着。能生存下来的领导人不是能操纵党的，而是摸透了党的，顺着党的邪劲儿走，能给党加持能量，能帮助党度过危机的。难怪共产党员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就是不能与党斗，都是党的驯服工具，最高境界也就是互相利用。
痞在今日已是党的一大奇观。党的这个错误是张国焘的，那个错误是四人帮的。毛泽东的三七开，邓小平的四六开。党却从来没有错，党错了是党自己纠正的，“向前看”，“不要纠缠历史旧帐”。连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都堕变成社会主义温饱，连马列主义都被“三个代表”取缔，连自己都可以骂。为了维护其统治，如果人们见到共产党搞民主，开放宗教自由，一夜之间抛弃江泽民，平反法轮功都不要奇怪。惟有一个东西不会改变——那就是党的集团目标、集团生存、集团权力的宗旨不变，维护共产党的权力和统治不变。
共产党把暴力恐惧和高压灌注成党的理论纲领，化成党性，党的最高原则，化成领导人的灵魂，化成整个党的运作机制和所有党员的行动准则。党是钢性的党，有铁的纪律，统一的意志，全党党员的行动必须一致。
结语
是历史的什么力量选择了共产党？为什么不选择别的要选择中共？我们都知道世界上存在着两种势力，两种选择。一种是旧的、邪的势力，它要进行恶的、负面的选择。另一种是正的，好的势力，要进行好的、善的方面的选择。共产党是旧势力的选择。之所以选择共产党，就是因为它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成，是邪恶的集中代表。它最会利用并欺负人们的善良，一步一步成了今天的气候。
共产党宣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意味着什么？1921年中共建党到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都证明没有共产党的血腥和狡诈，就没有它的天下。中共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任何团体，它随心所欲地解释马克思和列宁编造出来的理论，把一切任意的行动都置于冠冕堂皇之中，蒙蔽、煽动、或利用一部分群众，做出强力的解释，通过每日每时的各种宣传，将中共的政策和策略披上理论的外衣加以实施，以证明其永远正确。
中共的起家史是一个集邪恶之大全的过程，毫无光彩可言。中共的起家史恰恰说明中共政权没有合法性。不是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而是共产党强售其奸，靠了其无比邪恶的基因“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把一个外来邪灵强加给了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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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ne Commentaries on the Communist Party 九評共產黨
【九评之一】评共产党是什么
前言
五千年来，中华民族在黄河与长江所哺育的这块土地上滋长生息，历经了数十个朝代，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其间有起有落、有兴有衰，波澜壮阔、扣人心弦。
1840年，被史界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从中古世纪走向现代化的起点。从那时候起，中华文明大概经历了四波的挑战和回应。前三波挑战，可以以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6年日俄在中国东北的战争为冲击肇因所形成的挑战，而中国对之的相应回应，则是器物引进（即洋务运动），制度改良(即戊戌变法和大清立宪)，以及后来的辛亥革命。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的利益未被列强考虑，当时的许多中国人认定，前三波的回应全都失败了，因此出现了五四运动，从而开始了第四波，也是最后一个层面的回应，文化层面的全盘西化，随后更开始了极端革命，即为共产主义运动。
本文所关注的，是中国最后一波回应的结果，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党。分析一下在经历了160多年时间，付出了近亿非正常人口死亡、以及几乎所有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文明之后，中国所选择的，或者说是中国所被强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一、以暴力恐怖夺取和维持政权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共产党宣言》是这样结尾的。暴力，是共产党取得政权的手段，也是最主要的手段，这是这个党产生之日起便被决定的第一个遗传基因。
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事实上是马克思死后多年才产生的。1917年十月革命的第二年，苏俄共产党（布）正式诞生。这个共产党是在对“阶级敌人”实行暴力中产生的，之后则在对自己人的暴力中维持存在。苏联共产党在内部整肃中，屠杀了两千多万“间谍”、“叛徒”和异己分子。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就是苏联共产党控制的第三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自然继承了这种暴力传统。1927年到1936年所谓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江西人口从二千多万下降到一千多万，其祸之烈，可见一斑。
如果说，夺取政权的战争中暴力无可避免，那么世界上从来没有象共产党这样的在和平时期仍然酷爱暴力的政权。1949年之后，中共暴力残害的中国人，数目竟然超过之前近三十年的战争时期。
在这方面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是中国共产党所全力支持的柬埔寨红色高棉，其夺取政权后居然屠杀了柬埔寨全国四分之一人口，包括该国的大多数华裔和华侨。并且，中共至今阻拦国际社会对红色高棉的公开审判，其目的当然是为了继续遮掩中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所扮演的恶劣角色。
必须指出的是，世界上最残暴的割据武装和残暴政权，也都和中国共产党有密切关系。除了红色高棉之外，印尼共产党，菲共、马共、越共、缅共、寮共、尼泊尔共产党等等，也都是中共一手支持建立，其中党的领袖许多都是华人，有些现今仍然躲藏在中国。
而世界上以毛主义为宗旨的共产党，包括南美的光明之路、日本的赤军，其残暴行径同样为世人所知所唾弃。
共产主义理论来源之一是进化论。共产党把物种竞争，推演到社会进化中的阶级斗争，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唯一动力。因此，斗争成为共产党获得政权以及维持生存的主要“信仰”。毛泽东的名言“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正是这种生存逻辑的表白。
和这个表白同样闻名的，是毛泽东的另一句话：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再来一次”。重复使用暴力，是共产党政权维持统治的重要手段。暴力的目的，是制造恐惧。每一次斗争运动，都是共产党的一次恐惧训练，让人民内心颤抖着屈服，以至成为恐惧的奴隶。
今天，恐怖主义变成了文明和自由世界的头号敌人。但共产党的暴力恐怖主义以国家为载体，规模更为巨大，持续时间更为长久，为祸也更为酷烈。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不能忘记，共产党的这一遗传基因在适当的时候一定会对共产党未来走向起决定性的作用。
二、以谎言为暴力的润滑剂
衡量人类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是暴力在制度中所发挥作用的比例。共产政权社会，显然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大倒退。然而，共产党居然成功地一度令世人以为是进步。这些人认为，暴力的使用，是这种社会进步所必需而且必然的过程。
这不能不说是共产党对谎言欺骗运用得举世无双的结果。因此，欺骗和谎言，是共产党的另一遗传基因。
“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
这是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1947年7月4日发表的社论，仅仅三年之后，中共便派兵在北韩和美国兵戎相见，并把美国人描绘成世界上最邪恶的帝国主义分子。每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人，看到这篇50多年前的中共社论，都会感到无比的惊讶，以至于中共需要查禁重新出版类似文章的有关书籍。
中共建政后，肃反、公私合营、反右、文革、六四、镇压法轮功，每次都采用了相同的手段。其中最著名的，是1957年中共号召知识分子给中共提意见，然后按图索骥捉拿“右派”，当被人指为阴谋的时候，毛泽东公开表示：那不是阴谋，而是“阳谋”。
谎言和欺骗，在这些夺权和保权过程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具有深厚的历史意识。中国是世界上信史最长也最完整的国家，盖中国人要依据历史来判断现实，甚至从中达致个人精神的升华。因此，隐瞒和篡改历史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统治手段。从早至春秋战国，晚至文革历史全面加以隐瞒、篡改和改述，50多年来从未间断，并且对所有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努力，都无情地予以封锁和灭杀。
当暴力不足而需要加以掩盖修饰的时候，欺骗和谎言便登场了。谎言是暴力的另一面，也是暴力的润滑剂。
应该承认，这并不是共产党的发明创造，只不过共产党是把古已有之的流氓行径堂而皇之地加以使用而已。中国共产党承诺给农民土地、承诺给工人工厂、承诺给知识分子自由和民主、承诺和平，如今无一兑现。一代被骗的中国人死去了，另一代中国人继续对中共谎言着迷，这是中国人最大的悲哀，也是中华民族的大不幸。
三、不断变化的立场原则
在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电视辩论的时候，其中一位候选人说，人可以经常改变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但不能总是转变他看问题的原则，否则这个人便不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这句话深具启发性。
共产党正是一个典型。以中国共产党为例，建党八十年来的十六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竟对其党章修改了十六次，而夺取政权之后的五十年，对中国宪法大改了五次。
共产党的理想是社会公平，而社会公平的极致是实现共产主义。但今天，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国家，而党国大员在八亿贫困人口的基础上，大多成了腰缠万贯的大亨。
中共的思想，从最早的马列主义，加上了毛思想，再加上邓理论，最后又有三个代表。其中，马列毛的主义和思想，和邓理论及江代表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其背道而驰以至相差万里，也居然可以被中共摆在同一张神台上加以膜拜，实在是古今一大奇观。
共产党从没有祖国，建立全球大同，到今天的极端民族主义；从剥夺所有私有财产，打倒一切剥削阶级，到今天的吸引资本家入党，其基本原则南辕北辙自不必说。在其发迹和维持政权历史上，昨天坚持的原则今天放弃，而明天又再改变的事情比比皆是。但无论如何改变，共产党的目标明确，那就是夺取和维持政权，以及享受社会权力的绝对垄断。
中共历史上的十多次所谓“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说穿了，无非是改变其立场和原则时候的内部倾轧而已。
需要说明的是，每次立场和原则发生改变，都是因为中共的合法性和生存碰到了无法回避的危机而引起。国共合作，亲美外交，改革开放，推动民族主义，无一不是如此，但每次妥协都是为了对权力的夺取或者稳固。每一次的镇压——平反的周期循环，也莫不由此而发生。
西谚有云：真理需要坚持，而谎言永远变化。智哉斯言！
四、以党性取代和消灭人性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列宁式的政党。中共建党之初，便确立了建党的三大路线，即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若以通俗的语言来描述这三大路线，思想路线是共产党的哲学基础，政治路线即确立目标，然后以严厉的组织形式来实现这一目标。
共产党员以及共产社会的人民首先被要求的，是绝对的服从，这是所谓组织路线的全部内容。
在中国，人们了解共产党员普遍的双重人格特征。在私下场合，共产党员多具有普通的人性，具有一般人的喜怒哀乐，也有普通世人的优点和缺点，他们或许是父亲，或许是丈夫，或许是好朋友，但凌驾在这些人性之上的，则是共产党最为强调的党性。而党性，按照共产党的要求，永远超越普遍人性而存在。人性当成相对的，可变的，而党性则是绝对的，不能被怀疑也不能被挑战。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父子相残，夫妻反目，母女告发和师生互斗的事情普遍存在，那是党性在起作用。早期，中共高级干部的家人被划为阶级敌人被镇压，中共干部无法相救的事例更多，也同样是党性的作用。
这种党性，是共产党组织长期训练的结果。这种训练，是从幼儿园开始的。在幼儿教育中，所给出的标准答案虽然不合常识和儿童人性，但却是获得成绩的标准。中小学乃至大学的政治教育中，学生学到的，是必须遵从党所给出的标准答案，否则无法合格和毕业。
一个党员，无论他在私下对你表达了怎样的意见，但一旦作为党员表态时，必然要和“组织”保持一致。这个组织由下至上，最后统一到这个庞大集团金字塔的最高一点，这是共产党政权的最重要的结构特征，绝对服从。
在今天，中共已经完全蜕变成为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集团，或已不再有共产主义的追求目标，但组织原则没有变化，绝对服从的党性要求没有发生变化。这个党，以凌驾所有人类和人性的方式存在，一切危害或者被认为可能危害到党的组织或者领导人的人，都会被立即加以清除，无论这个人是普通百姓还是中共的高级领导人。
五、反自然和反人性的邪灵
天地万物都有其生成衰亡的生命过程。
和共产党政权不同，所有的非共产党政权社会，无论其如何专制和极权，社会都有一部分自发组织和自主成份。中国古代社会，实际上是一个二元的结构，农村以宗族为中心自发组织，城镇以行会为中心自发组织；而自上而下的政府机构，只管理县级以上的政府事务。
现代除共产党以外的最严酷的极权社会如纳粹德国，仍然保持了私有产权和私有财产。共产党政权中，所有这些自发组织和自主成份被彻底铲除，取而代之的是彻底的自上而下的集权结构。
如果说前一种社会形态是由下至上的、自然发生成长的社会状态，那么共产党政权则是一种反自然的社会状态。
在共产党那里，没有普遍的人性标准，善良和贪恶、法律和原则变成随意移动的标准。不能杀人，但党认定的敌人除外；孝敬父母，但阶级敌人父母除外；仁义礼智信，但党不想或不愿意的时候除外。普遍人性被彻底颠覆，所以共产党也是反人性的。
所有的非共社会，大多承认人性善恶同在的现实，然后以固定的契约来达致社会平衡。共产社会不承认人性，既不承认人性中的善良，也不承认人性的贪恶。铲除这些善恶观念，按照马克思的话说，是彻底颠覆旧世界的上层建筑。
共产党不信神，也不尊重自然万物，“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战天斗地，残民以逞。
中国人讲天人合一，按照老子的说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和自然是一个连续的宇宙状态。
共产党也是一种生命，但其反自然、反天、反地、反人，是一种反宇宙的邪恶生灵。
六、邪灵附体的特征
共产党组织本身并不从事生产和发明创造，一旦取得政权，便附着在国家人民身上，操纵和控制人民，控制着社会的最小单位以保护权力不致丧失，同时垄断着社会财富的最初来源，以吸取社会财富资源。
在中国，党组织无所不在，无所不管，但人们从来看不到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财政预算，只有国家的预算，地方政府的预算，企业的预算。无论是中央政府一直到农村的村委会，行政官员永远低于党的官员，政府听命于同级党组织。党的开销支出，均由行政部门开销中付出，并不单列开支。
这个党组织，就像一个巨大的邪灵附体，如影随形般附着在中国社会的每一个单元细胞上，以它细致入微的吸血管道，深入社会的每一条毛细血管和每一个单元细胞，控制和操纵着社会。
这种古怪的附体结构，在人类历史上，有时候在社会局部出现，有时候在整个社会短暂出现，却从来没有象共产党社会这样彻底、长久而且稳定持续。
所以，中国农民才会如此贫穷辛苦，因为他们不但要负担传统的国家官员，还要负担和行政官员同样人数甚至更多的附体官员。
所以，中国的工人才会如此大规模下岗，因为那些无所不在的吸血管道，多年来就一直在吸取企业的资金。
所以，中国知识分子才会发现自由是如此的困难，因为除了主管的行政机构外，还有那个无所不在却又无所事事而专门监视着他们的影子。
附体，需要绝对控制被附体者的精神以获得维持自身存在的能量。
现代政治学一般认为，社会权力有三个来源，即暴力、财富和知识。共产党以垄断和肆意使用暴力，剥夺人民财产，以及最重要的，剥夺言论和新闻自由，剥夺人民的自由精神和意志，来达到其绝对控制社会权力的目标。以此而论，中共这一附体对社会的严密控制，可以说是古中今外无出其右者。
七、反省自己摆脱中共附体
马克思在共产党的第一份纲领文件《共产党宣言》中这样宣布：1848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一百年后，共产主义已经不仅仅是幽灵，而是真正具有了具体的物质实相。这个幽灵，在上个世纪的一百年中，像传染病般在全世界泛滥展开，屠杀了数以千万人的性命，剥夺了亿万人的个人财产甚至他们原本自由的精神和灵魂。
共产党的初始原则，是剥夺所有的私有财产，进而消灭所有“剥削阶级”。属于个人的私有财产，是民众所有社会权利的基础，很多时候，也是民族文化载体的重要部分。被剥夺了私有财产的人民，也必然被剥夺精神和意志的自由，进而最后丧失争取社会和政治权利的自由。
中国共产党因为自身生存危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经济改革，把人民财产权利部分归还，也把共产党政权这个庞大而精密的控制机器，捅出了第一个窟窿，这个窟窿，到今天越来越大，发展成为全体共产党官员发疯般为自己聚敛财富。
这个以暴力和谎言，不断变换自己外表形象的附体邪灵，近年来败象尽显，已经到了惊弓之鸟、风声鹤唳的程度，它以更加疯狂聚敛财富和控制权力来试图自救，但却更进一步加剧了其危机的到来。
现今的中国，貌似繁荣，但社会危机已经积累到了空前的地步。按照中共的习性，或许将再一次施展其过去的伎俩，这包括再次做出某种程度的妥协，对六四事件当事人或者法轮功等平反，又或者制造出“一小撮”敌人，以继续供其展示暴力恐怖力量。
中华民族在一百多年来所面临的挑战中，从器物引进、制度改良到最后的极端激烈革命，付出了无数生命，丧失了绝大部分民族文明传统，现在证明仍然是一个失败的回应。在全民的仇恨、愤懑中，一个邪灵乘虚而入，最终控制了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仍然继承古老文明的民族。
在未来的危机中，中国人无可避免地需要再次进行选择。但无论如何选择，中国人都必须清醒，任何对这个现存的邪灵附体的幻想，都是对中华民族灾难的推波助澜，都是向附在身上的邪恶生命输注能量。
唯有放弃所有幻想，彻底反省自己，而坚决不被仇恨和贪婪欲望所左右，才有可能彻底摆脱这一长达50多年的附体梦魇，以自由民族之身，重建以尊重人性和具有普遍关爱为基础的中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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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达尔：现代专制政体的寿命不会超过75年
国家一旦没了正义，就沦落为最大的匪帮！
——奥古斯汀
A、专制政体建立政权之初，通过夺取和瓜分前朝官员和富人的财富，能够在20年左右的时间内维持专制机器的有效运转。统治者念及此时的多数被统治者曾经在某种程度上以某种方式支持新朝的建立，会将其夺得的财富中的一小部分用于奖赏被统治者，从而使多数被统治者在某种程度上感到新朝好于前朝。
B、新朝建立20多年之后，政权仍在直接参与推翻前朝的君臣掌握之中，但从前朝官员和富人手中夺来的财富即将消耗殆尽，而新的财富的生产速度赶不上需求增长的速度，于是统治者开始采取某种政策来推动生产。
C、新朝建立30多年之后，持续多年推动生产的政策使国家财富增加，被统治者也享受到了这种大生产政策所带来的财富，新朝一片繁荣，政权空前稳固。但此时，直接参与推翻前朝的君臣一一作古，政权开始进入其儿子辈手中，被统治者的主体也逐步代谢为新的一辈。至此，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两大阵营的联系已经远不及上一辈那么紧密，两大阵营的政治和文化诉求日益背离，对立开始形成。
D、新朝建立40多年之后，持续多年的大生产政策使民间财富大幅增加，新一辈统治者认为这是他们实施正确政策的功劳，因而认为这种经济成果中的主要部分应该归其占有，并根据上一辈通过夺取前朝官员和富人财产来维持政权的经验而将占有和支配社会财富摆到其诉求的第一位。然而，此时的被统治者则认为新增财富归根结底来自于自己的劳动，应该主要归自己占有和支配。于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开始出现严重的对立，并时常因经济诉求而发生小范围的面对面冲突，但由于统治者掌握着并不断更新着现代先进武器，被统治者的反抗从未成功。
E、新朝建立50多年之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开始代谢到孙子辈，两大阵营之间几乎不再有任何认同感，对立则成为常态。统治者的孙子辈从其上一辈以先进的暴力机器成功消弭被统治者反抗的诸多案例中学到了经验，压制和武力成为他们实现经济、政治和文化诉求的最主要手段。由于更加精良的武器不断被统治者应用到统治实践之中，整个被统治者阵营深感无能无力，绝大部分人只好认命。
F、新朝建立60多年之后，被统治者在严峻的事实面前，几乎不再有人考虑通过劳动和创造来改变命运，投机和掠夺成为全社会普遍认同的崛起途径。统治者此时则志得意满，在此心态下继续不断推出需要被统治者付出劳动却主要供统治者享受的工程，而未能看到财富的生产速度正在下降、巨大的消耗将使国库空虚。
G、新朝建立70年之后，投机之风使社会财富的增长几乎完全停滞，统治者无论采取高压还是诱骗的方法都已经无法再让被统治者认真劳动，空虚的国库已经不再有重新变得充实的希望，于是，统治者内部在争夺仅剩的一点财富时不断发生争斗，被统治者中的精英分子趁机揭竿，而且竟然能得到一些统治者的支持，于是，国家崩溃、专制政体倒台……
索羅斯表示：“希望習近平被一位對內不那麼專制，對外態度比較平和的領導人取代”,由此看來，索羅斯不是真心想解救中國人民，只要中共繼續篡權，一定會加倍虐殺迫害中國人民，必須消滅中國共產黨，斬首中共首腦，實行一人一票全民大選，才是根本解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