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憲法》
第17條（參政權）
﹝1﹞人民有選舉、罷免、創制及複決之權。
第18條（應考試服公職權）
﹝1﹞人民有應考試、服公職之權。
當前中共邪黨主席、總理、常委等均非民選，皆為非法，人人盡可誅之。
我們人民一起罷免現任所有中共偽政府官員，實行全民選舉新中華民國總統。
尊敬的新中華同胞們好：
聽大陸軍區的兄弟講，現在軍隊裏人心思變，面對當前的國際戰局是人人自危，長吁短嘆。很多士兵剛結婚，妻子懷孕無人照顧，老人體弱多病，工資根本無法支撐家中的花銷，大陸士兵親眼看見老兵退役維權，老兵待遇很差，大部分士兵早已經看清中共邪黨的陰毒，都不願意給中共當炮灰，戰爭爆發時大陸士兵會調轉槍口，射殺中共首腦，轟炸中南海等指揮中樞，為光復大陸，解救中國人出一份力。當前革命形式大好，消滅中共的革命必然成功！打倒中共邪黨，斬首中共黨魁，創建新中華，實行全民大選。
新中華同胞們好：
我們一起對中共邪黨的海外公司發起法律超限戰，首先查詢中共邪黨控股的各個公司海外公司分布情況，以其及母公司在國內違法犯罪行為，匯集完資料，翻譯成其所在國家的語言，發送給其國外公司所在地司法機關和合作客戶，使其國外公司資產被凍結，或被依法關閉。斬斷中共邪黨的海外金脈，削弱中共邪黨的實力。
據公開資料顯示：上海綠地集團、山東南山集團均屬於中共邪黨控制。
尊敬的中華同胞們好：
讓我們一起對中共邪黨發起金融超限戰，
一、提現，每天提取所有儲蓄卡可以提現的最大額度，直到提完。也可以換成比特幣或美金等硬通貨。
二、停止還貸，你的所有房貸、車貸、公司貸款全部停止還款。
三、賣掉基金、股票等金融產品，提現或換成硬通貨。
四、用比特幣、加密貨幣交易消費。
五、存糧、存水、存藥、存衣服、存必需品、購買武器槍枝彈藥。
中共党史掩盖和歪曲的重大历史事件(5): 长征不是北上抗日而是末路逃窜
2021年6月29日 16:23
斯洋
2006年11月9日，为纪念中国红军长征70周年，芭蕾舞团在南宁表演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新华社提供给美联社的图片）
2006年11月9日，为纪念中国红军长征70周年，芭蕾舞团在南宁表演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新华社提供给美联社的图片）
华盛顿 —
关于长征，中共媒体和各类宣传材料一直称之为“拯救民族危亡”和“北上抗日”的壮举。2021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宣称长征“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肩负着民族希望胜利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然而，无数史料证明这是又一大谎言，长征不过是国民党围剿中的末路逃窜。
中共：长征是为了“北上抗日”
“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碑”
“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碑”
把长征说成是“北上抗日”的始作俑者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两人在1935年11月联名发表的“抗日救国宣言”中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曾经不断唤醒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对日作战，曾经派遣了自己红军主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历尽艰难困苦北上抗日。”
毛泽东和朱德在这里说明，长征是中共的一种主动行为，目的就是为了‘北上抗日’”。
有越来越多的中共史料以及参与者的回忆录显示，长征是中国工农红军为了生存和发展而被迫进行的一次“战略大转移” ，（更准确地说，是一次“撤退”或是“大逃亡”）但是，至今还没有中共专家敢承认，这次转移其实与“北上抗日”并无关系。
“抗日先遣队”并非奔赴抗日前线
中共中央红军在长征前曾派出过一支所谓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这个先遣队一直被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共一开始就坚决抗战的证据和象据。“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最先举起了抗日旗帜，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救亡图存、实现民族解放的核心力量。”
关于派遣这支先遣队的目的，2021版的中共简史是把它放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这一节中说的。简史说：“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重要革命根据地的压力，7月上旬，红七军团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开赴闽浙赣皖边区活动”。所以，从这支先遣队的行踪也可以看出，他们真正的目的地并非东北和华北的抗日前线，而是福建、浙江一带。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福建和浙江并没有日本兵出现，相反，那里曾是国民政府的心腹战略地带。
后来，中共披露的资料显示，这支队伍的真正目的是“为红军主力突围试探”。它 “牵制了约20万国民党军队，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战略大转移”。
1936年11月16日，在中央红军踏上长征途中1个半月后，红二十五军以“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名义，离开鄂豫皖地区，向西部转移。这支军队的确发表了北上抗日宣言，而且这支部队最后也确实北上了，但是最后到达的是没有日本军队的陕西，而且到达以后，不是去到华北抗日前线，而是西进，前往甘肃。
长征一开始就是毫无目的的大逃亡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政府、中革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从江西瑞金出发的“长征”也与抗日无关。
红军初期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在《中国纪事1932-1939》中对长征和“北上抗日”是这样评说的:“就当时来说，其实没有一个人，哪怕只是在梦中想到过要北上抗日。虽然抗日是主要的政治口号，但决不是党和红军领导者的军事计划。”
新版的历史书说：“1934年9月上旬，国民党军队加紧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腹地发动进攻，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
根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2016年拍摄的八集历史纪录片《永远的长征》，由于中央红军在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行动中失败，中央苏区“几近陷入绝境”，被迫“突围” 、“撤离”，“实行战略转移”。根据史料记载，那个时候，“长征”还不叫”长征”，是“西征”和”突围”。
这部为宣传歌颂长征而制作的宣传片还在不经意中透露，红军撤离江西苏区时，并没有明确方向，而且红军在长征途中因为国民党的围追堵截，曾频频改变自己的行进方向和“落脚点”计划。
江西于都的红军长征出发地成为重要的红色景点
江西于都的红军长征出发地成为重要的红色景点
直到1935年6月，中央红军在抵达四川懋功的两河口与中共另一领导人张国焘的队伍会师后，才决定“北上”方针，“因为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中共军事问题专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金一南 2009年在《苦难辉煌》一书中，在谈到两河口会议的“北上方针”时也说： “唯一可行的是向北发展，接通苏联，以取得国际援助。”为了打通国际路线，毛泽东曾建议“在适当的时间”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
虽然中共后来的很多材料说，两河口会议为红军“北上抗日”奠定了基础，然而，对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来说，两河口会议更紧迫的任务是中央红军和张国焘领导的红军一起北上，共同创建川陕甘根据地。因为张国焘的不同意见（中共党史所说的张国焘闹分裂），这个计划并没有实现。
两河口会议后，中央红军还改变过一次“落脚点”计划，最终才确定前往陕甘根据地。1935年9月12日，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在与张国焘决裂后，在甘肃的俄界还曾决定向中苏蒙边境地区进发，“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打通同国际的联系，整顿和修养兵力，扩大红军队伍，……将来向东发展”。
红军最终决定去陕北完全是出于一次偶然的机会。1935年9月18日，在西北小镇哈达铺，毛泽东偶然从旧的《大公报》上得知陕北依然活跃着相当数量的红军，而且还有相当大的一片根据地后，才决定前往陕北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合。
从1934年10月10日开始长征到1935年9月22日宣布到陕北落脚，中共中央的“落脚点”曾经历了七次变化。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前客座研究员谢幼田在自己的书《中共壮大之谜--被掩盖的中国抗日战争真相》》中说，“长征事实是：这只是一种打了败仗以后的逃跑和求生存的军事行动。”
他这样概括了中央红军长征的经历：“最初打算与贺龙在湘西会合，失败以后西进到贵州；毛泽东接掌党的大权以后，预定渡过长江北上四川，再失败；然后逃到荒凉但是追兵较少的云南；这时候，已经没有、而且不可能有既定的目标，只是为了不被消灭而尽可能地回避战斗，而飘忽不定在云贵川一带；这支中央红军第一次北上，与已经在四川西康等待他们的红军第四方面军相会。从一个偶然机会知道高岗、刘志丹在陕北，于是毛泽东自行再北上。从来不存在一个为了抗日的战略北上‘长征’。”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抵达陕北的吴起镇，与在陕北的红军汇合。至此，中央红军长达“历时一年，纵横11个省，行程2.5万里”的长征结束。中央红军的军力也从出发前的8万6千人锐减到7200人。
长征后的东征和西征，是为了打通前往苏联的通道
在中共的宣传中， 陕北既是中共中央和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是抗日的“出发点”。在陕北落脚后不久的毛泽东和朱德也确实发表了《抗日宣言》，然后，对当时的红军来说，首要的任务不是抗日，而是“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
1935年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会议明确说明，陕甘支队（红军在长征后期的名称）当前的重要任务是“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主要敌人是蒋介石、张学良、阎锡山。”
1935年12月，中共召开了中共党史上至关重要的瓦窑堡会议。用中共的话说，这次会议是中共标志着中共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转折”。虽然在这次会议中，中共提出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但是，中共首要的任务依然是“巩固扩大现有苏区”和“打通苏联”。
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1936年红军的战略方针和任务是“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其中以打通苏联为中心任务，以山西和绥远为红军行动和发展苏区的主要方向。
根据金一南的《苦难辉煌》，红军在1936年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发起的“东征”和“西征”，无不和这个目标有关，因为当时中共知道苏联支持中共在苏蒙边境建立根据地。
他说：“东征、西征，皆为张浩(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带回来的斯大林不反对红军向北和西北发展、靠近苏蒙边境这句话。”他认为，这句话“是红军生存与发展的希望”。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王树林2017年的一项研究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落脚点的最后确立，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因素至关重要。
文章说，鉴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并控制华北，中共丧失华中、华南的苏维埃根据地，共产国际、苏联提出中国红军在四川、陕西，以及尽可能在新疆方向开辟苏维埃根据地的设想，进而出台支持四川苏区和发展中国西北革命运动的计划，逐渐形成了推进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新战略方针，那就是支持和帮助中共、红军向中国西北地区发展，靠近苏联和蒙古建立中国革命的战略根据地。”
他也强调说，“共产国际支持中国四川苏区和发展中国西北革命，是苏联在远东平衡日本侵华力量，从而保障国家安全的现实需要。”
东征和西征都没有成功，当时中共中央甚至做了万一陕北不能坚守而再次转移的打算。毛泽东曾给斯大林发出电报，打算放弃陕北突围到南方。
1936年12月12日爆发的西安事变，才让中国共产党真正迎来了命运的转折点，中国的历史也从此出现了根本的转折。
尊敬的新中華同胞們好：
國內戰友們對中共首腦的去中心化斬首超限戰已經發動，中共邪黨垮台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已經倒下，今後斬首常態化，對中共首腦、書記應斬盡斬，堅持清零中共首腦。
懇請各位廣為傳播這條消息，鼓舞全國同胞的滅共革命士氣，點燃全國同胞們斬首中共邪黨首腦的勇氣，讓更多同胞參與到去中心化斬首中共首腦，消滅中共偽政權的革命行動。
兩會封鎖：河北一公安局長李憲被殺 多官員被捅傷
北京時間：2023-03-03
中共兩會前夕，河北省河間市副市長、公安局局長李憲被殺的消息在坊間廣為流傳。（網絡圖片）
【新唐人北京時間2023年03月03日訊】中共兩會前夕，河北省河間市副市長、公安局局長李憲被殺，多名官員被捅傷，相關消息在坊間廣為流傳。目前當地政府下令要統一口徑，嚴密封鎖此消息。
網傳的爆料消息顯示，2月27日，河間市公安局局長被殺，政委被捅了幾刀，目前消息封鎖中，聽說是收了錢沒有給人家辦事，讓人給做了。
據大紀元3月3日報導，3月2日，河間市一位其家人有政府背景的人士向大紀元證實了這個消息。這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女士說：「河間市公安局在開常委會，一個涉案違法的人帶著刀悄悄跟著進了會議室，把開會的人都給捅了，但是（其中）死了（的是）兩個人。」
「（副市長被殺）這事兒是真的，已經發生三天了，具體情況不清楚。」河間市公安局附近小區的一位居民說。
關於李憲被殺的消息，當地坊間有兩個版本。
河間市一事業單位的劉女士對大紀元表示，一個版本說殺人的是農村的一個上訪戶，該老漢之前被截訪，後給拘留，放出來之後，把局長給殺了。
另一個版本是，殺人者是內部人，因為沒有得到提拔，就把領導給做了。因為事發時公安局正在開高層會，如果外面人去辦事只能去大廳，樓下有保安，進不到公安局內部。
「今天（3月）2號得到的消息是，（凶手）捅了七八個人。可以確定的是，河間市公安局長李憲已經死了。」劉女士說。
事發後，河間市政府機關和下屬的鄉鎮大院都封了，各鄉鎮都在開緊急會議。劉女士說，「我的一個親屬在鎮政府上班，他說確實有這個事情發生，但上級要求所有的行政事業單位保密，因為現在是兩會期間。」
劉女士表示，現在河間市政府下令統一口徑，正在商量是因公犧牲，還是涉恐襲，來定性此事。現在是兩會期間，官方要把這個事情先壓下去，不然河北省、滄州市（河間市由滄州市代管）的領導都會受處分。
劉女士還提到，老百姓現在私下裡分析說，殺人的人如果不是體制內的人，也是跟他們非常熟悉的人，不然靠近不了他們。好多鄉鎮都知道這個事，而且老百姓都說怎麼不拿著炸藥包去呀？民間對他們恨之入骨。
3月2日，逃亡到美國的前大陸媒體人趙蘭健也在推特發帖表示，問了本地人，是有這麼回事。滄州河間市副市長兼公安局長李憲，1977年生，被刺當場死亡、6位副局長等被傷，兩人還在ICU搶救。一把局長遇刺，全國首例，當地轟動，家喻戶曉。
對於李憲被殺一事，大紀元記者撥通河間市政府辦公室的電話，一名男姓工作人員回應稱「這個不知道，你去問宣傳部」，並提供了電話號碼。記者隨後撥打河間市委宣傳部的電話，無人接聽。
隨後記者致電河間市公安局刑警大隊，電話無人接聽，又撥打了海外「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簡稱 追查國際）發布的李憲手機號碼，提示已關機。
據追查國際通報，因積極參與迫害法輪功學員，時任石家莊深澤縣政法委書記李憲、時任河間市公安局局長李書信等官員以及相關單位被通報追查。
公開資料顯示，李憲於1977年3月出生，曾長期在石家莊市深澤縣公安局任職，歷任深澤縣維穩辦主任，政法委常務副書記等職。2021年，李憲升任河間市副市長、公安局局長，現分管公安局、司法局、民族宗教事務局、退役軍人事務局。
（責任編輯：洪宇）
新中華同胞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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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用去中心化的模式，分別對所在地中共官員進行斬首行動，控制當地政府大樓，宣告當地光復，中共立即結束，至於軍方，咱們呼籲美國、英國、日本等國家，威懾警告中國軍方，警方，不得干涉中國人民推翻暴政的行動。否則立即殲滅鎮壓中國革命人的軍警。
中華同胞們好：
我們用去中心化的模式，分別對所在地中共官員進行斬首行動，控制當地政府大樓，宣告當地光復，中共立即結束，至於軍方，咱們呼籲美國、英國、日本等國家，威懾警告中國軍方，警方，不得干涉中國人民推翻暴政的行動。否則立即殲滅鎮壓中國革命人的軍警。
《中華民國憲法》
第17條（參政權）
﹝1﹞人民有選舉、罷免、創制及複決之權。
第18條（應考試服公職權）
﹝1﹞人民有應考試、服公職之權。
當前中共邪黨主席、總理、常委等均非民選，皆為非法，人人盡可誅之。
我們人民一起罷免現任所有中共偽政府官員，實行全民選舉新中華民國總統。
尊敬的新中華同胞們好：
非斬首特別行動隊的同胞，可以參與消滅中共邪黨的媒體超限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媒體，宣傳中共邪黨的惡行，講述自己被中共邪黨傷害的真實經歷，隱去地址、姓名等容易辨識你身份的細節，盡量用無法追蹤你信息的社交媒體，如Damus、Amethyst,然後用信息瀑布這種媒體戰法，即每五分鐘複製發送自己或他處的有關消滅中共邪黨的信息新聞，利用自己空閑安全的時間發滅共信息，隨著參與的同胞越來越多，全局页面會形成滅共信息瀑布，快速影響其他人加入消滅中共邪黨的革命。
當前革命形勢大好，中共必滅。讓我們一起創建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新中華民國！
尊敬的中華同胞們好：
SVB BANK矽谷銀行被加州監管機構關閉，中共偽政權統治的銀行從2021年個人儲蓄卡單日限制提現5000元至1000元不等，中共的銀行如果不限制提現，所有的銀行立即被擠兌倒閉。即使限制儲戶提現，中共邪黨控制的所有銀行100%會破產關閉。
多方情報顯示，中共政權最快將於2023年4月之前垮台，請各位同胞廣為傳播，消滅中國共產黨，光復大陸，拯救中國人！
尊敬的中華同胞們好：
各位在大陸工作賺的人民幣是假錢，接下來中共邪黨控制的銀行都會破產關閉，人民幣變成冥幣。盡快提現或兌換成美金、比特幣等硬通貨，立即停止為中共邪黨工作賣命，全國同胞聯合罷工、罷市，中共會迅速解體。
中共党史掩盖和歪曲的重大历史事件(4): 抗日，到底是“中流砥柱”还是保存实力？
2021年6月20日 13:40
斯洋
北京卢沟桥旁抗日战争纪念馆中狼牙山五壮士的雕像(东方 拍摄)
北京卢沟桥旁抗日战争纪念馆中狼牙山五壮士的雕像(东方 拍摄)
华盛顿 —
1931年开始到1945年结束的长达14年的日本侵华战争应该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黑暗的一页，作为当时中国的执政党的中国国民党为抗日战争付出了惨重的牺牲。然而，在中共党史的叙事中，中共才是中国人民抗日的领导者，始终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而实际上，中共一直保存实力，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甚至勾结日军。
无视国民党的巨大投入和惨重牺牲，中共坚称自己是“中流砥柱”
2021年最新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依然称中共是“全民族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对于中国国民党在抗日战中的巨大投入和惨重牺牲，新版的《简史》以一段话带过：“当时，国民党表现了一定的抗日积极性，国民党军队曾进行了平津、淞沪、忻口、徐州以及保卫武汉等战役，并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但是未能从根本上扭转战局”。
相反，《简史》以较为详细的笔墨描述了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参与的“唯二”战斗--“平型关大捷” 和“百团大战”。《简史》还这样突出这两次战斗的重要性。“平型关大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主动对日作战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而“百团大战”给日军的“囚笼”政策以沉重打击，“在抗日局面比较低沉时振奋了全国人民的信心”。
事实上，“平型关大捷”只是国民党军队主导的太原会战中非常小的一部分。中共旗下的八路军只有林彪部不足一个师的军队参加作战。简史特别强调，“平型关大捷歼灭日军1000人”，但是绝口不提太原会战中光忻口战役就打死打伤日军约两万人，创造了华北歼灭日军人数的最高纪录的事实。
1940年8月开始的“百团大战” 是由中共八路军指挥员而非中共中央制定的战斗计划。中共中央在此之前只批准了小规模的包括23个团兵力的战斗。这一战斗后来在中共党内多年受到批判，认为它“在敌人面前过早暴露了我们（中的）的力量”。百团大战”的具体指挥员，八路军副司令员彭德怀后来在文革被清算时，进行“百团大战”是他“反对毛主席”的“罪状”之一。
史料显示，像太原会战那样的大会战，国民党在抗战期间共组织了22次（中日双方投入10万以上兵力）。另外，国民党还组织了1千117次大战役（投入兵力数万到十万人）；3万8千931次万人以下的中小规模战斗。
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伤亡341万多人，共有206名国军将领在抗战中捐躯。4300多名飞行员血洒长空，2468架战机被击落，海军舰艇损失殆尽。国民党75%的军力在战争中被消耗。
相比之下，根据中共自己的统计，敌后抗日武装共伤亡61万多人。中共方面在抗战中死亡的高级将领仅有左权1人。
中共对中国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地位与作用的最大限度的认可出现在2005年。2005年9月3日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讲话中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这算是中共首次肯定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地位和作用。后来有一段时间，在中共官方的叙事中，出现过中国抗战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共同领导”的说法。不过，这样的有限承认，最近这两年也有了改变。
2019年，描述淞沪会战中国民党“八百壮士”死守上海苏州河畔四行仓库的电影《八佰》被撤档三次，原因据称是“过度美化国民党的抗战功绩”，只是展示了“历史碎片”。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抗战75周年的讲话中也不再提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奉献。“国民党”三个字全文只出现了一次，出现在“国民党军‘八百壮士’这组词中。到新版《简史》，国民党只是表现了“一定的抗日积极性。”
面对中国共产党史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的说法，《谁的新中国》一书的作者历史学家辛灏年在2005年在一场有关国共两党谁是抗战中流砥柱的公开演讲中曾提到这样一个问题：“我请问大家，淞沪会战中，中华民国投入的兵力是70万，日本投入的兵力是50万。两军对垒，120万军队在上海打起了一场决战。我请问，远离上海三、四千里以外的陕北红军，毛泽东领导的红军，一万三千杆枪、两万人马、三个县的资源，能够领导的了淞沪会战这样一场百万人的决战吗？”
在解释中共的“中流砥柱”作用时，中共党史的专家们通常会避开上述显而易见的力量对比的事实，转而强调：“中国共产党最早提出抗日主张并率先开展抗日斗争，是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先锋”；“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并坚决维护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政治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开辟的广大敌后战场和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是坚持抗战和夺取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等等。
那么，中国人民面临民族危亡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到底怎么做的？
东北的抗日行动一开始并非是中共领导的
在中共的叙事中，“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最早开始。中共“率先提出了抗日主张，并率先开展了抗日斗争”，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了东北的抗战”。
2017年10月，中共的教育部将 “八年抗战”改成“14年抗战”，将抗战的起点，从1937年的“七七事变”，提前到了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外界认为，中共的此举就是为了凸显中共对东北抗日中的领导权，试图抢夺抗日战争的话语权。
时事大家谈：8年抗战改14年，历史说改就改？
时事大家谈：8年抗战改14年，历史说改就改？
中共的确在“九一八事变”后发表了五份反对日本侵略的文件。1932年，远在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也确实“对日宣战”，然而，这些并不能证明中共领导了东北的抗日行动。
东北的抗日行动最初是由东北抗日义勇军进行的。根据“杨靖宇（中共抗联领导人）烈士陵园暨南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的一篇题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兴起和发展”，“东北抗日义勇军”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各族人民、一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山林队为基础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力量”，“它的成分极其复杂，几乎包括了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
这篇文章承认当时的中共其实没有足够的力量来领导这支部队。文章说：“虽然中共满洲省委和地方党组织曾派出一批党员干部到一些抗日义勇军中开展工作，对义勇军开展抗日斗争起了积极作用，但力量弱小，不能左右抗日义勇军领导的决策，也无力解决义勇军内部成份复杂和思想复杂等问题。”
非但如此，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13年的一篇文章指出，1932年中共中央“北方会议”“对东北中共的实际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危害”。“北方会议”要求中共满洲省委在东北“实行土地革命，创造苏维埃政权，武装保卫苏联”。文章说，这样的政策因为排斥义勇军和山林队等错误，造成东北党组织的异常孤立，“使得党在义勇军中的工作归于失败”。这样的政策到1933年1月底才有所改变。
东北抗日义勇军后来发展到30万人，也有说50万人的，不过，1933年，由于遭到日军的围剿，义勇军损失巨大，几近瓦解。
1936年2月，中共满洲省委依照共产国际的指令，将所属部队以及义勇军残部联合起来组建了“东北抗日联军”。“东北抗日联军”最壮大的时候人数差不多3万人，规模不到义勇军时期的十分之一。抗联共有11个军，其中只有7个军隶属中共直接领导。
“新华每日通讯”2017年的一篇文章说，即便是中共领导的东北抗联也因为客观地理环境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并非紧密。“地理上的距离加上当时并不发达的通信手段，使得东北抗联与党中央的联系极为不易”。文章还说，“由于同一时间上海党中央机关被叛徒严重破坏以及随后中央红军的长征，则让抗联与党中央的联络彻底中断，成了‘没娘的孩子’”。
1940年，东北抗日联军失去大部分的根据地和游击区，部队数量最后只剩不到2千人。这支队伍后来转向苏联求援，最后被编入苏联红军远东第88旅，也称“抗联教导旅”。1945年，这支队伍被苏联远东军解散。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号召推翻国民政府，“武装保卫苏联”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的六年间，中共到底做了什么？
中共中央的确在“九一八事变”的第三天，即1931年9月20日，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中共在宣言中谴责日军侵略，并号召工人、农民、学生、贫民、士兵全体起来推翻当时领导整个中国的国民政府。
同一天，中共中央代总书记王明还发表了“武装保卫苏联”的讲话。在这份题为《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中，中共中央给全党制定的“伟大历史任务”是：“武装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
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也不是中共第一次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号召“武装保卫苏联”。1929年，在苏联与中国因为“中国东方铁路”发生武装冲突时，共产国际要求中共“武装保卫苏联”，并组织大规模的反对国民党和拥护苏联的群众示威。中共对此作出了积极响应。中共创始人之一陈独秀由于反对“武装保卫苏联”被开除出党。
对早期的中共来说，中华民族并不像习近平所说的是他们要捍卫的对象，中国甚至都不是他们的祖国。中共成立的第二年就作出了如下明确的决议，“苏维埃俄罗斯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和农人的国家，是无产阶级的祖国，是劳苦群众的祖国……全世界的劳动阶级和劳苦群众应该尽力保护苏维埃俄罗斯”。
1931年11月7日，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中国在共产国际的要求下，在江西瑞金创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临时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坚持以暴力推翻领导抗战的国民政府为其基本宗旨。
1932年4月，中共中央发布对日战争宣言。这个宣言被中共党史当作中共领导抗日寻找的另一个证据。中共的宣传材料说，“这比国民党政府正式对日宣战要早9年”。但是，这份宣言不是号召民众首先抗日，而是先“组织民众抗日义勇军，夺取国民党军阀的武器”来武装自己，直接对日作战。
北京师范大学已故历史系教授王桧林2001年发表文章说，“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随后占领了大片中国领土，中国遇到了空前的危机，面临着民族生死存亡问题。但是，中国共产党按照共产国际和自己本党的决议提出的重要口号是‘武装保卫苏联’，自居于中华民族抗敌斗争之外”。
对中共来说，最有名的“抗日”行动无过于中央红军1934年的“长征”。毛泽东和朱德在1935年11月联名发表的《抗日救国宣言》中说，中共派出“红军主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历尽艰难困苦北上抗日”。关于这段经历，已有无数的资料显示，“长征”只不过是中共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战略大转移”， 更准确地说，“大逃亡”而已。
对于红军在中共军队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的几年间的行动，《中共如何壮大之谜》的作者谢幼田说，“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是抗日的力量，不曾向日本军队放过一枪一弹，他们所做的，就是用红军打击国民政府，分散抗日的力量；或者利用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抗日热情，与别有用心的政客配合，煽动立即抗战，破坏国民政府的战争准备和战略决策。”
相反，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因为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的“淞沪抗战”以及1933年的“长城抗战”而中止了对中共所在苏区的“围剿”行动。谢幼田说，中共的做法，“使得面对日本军队正面作战的国民政府的背后受到了一再的武装袭击。他们的作为，加重了中华民族的苦难和危机，而有利于日本的侵略。”
中共这种以暴力推翻国民政府为宗旨的革命策略到1935年8月1日中共发布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八一宣言》时也没有改变。《八一宣言》的策略是“反蒋抗日”。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共配合苏联的要求制定的
中共党史专家在谈到中共是抗日的“中流砥柱”时，都会强调中共首先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而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政治领导核心”。但是，中共专家们没有提到的是中共最初提出“统一战线”是源于共产国际和苏联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需要。
哈佛大学教授托尼·塞奇（Tony Saich）在自己的新书，《从反叛者到统治者，共产党百年》一书中说：“这最重要的战略转变再次来自莫斯科，来自1935年7月和8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由于对德国和日本意图的忧虑日益加剧，共产国际七大呼吁建立反法西斯主义统一战线，包括所有成分、所有阶层和所有反法西斯的国家。”
中共宣传材料有时也会承认，“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方针”，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经过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批准后，王明于1935年8月1日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这份宣言，所以，这份宣言后来也被称为《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一方面“号召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另一方面，又呼吁大家“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勇敢地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值得一提的是，彼时，中共中央以及毛泽东其实还辗转在长征的路上。用中共的话说，《八一宣言》的公布，“标志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战线基本形成”。
1935年11月28日，到达陕北的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表《抗日救国宣言》，这被认为是中共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标志。不过，这个战线并没有包括蒋介石。宣言指出：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
中共“反蒋抗日”的态度直到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之后，由于苏联的干预才有所改变，变成“联蒋抗日”。抗日统一战线能够真正形成，“西安事变”是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在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才接受了中共的条件，而这一切的转变都源于苏联的作用。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和杨虎城劫持了蒋介石。中共一直强调，自己是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策略。但是，中国党史没有说的是，在得知蒋介石被扣押的最初，毛泽东和一些共产党人希望对蒋介石进行“公审”，“处死”蒋介石，而且，中共的态度遭到了斯大林和苏联的强烈反对。
《中共壮大之谜》一书的作者谢幼田说：“苏联认为只有中国的抗日战争才能够拖住日本，减轻日本对苏联东部的威胁；只有蒋介石才能领导中国和日本对抗，张学良不足以代替。”
另外，由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不同意，中共中央还放弃了与张学良和杨虎城达成的建立在苏联支持基础上的“西北国防政府”和西北大联合计划，下决心转过来同南京政府谈判。
哈佛大学的塞奇说，蒋介石最终接受中共的条件，答应与其一起建立统一战线是因为他相信苏联可以援助中国的抗战。苏联后来也确实为中国抗战提供了四年的援助。
塞奇说：“考虑到国民党军队在武力上的缺乏，来自苏联的支援非常关键。这也要求他（蒋介石）必须与中共达成某种政治上的安排。蒋介石因此不再抵制毛泽东的要求，允许中共保留自己的根据地，也接受对中共军队改编，将北方的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南方的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
1937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发表“共赴国难宣言”，包括为实现三民主义奋斗；取消苏维埃化运动，取消苏维埃政权以及红军的独立性等四项条件。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至此才算正式形成。
蒋介石成为国际社会承认的抗战中国统帅，中共也承认为其部下。濒临绝境的中共红军，因为苏联支援蒋介石抗日，从而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获得了难得的历史转机。
中共“七分发展、二分应对、一分抗日”
但是，被收编的中共并没有专注抗日，在“合法”的名义下，更为专注于自己的发展，最终夺取了政权，推翻了国民党。
偏居台湾一隅的蒋介石多年之后对此依然不能忘怀。1965年10月10日，蒋介石在《中华民国五十四年国庆纪念告全国军民同胞书》中说：“初不谓共匪毛贼狼子野心，竟玩弄其邪恶的‘两手’，方其投降宣言，墨汁未干，正当日军全面入侵之际，仍公然扬言，要‘七分发展，二分应对，一分抗日’”。
1941年蒋介石（右）在湖南，左边的是他的儿子蒋经国
1941年蒋介石（右）在湖南，左边的是他的儿子蒋经国
2015年9月2日，台湾总统马英九在台北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讲话时也提到这个方针，借此批评中共在纪念抗战时扭曲史实及抹杀国民政府对抗日战争的贡献。他还重申， 国民政府才是对日抗战领导中国的唯一政府，国军主导抗战是历史事实。
“七二一”方针的说法最初源于八路军第115师独立团团长杨成武手下一个脱离共产党的下层军官。这位叫李法卿的军官说，1937年9月，毛泽东对奔赴山西作战的杨成武指示：”中日之战是本党发展的绝好机会，我们决定的政策是百分之七十是发展自己，百分之二十为妥协，百分之十对日作战。” 李法卿还说，该指示是1937年8月，中共洛川会议秘密决定的原则。
关于这个“七二一”方针，历史学家们并没有从中共档案中找到任何证据。但是，这样的精神在中共领导人的回忆录的字里行间却有体现。
中共前领导人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对洛川会议有这样的记载：“他（毛泽东）警告会众不要为爱国主义所迷惑，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他主张八路军应该坚持游击战争，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避实就虚，绕道日军的后方去打游击。主要任务是扩充八路军的实力，并在敌人后方建立中共所领导的游击根据地。”
张国焘这样的说法与中共后来公开谈论的洛川会议的基本精神也很一致。中共的宣传材料说：“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和红军的特点，中共中央在会上确定了红军应执行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指出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并在有利条件下进行运动战，创立敌后抗日根据地，钳制与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保存与扩大红军。会议确定红军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使游击战争担负起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中共一直说自己是抗战的领导者和主力军，但在十四年抗战历史中，中共反复提到的只有“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这也可以从侧面证明，即便“七二一”的数据不完全准确，但是这样的精神至少是存在的。中共很少介入日本与国军的战斗。
共产国际驻延安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写道：“八路军、新四军事实上从1941年开始就停止了对日作战，百团大战是最后一次对日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得到指令，一律不准对日进行作战行动，包括受到攻击便撤退。”
中国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曾发文说，中共在统一战线成立的早期应该不太可能制定‘七二一’方针，但是，他承认，“1939年国共两党关系发生急剧改变后，到1940年，中共中央确实是“将军事发展放在了决定性的位置上，并且具体规划了‘在坚持游击战争的总任务下，扫除一切投降派和顽固派的进攻，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北、江南打成一片，化为民主第抗日根据地， 置于共产党进步势力管理之下，同时极大发展鄂中与鄂东’的大发展目标及其实际步骤”。
按照最新版《中共简史》，到1940年底，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部队发展到50万人（不包括东北抗日联军），还有大量地方武装和民兵，在华北、华中、华南创建了16块抗日民主根据地。
到抗战结束时，中共军队发展到约132万人，民兵发展到260余万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即解放区已有19块，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这是抗战初期中共的规模所无法比拟的。那个时候，中共只有不到5万人，正为自己的生存担忧。
中共对日本的真正攻击开始于1945年8月10日和11日。在距离日本投降还有几天的时间里，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连续发出七道命令，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迅即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展开攻势。在日军投降前一个星期，中共在上述地区迅速“收复县以上城市250座”。
中共此番表现令人不禁觉得其有“摘桃子”之嫌。历史学家辛灏年在其著作《谁是新中国》说，“摘了抗战胜利这个大桃子的，不是别人，恰恰是毛泽东和他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曾指骂蒋介石在抗战胜利之时，便立即从峨嵋山上赶下来“摘桃子”了，意即下山“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
毛泽东与日军勾结，出卖国民党
后来还有资料显示，中共非但没有认真抗战，而且还在抗战期间勾结日军，出卖国民党。
2015年12月，日本东京福祉大学国际交流中心主任、筑波大学名誉教授远藤誉出版了《毛泽东，与日军共谋的男人》一书。该书指出，抗战中毛泽东为削弱国民党军队的力量，把从国共合作中获得的国民党军事情报卖给日本；毛利用抗战壮大中共力量，为日后打败国民党军队做铺垫。
远藤誉选择美国之音作为首次公开她在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找到的档案（美国之音歌篮拍摄）
远藤誉选择美国之音作为首次公开她在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找到的档案（美国之音歌篮拍摄）
远藤誉的重要证据是日本侵华期间，外务省派驻上海的特务机构”岩井公馆”的主人岩井英一的回忆录《回想的上海》。根据岩井纪录，抗战期间毛泽东向上海和香港派遣中共特务袁殊、潘汉年等与日本特务机构”岩井公馆”和”梅机关”等接触，务求削弱抗日的国军并与日军签订停战协定。
远藤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她认为，勾结日军是毛泽东的个人行为和决定，然后由极少数间谍来实施的，这个行为并不是中共当时的集体决定，中共其他高层其实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她还认为，中共建政后中共隐蔽战线最出色的特工潘汉年以及其他中共谍报人员的被捕应该与这段经历有关。1955年，潘汉年被秘密逮捕，后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越来越多的史料证明，逮捕潘汉年是由毛泽东亲自下达的命令。
共产国际驻延安特派员兼塔斯社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1973年出版的《延安日记》也写到了毛泽东与日本军队勾结的情况。他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毛等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存着联系...... 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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