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新中華同胞們好：
聽大陸軍區的兄弟講，現在軍隊裏人心思變，面對當前的國際戰局是人人自危，長吁短嘆。很多士兵剛結婚，妻子懷孕無人照顧，老人體弱多病，工資根本無法支撐家中的花銷，大陸士兵親眼看見老兵退役維權，老兵待遇很差，大部分士兵早已經看清中共邪黨的陰毒，都不願意給中共當炮灰，戰爭爆發時大陸士兵會調轉槍口，射殺中共首腦，轟炸中南海等指揮中樞，為光復大陸，解救中國人出一份力。當前革命形式大好，消滅中共的革命必然成功！打倒中共邪黨，斬首中共黨魁，創建新中華，實行全民大選。
尊敬的中華同胞們好：
SVB BANK矽谷銀行被加州監管機構關閉，中共偽政權統治的銀行從2019年就限制儲戶大額提現，2021年個人儲蓄卡單日限制提現5000元至1000元不等，中共的銀行如果不限制提現，所有的銀行立即被擠兌倒閉。即使限制儲戶提現，中共邪黨控制的所有銀行100%會破產關閉。
多方情報顯示，中共政權最快將於2023年4月之前垮台，請各位同胞廣為傳播，消滅中國共產黨，光復大陸，拯救中國人！
尊敬的中華同胞們好：
各位在大陸工作賺的人民幣是假錢，接下來中共邪黨控制的銀行都會破產關閉，人民幣變成冥幣。盡快提現或兌換成美金、比特幣等硬通貨，立即停止為中共邪黨工作賣命，全國同胞聯合罷工、罷市，中共會迅速解體。
《中華民國憲法》
第17條（參政權）
﹝1﹞人民有選舉、罷免、創制及複決之權。
第18條（應考試服公職權）
﹝1﹞人民有應考試、服公職之權。
當前中共邪黨主席、總理、常委等均非民選，皆為非法，人人盡可誅之。
我們人民一起罷免現任所有中共偽政府官員，實行全民選舉新中華民國總統。
尊敬的新中華同胞們好：
非斬首特別行動隊的同胞，可以參與消滅中共邪黨的媒體超限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媒體，宣傳中共邪黨的惡行，講述自己被中共邪黨傷害的真實經歷，隱去地址、姓名等容易辨識你身份的細節，盡量用無法追蹤你信息的社交媒體，如Damus、Amethyst,然後用信息瀑布這種媒體戰法，即每五分鐘複製發送自己或他處的有關消滅中共邪黨的信息新聞，利用自己空閑安全的時間發滅共信息，隨著參與的同胞越來越多，全局页面會形成滅共信息瀑布，快速影響其他人加入消滅中共邪黨的革命。
當前革命形勢大好，中共必滅。讓我們一起創建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新中華民國！
尊敬的新中華同胞們好：國內戰友們對中共首腦的去中心化斬首超限戰已經發動，中共邪黨垮台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已經倒下，今後斬首常態化，對中共首腦、書記應斬盡斬，堅持清零中共首腦。
懇請各位廣為傳播這條消息，鼓舞全國同胞的滅共革命士氣，點燃全國同胞們斬首中共邪黨首腦的勇氣，讓更多同胞參與到去中心化斬首中共首腦，消滅中共偽政權的革命行動。
兩會封鎖：河北一公安局長李憲被殺 多官員被捅傷
北京時間：2023-03-03
中共兩會前夕，河北省河間市副市長、公安局局長李憲被殺的消息在坊間廣為流傳。（網絡圖片）
【新唐人北京時間2023年03月03日訊】中共兩會前夕，河北省河間市副市長、公安局局長李憲被殺，多名官員被捅傷，相關消息在坊間廣為流傳。目前當地政府下令要統一口徑，嚴密封鎖此消息。
網傳的爆料消息顯示，2月27日，河間市公安局局長被殺，政委被捅了幾刀，目前消息封鎖中，聽說是收了錢沒有給人家辦事，讓人給做了。
據大紀元3月3日報導，3月2日，河間市一位其家人有政府背景的人士向大紀元證實了這個消息。這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女士說：「河間市公安局在開常委會，一個涉案違法的人帶著刀悄悄跟著進了會議室，把開會的人都給捅了，但是（其中）死了（的是）兩個人。」
「（副市長被殺）這事兒是真的，已經發生三天了，具體情況不清楚。」河間市公安局附近小區的一位居民說。
關於李憲被殺的消息，當地坊間有兩個版本。
河間市一事業單位的劉女士對大紀元表示，一個版本說殺人的是農村的一個上訪戶，該老漢之前被截訪，後給拘留，放出來之後，把局長給殺了。
另一個版本是，殺人者是內部人，因為沒有得到提拔，就把領導給做了。因為事發時公安局正在開高層會，如果外面人去辦事只能去大廳，樓下有保安，進不到公安局內部。
「今天（3月）2號得到的消息是，（凶手）捅了七八個人。可以確定的是，河間市公安局長李憲已經死了。」劉女士說。
事發後，河間市政府機關和下屬的鄉鎮大院都封了，各鄉鎮都在開緊急會議。劉女士說，「我的一個親屬在鎮政府上班，他說確實有這個事情發生，但上級要求所有的行政事業單位保密，因為現在是兩會期間。」
劉女士表示，現在河間市政府下令統一口徑，正在商量是因公犧牲，還是涉恐襲，來定性此事。現在是兩會期間，官方要把這個事情先壓下去，不然河北省、滄州市（河間市由滄州市代管）的領導都會受處分。
劉女士還提到，老百姓現在私下裡分析說，殺人的人如果不是體制內的人，也是跟他們非常熟悉的人，不然靠近不了他們。好多鄉鎮都知道這個事，而且老百姓都說怎麼不拿著炸藥包去呀？民間對他們恨之入骨。
3月2日，逃亡到美國的前大陸媒體人趙蘭健也在推特發帖表示，問了本地人，是有這麼回事。滄州河間市副市長兼公安局長李憲，1977年生，被刺當場死亡、6位副局長等被傷，兩人還在ICU搶救。一把局長遇刺，全國首例，當地轟動，家喻戶曉。
對於李憲被殺一事，大紀元記者撥通河間市政府辦公室的電話，一名男姓工作人員回應稱「這個不知道，你去問宣傳部」，並提供了電話號碼。記者隨後撥打河間市委宣傳部的電話，無人接聽。
隨後記者致電河間市公安局刑警大隊，電話無人接聽，又撥打了海外「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簡稱 追查國際）發布的李憲手機號碼，提示已關機。
據追查國際通報，因積極參與迫害法輪功學員，時任石家莊深澤縣政法委書記李憲、時任河間市公安局局長李書信等官員以及相關單位被通報追查。
公開資料顯示，李憲於1977年3月出生，曾長期在石家莊市深澤縣公安局任職，歷任深澤縣維穩辦主任，政法委常務副書記等職。2021年，李憲升任河間市副市長、公安局局長，現分管公安局、司法局、民族宗教事務局、退役軍人事務局。
（責任編輯：洪宇）
尊敬的新中華同胞們好：
所有人國內銀行的貸款、債務一律免除，即刻停止還款。中國共產黨土匪的方式起家，所有普通人民如果沒有錢沒有糧，可以結夥沒收當地中共官員，幹部的錢財糧食，沒有房子，可以把中共匪徒趕出家門，自行搬進去住。消滅中共邪黨，分給中國人的財富，足夠每一位同胞安享一生。
消滅中共是我們最好的投資。
中共党史掩盖和歪曲的重大历史事件(2): 运动不断 - 是“艰辛探索”还是“红色恐怖”？
2021年6月6日 09:00
斯洋
历史照片：中共主席毛泽东与来自北京等地的师生见面并挥手。(1966年8月)
历史照片：中共主席毛泽东与来自北京等地的师生见面并挥手。(1966年8月)
华盛顿 —
在2021年最新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中，1949年10月中共建政到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的这段时间被描述为“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艰辛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历史时期。” 《简史》也承认，在这段期间，中国经历了“严重挫折”，但是，党史没有告诉中国国民的是，在这个“探索”过程中，数不清的中国家庭家破人亡，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因此丢掉了性命。
在这27年间，中共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运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文化大革命”等不一而足。在每一次血雨腥风中，总有一个阶层沦为新的“阶级敌人”，遭到迫害和杀戮和彻底推翻。最先是中国的地主阶层、后到资产阶级、再到知识分子、到农民，最后整个中华民族遭殃。
“土改”“镇反”，地主阶级的消亡
中共建政后不久，就将在早前在中共统治下的所谓“老解放区”（东北和华北）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土改）推广到中国的其他地方。1950年冬季到1952年底，大规模的“土改”运动在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所谓的广大“新解放区”广泛展开。
一人向群众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一人向群众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新版的《中共简史》对“土改”的介绍完全是正面的和肯定的。《简史》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全国约三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约7亿亩土地。” “标志着在我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的基础--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至此彻底消失了，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
《简史》只字未提的是，不仅“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彻底消失，而且数以百万计的“地主”的肉体在土改的血腥暴政中也彻底消失了。
中国民主人士章乃器曾在1950年5月到8月之间担任中国全国政协组织的一个西南土改工作团的团长，前往川东地区见证当地的土改活动。他的儿子，历史学者章立凡曾在美国之音的节目中谈到父亲的日记对川东土改的记录。
他说：“（父亲）8月10号的日记说，某某村吊打，打死了女地主何静休；四村打死地主曾瑞；六村何云桥和儿子媳妇两人被吊打，一人被扎（绑），大儿媳第二天上吊自杀；另一地主何聿文被吊打二三十分钟就死了；三村吊打八人，得粮两担，死两人……”
土改一共杀了多少地主？有人保守估计有两百万左右。有人认为被杀地主人数在100万到400万之间。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荣退教授、历史学者宋永毅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做出的推算显示，从1950至1954四年间，中国地主人口非正常死亡人数为470万。宋永毅主编过《中国当代政治史资料库》，内录中共建政以来历次运动，包括“文革”、“反右”、“大饥荒”以及“土改”时期的档案文件。
中共党史没有告诉民众的是，土地改革是可以和平进行的。在东亚的日本、韩国和台湾都推行过和平的土地改革。中华民国政府退到台湾后，政府购买地主的土地，再把土地以极其低廉的地价卖给贫苦农民，最后，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
中共的血腥暴力“土改”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中共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时期。不过，那个时候叫做“土地革命”。历史学家章立凡认为，中共暴力实施土改的目的就是要将农民与共产党的命运绑在一起。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实际上，土改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手上都沾上鲜血，不但所有农民要通过暴力方式沾血，而且这些知识分子也要在这场暴力革命中沾血，以便绑架他们，让他们不得不跟着共产党走。”
中共副主席刘少奇1956年9月在政治报告中也解释了这样做的目的。“用彻底发动农民群众的群众路线的方法，充分地启发农民特别是贫农的阶级觉悟，经过农民自己的斗争，......广大的农民就站立起来，组织起来，紧紧地跟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走，牢固地掌握了乡村的政权和武装。因此，土地改革不但在经济上消灭了地主阶级和大大地削弱了富农，也在政治上彻底地打倒了地主阶级和孤立了富农。”
分析人士指出，“土改”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不是土地的归属权，而是在农村人口中划分的阶级成分。“土改”后，农村人口被划分为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贫雇农是中共依靠的对象，中农是团结的对象，地主和富农被定为剥削阶级，是打击对象。从此，地主和富农成为中国永远的下等阶级。这样的阶级成分论影响着地主和富农中几代人的命运，甚至性命。一些所谓“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子女在后来的“文革”中惨遭杀戮。
历史学者宋永毅告诉美国之音，土改中划分阶级成分的尝试成为中共后来历次用政治运动治国的理论基础。
他说：“土改的理论基础旨在煽动仇恨，制造敌人，挑动一部分民众去迫害和杀戮另一部分民众，成为中共后来以无休止的政治运动治国的理论基础。” 他说，中共后来的一系列运动，总是会划出一个新的“阶级成分”，制造出新的“阶级敌人”，比如“反右”运动中的“右派分子”和“文革”中的“走资派”等。
中共在进行土地改革的同时，1950年10月到1951年10月间，还在中国全国范围内进行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
中共《简史》也是用肯定的口吻描述“镇反”运动的必要性和正义性。“镇压反革命运动扫除了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基本上肃清了的特务、地下军及会道门等反动组织，社会秩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定，有力的配合了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战争。”
史学者宋永毅说，在一些地区，“镇反”为“土改”服务。 “凡是农民不肯斗地主，或是工作队打不开局面，就先杀人制造红色恐怖来发动群众。这样的手法极为普遍”。台湾历史学家陈永发在《中国共产革命70年》一书中指出，“镇反”对农村“会道门”等的清理实际上打击了地主、富农的权力机构，方便了“土地改革”在农村的推行。
“镇反”运动造成的死亡者数字不太明确，但是，根据中国公安部党组1958年9月向中共中央的报告，“自开国以来到1958年5月，全国共逮捕了反革命和其他犯罪分子611万8千246名，杀了其中罪大恶极的86万2千236名，管制了194万2千125名，基本上完成了肃清了反革命残余势力的历史任务。”
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间接承认这次运动存在滥杀现象。书中说：“由于当时司法体制和审判程序不够健全，一些地方的工作中出现过错捕、错杀等偏差，中央及时发现并做了纠正。”
党史没有说明的是，中共高层以及毛泽东本人制定了“镇反”运动中的杀人指标。据称，毛泽东明确指示上海和南京方面“镇反”运动负责人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2万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罪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会门头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1500人左右……南京是一个50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应杀的反动分子似不止200多人。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
在毛泽东的建议下，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杀人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设定数字，按比例杀人是毛泽东一贯以来的做法，这个做法在后来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运动中再次出现。
“三反”“五反”，资产阶级走入历史
如果说，土地改革消灭了地主和士绅阶层的话，那么，中共接下来的运动目标就是中国城乡的民族资产阶级。
对于 “三反”、“五反”运动，根据中共官方的解释，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三反”和“五反”看似是两个不同的运动，针对不同的人群，但却互相关联。根据中共简史，“五反”运动是“三反”运动的直接结果，因为“党政机关内部的贪污行为，往往与不法商人勾结而来的。”
在“三反”运动开始后不到一个月，针对资本家和私营工商业者的“五反”运动就在全国，主要是大城市，迅速展开。上海因为是中国的商业中心，成为“五反”运动的第一目标。
在运动中，中共鼓励群众揭发，资本家之间“背靠背”互相检举。被认为有问题的资本家、业主和商贩被戴上高帽，游街示众，受尽肉体和精神侮辱。有人被迫上交了他们的资产，有些人不堪屈辱寻求死亡。这其中就有上海大名鼎鼎的冠生园老板冼冠生和中国航运大王卢作孚。
美国哈佛大学亚洲中心主任托尼·塞奇（Tony Saich）在新书《从反抗者到统治者--中共百年历史》中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五反”运动开展后两个月，仅上海的自杀人数就高达644人。
到1952年10月“五反运动”结束，查补的“五毒帐”达20亿美元，这些钱被用于当时正在进行的朝鲜战争，也就是中国所称的“抗美援朝”战争。
根据台湾历史学家陈永发的《中国共产革命70年》， “五反”运动中，仅在上海、天津和北京等八大城市中，共有46万7776户工商业主受到冲击。由于罚款沉重，许多商家不得不宣告破产。还有很多私人工商业业主干脆要求政府没收其产业， 宁愿自己变为公司合营管制下的股东，以便维持全家的生活。
这就解释了中共党史中“五反”运动“为后来用和平方式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作出了重要的铺垫”的说法。靠着这样的逼迫方式，在几年内，中共在全国全面取消了资产阶级和私有制，将商业收归中共所有。 “五反”运动后，中国资产阶级也走进了历史。
“整风”“反右”，知识分子从精神上消亡
1957年开始的“整风”和“反右”又是两个连在一起的运动。 “整风”是共产党党内“整风”，“反右”是给党内、党外人士确定“右派”身份，并进行打击。
1957年中国展开“反右运动”
1957年中国展开“反右运动”
由于担心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出现的“复杂新情况”引发类似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危机，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鸣放”，鼓励群众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见，也可以给共产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
台湾历史学家陈永发认为，1957年取得自由发言机会的中国知识分子，“被情绪冲昏了头脑”，毫无顾忌地对共产党和政府表达了不满和改进意见，却没有想到共产党既然可以鼓励“大鸣大放”，也可以“停止大鸣大放”。
有人批评中共存在“党天下”思想，有人提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轮流坐庄”，有人认为“一党执政有害处”等等。但是，这样的意见让毛泽东和中共无法忍受，决定对知识分子进行反击。
中共党史是这样解释“反右”运动的开始的。“随着整风运动的迅猛展开，也出现了一些复杂的情况，除了对党的工作作风提出批评意见外，也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6月，中央要求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
在“反右”运动中，中国政界、文教界、新闻出版、国家政府机关、科技界、工商界的一批知识分子被打成了右派，沦为“政治贱民”。根据认罪的态度，这些右派被分级处理，最严重的被送监狱，甚至被判死刑。一些人被送“北大荒”、“夹边沟”等右派改造基地，很多人后来在1959到1961年席卷全国的“大饥荒”中被活活饿死。另一些人则选择了自杀。
对于“反右”运动，中共党史认为这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只是出现了“扩大化”。党史说， “由于对阶级斗争的形势做了过于严重的估计， 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把大量思想认识问题当作政治问题，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
中共党史没有提到的是，这个运动被扩大了99倍。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查统计，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全国共“改正”右派55万2877人，不予“改正”的96人，错划率为99.998%。有数据显示，大约只有10万多人活到了被“改正”的时候。
中国右派农场惨案纪录片在香港首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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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历史学家陈永发说，“党国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受到这一严重教训后噤若寒蝉，就不再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共政坛上扮演任何重要角色了。 唯一可能起到一些制衡作用的知识分子被镇压，中共的党国体制也就越来越像一个庞然巨怪，完全根据其本身的发展逻辑来进行活动。毛泽东依赖这头庞然巨怪发动了大跃进。”
历史学者、加州大学的宋永毅说，相比于共产党的历届运动，在反右运动中死亡的知识分子不算很多。但是，“反右”运动在精神上和社会地位上让中国的知识分子消亡了，不管是党内还是党外。
他告诉美国之音；“知识分子在一个社会的职责最重要的是，它有独立性，对政权有监督作用。 57 年和58年的搞法，把所有的知识分子搞得完全失去独立性。 学界有一种说法， 57年反右成功地把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群体从思想上和地位上消灭了。”
后来的许多分析人士认为，后来“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与中国的知识分子被集体噤声息息相关。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权力在“反右”运动后失去了监督。
“大跃进”导致“大饥荒”，数千万农民死亡
“大跃进”可能是中共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没有特别制造“阶级敌人”的一次运动。但是，由于中共的错误政策，这个运动最终导致最大数量的人员死亡。高达3500万到4000万人（也有人认为是4500万人）在“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中死亡，其中几乎全是农民。
1958年10月大跃进时期北京新侨饭店员工修建一个小型炼钢炉
1958年10月大跃进时期北京新侨饭店员工修建一个小型炼钢炉
1959年至1961年，中国出现了罕见的“大饥荒”。在城市，民众们凭票购买食物，每天食不果腹；在农村，农民们不仅吃起了草根、树皮，甚至还吃起了人。
然而，在中共党史中， “大饥荒”至今是禁忌的字眼，取而代之的是“三年自然灾害”或是“三年困难时期”。新版《简史》甚至连“三年自然灾害”这个特定的词汇也没有提到，只是说“反右倾”斗争中的“左的进程”、“自然灾害”以及“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合同”让新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严重经济困难”。
杨继绳是前新华社高级记者，他走访了当年受灾最严重的十几个省份，询问当事人，查阅大量档案资料，写就了描述这场“大饥荒”的巨著《墓碑: 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历史照片：河南省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的男女社员用小高炉土法炼钢。(1959年2月14日)
历史照片：河南省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的男女社员用小高炉土法炼钢。(1959年2月14日)
他2012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说，这场惨绝人寰的悲剧并非天灾，而是人祸，是中共推进的“大跃进”等政策直接造成的。杨继绳认为，1958年到1962年，中国非正常死亡3600万人。
他说：“大饥荒应该说是跟‘三面红旗’连在一起的。所谓‘三面红旗’就是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所以正因为‘三面红旗’制造了全国混乱，造成大饥荒，‘三面红旗’是大饥荒的直接原因。”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运动从此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
1962 年 5 月中国饥民在香港排队吃饭
1962 年 5 月中国饥民在香港排队吃饭
工业方面，为了落实毛泽东提出的钢产量比1957年翻一番的目标，提前实现15年钢产量赶超英国的目标，中共掀起了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为了提供大炼钢铁所需要的原料和燃料，各地大量砍伐树木，铁制农具等生产资料被当作炼钢的原料被捣毁，农村大量劳动力丢下农业生产去大炼钢铁，导致不少庄稼烂在地里无人收割。在农业方面，人们声称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亩产上万斤粮食的消息频频传出。
大炼钢铁对中国的农业产生了巨大冲击外，农业方面的“浮夸风”将农民进一步推进绝境。包括导弹专家钱学森在内的科学家也为“浮夸风”背书，称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可以达到“四万斤”。
杨继绳说：“反正卫星放得高，粮食产量报得高，那征购粮食就高了。你本来产了一万斤粮食，我征购两千斤；你如果是10万斤粮食，我就征购两万斤。所谓征购是两个字，征就是征收，是公粮，这是强制性的；购是收购余粮，余粮都要卖给国家。农民哪有什么余粮、口粮。饲料都当余粮收购去了”。
杨继绳认为，“大跃进”期间建立的公共食堂也是农民被饿死的原因之一。“食堂成为干部控制农民的手段，动不动就扣饭。你今天不听话，就不让你吃饭。扣饭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各地都有。扣一天、两天，扣三天就饿死了，很多人饿死在食堂门口”。
在这样的严重灾情下，中共中央还出台了严禁逃荒的政策，并禁止开仓放粮。1960年1月份，大饥荒严重，大批农民正在饿死的时候，执政者反而刻意增加粮食库存。
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当局所谓的“自然灾害”中饿死
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当局所谓的“自然灾害”中饿死
根据资料，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是全国饿死人最多的一年。而在这期间，国家的库存粮食最高达到887.03亿斤，最低时为403.5亿斤，足够一亿多人口一年的口粮。杨继绳认为，这样的库存，拿出一半就不会有人饿死。
1962年为1月，在为1958年大跃进与人民公社运动的失败进行总结的“七千人大会”上，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说“大饥荒”的造成是“七分人祸，三分天灾”。
文化大革命， 全民浩劫
对于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的评论，新版《中国共产党简史》延用了中共中央1981年为“文革”等若干历史问题制定的决议中的说法。《简史》说：“它（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留下了极其惨痛的教训”。
历史照片：北京前门的文革大字报和标语。(1967年1月26日)
历史照片：北京前门的文革大字报和标语。(1967年1月26日)
加州州立大学的历史学者，文革史专家宋永毅认为，即便是这样的定性，对“文革”的否定也算不上彻底。
他最近在一篇题为“危险的信号：习（近平）版《中国共产党简史》或明或暗地为文革翻案”的文章中写道：“其中把文革的罪责从发动者毛泽东的身上推卸到所谓的‘反革命集团’对毛的‘利用’上，就无法服众，大有为毛开脱粉饰之嫌。众所周知的是：所谓‘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并不是以毛泽东夫人江青为首，其实是以毛泽东为首：不是‘四人帮’而是‘五人帮’。”
他认为，把责任推卸到“林彪反革命集团”身上同样难以令人信服。毕竟，毛曾经把发动“文化大革命”与建立“新中国”当成他一生中的两件大事。
与中共以往的党史不同，新版的中共《简史》还将“文化大革命”纳入“艰辛探索”的过程之中。宋永毅认为，新版党史这么做是试图为“文革”翻案。他认为，新版《简史》试图以轻飘飘的两个字“探索”将毛泽东和执政党的错误“一笔带过”。
《简史》为毛泽东发动这场内乱进行了辩解。《简史》说，发动“文革”是毛泽东为中国寻求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而进行的不断探索之一。 只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发展规律认识不清楚”，“最终酿成内乱”。” 除此之外，《简史》用将近一半的篇幅大谈“文革”期间经济、外交和国防科技上的”重大成就”，企图冲淡和掩盖“文革”带来的政治灾难。
越来越多的专家认为，“文革”的成因是中国高层的权力斗争。这不仅是“文革”发生的导火线，也是贯穿“文革”始终贯穿的主题。中国学者张显扬曾总结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就是“生前怕篡权，死后怕鞭尸”。
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在文革发生五十周年时对美国之音说，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为了“夺权”。
高文谦说：“毛之所以发动文革，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跟对斯诺所说的，就是因为‘大权旁落’，可以说，‘文革’就是毛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场夺权运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就是为了乱中夺权。”
毛泽东（1893-1976）和林彪（1907-1971）1967年5月1日在敞篷吉普车上向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庆祝五一节的群众挥手致意。
毛泽东（1893-1976）和林彪（1907-1971）1967年5月1日在敞篷吉普车上向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庆祝五一节的群众挥手致意。
因为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失败，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发生动摇。相反，当时的国家副主席刘少奇因为挽救“大跃进”败局，赢得了党内支持和尊重。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退居二线，由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主持中央日常事务。
从刘少奇和邓小平那里重新夺回权力成为毛泽东的第一目标。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出了《炮打司令部 - 我的一张大字报》直接的攻击对象就是刘少奇和邓小平。同年10月，刘少奇被开除党籍，并被秘密关押。1969年，在拘押中死亡。邓小平也被打倒。
中共《简史》承认，“文革”使得“党的组织和国家政权受到极大削弱、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受残酷迫害， 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践踏。全国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 《简史》没有具体提及“文革”对中国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破坏性影响，更没有提到 “文革”造成数以千万计的人非正常死亡。
“文革”之初，毛泽东鼓励全民“造反”。由中学生、大学生组成的所谓“红卫兵”拉开了造反序幕。全国各地的“红卫兵”走出学校，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下，破“四旧”，痛打“牛鬼蛇神”。全国各地无数珍贵的文物古迹被破坏摧毁。
“文革”开始后不久，“造反派”大规模夺权，建立革委会取代党政机关。远远超过一半以上的党政要员，包括中共的高级官员被造反派斗倒，各级政府陷入瘫痪状态。许多人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其中包括中共高级官员。除了刘少奇之外，军方的彭德怀、贺龙以及国务院副总理陶铸都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中共自己的统计是有六万多名干部被迫害致死。
知识分子也成为首要被打倒的对象之一，被视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受到广泛的批判和迫害。著名知识分子，如老舍、傅雷等受迫害自杀身亡。
“文革”期间，学校工作全面瘫痪。整整一代青少年没有接受应有的教育。1968年，毛泽东一声号令，“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大约1600万初中和高中毕业生随后进入中国的农村地区。
全国各地的武装冲突，俗称“武斗”，普遍发生。中国的军队也曾经部分卷入这种“武斗”，甚至动用了包括坦克和高射炮等现代武器。根据中共文件《广西文革大事记》，仅在广西一省，1968年，军队对一派造反派进行围剿，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内，20万人被杀。
历史照片：在上海，一名男孩拿着竹竿在“绞死刘少奇”的宣传画前嬉戏。(1967年5月27日)
历史照片：在上海，一名男孩拿着竹竿在“绞死刘少奇”的宣传画前嬉戏。(1967年5月27日)
一些人在“文革”中被残酷屠杀。北京、广西、内蒙、广东和云南等地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屠杀事件。根据中国官方的资料，1966年8月27日到9月1日，北京大兴县十三个公社的地主富农及其家属325人先后被杀害。受害者中，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
受到“文革”冲击、株连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也说过，文革让一亿多中国人遭受了迫害。中共现任总书记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也在文革中遭受迫害遭审查，而且习近平本人也被株连。
习近平本人在“文革”中的坎坷经历以及家庭在“文革”中的不幸，曾让一些人在他上任之初对他抱有幻想，希望他能够运用手中的权力彻底否定“文革”并抛弃毛泽东的路线。
然而，执政以来，习近平却与毛泽东越来越相似，追逐个人权力，并推崇个人崇拜。他还提出“两个不能否定”：不能以改革开放前30年否定改革开放后30年，也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这被认为是捍卫毛时代和“文革”精神。
新中華同胞們好：
我們一起對中共邪黨的海外公司發起法律超限戰，首先查詢中共邪黨控股的各個公司海外公司分布情況，以其及母公司在國內違法犯罪行為，匯集完資料，翻譯成其所在國家的語言，發送給其國外公司所在地司法機關和合作客戶，使其國外公司資產被凍結，或被依法關閉。斬斷中共邪黨的海外金脈，削弱中共邪黨的實力。
據公開資料顯示：上海綠地集團、山東南山集團均屬於中共邪黨控制。
新中華同胞們好：
聽大陸軍區的兄弟講，現在軍隊裏人心思變，面對當前的國際戰局是人人自危，長吁短嘆。很多士兵剛結婚，妻子懷孕無人照顧，老人體弱多病，工資根本無法支撐家中的花銷，大陸士兵親眼看見老兵退役維權，老兵待遇很差，大部分士兵早已經看清中共邪黨的陰毒，都不願意給中共當炮灰，戰爭爆發時大陸士兵會調轉槍口，射殺中共首腦，轟炸中南海等指揮中樞，為光復大陸，解救中國人出一份力。當前革命形式大好，消滅中共的革命必然成功！打倒中共邪黨，斬首中共黨魁，創建新中華，實行全民大選。
尊敬的中華同胞們好：
讓我們一起對中共邪黨發起金融超限戰，
一、提現，每天提取所有儲蓄卡可以提現的最大額度，直到提完。也可以換成比特幣或美金等硬通貨。
二、停止還貸，你的所有房貸、車貸、公司貸款全部停止還款。
三、賣掉基金、股票等金融產品，提現或換成硬通貨。
四、用比特幣、加密貨幣交易消費。
五、存糧、存水、存藥、存衣服、存必需品、購買武器槍枝彈藥。
尊敬的中華同胞們好：
SVB BANK矽谷銀行被加州監管機構關閉，中共偽政權統治的銀行從2019年就限制儲戶大額提現，2021年個人儲蓄卡單日限制提現5000元至1000元不等，中共的銀行如果不限制提現，所有的銀行立即被擠兌倒閉。即使限制儲戶提現，中共邪黨控制的所有銀行100%會破產關閉。
多方情報顯示，中共政權最快將於2023年4月之前垮台，請各位同胞廣為傳播，消滅中國共產黨，光復大陸，拯救中國人！
尊敬的新中華同胞們好：
所有人國內銀行的貸款、債務一律免除，即刻停止還款。中國共產黨土匪的方式起家，所有普通人民如果沒有錢沒有糧，可以結夥沒收當地中共官員，幹部的錢財糧食，沒有房子，可以把中共匪徒趕出家門，自行搬進去住。消滅中共邪黨，分給中國人的財富，足夠每一位同胞安享一生。
消滅中共是我們最好的投資。
纪念六四
中共党史掩盖和歪曲的重大历史事件(1): 八九六四那一夜，“人民军队” 残杀了人民
2021年6月3日 20:38
斯洋
“六四”事件中著名的“坦克人”照片 （摄于1989年6月5日，北京东长安街）
“六四”事件中著名的“坦克人”照片 （摄于1989年6月5日，北京东长安街）
华盛顿 —
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纪念日。在这个百年建党日来临之前，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要求中国人“学好党史，不可虚无主义”，然而，这部党史从中共诞生之日起就充斥着对历史真相的掩盖和扭曲。这些被掩盖和扭曲的真相就包括中共自己的生辰，被中共当作生日的中共一大召开真正的日子是1921年的7月23日。
在这里，美国之音只揭示2021年最新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后称《简史》)掩盖和扭曲的重大历史事件，包括“八九六四”、“文化大革命”、“反右”、“三年大饥荒”、“抗美援朝”、“抗日”和“长征”等。这些事件随着中国的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有些已经被重新认识，有些依然还在谎言的遮盖下，有的有可能被重新披上谎言。
对于1989年6月4日的那场血腥镇压以及在此之前的长达50天的学生抗议活动，《中国共产党简史》称之为“政治风波”。《简史》将那场后来几乎由全民参与的民主运动定性为“极少数人” “煽动的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对6月4日当天的屠杀，《简史》说，“中央政治局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依靠人民”，“于6 月4 日采取果断措施，一举平息了北京地区的反革命暴乱”。
《简史》避而不谈的是中共的“果断措施”包括命令“人民军队”动用坦克和机枪，直接对抗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造成无辜民众严重伤亡，给成百上千，甚至上万的中国家庭造成毁灭性打击的事实。对于这场在中国之外的地方被称为“天安门大屠杀”的事件，中国政府非但从未对其罪行承担责任，进行赔偿，反而一直采取各种手段试图掩盖真相，强迫那些受害者和亲历者忘却这段历史。
32年前的今夜，中共动用“人民的军队”屠杀人民；32年后，与“六四”相关的人和事还继续遭受打压。在中国大陆，纪念“六四”的集体活动几乎绝迹，甚至死难者家属的私下祭奠活动也会遭到当局的监视和干预。在香港，这个曾是30年中中国唯一能公开举行集会纪念六四事件的地方，连续两年，纪念“六四”死难者的集会活动被禁止。最近，香港当局更以无牌经营迫使“六四纪念馆”关闭。
那一夜，中共动用机枪和坦克残杀人民
中国共产党从缔造之初就一直宣扬自己“始终把人民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共产党人与中国人民的感情是“鱼水相依”和“血肉相连”，军队是“人民的军队”，然而，1989年6月4日凌晨，更准确地说，6月3日深夜起，中共命令军队调转枪口，直接对准了毫无装备和毫无防备的普通市民和学生。数百名，数千名学生和市民倒在了“人民的军队”的枪口之下。
6月3日晚大约10时，中共当局发布紧急通告，宣布戒严部队将强行清场，并强调，“如遇阻拦，戒严部队可以采取各种自卫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从6月3日深夜10时起至6月4日凌晨，荷枪实弹的军队，在坦克和装甲车的武装下，在北京城的大约190多个地段与手无寸铁的学生与市民发生激烈冲突。
天安门民主抗议，解放军试图将这个女学生拉出抗议集会。
天安门民主抗议，解放军试图将这个女学生拉出抗议集会。
根据历史文献学者，八九民运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吴仁华的研究，当年中共共调集了19支部队，差不多20万名军人，进驻北京实施“戒严”。这其中包括38军等14个陆军集团军、空降兵第15军、天津警备区的坦克师等。
吴仁华当年亲历了中国军队对天安门广场武力“清场”的全过程。他亲眼目睹了中国军人开坦克当街杀人。
他在2019年参与美国之音节目时说：“6月4日6点多钟，我与大约3000名的同学撤离到了西长安街的六部口。我们靠在路边行走，当时有三辆天津警备区第一师的坦克发射军用毒气弹，导致北京商学院的一名19岁的女学生龚纪芳因为吸入过多毒气，造成呼吸系统糜烂，后来不幸死亡。 在那个地方，一辆编号106的坦克从后面冲入学生队伍，导致11名学生当场死亡，受伤者更多。”
吴仁华说，正是这段特殊经历促使他后来成为历史学者，专门研究“六四”问题，誓将真相告诉世人。他目前已经完成了三部关于“六四”屠杀真相的著作：《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和《六四事件全程实录》。
1989年，方政是北京体育学院的大四学生，他就是吴仁华提到的“六部口惨案”中的伤者之一。那一天，他的双腿遭到了坦克的碾压。方政告诉美国之音，当时，他跟撤退的天安门广场学生走在西长安街，爆炸的浓烟中冲出坦克，他迅速把一个昏倒的女同学往路边护栏上推，自己却来不及躲避。
六四幸存者、被坦克压断双腿的方政。
六四幸存者、被坦克压断双腿的方政。
方政说：“把她往前一推，自己迫于坦克的压迫感，时间非常短，我就倒到地上，然后就感觉好像一个人 被挤压的感觉，我那时还有点意识，压到了。拖在地下，我整个人咚咚咚颠簸，震动，然后，咚，掉下来了。”
一直以来，中共避重就轻地强调天安门广场范围内无人死亡，但事实上有不少人死在天安门广场。更多的人则死在广场之外，其中西长安街的木樨地、西单路口、天安门广场南面的天桥、珠市口和前门一带，以及东长安街的南池子据信是死亡人数和流血最多的地方。
1989年6月4日早晨6点25分，北京国际广播电台的一则消息是这样写的：“请记住1989年6月3日这一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悲剧。成千上万的群众，其中大多是无辜的市民，被强行入城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杀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们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士兵驾驶着坦克战车，用机关枪向无数试图阻拦战车的市民和学生扫射。即使在坦克打开通路后，士兵们仍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开枪射击。目击者说，有些装甲车甚至辗死那些面对反抗的群众而犹豫不前的步兵。”
北京天安门广场附近死亡的平民的遗体，摄于1989年6月4日，资料照片
北京天安门广场附近死亡的平民的遗体，摄于1989年6月4日，资料照片
在新闻稿的最后，记者写道：“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深深地哀悼在这次悲剧中死难的人们，并且向我们所有的听众呼吁：和我们一起来谴责这种无耻地践踏人权及最野蛮的镇压人民的行径。”
这则80秒的新闻据信是唯一一则披露“六四”事件以及痛斥中共当局行径的官方新闻。后来，这则新闻的作者被判刑入狱四年。
由“六四”死难者的母亲组成的“天安门母亲”在“六四”30周年时收集到202名罹难者的相关资料显示，罹难者中年龄最小的仅9岁，最大的66岁。这些人中有小学生、中学生和大学生，有工人、司机、工程师、厨师、音乐家、复员军人、办公室工作人员等。有一个女儿在去看望丧偶不久、独自在家的母亲时在半路上被打死；一名学生在试图劝解对峙的军民双方时，被军官近距离开枪打死；有些在参加抢救伤员时中弹身亡；有些是在拍摄照片时被戒严士兵开枪打死。
“六四”究竟造成多少人死亡？中共迄今也没有公布具体的死难者名单和伤亡的人数，更谈不上赔偿。
中共公安部1990年7月10日在第五次呈交国务院的报告《有关各地动乱、暴乱中伤亡情况统计资料汇总》说，1989年全国暴乱和动乱期间共有931人死亡，两万两千多人受伤。北京的死亡人数为523人，其中北京学生57人，北京居民45人，外地学生171人，外地职工、居民和农民229人，另有身份不详者21人。
不过，这些数据与其他来源的统计数据有很大的差异。北京红十字会当时的统计大约2千600人死亡，伤者为3万人。后来，英国和美国的解密资料都认为有一万多人被杀。历史文献学者吴仁华对各戒严部队途经地点和北京各家医院的资料进行过搜索和整理后认为，北京红十字会的数据应该最为可信。
邵德廉(Dan Southerland)当年是《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站的站长，他在2014年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说，“六四”发生后，他去了天安门广场并在一家医院看到堆积在那里的尸体。
邵德廉说：“我去了一家医院，要求医生让我进去，我知道这里堆了尸体。这个时候，当局已经开始镇压了并下达了不要让外国人进来的命令，但是这位勇敢的医生说，‘我让他进去。’我进去后看着死尸堆，我意识到，他们的年龄偏大，不可能是学生，他们都是北京的普通市民。所以我们必须记住，在六四事件的死亡者中，最多的是北京市民、工人，而不是学生。”
2004年，因在2003年披露萨斯实情而闻名的军医蒋彦永在向中国全国人大和中央政治局建议为1989年的六四运动正名的信中披露，6月3日当晚，他所在的北京301医院的急诊室从10点多开始到半夜12点的两个小时中，就接收了89位被子弹打伤的人，其中有7位因抢救无效而死亡。在这封信里，他还提到，很多人被国际公法禁止使用的“开花弹”打伤。
在中共的叙事中，1989年学生运动是一场“反革命暴乱”，由于“暴徒”袭击军人，戒严部队不得不进行反击。历史学者吴仁华在研究了六四后中共的有关“共和国卫士”的宣传资料后，认定这是一个谎言，因为戒严部队开枪在前，民众“以暴制暴”在后。
他说：“总共15名戒严部队官兵死亡，其中只有7名因为民众暴力行为造成死亡。官方资料清楚显示了15名官兵的死亡原因、死亡地点和死亡时间，特别时死亡时间，没有一个早于89年6月4号凌晨1点的。而戒严部队军人开枪是在6月3号晚上10点。我找到了第一个死亡民众是宋晓明，他6月3号10点左右在五棵松路口的人行道上中弹死亡。”
抗议学生和民众并不反党，他们热爱自己的国家
关于“六四”的定性，中共《简史》说：这是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事实上，绝大部分抗议者，特别是学生，并不希望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也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相反，他们只是希望共产党进一步推进改革，改革弊端。
2014年王丹接受路透社采访。
2014年王丹接受路透社采访。
六四学生运动领袖王丹在2010年曾经写过一篇“假如89民运成功”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说，“八九年的学生从来没有提出取代共产党，我们自己上台的主张，而且不管八九民运最后如何发展，也根本不可能出现所谓学生领袖成为国家领导人这样的事情。”
另一位学运领袖吾尔开希在“六四”25周年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当年学生的抗议活动只是希望给中共施压，迫使中共作出良性选择。他说：“全世界所有的群众运动逻辑一样，就是要施加压力，所谓群众集结，就是希望把自己变成一种压力，我们希望向对手施加压力，而且希望对手，就是中国政府，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可以做出良性的选择，就这么简单。世界上的群众运动就是这样的逻辑。”
吾尔开希（摄于2015年）
吾尔开希（摄于2015年）
他还说，八九年的学生运动是“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每一步都给中共当局留下了充分的余地。” 他说，仅存海外的影音资料就可以说明当时学生的诉求绝没有要推翻中共，推翻政府的意图，而中国政府却调动正规军，用坦克用实弹对付手无寸铁和平表达意愿的民众和学生，这个事实无法掩盖，最终有人要为这个事件负责。
1980年代，尽管中国共产党内部存在改革派和保守派的角力，经历文革十年禁锢后，中国呈现出一派思想活跃、讨论开放之势。作为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大学生，基本上从1979年开始，每年都会举行游行，中共称之为“学潮”。
在“八九六四”之前，最大的一次学潮是在1986年年底，当时安徽的大学生发动大规模要求民主选举和反贪的示威，示威后来扩散到上海、北京等地高校。中国当局指控那次的学潮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是要企图“否定社会主义”。
孟捷慕(James Mann)当时是《洛杉矶时报》驻北京分社的社长。他2020年告诉美国之音说，当年的学生是爱国的，是富有理想主义的，他们希望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好，希望限制共产党的权力。
他说：“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体现在为共产党的权力设定新的限制。这也被理解为是爱国主义。那些孩子以及那些支持他们的或是领导他们的知识分子是这么认为的。”
孟捷慕强调说，这些权力限制谈不上是真正拥抱西方的民主和自由。他说，“六四”时期，被视为中共党内改革派的重要人物胡耀邦和赵紫阳也从来没有从民主选举的意义上来谈论民主。
胡耀邦1987年1月，因被中共保守派认为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被被迫辞职。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4月17日，学生们发起对胡耀邦的悼念和示威活动。这被视为是“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开端。
孟捷慕说， “六四”首先是反贪腐、反裙带关系，反共产党当时的所作所为。学生，特别是普通民众，当时对自由和民主的要求是模糊的。天安门广场的“民主女神”雕像也是在抗议的后期，1989年5月30日才竖立起来的。
在北大学生1989年4月17日提出七点请愿中，没有一点是关于“反党”或是“反社会主义”的。学生们要求重新评价当时刚刚去世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求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公开收入；允许民间办报，解除报禁，实行言论自由；要求政府领导人就政府失误向全国人民作出公开检讨等。
1989年4月27日，在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前一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又称“四·二六社论”，将抗议活动定性为“反党动乱”后，北京十几万名学生上街示威，举行了“四·二七”大游行。在游行中，学生们打出的标语是“和平请愿，不是动乱”，“打倒官僚”，“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维护宪法”等。
1989年5月13日学生绝食抗议后也只是提出了两个要求：一个是要求政府迅速与北京高校对话代表团进行实质性的，具体的真正平等的对话；第二是要求政府为这次学生运动正名，并给予公正评价，肯定这是一场爱国民主的学生运动。
1989年5月4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接见亚洲开发银行代表时也说，学生上街游行并不想推翻中共政权。他说： “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
因为公开表示同情学生和反对武力镇压，赵紫阳招致了中共当时实际上的领导人邓小平的不满。 “六四”后，赵紫阳被免去党内外一切领导职务，并遭到软禁。
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时，武尔泽(Larry Wortzel)是美国驻华使馆助理陆军武官。他2014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当年拦截军车阻止解放均镇压学生的民众也是爱国和爱政府的，并没有“反党和反社会主义”。
1989年6月2日，武尔泽和同事前往北京西北郊的长城和西山调查当地村民拦下军车，阻止军人进城的情况。当时，武尔泽和同事拍下了军车照片，被解放军军官指责为窃密，并被要求交出胶卷。他说，他本以为与军队对抗的村民会帮助他和同事留下照片，结果，村民们与中国军队站在一起要求他们交出照片。
武尔泽说：“这是让我吃惊的，那些村民们说，如果你所做的一切可能会影响中国的安全的话，那我们希望你们离开，但是，我们希望你们把胶片交给这位军官。最后，我们只好交出了。”
“人民”自始至终与学生站在一起
2021版的简史是这样解释6月4日的屠杀决定的。“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央政治局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于6 月4 日采取果断措施，一举平息了北京地区的反革命暴乱。”
事实上，“人民”并没有站在中共当局的一边，支持镇压。自始至终，人民群众是同情学生并与学生站在一起的。准确地说，这场抗议运动是学生首先发起的，后来获得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响应。1989年4月23日的北京《科技日报》在头版报道学生游行活动，称“学生的行动代表了十亿人民的呼声”。
在这场持续了差不多50天的抗议活动中，教师、知识分子、记者、工人和其他平民等陆陆续续加入进来，全国各地许多城市也先后举行了各类抗议活动。
《华盛顿邮报》记者邵德廉多年后告诉美国之音：“天安门事件很伟大的一点是你看到北京人完全不同的一面。突然之间，出租司机免费搭载学生，学生可以免费坐火车到北京来。我所接触的每一个人都要保护学生，他们排成队，在装甲车前用肉体形成一道人墙。”
在“四二七”大游行的那天，数万名学生上街游行，冲过北京警察、武警以及军队的重重拦阻线，上百万的北京市民，夹道欢迎，站在学生游行队伍的两边，来表达完全支持的立场。
1989年5月13日，抗议学生发动绝食。当绝食学生濒危的画面在电视上播出后，学生抗议活动几乎变成了全民运动。北京的多家医院包括军队的医院自行组织抢救。北京市民、机关单位、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以至武装警察都加入声援、募捐、抢救之中。
1989年5月16日，一名救护人员将一名绝食晕倒的北京大学生送出天安门广场。
1989年5月16日，一名救护人员将一名绝食晕倒的北京大学生送出天安门广场。
1989年5月16日，北京几十万各界民众上街游行声援学生。全国各地还有20多万学生赶来声援。同一天，在包括上海、南京、成都、西安等在内21个城市也发生了5000人以上的示威游行。在这一天，北京1000多名知识分子联署发表了《五一六声明》，声援学生，批评政府对学运的“动乱”定性。在声明中签名的有中国著名的作家巴金、著名诗人艾青、著名学者季羡林等。
5月23日，北京又举行了百万人大游行，不少机关、干部、文化人、科技界、工业界人士加入队伍，喊出让当时的总理李鹏下台的口号。
从5月19日，中共宣布对北京实施戒严后，北京的市民、工人、干部和学生为阻止戒严部队进京，自发赶往各个交通要道，拦阻军人和军车。也有不少民众向军人送水送粮、慰问军人，劝他们放下武器，告诉他们“人民的军队不打人民”。
6月3日上午，在部队得到命令开往天安门广场时，戒严部队的军车在各个主要路口都受到了阻挡，民众在路口设置了重重路障。当晚，即便是官方一再要求北京市民留在家中，仍然有大批市民走上街头阻止部队行进，以保护广场上的学生。没有人相信军队会真正开枪。
当时官方的新闻媒体对六四清场的报道，大部分内容也是同情学生的。除了上文提到的北京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 6月4日当日负责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中主持的薛飞、杜宪着一袭黑衣、以沉痛的神态进行播音。此后不久，两名主持人被调离新闻联播节目组。
军队中对戒严也有不同的声音。被调集到北京参与戒严的38军军长徐勤先率先抗命，徐勤先后来被军事法庭判处四年有期徒刑。不幸的是，被剥夺了领导权的38军，后来成了戒严部队中杀人最多的两支队伍中的一支。另一支是空降兵第15军，解放军最精锐的特种部队。
李晓明曾是中国解放军39军116师的一名中尉，也是第一位站出来的“六四”戒严军官。1989年学生运动期间，李晓明奉命跟随部队从辽宁前往北京负责戒严任务。不过，他说，由于他所在师师长许峰的消极抗命，他们部队在比戒严令所要求的时间晚了整整一天才于6月5日早上到达了天安门广场。
李晓明后来回忆，军队中一些人对戒严的抵抗，早就开始了。在政府颁布戒严令时，有些军官因为不想参加戒严任务或反对强硬对付民众而“在队中表现不好”，令上级把他提前送返原驻地。更有人公开反对戒严并在军中宣传，虽然人数比较少。
李晓明说，他所在的部队早在5月22日就抵达到北京市郊，他清楚记得上级对所有士兵传达过非常明确的指令：“谁要是开第一枪，谁就要对历史负责。”他说，6月3日他所属的军车队以缓速行驶，每当遇到群众堵路就主动停车甚至后退，还得到群众掌声。
六四戒严部队中消极抗命的还有第28军军长何燕然何政委张明春，后来两人都被降级调职。
即便是中共的最高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内部对是否戒严的态度也是不同的。1989年5月17日，邓小平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和姚依林）提出调用军队，“在北京实施戒严，坚决制止动乱”的提议后，李鹏、姚依林同意，赵紫阳、胡启立反对，乔石中立。后来，邓小平不得不召集顾问委员会，戒严提议才得以通过。
戴晴也是1989年天安门学潮的亲历者，六四镇压后曾入狱近一年。她2014年6月4日在纽约时报中文网上发表的《“备忘”六四》说，邓小平的戒严令在从赢得民心、党心和军心上来说，当时遭遇了三个“当头棒”。她说，第一个是《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之后的“四二七”大游行；第二个是在他明确提出要戒严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表态，居然多数拒绝紧跟；第三个：王牌军军长（徐勤先）抗命！
“六四”后的镇压和清算持续至今
中共对参与抗议活动的学生和民众的镇压并没有随着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大屠杀的结束而结束。“六四”之后，当局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捕和清查，一直延续到1990。在某种意义上，六四的余波一直影响到现在。
1989年6月12日开始，中共当局首先宣布通缉支持学生诉求的，被中共视为“主要煽动者”的方励之夫妇。后来王丹、吾尔开希、柴玲和李录等21名学运领袖、工人抗议领袖韩东方以及知识分子代表严家其、包遵信等多人也遭到通缉。这些人后来陆续流亡到了海外。
“六四”之后的二十天，也就是1989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正式确认免职赵紫阳、胡启立、芮杏文、阎明复等人的职务。赵紫阳的秘书鲍彤被逮捕，鲍彤是六四事件中被捕入狱的最高级别官员。
相对于学生和知识分子，承受了中共最严厉镇压的是被中共称为“六四暴徒”的一群人。这些“六四抗暴者”在89民运期间，在军队进城后，以及“六四”镇压前后，拦截车辆、烧军车、号召市民反抗、号召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用堵塞交通等各种形式对当局的镇压。他们中多为普通市民。
他们中的有的人被很快枪决，有的人被判处了极其严重的刑期。比如，学运领袖王丹被判刑四年，向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的画像投掷鸡蛋的鲁德成被判处入狱16年。
北京市委办公厅所编出版的《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提到，北京市在“六四”后共抓捕了1千103名涉及“暴乱”的疑犯。
用《中共简史》中的话来说，“六四”事件促使中国共产党“更加冷静地思考过去、现实和未来”。
这样的思考自然不会包括公布真相，承担责任和进行赔偿。相反，中共还一直采取各种措施试图抹杀有关“六四”的记忆。“六四”屠杀至今仍是中国互联网审查最严密的主题之一；六四死难者家属的悼念活动也会遭到当局的骚扰。这一两年，在香港和澳门的悼念活动也遭到了禁止。中共似乎也达到了目的，现在，中国的年轻一代对三十年多年前北京遭到血腥镇压的民主运动几乎一无所知。
这样的思考还包括强化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更加敌视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六四”拦腰截断了中国社会民主转型的进程。民主、群众示威以及政治体制改革成为了中共眼中不可跨越的红线。中共同时还加大了对新闻出版和大众媒体的控制。
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作者高文谦在2019年六四三十周年纪念，在美国之音电视谈话节目中说，中共还从“六四”事件获得了两个政治遗产。“一是开启了暴力维稳的国家治理模式；二是就是坚决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思维，就是底线思维。”
资料照：在六四天安门镇压事件20周年之际，数万人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烛光守夜活动，悼念死难者。(2009年6月4日)
资料照：在六四天安门镇压事件20周年之际，数万人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烛光守夜活动，悼念死难者。(2009年6月4日)
这样的“暴力维稳”和“底线思维”在中共现任领导人习近平的统治下变本加厉。在香港，中共实施《国安法》，一步步打压香港的自由；30年来一直在香港举办的全球最大规模六四纪念活动也被视为禁止。这个月早些时候，香港著名民主活动人士黄之锋等四人因去年未经批准参与纪念“六四”集会被法院判处4至10个月有期徒刑。
在新疆，中共对上百万维族人任意拘押，在西藏，中共压制西藏人民的文化和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