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画赏析：《主席卧室中的女人》
首先，这幅画的作者很深刻地领会了19世纪中期流行欧洲的拉菲尔前派创造真谛，强烈地表达了自己想要表达理念的欲望，仔细地研究了自然和表达这种自然的理念，抓住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日常生活中的一瞬间：毛主席有深夜工作的习惯，凌晨时分江青同志无意闯入毛主席的卧室， 正与毛主席在床第交欢的年轻女子来不及穿衣服，抓起衣服仓皇躲避，毛主席则泰然处之顺手拿起一本书，一本正经地装作正在读书做学问的样子，成功地掩饰了江青推门而入时看到的场景的尴尬与不安。同时，画家还继承了拉斐尔前派的创造风格，采用了学院派传统的对称构图法则，利用毛泽东床前的一盏灯营造了逆光的效果，整个画面形成了一个金黄色的暖色调。画家模仿了18世纪欧洲画家的手法，把一些故事情节用暗喻的手法巧妙地嵌入画内：如画面中江青面部转向说明此刻已经发现室内的另一个女人，身上穿的是当年自己设计颇有时代感的那条灰裙子，象征着神性爱与圣灵的红色窗帘，窗外庙宇的大屋顶建筑剪影暗示着中南海的楼台亭阁，微亮的天空寓意着又一个黎明，窗户玻璃上毛泽东侧面的镜像是《毛泽东选集》封面上的金属浮雕。画面的中心自然是毛主席以及背后那盏台灯，江青则处于台灯的背光区域，脸上仍残留着进屋时谄媚的笑容。最值得一说的还是画面前景中的裸体女人，梳着毛泽东时代未婚女子流行的发辫以及发辫末梢的红色的蝴蝶结，丰硕圆润的身体，劲健有力的四肢，奔跑时抬起的小腿和脚掌都是健康的美感元素，毛主席不喜欢小资女人的情调，最喜欢的就是这种接地气的“工农”款。这个女人究竟是谁？画家仅是画了她一个背影，也没在画面上注明，所以给观者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只是江青的突然闯入，惊扰了与主席的缠绵，慌乱之中本能地抓起衣服离开（其实主席在，女孩无需回避），增加了巴洛克主义的动感以及主配角之间互动的舞台戏剧效果。
主席一生有“数不清”的女朋友，井冈山时代和延安时代就不说了，解放后更是排队进中南海都要发放特别通行证。六十年代，空军司令刘亚楼还活着的时候就把陪毛主席跳舞的任务替空政歌舞团抢了下来，那时空政歌舞团还在东城区同福夹道，众多俊男靓女经常出没于此。到了舞会的晚上，几辆挂着甲A牌照的黑色大红旗悄悄开进胡同，几个打扮的入时的空政女演员坐进汽车，冒烟不知前去何方。那时的大红旗轿车只有三种人有资格坐：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大将军衔，一个朋友因为偶然机会坐了一次肖劲光的大红旗，从此成了他前半辈子最大的荣幸，逢人便吹。。当时比较出名的有三人，分别是陈惠敏，孟锦云和刘素媛。那时，北京圈内人士都知道，空政文工团可以通天，其实就是因为这三个女人（还有一个女人叫邵锦辉的）。这三个女人如何能够通天呢？我讲个事例便能说明一二：毛主席的女友刘素媛，文革后造反任空政文工团革命委员会主任（团长），虽然是个团长，而且还是造反上去的，而文革中的空军司令吴法宪不仅是空军的司令，更重要的还是政治局委员和军委办事组成员，即便这个级别也苦于跟不上主席的思路（老人家一日三变都是少的），经常找到刘主任，毕恭毕敬要求刘主任传达一下主席的昨晚的最新指示；毛主席的另一个女友孟锦云，也是通天的人物，一个小小的文工团女演员，结婚时前来道喜的陆海空三军高级官员的高级轿车把一条胡同挤了一个水泄不通。孟锦云结婚后，想生个孩子，还需要听听毛主席的意见，这关系，哈哈，太不寻常了！刘孟两位女士党性比较强，舞会中间在休息室和毛主席干了些什么从来不肯透露，但陈惠敏就不同了，大大咧咧，有啥说啥，曾经对孟锦云说，你说咱和毛主席这叫啥关系？说妃子没有名分，说妓女没有收入。后来陈惠敏去香港定居，到了自由世界更加放肆，向报界透露：毛主席很伟大，身体各个器官都很伟大。大到什么程度呢？按照陈惠敏的说法就是：后来接触其他男人也不少，但都失去了欲望和感觉，对结婚生子更是没了兴趣。
陈惠敏和孟锦云当时年轻，入伍时年龄都在11-15岁之间（陈惠敏自称在14岁那年即被毛主席破处），跳舞出身的小姑娘身材应该偏向单薄。然而画面上的裸体比较成熟，各部位发育完全，不太可能属于她们两个！而刘素媛1940年出生，入伍较早，从1958年开始就承担为毛主席伴舞的光荣任务，此时已婚，男女之间的事也算的上久经风雨，身体各部分都达到完全成熟的状态，所以最大可能就是刘素媛，当然也不完全排除邵锦辉或其他人。
这副画虽然堪称珍品，但也不是完美无瑕的。裸女慌乱中出走，夹在腋下的衣服应是绿色的65式军装和深蓝色的军裤（空军当时的军衣为上绿下蓝），而不应该是这种浪漫小资带有18世纪欧洲宫廷情调的白色长纱裙。当时文革期间，中国人基本色调为灰和蓝，一个女人穿此白色纱裙进入中南海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不能不说是这副画的一个硬伤。另外，如果这副画能在几个小地方再强调一些，效果会更好一些，主题也会更加鲜明：例如，裸女的发辫应该散开一个，床上的床单被褥应该再凌乱一些，能让观众联想到刚才毛主席和她激烈战斗的场面。被子下应该露出一条鲜红颜色的女式内裤，既有含蓄，又为“仓皇”二字画龙点睛，起到一箭双雕的效果。
---油画赏析：毛主席卧室里的裸体女人是谁？
三线建设图
在1964至1980年，中国在三线地区所在的13个省和自治区的中西部地区投入了人民币2052.6亿元，占同期中国基础建设总投资的39.01%。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军人和上千万人次的民工建设者，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口号的号召下，建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基础设施、 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
然而，出于备战需要，三线时期的工厂和基础设施建设遵循“分散、隐蔽、靠山”的指导原则。很多三线企业坐落在交通不便、远离原材料以及相关上下游企业的地方。由于计划仓促，很多三线项目“边设计、边施工、边生产”，导致了巨大的浪费。197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对三线地区的投入逐渐减少。1980年代以后，大量三线企业倒闭关停，部分企业则成功转型、继续成为当地的工业支柱。
毛的性生活语焉不详吗？
关于这点，我要以我与李医生一月廿一日在洛杉矶三小时的深谈作证，李医生对于传播媒体和出版商，喜欢渲染性的情节以迎合读者和观众表示不满。他曾举ＢＢＣ制毛片为例，认为荒唐。他说，混乱的性生活不是毛的主要问题，只是毛生活的一面。但他也不是完全没有举例，比如关于张玉 凤，他是这样写的。
张玉凤与毛初次相遇于毛在长沙举办的晚会上，那是一九六二年冬，她那时年方十八，天真无邪，有著大大圆圆的眼睛和白皙的皮肤，她主动请主席跳舞。就在这次晚会上，毛与张连续跳了几场舞，等到舞会结束，我亲眼看见毛携了张玉凤的手回到他的住室（回忆录006页）。毛并让卫士告诉汪东兴，张玉凤留下了，列车上其他的人可以回到车上去。在长沙住了三天后，又复上车。车行驶后，将张玉凤调到毛的卧车（393页）。如此具体的叙述，怎能说是“语焉不详”？
再比如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刘的故事。李医生回忆说，刘从和毛的特殊关系中得到不少好处。刘和另外两个女孩在中南海进进出出，常常一住下来就是五天十天。一次正在大被同眠的时候，江青突然从钓鱼台国宾馆住地来了，游泳池门口的警卫不敢阻拦，江进到游泳池以后，才由护士长吴旭君跑到里面通知毛，这几个女孩抱著衣服躲起来了。毛为此大发脾气，毛要李医生告诉汪东兴∶“中央别的人要见我，都事先打电话请示，同意了才来。江青为什么要自己闯进来呢？告诉汪东兴，没有我的同意，门口的警卫不许放她进来。”这一条成了规定，江青也只好遵守。
我举这两个例子，说明花俊雄等三十七人，责备李医生“没有掌握任何事实的根据”，“一笔带过”；事实是李医生扮演了传令者。而一月二十一日李医生和我闲聊，也提到此事，说是警卫组已是无人不知。他对与毛有性关系的女孩子，考虑到这些人今后还要在社会上生活、工作，写的时候都尽量简化，不提名字，以免蒙羞。
---为李志绥医生辩诬——评三十七人公开信 ·陆铿·
图：1964年的张玉凤与毛泽东
邓小平三次当逃兵的丑事
祟义山头 落荒而去
一九三〇年，邓小平担任红七军政委。一九三一年初他率领军队由广东进发到江西会合主力红军，中途被敌军截断。邓小平失去与军长张云逸的联系，他就带领已渡过武水的一部分部队到达江西崇义整休。
几天之后，邓小平去杰坝找赣南特委接头，不料上 饶方面敌军对崇义发起了猛攻。此时敌我力量悬殊，情况紧急，我军边打边撤，急切等待着这位“最高首长”回来指挥。这时邓小平其实已经回来，他走到离崇义二十里的一个山顶上，听到前方枪声紧急，早已双腿发软，两手颤抖，吓得丧魂落魄了。
邓小平立即抽出纸笔，写道：“我今天由杰坝回崇义……听到枪声很激烈，估计你们已经撤退，我赶不上部队了。这里离井冈山不远……你们可以前往那里与该处红军会师”，为了给他自己的开小差再找点“理由”，他又添上一句：“我拟趁此机会回中央汇报红七军的情况。”写完以后，就交给通讯员去追赶那个“赶不上”的队伍，自己则向后转，溜之乎也，直奔香港的“繁华世界”去了。
事后，一九四五年中央召集原红七军干部开会，写成《红七军简史》一文，其中对邓小平这段历史作了如下评语：“邓斌(即邓小平)……未能与士兵同甘共苦，共生死，中途脱队，实不应该。”
枪声未响 缝中藏身
邓小平任一二九师政委时，一次与阎锡山匪部相遇。此时，我军居高临下，地势十分有利，加以匪军并未发现我军，根本还未打响一枪，当时这位邓“政委”一看见山下密密麻麻的阎匪军，早已吓得魂不附体，立即转回身去，觅路逃生。邓小平这时连他随身的通讯员也丢掉不要，急不择路，直奔荆棘丛生的乱石缝中而去。平时见过他做动员报告时的那副慷慨激昂的样子的人，见到他此时的一副狼狈相，莫不嗤之以鼻。
临阵脱逃 战场埋书
一九四〇年在冀南打仗，刘伯承同志亲临敌前指挥全师官兵浴血奋战，而作为政委的邓小平却躲在后阵，坐立不安。一时枪声紧迫，杀声震天，邓小平顿时脸色苍白，双腿无力，急命管理科长立即轻装准备逃跑。邓小平硬逼着管理科长把刘伯承同志的许多军事著作也埋掉，然后仓惶逃窜。刘师长打了胜仗回来后，发现师部已经转移。及至派人找回这位邓“政委”，刘伯承同志才知道他心爱的军事著作早已埋掉，而且忘了地点，再也找不到了。气得刘伯承同志说：“当个政委，什么事不管，倒管起我的书来了！”
---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1968年6月21日
智擒王光美
一、序曲
今天，清华井冈山兵团《雪莲花》、《傲霜雪》等六个战斗组共四十人，分赴三个战场，准备智擒王光美。
第一辆车直奔师大一附中。王光美的爱女刘萍萍，正向该校师生作公开检查。战士们决定在其检查后，使其不能按时回家，再向王光美假报刘萍萍在归途中发生车祸，抓住王光美的资 产阶级母爱心理，诱其去医院，智擒之。
第二辆车将井冈山兵团的战士送到交通队，和某医院。在站点打响后，开赴交通队的战士将控制电话线，以防所谓“白区工作模范”的刘少奇闻伤讯后，打电话至交通队，询问情况。
某医院是这场战斗的中心战场，复杂的斗争将在这里展开，清华园第一号大扒手王光美也将在这里被擒。
二、揭开战幕
天，渐渐地黑下来了，刘萍萍检查后的批判会也已结束，师大一附中的同学陆续地离校了。
在师大一附中的一个教室里，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几个战士正在与刘萍萍“座谈”。
屋里渐渐静下来，时钟的嘀嗒声听得清清楚楚，三名兵团战士默念着毛主席的教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进入战斗！”一声响亮的号召顿时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这时时针指向18:10。
“喂！你是刘萍萍的家长吗？……我是交通队呀！……您的孩子刘萍萍今晚5:40在和平门附近被汽车撞了”，“伤势很重，我们通知他们学校了，现在北京××医院……。”
“喂！你是刘萍萍家长吗？……我是师大一附中呀！……刚才交通队通知我们。刘萍萍在和平门附近别汽车撞了。”……
二次电话，一次比一次紧急。智擒王光美的第一炮就这样打响了！
三、动员警卫，争取婷婷
师大一附中，首战告捷，大大鼓舞了坚守在××医院的井冈山兵团战士。此时该院的12台电话，在医院革命同志的协助下，已全部被兵团战士控制。我们的人员正在急诊室，等候着即将到来的“客人”。我们的便衣战士已守住通往该医院的所有路口。
出人意料，一名三、四十岁的军人和一名十四五岁的小女孩闯入医院。军人是刘少奇的警卫员李同志，小姑娘是刘少奇之女刘婷婷，他们是来医院看望刘萍萍的。
“刚才萍萍送到医院了吗？”刘婷婷问。
“没有。”该院的护士回答。
“噢……”婷婷、军人若有所思。
转了一个身，军人马上走向电话机，他要向王光美汇报，当他拨到最后一个号码时，守卫在电话机旁的我兵团战士果断地按了一下。
“这是急诊电话，你不能用。跟我们到那边去。”
“你是要站在毛主席一边，还是站在刘少奇一边？”我兵团战士问。
“当然是要站在毛主席这一边。”
“你要做口头革命派还是实际革命派？”
“实际革命派。”
“那好，把行动拿出来。”
…………
我们简单地商量了一下，决定把他看起来，再争取年仅十四岁的婷婷。
“婷婷，你应该造你爸爸的反，造你妈妈的反！”
几经我们说服，她终于想通了，于是她拿起了话筒：
“妈妈，萍萍左腿伤了，大夫说要动手术。”婷婷和王光美接通了电话。
“怎么样？到底伤得怎样，”王光美焦急得很，电话中听到了她的哭声。“快！让大夫跟我说！”
我们的医生很快地接过了话筒，“喂！伤得很重，粉碎性骨折，正准备动手术，按规定，需要家长来签字。……”
“是不是让婷婷他们签？”王光美颤抖地说。
医生按住了话筒，准备再让婷婷帮忙。
“妈妈，妈妈”婷婷又说话了。但是“王光美已去了。”对方电话中传出一个惊人消息。
“准备战斗！”
四、骗来刘少奇，擒走王光美
20:00左右，“嘀嘀----”一辆小轿车停在医院门前。
“呀！刘少奇！”想都没敢想，富有“白区斗争工作经验”的刘少奇竟上了当。随后，王光美下来了。刘少奇眼皮红肿，王光美眼圈发红，不时拿手绢擦鼻涕。大概是因为爱女挨撞，抱头痛哭所致吧！
“萍萍在哪儿？”刘少奇劈头就问。
“你们受骗了！”那位军人及随着而来的刘允真（刘少奇之子），还有一位婷婷称之为叔叔的，长得很象刘少奇的人不约而同地喊起来，“他们要揪王光美！”
“清华园第一号大扒手王光美留下，其他人统统回去！”
这时王光美已经哭了，上前一步，露出一付可怜相：“好吧，我跟清华同学走，你们都回去吧！”
刘少奇带着愤怒和恐慌的心情掉头灰溜溜地滚了。
王光美自知难逃，象个泄了气的皮球，瘫在长凳上，左手托腮道：“让我镇静镇静，镇静镇静，……”不知是求饶还是耍滑头，然而她内心的恐惧完全暴露出来了。
“跟我们去清华！”
王光美走了几步，一屁股坐到沾满泥土的楼梯上：“咱们谈判，谈判……请坐。”她用手指着楼梯，让我们也去坐。
“你去不去清华？！”我们知道，这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
“谈判，谈判，……我们先来学习最高指示……”王光美真滑头，死赖着不肯走。这时周围的人越来越多，看着这位“夫人”的滑稽表演。
王光美在清华犯下了滔天罪行，她愈要赖，愈是激怒了我们井冈山人的愤怒。
毛主席教育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雅致。”于是乎，战士们一面保护她，一面要她快走，在其他在场革命同志的协助下，终于将王光美送上了吉普车。
“砰----”车门关上了。几乎是同时，吉普车紧张地飞驰起来。
五、尾声
吉普车象离弦之箭，奔驰在马路上。
“你们是哪个系的？”刚才还哭丧着脸百般耍赖的“夫人”竟然嬉皮笑脸地开了腔。
“好几个系的！”不知哪一个井冈山战士冷冷地回答。
“怎么样，受惊了吧！”另一位战士生硬地反问道。
“啊呀！你们搞得很富有戏剧性啊，不过你们的医院电话中有个小漏洞……”
“那你怎么还来呢？”
“当时听到萍萍被撞了，哪还有心思研究这个呀！”
……
“嘿！今天我棉鞋也没有穿，很冷。”沉默了一会，王光美又娇里娇气讲起来，“我很娇气，坐在后面颠得厉害，掉个位吧！”
……
22:00左右，王扒手被抓到清华大学西大操场主席台上，穿着她自己厚着脸皮与我们同学换来的棉鞋，在一片“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声中，开始向全校革命师生还账。
井冈山兵团《雪莲花》《傲霜雪》等战斗小组供稿。
（摘自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第九、十期合刊，1967年1月11日）
张铁生的答卷（1973）
尊敬的领导：
书面考试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上谈一谈。
本人自一九六八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天近十八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我的时间只在二十七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 数学教材，对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的胡答一气，免得领导判卷费时间。所以自己愿意遵守纪律，坚持始终，老老实实地退场。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钻到小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与贫下中农的革命事业心和自我革命的良心所谴责。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我在队里是负全面、完全责任的。喜降春雨，人们实在忙，在这个人与集体利益直接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斗争（可以说）。我所苦闷的是，几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我也不再谈些什么，总觉得实在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这是我唯一强调的理由。
我是按新的招生制度和条件来参加学习班的。至于我的基础知识，考场就是我的母校，这里的老师们会知道的，记得还总算可以。今天的物理化学考题，然很浅，但我印象也很浅，有两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
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等都清白。对于我这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几年来真是锻炼极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观的改造方面，可以说是一个飞跃。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什么基础知识和能力），我感觉并非可耻，可以勉强地应付一下嘛，翻书也能得它几十分嘛！（没有意思）但那样做，我的心是不太愉快的。我所感到荣幸的，只是能在新的教育制度之下，在贫下中农和领导干部们的满意地推荐之下，参加了这次学习班。
白塔公社考生 张铁生
一九七三年六月三十日
（原载1973年8月10日《人民日报》)
赵石林：文革抄家留下的“收条”
一张文革时红卫兵抄我家时留下的“收条”,收条抬头为：北京某某工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左侧一列标明所抄物品是：
手提包贰个，大洋贰拾个，银元贰个，铜元壹个,小银元壹个,带链银锁壹个, 领花壹个, 银的长命锁壹个, 银老头壹个, 银链壹个,金宝石戒指壹个,玛瑙五个,银镯子 壹个,扣子贰拾个,丝线一把,玉三角觳壹个,带座玛瑙青蛙壹个,外国刮脸刀壹个,刮脸刀架壹个,印色盒贰个,细木肆个.
右侧一列标明所抄物品是：铜片贰个，洋伞壹个,大钱包壹个,衣服陆件,沙巾贰个,头巾壹个,打字机壹个,照相机壹个,文件壹堆,小手帽贰个,像片贰张,中文书(大小)肆拾本,垫布壹个,外文书籍贰拾陆本,歌本壹本,借用箱子壹个.最后留有签名和日期：赵某某，66.9.2。
该红卫兵是带队抄家者，也是我大学的同学,她已于1982年去世，距今已整整30年。
收条左上角“贵重品”三个字和那许多“o”是我们在1978年“落实政策”讨要被抄物品时标注的,当然,我们甚么也没要到。
细看收条上所列的36种物品的名称，大部分不过是些生活用品或是纪念品。而今的年轻人一定无法理解当年的红卫兵为什么要剥夺一个公民拥有这些普通物品的权利,无法想像那个不讲人权的疯狂年代，曾对多少人造成了巨大的人身及心灵的伤害！
1966-1976文革电影目录
文革期间放映的外国电影目录
紧抓军权自始至终贯穿于毛泽东文革运动的整体过程之中，在文革不同的历史阶段，毛泽东惯用一拨军人取代另一拨军人，以保障文革大业的顺利进行。比如，１９６５年底以叶剑英、杨成武取代罗瑞卿，１９６７年１月以郑维山取代杨勇、廖汉生，１９６７年夏以军委办事组取代军委常委会，１９７０年庐山会议 后又以李德生取代郑维山，林彪事件后再以军委办公会议取代军委办事组。
这次毛泽东不过就是故伎重演，以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方式将那些毛心中不太放心的军队将领们调离他们的老巢，而且只调换司令员而不调换政委，这样就一举打散他们多年来形成的盘根错节的势力。与以前调动有所不同的是，这次被调换的大军区司令员们没有被打倒，而是易地为官，命运远远好于被打倒的罗瑞卿、杨勇、廖汉生、郑维山，以及黄吴李邱等人。
---毛泽东的“削藩”——简论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丁凯文
一千万户被抄家
北京市有十一万四千多户被抄家。上海市，按周恩来的说法，“抄了十万户资本家。”全国各地城乡从无如此多的人家被抄！例如上海川沙县五十多万人，七千八百多户人家被抄。浙江嵊县，八千余户被抄。连僻远的人口不多的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也有五百六十五户被抄。山东威海市仅工商 界、文化界人士就有二百七十五户被抄家。以农村人民公社为单位计，江苏江宁县仅一个禄口公社就有三百○八户被抄，抄走金银器皿、饰物及日用品七千五百件，毁坏书籍无数。上海奉贤县青村公社三百一十五户被抄，毁字画二百二十七幅，书刊六千余册。
全国上下总共约有一千万户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间的珍贵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不知有多少在火 堆中消失！
抄家高潮中，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不准抹杀红卫兵的功勋》，号召红卫兵对“那些吸血鬼、寄生虫”动手， “把他们的金银财宝、杀人武器、变天帐拿出来展览……”于是，全国大抄家之余，又有了个“大展览”。
---丁抒：几多文物付之一炬？——1966年“破四旧”简记
惨过八国联军的洗劫
一九○○年八国联军洗劫颐和园时，曾枪击万寿山顶的那千尊琉璃浮雕佛像。
游人行至山顶，每见缺鼻子少眼、五官不全甚至没头没脑的佛像，无不痛惜万分。
而今北京的红卫兵小将前去“破四旧”，似乎是为了替八国联军完成未竟的任务。
凡是在战火中幸存未毁而他们又够得着的佛像，没有 一个幸免。
当年英、法侵略军焚毁圆明园是为了洗灭其抢劫中华国宝的罪证。八国联军的兵痞枪击万寿山琉璃佛像纯为取乐，并不存心毁灭中华文化。而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卫兵则有着崇高的革命理想。他们砸佛像，目的是铲除 “旧文化”，园内佛香阁中的大佛塑像就这样被摧毁了。
---丁抒：几多文物付之一炬？——1966年“破四旧”简记
“高干俱乐部”是修正主义的安乐窝 (1967.3)
邓小平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九五八年，他放风说：“他到过东欧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他们都有很漂亮的地方作为党内活动的俱乐部。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场合才好。”看，邓小平对那些修正主义国家的修正主义臭货，是多么羡慕 ！此话被反革命修 正主义分子彭真听到后，正中他的黑心，便说：“我们北京也需要有 一个为中央服务的地方。”就这样，他们私下决定要修一个专供他们一伙吃喝玩乐的场 所。
当时，彭贼把任务交给了他的爪牙刘仁和万里。于是，刘仁和万里就打着“为中央 服务”的牌子，四处寻找风景优美、环境雅静、路程不远、易于保卫的地方。最后，他 们选中了工农兵公园（原北海公园）西岸附近。前北京市委在邓、彭的指使下，盗用国 家资材，以飞快的速度修成了这座所谓的“高干俱乐部”。这里，一进门是宽阔的停车 场，接着有八个四合院，共一百多间房，包括休息室、游艺室、台球室、打牌房、客房 、餐厅、小卖部、洗澡间等等，名堂很多。后面，是一个公园式的人工湖，水中有走廊 、亭子，四岸有钓鱼台，有奇形怪状的假山，及各种花草树木。此外还特地修了露天舞 池。修好后，又从北京的十大饭店抽调了高级招待员和高级厨师、理发师，甚至还有高 级修脚师。公安部则派来了警卫部队和保卫人员。一切齐备，当年即敲锣开张。
这个作为特殊供应点的地方，吃什么有什么，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也是一应俱全 。遇到重大节日，白吃白喝，有的“高干”还连吃带拿。凡是能到这里来的，都能喝到 龙井茶，吸到熊猫烟。邓小平到这里打牌时，要吃一顿价值四块钱的夜宵！而他自己却 只掏一块钱，其他三块钱是通过各种门路让国家给他报销。他坐高级沙发嫌不舒服，还 非要再垫上软垫。看他“修”到何种程度！前市委公安局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冯基平 、邢相生等吃山珍海味吃腻了，忽然想起要吃狗肉，于是便派人去延庆打狗。农民不让 打，他们就欺骗农民，说医院里需要狗作试验。更加不能令人容忍的是，有的“高干” 打球到深夜一、二点钟，累了就往床上一躺，服务员还得给他们脱衣服、脱袜子，以便 于他洗澡。这里，每周举办两次舞会，邓小平等人的舞伴是从文工团和各大医院特邀来 的所谓“标致人物”。这里演的电影，净是西方和香港的片子。不管是跳舞，打麻将， 还是打桥牌，都是玩到深夜，甚至通宵。这里散发着发霉的修正主义气味。这种臭气， 招来了一些臭味相投的人，经常到这里来的除了邓小平、彭真、刘仁、万里、邓拓、吴 晗、廖沫沙之外，还有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薄一波、安子文、蒋南翔、刘志坚、 周扬、夏衍、荣高棠等黑货。
不到一年，这个安乐窝就容纳不下这些来客了。邓小平对于夏天在屋里打牌没有冷 风，也很不满意。于是，他与彭真偷偷地决定在西面占用七公顷地，再扩建三座大楼， 供他们吃喝玩乐等。他们要求这个所谓的“０８”工程，要“二十年不落后”，这样浩 大的工程，是前北京市委在人力和物力上都承担不了的，所以，就通过反革命修正主义 分子薄一波，以及吕正操、孙志远等，打着中央的旗号，到各地招摇，他们不但搞建筑 材料、设备，甚至连南方的竹子也运来了。正在他们拚命修建时，中央指示停止一切非 建设性的工程，周总理并亲自点名要“０８”工程“下马”。这给邓小平、彭真等当头 一棒！但是，这些家伙并不死心，他们对中央阳奉阴违，耍两面派，表面上停工，暗地 里施工，邓、彭通过万里，把工人调进室内偷偷地干活。他们怕中央知道内幕，便指示 把玻璃涂上白灰，干活时不许出声。后来，周总理又三翻五次地催“０８”工程“下马 ”。邓、彭仍然对抗，把三座楼合成一座楼，继续“地下建设”。在建设过程中，一些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看到不顺心的地方，就得拆了重盖。单单是电梯门就反复改了二 十次左右。这座楼一直盖了六年，花了近１０００万元，至今尚未完工。工人们对于这 里的浪费很痛心，他们说：“我们盖了许多大楼，从来没见过像‘０８’工程这样浪费 的！”“这里有三大：门大、窗大、浪费大！”
这座所谓的“高干俱乐部”大楼，建筑华丽，十分奇特。四层楼房下有地下室，上 有凉台。楼内包括游泳池、网球房、地球房、台球房、乒乓球室、羽毛球室、围棋室、 电动游艺室、打靶场、跳舞厅、餐厅等等。这里需要特别提到几个地方，如游泳池，宽 敞的室内游泳池一端水深达4.50米，可跳水。还特为高干的小孩设有小游泳池。游泳池 南侧，有一个半园型的大厅，专供日光浴。这个游泳池最特别的地方是池底与地面不接 ，而是悬空的。据说，这是为了防震。在修这个游泳池时，邓小平和彭真等耍了鬼计， 他们说修游泳池是为了毛主席游泳方便。实际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根本没到这里游过 泳，而是他们经常在水里扑腾。再如，光跳舞的地方这里就有四处，包括露天舞池，平 台舞池和室内舞厅等，舞厅悬挂着奇形万状的大吊灯。还有，楼内地下室修有射程50米 的打靶场，四周都是有隔音设备。这里的房间也分几等，有一般房间，有部长级的房间 ，有彭真、罗瑞卿等专用房间，邓小平则有两处专人房间。平时到这里来活动的最多达 四、五十人，最少时只有四五人，但是消耗是相当大的，光水电费每月就要开支５００ ０多元，招待费是实报实销。
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里于六月底停止开放。周荣鑫通知体委 接管西院大楼，一方面办“业余体校”，一方面继续向“高干”开放。反革命修正主义 分子荣高棠接手后，大耍阴谋，提出要：接管快、清点快、开放快。并于七月底急忙停 止该处文化大革命运动，重新开门、修道，挂出了“ＸＸＸＸ业余体育学校”的牌子， 定于八月一日“开学”。但是，这个“业余体校”并没有学生，更没有教师。而是继续 过去的开放活动。就在八月一日开学这一天，接待的是邓小平来“学校”打牌、洗澡、 修脚！荣高棠所谓的“学生”，是“专招高干子弟”。不过当时这也是一句空话，实际 上仍然是邓小平等一些“高干”在那里活动。我们从国家体委七月底发出的“关于ＸＸ ＸＸ体育学校自八月一日起开放的通知”中，可以看出这个“体校”是怎么回事。通知 中说：“开放对象，除业余体校学生外，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党内Ｘ长和军队党内 Ｘ级Ｘ长以上干部可参加各项体育活动。”荣高棠是打着“业余体校”的招牌，欺骗中 央，欺骗革命群众，顽固地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货色。后来，国务院财办和外办等单 位的革命派一针见血的给这个“业余体校”贴了大字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所谓的“ 业余体校”才上面得不停止开放。
目前，在“业余体校”工作的革命派已经起来造反了，他们正在积极揭发邓小平、彭真等在这里犯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滔天罪行！
北京工农兵体育学院毛泽东主义兵团
《惊雷》战斗队
（北京工农兵体育学院毛泽东主义兵团《体育战线》１９６７年３月１１日）
独立王国“皇帝”邓小平的丑恶灵魂
——访邓贼私人医生谈话纪要
一、大庆油田是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先进单位。突出政治是一切工作的根本。六四年邓贼一伙到大庆“视察”却公开贩卖修正主义货色，说：“职工生活要解决，在夏季集中力量盖房子，政治学习，一两个星期一次，作一次报告就行了，不要怕别 人说不突出政治，到冬天再学咬!”
二、邓贼对于旧京戏、低级下流的旧川剧视为珍宝。他家中有很多旧戏的录音带，不但经常在家听，而且外出时还带着，随时都可以听，有一次在成都又要看旧川戏，邓问医生张×去不去看，张说不想看，邓说不看川戏不知道文明。
三、邓贼本人十分讲吃，到各处去什么好吃吃什么，奢侈的程度令人难以想象。有一个随邓外出的说这样是不是太浪费了，邓生气地说，要是浪费你就别吃。
四、邓不但自己大吃大喝，而且到处宣扬吃喝玩乐这一套人生哲学，有一次问医生张×是不是经常吃饭馆。张×说不是。张又说毛主席不是号召我们艰苦朴素吗？邓生气地说：你不去吃，你就不知道文明。
五、五九年邓打台球跌坏了腿，在北京某医院养病，邓特意把家中的大师付叫到医院，另立炉灶做饭，并且在室内装了电视机。有一个姓李的护士，年轻、单纯、出于对党的热爱，对首长的崇敬，就千方百计地把工作做好。邓看到她年轻、貌美，起了邪念，喜新厌旧，竟强迫与她建立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狗婆娘卓琳知道后大怒，通过杨尚昆把女护士调走了，邓仍念念不忘。
六、邓对中央工作很不认真，经常打牌到深夜，第二天起的很晚，于是就叫秘书请假，说身体不好，不去中央工作。邓贼一个星期有三次固定时间来打牌，因为打牌，好几十份文件几分钟就签完了，草草了事根本不把国家大事放在心里。但有时这位“总书记”就认真起来了，例如牌打输了，就遵照诺言像小孩一样从桌子底下钻过去。
邓贼的狗娘是个臭地主分子，解放后，邓将她从四川接到北京，逃避群众监督改造，到中南海享福，直到现在还在中南海。更不能容忍的是，邓家的服务员，是他家过去的长工。通过这件事，邓贼的阶级立场也就看得更清楚了。
七、邓贼和彭真关系极好，邓贼六十岁生日时，彭贼全家到邓家祝贺，外出也常是两人同行，邓贼和杨尚昆两家关系也极好，杨贼的女儿也常到邓贼家来住。
八、邓贼平时极少接近群众，连中央干部也很少找来谈一谈，但他也出外视察，这是怎么回事呢？先说出去的时间，都是选在他的孩子放寒署假的期间，夏天向北、冬天向南。去的地点是在孩子们一片争吵声中通过的，因此视察各地时，除组织他们参观访问外，还得组织孩子参观游览。
九、有些“调查研究”是不得已而为之。例如六一年号召调查研究，许多高级干部都下去了，邓贼和彭真出于无奈，硬着头皮乘坐了一列专车，开到只有几十里的顺义。吃住都在车上，吃的饭、喝的水都是从北京运去的。
十、邓贼对自己的孩子是十分“关心”的，邓常对孩子们说，只要把三门功课（数理化方面）学习好了就可以了，而根本不问学习毛主席著作。他本人从不学习，据医生说，在他自己离开邓家（64年）以前，邓家从未有人学习过毛主席著作。对孩子们的生活方面，却关怀备至，例如邓朴方在高中时，中午常常不回家吃饭，邓为此事找邓朴方做“思想”工作，叫邓朴方回来吃，说：“你不吃，以后到大学也吃不上”。孩子们想干什么，他就答应干什么，有一次邓朴方提出要学开汽车，邓贼马上答应了，给了他一部小汽车乱开一通。邓贼到苏联参加中苏会谈时，大女儿提出要块金手表，邓特意叫大使馆借了卢布买表。邓楠考大学那年，想到东北看原始森林，考完后，用杨尚昆的名义在东北加了一节专车，把邓家的三个孩子和薄一波的四个孩子，拉到哈尔滨。邓贼两个女儿曾两次出国，一次是邓贼大女儿有病，邓认为国内看不了，特地把她送到苏联去看病，另一次邓出国，把二女儿邓楠也叫去玩了一趟。邓贼最小的孩子邓冶方在其父“教导”下，七岁就会打麻将，为此事受到家里人的称赞。邓楠在家最受宠，邓贼狗夫妇每月把６００元的工资交给当时上中学的邓楠管理，每天“二老”向女儿讨零花钱，为此邓楠在家被称为“总理”。
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贼的灵魂就是这样肮脏。让邓贼和他头脑深处的那个小资产阶级王国一起见鬼去吧!
（本文根据新北大部分革命同志和邓贼私人医生张ＸＸ座谈记录整理、选辑而成。——编者）
选自“首都红代会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文革风云》编辑部”印行之《文革风云》１９６７年８月号
图：文革期间的广州讽刺宣传画 1966-1967
鄧小平
在写作此书的七年里，我一直怀有深深的遗憾，这就是，我无法得到更重要的原始资料。众所周知，有关延安整风期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中社部、中组部的档案文献，除少量披露外，绝大部分迄今仍未公开。 1992 年。我看到一位负责人在中央档案馆的讲话，他说，鉴于苏东巨变深刻的历史教训，应该加 强对档案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他指出，党的档案资料的保管，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我可以理解这位负责人的观点，但是站在学术研究的角度，却为不能阅读和利用这些珍贵史料而感到遗憾。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初版后记
延安整风展开后，毛泽东对党内昔日同僚的精神优势已完全建立，以往那种平起平坐、随意交谈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一般情况下，高级领导人已不能随时见毛泽东，除非毛召见，他们需要电话请示或写报告，依程序呈交，毛泽东则为了显示其至尊地位，开始有意识拉开与昔日同僚的距离。毛泽东在一片颂扬声中 ，悄悄采取与原同事拉开距离的措施很快见效，当美国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White)于1944年10月访问延安时，他所看到的是：毛泽东发表演说，一班高级领导人聚精会神手执笔记本奋笔疾书，其状似一群恭敬的小学生在聆听老师的教诲，而周恩来则坐在毛面前的“第一排，有意高高地举持小笔记本，稍微有点晃动，引人注目地在记录那篇伟大的讲话，以便主席和所有其它的人都看到他对伟大导师的尊重”。
---高华：“毛主席万岁”——延安整风的完成
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到处破四旧，五台山的东西南北四个台顶的佛教建筑全部被拆毁。在“文革”期间遭到严重破坏和被毁的寺庙，台怀北路有7座：广化寺、普寿寺、七佛寺、五郎庙、金刚窟、普乐院、宝华寺。台怀南路有6座：文殊寺、灵峰寺、万佛洞、栖贤寺、古佛寺、台麓寺；台怀西路有6座：三塔寺、铁瓦 寺、三泉寺、玉花池、凤林寺、狮子窝。
---郜银林：五台县文化大革命简述
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
作者：胡思杜
在旧社会中,我看我的父亲是个“清高的”、“纯洁的”好人。解放后,有批评他的地方,自己就有反感：周总理到北大讲话说：“胡适之根本不认识什么是帝国主义”,心中反感已极。以为以我父亲的渊博，竟不知什么是帝国主义，宁非侮辱。在华大时,仍以为父亲“作恶无多”。学社会发 展史以后,想法稍有转变。经过学代选举前两次检讨会,使我了解在这问题上自己仍是站在反动的臭虫立场。结合社会发展史、国家与革命、中国革命简史的学习,邓拓、何干之等同志的著作,自己斗争的结果,试行分析一下我父亲在历史上作用。
我的父亲出身没落的官僚士绅之家，在一九0四年到一九一0年时,他还是一个学生，一九一0年去美国(年二十岁)，美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使一个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来的人迅速的被征服，他的长期的教育环境使他的立场逐渐转移到资产阶级。在国外所写的文章如“文学改良刍议”等，当时在中国名噪一时，是因为他在反封建(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一点上，和当时人民的要求相符合；在反对死文学、旧礼教和守法观念上，他起了-定的进步作用。
一九一七年回国时，正是袁、段窃国的时期，他眼望著横暴的政权，不知是否容许自己“置喙”,於是抱了“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在思想文艺中，整理国故中逃避政治，“五四”时代，自己不能再逃避政治了，他发表了“问题与主义”，用庸俗的点滴改良主义对抗中国新兴的社会学说,以为只有在不“根本解决”的基础上，中国社会才有进步，说明一个中国无比软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面对著惊天动地的“五四”、“六三”运动的必然看法，他所反对的“根本解决”，也就是打碎军阀官僚地主买办国家机器的革命，也就是震撼他本阶级利益的革命。
一九一九年以后，日益走入歧途，提倡易卜生主义，以充实他的“问题论”；介绍实验主义来抗唯物主义。自己彷徨於统治者之间，期望着在段祺瑞政府的基础上进行“改良主义”，他参加了“善后会议”。在革命低潮中，他以教育为第一性，政治经济是第二性，幻想在蒋政权下办好一个学校——中国公学。以为在教育办好了时，造就了人材，社会就好了(一九二七三0)，但在南京反动政府的威胁下,他的迷梦被击破，被迫离开中公。无比软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不敢反抗既有的“正统政府”的，他和当时他的阶级一样。在反动政权面前低了头，转过来要求蒋光头的政府中实践他的改良主义，在被迫走的那年，自愿的就北京大学文学院长职。在这个位置上，他明确的奠定了他的文化政治统治者的基础，一方面和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利益进行密切的给合，如罗氏基金、中美文化基金董事会、庚款委員会中,他都是重要的支柱；展开“全盘西化”的口号,甘心做帝国主义的工具。一方面创办“独立评论”，望着南京政府的眼色行事，用委婉的口气说“抗战不易”。
更反动的是在围剿苏区时,他高呼“好人政府”，翁文灏、蒋廷黻等在他的鼓励下,一一迈进仕途,使一般小资产阶级在不能忍受政府的强暴的时节，忽然看见“开明”的教授们“脱却了蓝衫换紫袍”，以为中国前途有望,反动政府的国家机器有了这批“好人”、“新能吏”，也更能发挥他的压迫人民的作用。至于我的父亲这时所以拒绝了蒋的邀请做教育部长，是既维持自己的“清高”，又在“举国诸贤”以后,可以在国外发生更大的作用，何乐而不为。他当时要求过“学术独立”，也反对“法西斯”，那不过是他认为学术的依附，会使匪帮政府“好景不长”，而他的“改良路线”则是他认为的“万世之业”的打算。
但是，一九三七年日寇侵略到华东华南，深入到英美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心脏，英美派大资产阶级被迫不得不战时，在他的阶级利益受到了威胁，他的阶级代表蒋政权威信低落时，他在一九三八年终於做蒋政权驻美大使，做了一个蒋政权得力的官史。他在任中签定了种种的商约，使美帝可以继续取得“四大家族”从人民手中掠夺来的“专卖品”,签定多次借款，这些借款可以使蒋政权增强“威信”，可以购买武器弹药来防共灭共，也可以使四大家族又多一笔资本，在更广的范围内盘剥人民的血汗，他严谨不苟地为他的老板服务着。
一九四六年，全国人民要求解放，统治阶级受了全面的威胁,他觉得是他的神圣的责任，他就回国为阶级效忠，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巩固蒋帮政府，尽量争取落后的、动摇的小资产阶级及其他人民。他回来以后，一方面在北京大学执行反动政府的命令，一方面技巧的维持学校当局和学生的矛盾，时常发表中间言论，蒙蔽著人民，他在小资产阶级的落后性上发挥了最大的力量混淆是非，多少人给“世界学者”蒙蔽了。
他对反动者的赤胆忠心，终於挽救不了人民公敌的命运，全国胜利来临时，他离开了北京，离开了中国，做了“白华”，他还盛赞“白俄居留异土精神之可佩”。
今天，受了党的教育，我再不怕那座历史的“大山”，敢於认识它，也敢於推倒它，也敢於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天秤来衡量他对人民的作用；从阶级分析上，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他是没有什么进步性。从一九一九年“问题与主义”发表以后，他彷徨於改良的路上，和他软弱的资产阶级一样，摸索了十一年，在一九三0年，做北大文学院长以后，更积极地参加巩固加强蒋匪帮的工作，始终在蒙蔽人民，使人民不能早日认识蒋匪帮的黑幕，不能早日发现美帝狠毒的真相；并替蒋匪帮在美国筹計借款，出卖人民利益，助肥四大家族，巩固蒋匪帮政府。这次出走，并在美国进行第三党活动,替美国国务院掌管维持中国留学生的巨款(四百万美金,收受这笔的人大都是反动分子，民士个人主义者的资助和养成费)，甘心为美国服务。这一系列的反人民的罪状和他的有限的(动机在於在中国开辟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封建的进步作用相比，后者是太卑不足道。
我以前受了长期奴化教育，对於人民政策不了解，又未学辩证法，了解人也不是从发展的、变化的观点出发，所以在学习一个多月以后，一个朋友从香港来北京公干,回港时问我：“你对你父亲将来取如何态度”我错误的回答：“他恐怕永远不会赞成集体主义，还是住在美国罢。”今天了解政府的宽大政策，对於一切违反人民利益的人，只要他们承认白己的错误，向人民低头，回到人民怀抱里来，人民是会原谅他的错误，并给以自新之路的，我的想法因此有了转变。
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来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在决心背叛自己阶级的今日，我感受了在父亲问题上有划分敌我的必要，经过长期的斗争，我以为在思想上大致划分了敌我，但是在感情上仍有许多不能明确割开的地方，除了自己随时警惕这种感情的危害性以外，我并要求自己树立起工农大众的感情来，在了解工农的伟大，自己胜利的参加土改后，我想一定会诀绝消极狭隘的、非无产阶级的个性感情的。
一九八零年受审时的辩护词
·江青·
她说：“我对他的意见，也就是刚才所讲的《起诉书》的那一套，整个地说， 就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歪曲、篡改历史，隐瞒捏造事实。你们说了我那么多罪名，没有一件能站得住脚。远的不说，那就更说不清了。就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来，也就是中共中央通过重要 的通知，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来，到毛泽东主席逝世，我没有什么自己的纲领，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执行捍卫以毛主席为首 的党中央的指示和政策的，是执行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你们逮捕 审判我，这是丑化毛泽东主席。审判我就是丑化亿万人民，丑化亿万人民参加的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审判我就会使‘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和‘红 小兵’抬不起头来。”“我是执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我现在 是为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尽我的所能。如果不承认，就是离开重大历史背景， 隐瞒重大历史事件！”
她继续说：“我和毛主席结婚已经三十八年了，我怎么能够反对毛主席呢？当初华国锋抓我的时候就捏造了许多谣言，这些东西现在提都不提了。为什么？不敢见人嘛。你们捏造的这些东西和国民党当年对我的丑化和攻击有何不同？我和毛主席的感情是用历史来证明的。战争年代撤离延安的时候，留在前线追随毛主席的女同志唯有我一个，你们都躲到哪里去了？！”
她继续说：“你们的起诉书把林彪这个要杀死我的人，作为我这个所谓集团的成员，怎么能把谋害人的和被谋害的搞在一起？说以江青为首的搞这个阴谋活动？然后罗列一些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我，十足地暴露出你们的无耻和卑鄙。通篇的文字，绝大多数是造谣嘛。比如说，你们的材料里说我说过邓小平是汉奸，汉奸这个罪名要有事实呀，我没有材料说他是汉奸呀。我什么时候说过这句话来呢？没有，我从来就没有说过。就是又造谣嘛。不错，我和邓小平之间有斗争，我从来不否认这一点，但是我没有说的话怎么能承认呢？还有，我对时传祥这个人根本不认
识，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我怎么会说他是什么工贼呢？这一些事实就说明了，这个起诉书采用了没有的给我捏造，小事情给我夸大，别人的加在我头上。用这样的方法来制造了这起大大的冤案。你们开了这个头，好，后人就会群起而效之，你们将来也逃脱不了这样的下场。就是现在不会这样，将来也免不了这样，这是你们首先挑起来的。”
她继续说：“我同林彪是有你死我活的斗争的，我和这个卖国贼斗争的时候，你们还不知道在哪里呢！林彪和刘少奇一样，都是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都是把亲手把他们提拔起来的毛泽东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迫不及待地企图取而代之。我作为毛泽东的妻子和战友，为捍卫党的原则，和保卫毛主席的安全，我挺身而出是自然的。党中央授予我一定的领导权后，我始终就在这个权力的范围内进行我的工作，这怎么能说我是非法的呢？这样说，你们把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究竟置于何地？你们究竟还承认不承认九大和十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中央的一系列
的重要文件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的讲话和批示？你们根据什么，竟能得出结论说什么有的人是犯了错误，有的人是有意要推翻无产阶级政权？难道毛主席亲自发动，亿万人民积极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为了推翻什么阶级专政、夺取什么政权吗？这真是一个荒谬不堪的论点，是一个简直叫人难以置信的诬蔑和构陷。你们这样说，就等于把全国人民的意志都强奸了。我所干的这一切，邓小平、华国锋，包括你们现在在台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曾经异口同声地拥护过，参加过，你们又怎样解释你们当年的行为呢？”“毛主席早就对我说过，要警惕刘少奇、邓小平、陆定一、杨尚昆以及周扬、田汉、廖沫沙等人的翻案活动，他们肯定是要翻案的，这是一条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一条预见，由于华国锋这个坏家伙和叛徒的出卖，你们暂时地得逞了。但是，有一点我要告诉你们，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中国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熏陶的，人民是经过锻炼的
，你们这些修正主义分子，人民将来是不会放过的，我也在这里要告诉你们……”。
她继续说：“林彪指使叶群和他们的小分队去抄郑君里、赵丹他们家的事情，我回顾了很久，这是林彪的罪恶和阴谋的一部分，郑君里和赵丹的死，我是在这里才听说的，你们把这些强加在我的头上，难道不是和林彪一样地对我的迫害吗？吴法宪那个王八蛋是他的走狗，他的话怎么能作为凭据呢？他早就对我和张春桥恨得咬牙切齿，这是人所共知的。我再在这里申明一遍，林彪和他的小分队对郑君里和赵丹以及对秦桂贞的事情，和我没有任何的关系，你们也拿不出像样的证据来。我倒是怀疑，你们已经和吴法宪这类人串通好了，有意要陷害我，不然，为什么你们
至今不让我和郑君里家里的人好好地对质一下事情的经过。你们这样做，就是要造成一种效果，好像我江某人在三十年代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现在你们把要说
的话都说出来嘛，我究竟有什么样的把柄篡在你们手里呢？没有，没有，根本没有。江某人在三十年代的所作所为是光明正大的。你们做出了林彪要做而没有做出来
的事情，你们才是地地道道的林彪的同伙呢。其实，毛主席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就是把他们结合起来批的，只不过你们要把林彪的设想变成现实罢了。”
她继续说：“你们所说的那个所谓诬陷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事情，简直是有史以来的奇谈怪论。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对各级机关和部门的领导人提了很多的问题，揭发出许多历史上的丑行，我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向康老要一个有问题的人的名单，就成了所谓的诬陷的证据。难道说，革命群众揭发的那些问题，都是我江某人炮制出来的吗？难道说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等人的揭发材料，也是我江某人策划搞的吗？明明是党中央给他们定的案子，我看了材料给人们讲一讲，就成了我江某人的诬陷，这能说服历史和后人吗？我这里还只是说就算你们所说的材料是假的这个前提上，更何况党中央整理他的每份材料和定的案子都是正确的呢。照你们说来，文化大革命十年来，亿万人民群众参加的这场运动中，所
有揭发出来的走资派和叛徒、特务以及一切牛鬼蛇神等等，统统都是假的，统统都是冤案、假案、错案，都是我江某人策划的，这可能吗？这岂不把你们的能力和才
华都抹杀了吗？我江某人真要有这么大的本事，我怎么会坐到这个被告席上来呢？我这样一讲，可能人民群众就能看清事实了，你们这个特别法庭搞的这一切，就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地精心制造出来的大冤案。你们所采取的手段，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然后扩大范围，把我搞臭。天地良心，你们的良心哪里去了？我还是毛泽东的妻子，你们就敢于如此，可见王洪文为什么到了法庭，到了这个地方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她继续说：“刘少奇的叛徒材料，是他自己三次被捕坐监所写出来的，难道是我编造的吗？他是怎样出狱的，连延安整风的时候，你们现在的中央里的人都提出过怀疑，还有揭发，就是因为证据不够，毛主席没有把这个问题提到桌面上来，而且刘少奇还受到重用。直到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和革命派揭发出来他们大批这样的问题，才进一步引起了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这才经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和批准，成立了中央专案组。这个专案组所有的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都参加了，所有的材料都是集体审定和共同研究的，你们仅仅抓住我
批准他们拘留了几个人的报告，就断定刘少奇的专案是我江某一个人制造出来的，是不是编造得太离奇了吧？是不是难以让历史和后人所接受呢？除非你们和当时的中央是木偶人，否则这一套就是荒谬的，站不脚的。”
江青的辩护词，讲了近二个小时。
于是，审判长宣布把江青带出法庭，休庭。此时已是上午十一时三十八分。
邓小平看了江青在法庭辩论时的发言后，气愤地对彭真说：“告诉特别检察厅的同志要准备一篇很好的发言，一条条地批驳这个娘们的诡辩，把她的画皮彻底地剥下来。这个家伙，我早就料定她会在法庭上表演这么一下子的。下次辩论的时候，她如果再继续攻击党的领导人，你们就采取措施，不能让她这样为所欲为。否则，就收不到我们审判的预期目的。”
彭真当即把这个指示通知了特别检察厅：“你们再不能允许江青在法庭上攻击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如果她要再讲，你们就押她出去或者采取当庭制止的措施。总之，不能允许她继续如此。”
江华立即做了相应的布置。
样板戏《列宁在十月》
那些年除了演样板戏，也演过一些新编的现代戏。印象最深刻的是《列宁在十月》。此戏据说无剧本，全凭着旧戏曲的八大韵去“踩水”（即兴创作）大剧团不敢演，怕犯错误，只有些班子小胆子大的县川剧团才敢演它。演列宁的须生崔正红习惯了在台上走正步，举手投足依然是旧戏中的大臣 风范。花脸刘盛财演斯大林，在台上老是用手死劲捻松香粘的八字胡。我同其它演员串角，端端正正站在二位革命导师旁聆听教悔。
列宁唱：【红鸾袄·二流板】
叫一声约瑟夫孤的好兄弟
有件事朕同你细说端的
打冬宫咱还要从长计议
切不可闹意气误了战机
冬宫内到处有许多裸体
全都是大理石雕刻成的
斯大林唱：（同上曲牌）
嗔一声敬爱的……（帮腔）弗拉基米尔·依里奇
三日前本将军已传话下去
打冬宫不准毁坏文物古迹
开枪不能朝着壁上的裸体
那都是尼古拉留给咱们无产阶级的…………………
（摘自小说《落花时节》。作者何洁，诗人流沙河之妻）
秦光耀：文革時期的撲克牌
毛澤東時代的文革有一怪，先是不賣撲克牌，它是西方勢力，禁了。後來賣了，又不讓叫，把西方勢力的撲克牌硬改成了中國特色，叫文娛片。說起來就好像痴人妄語、天方夜譚，卻在並不遙遠的過去真實地發生過。文革中的荒唐，只有我們想不到的，沒有做不出來的。
由於撲克牌是 我國最大眾化的娛樂品，停產停售撲克牌後，「革命群眾」包括「造反派」、「紅衛兵」等最革命的「革命派」也因缺乏撲克，無法進行「革命娛樂」而大為不滿。感到撲克牌並不是「四舊」，而是撲克牌上的JQK人頭牌是「四舊」，於是去掉人頭牌，把JQK圖案改為有革命內容的，或中性內容即不含封資修內容的。「破四舊，立四新」，改造後的撲克成為「立四新」內容之一了。有的還把「A、J、Q、K」改成「1、11、12、13」。有的撲克外盒印有毛澤東語錄或詩詞或林彪題詞。
大約在70年代初期，撲克牌又恢復了生產。儘管有傳聞撲克牌是中國人的發明，可12世紀時馬可·波羅把這種紙牌遊戲帶到了歐洲，成了西方勢力。於是，重新復出的撲克牌被劃清界限。當時，全國統一的名稱是：文娛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