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残忍……
1958年夏天，在中国土地上，突然之间冒出了数不清的大学，仅仅比后来的土高炉少一点。始终走，不，始终狂奔在全国前面的河南省，先是一个地区办一个大学，后来一个县一个，一个公社一个。那个被伟人称赞，说是跃进规划像一首诗的河北徐水县，不仅办起了一个拥有12个系的综合大学，而且县下每个公社都 有一个红专大学。这种大学是怎么办的呢？徐水，还有山西平遥的综合大学，是把原来县里的中学挂上大学的牌子，中学的老师变教授，再配上些老农，算是土专家，教室原封不动，只是原来的教研组变成了系。
---张鸣《历史的坏脾气：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
劉文彩這個地主典型是馬識途搞出來的，包括收租院那一堆泥塑也是他組織創作的。中共改開之後，有人開始調查事實真相，有些文章甚至出現在官媒上，又是他跳出來極力阻止，甚至要追究作者和編輯的責任。
你敢“造谣”！
1964年，当局打造的“庄园故事”在强大的国家机器推动下，开始轰轰烈烈推向全国，成千上万的人来到庄园参观，接受“阶级斗争”教育。
可是，在庄园附近，居住有不少认识刘文彩、了解真相的居民。当局非常担心有人向参观者说出真相，于是，从1964年秋起，一场专项镇压和驱赶行动在庄园附近展 开（该行动姑且称作“纯洁庄园周边阶级队伍行动”）。
“行动”先以抓人、打人、批斗、判刑为前锋，制造恐怖气氛，接着下达驱逐令，驱逐庄园周边一些当局不放心的农民。该令规定：没收他们的房子和所有家具等，而且工作必须当天完成！
人们被突如其来的灾难惊得目瞪口呆。他们没有感受过“水牢”、“地牢”的恐怖，但是，他们要遭受当局怕他们说出真相而施加的恐怖。
这些被驱逐者们都被定为“坏人”，在发配地他们被歧视、挨整、克扣口粮等等。
此外，对凡是敢讲真话的人，不管是“深受迫害”的长工，还是“阶级兄弟”的贫农，中共当局一律加以“造谣”的罪名，并以铁腕镇压。
该“行动”首先在刘文彩的近邻和亲友中展开，因为这些人最了解情况。
首当其冲的人叫刘福田。刘福田曾是抗战老兵，1937年出川抗日，抗战整整八年。后来他又在刘文辉手下当过连长，1949年随刘文辉部队起义。因他家没有田产，土改划成分时定为贫农。鉴于刘福田与刘家的关系，当局认为他最有可能说真话，便决定拿他开刀。1964年9月，刘富田被抓起来，罪名是刘文辉的“伪军官”。他先是遭到一阵暴打，然后被绑到各种会上去批斗，最后被定为反革命分子。1964年10月1日，本地开大会，刘富田被当众宣布逮捕，判无期徒刑。
---对大地主刘文彩庄园的采访
作者： 谭松
他救助群众
讲述人：陈发洪
当年刘文彩雇工，82岁
采访时间：2013年1月17日
地点：安仁镇苏家虹桥村
我是解放前三年迁移到这儿来的，当时生活没得着落，去给总办（刘文彩）打工，最初做些杂活，扫地呀，打水呀，后来也帮他在唐场、苏家这些地方收收粮。我在那儿打工，玉米饭都没吃过，一天三顿大米饭 ，随便你挖（舀）。不是鸡就是鹅，不是鹅就是肉，那个生活还差了吗？总办对人好得很！他救助穷人，看你家里贫穷的情况发票，一升的，两升的，你就拿那个票到安仁街上的洋楼里去称米。现在安仁啥子房子都拆了，那个洋楼不准许拆，要保护。他如果不帮助穷人，会死好些人。那些没得办法的人找到他，说家里有困难，总办就掏出纸来，写个条子，让他去称米。他那个思想同毛泽东是一样的，救助群众，救助困难户。随便哪个帮他干活，不欠人家一分钱，干完活就拿钱。穷的人呢，就白送钱给你。文彩中学就是他修的，好多人，光木匠就是几百。这么大的篜子，一天要蒸多少饭？随便吃。做完活就给钱。他在整个安仁，说话巴巴实实（实在），轻言细语，不扯个把子（指讲信用，不撒谎），同老百姓处得很好。
问：《收租院》里说他凶恶得很呢。
陈：那个东西是伪造的嘛，是造他的舆论。说交不起租就牵人家的猪、牵人家的牛，尽是乱球鸡巴说。他要真这么干他还想不想有人来种他的田？那是不可能的事！假的！编造的！！
问：你饿过饭吗？
陈：统购统销时我就饿得心慌，浑身没得力，走不动，脚肿得这么大。公社化时（大饥荒时），一天只有二两米，最后连二两米都没得，唉呀，惨！就我们这一带，饿死了好多人！那日子，一会儿这个饿死了，一会那个饿死了，还没得人帮着埋。每个人都怕自己也饿死了。不过，我们家还没有死人，我们这个队死得也不多，为啥子？我们生产队在河坝边，河坝上种了很多萝卜、瓢儿子菜，有一、二十亩，我们去挖来吃，救了命。
---对大地主刘文彩庄园的采访
作者： 谭松
图：当年刘文彩雇工陈发洪
李志绥在书中提到了毛泽东的多处行宫，如西湖刘庄、韶山滴水洞、武汉东湖宾馆、广州小岛招待所、上海的西郊宾馆等等。张戎在书中也提到毛泽东有十五处行宫。这里主要介绍一下上海西郊宾馆的一些情况。
西郊宾馆位于上海西部的一片密林之中，建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这片密林面积很大，有数万亩 ，在江南水网平原极为罕见，称之为上海之肺，对于调节上海气候，净化上海空气有很大作用。毛以前来上海一般都住在哈同宾馆。因哈同宾馆位于闹市之中，毛感到不方便，而且哈同公馆人员较杂，毛在宾馆招待女友的消息也不胫而走，这让毛深感不快，后来毛一度住在专列上，不肯下车。这引起了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不安。柯是毛的心腹，在党内的资格很老、地位很高，在上海更是一方诸侯。柯提议为毛泽东建造一座行宫，柯说：“毛主席是我们的伟大领袖。他老人家来上海视察工作，是对我们的关心，对我们的爱护，更是全上海人民的骄傲。可是我们却不能为他老人家提供一个合适的休息之所。这是我们的失职，这是我们的犯罪，我们对不起他老人家，对不起全国人民，必须立即解决这个问题。”柯的提议很快得到毛的同意和中央的批准，为毛建造行宫的工作被列为上海一号工程，绝密的政治任务，抽调工程兵部队昼夜施工，行宫也很快建成了。那时中国正处于大饥荒时期，饿殍遍地，人民的生活惨不忍睹，而上海却在为毛大兴土木。
毛的行宫从外面看并不起眼，多数是平房，也有几幢小楼，星罗棋布的分布在密林之中。虽然是平房，可是却极为讲究，坚固结实、高大宽敞，里面空间很大，装饰陈设也极为考究，富丽堂皇、庄重气派，材料大都由香港购来。房间的隔音效果很好，墙壁装饰材料铺有消音层；窗户玻璃也使用了双层防弹玻璃，从里面可以看到外面，外面却看不到里面。
室内还建有毛泽东专用的游泳池，按摩室以及放映间等等。室外种了一大片草坪，还挖了一个水池，因毛不喜欢中式园林，所以室外景点布置有点西化，可以说是中西合璧了。行宫警卫森严，整个密林被列为禁区，设了三道警戒线，禁止外人踏入，最外的一道警戒线在密林外边，通往密林的所有路口被放了岗哨，拉了铁丝网，每隔一段距离还有岗楼；密林中间又设一道警戒线，拉了电网，隐蔽了许多暗哨；密林的中心，毛的行宫周围更是戒备森严。通往毛的行宫只有一条公路，曲曲弯弯的穿过密林，途中更要经过多道检查。整个行宫的警卫服务人员有六七百人。行宫建好后不久，大约在1961年，毛泽东就来到了上海。柯庆施小心的陪侍毛参观了行宫，期望能得到毛的赞赏。不料毛不置可否，只冷冷的说了一句：“种这大片草有什么用？……”
毛的这句话使柯紧张万分。柯立即将负责园林规划的专家找来，商量怎么办，如何落实毛的指示。考虑到种粮食不大行，必须播种，见效太慢，于是决定铲除草坪，移栽蔬菜。柯将行宫的工作人员和不值班的警卫都召集起来，布置了铲草坪种蔬菜的任务，为了不打扰毛，白天不能干，只能在夜里搞。并规定了一条纪律，不准喧哗，不能影响毛休息，谁违反了纪律就处分谁。一整夜，柯庆施都守护在现场，小心翼翼的监工，有时还亲自帮帮手。众人一看不可一世的柯庆施都如此的紧张郑重，更不敢怠慢，一个个诚惶诚恐的闷着头干活，忙碌了整整一个通宵，才将蔬菜种完。这时柯已是疲惫不堪，衣服上泥水斑斑。一直到日上三竿，毛才醒来，看到草坪没了，种满了蔬菜，对柯庆施赞赏的点了点头，柯一颗悬者的心才放了下来。
这件真实的故事深刻的反映了毛的专横霸道以及共产党内那种等级森严的人身依附关系。柯是政治局委员，党内元老，一方诸侯，也是威风八面、说一不二的人物。在毛的面前却卑微恭顺的像个奴才。
毛在统治中国的二十八年中，很少住在北京，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全国各地的行宫之中，过着帝王般奢侈的生活。老百姓的生活，人民的疾苦，他漠不关心，尽情享乐。对那些烦琐而具体的国家事务，更是不屑一顾。他自己不干正事，却对那些想干点实事的人指手画脚，横挑鼻子竖挑眼，上纲上线。他关心的只有他的权势地位。他呆在幽暗的行宫之中，成天算计的都是如何巩固他的权位，如何打击他的敌人，如何让人民臣服于他的淫威。这就是毛泽东的真实写照。
---毛泽东的上海行宫──西郊宾馆
作者： 云松
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无论是在中国的还是国外的-已经开始揭开这神话的面纱。其中最著名的是张戎（英文名：Jung Chang）和John Halliday，他们对毛泽东的生活和行为进行了严厉的复述，其论点是毛和他的追随者是嗜血的暴徒，他们通过反平民的暴力、险恶的操纵和不应得的好运气一路到掌权。中共在其初创期 的残酷和根本不受欢迎与许多其他研究人员的发现一致。
中国的历史学家孙淑云（音）进行了一项特具启发性的调查，她追朔了毛及其共产党人“长征”的足迹——1934年至1935年从江西山区撤退到延安。在整个旅程中，她采访了一些尚且在世走过“长征”的老兵和当地居民，发现他们讲述的关于长征的事件，版本比中共宣传的负面得多。Jean-Louis Margolin、Frank Dikötter和Rudolph Rummel研究了中共上台执政期间对平民进行的广泛暴行和非人道待遇。Otto Braun第一手记录了毛及其追随者在1930年代的许多虐待行为，但他的报告由于政治上的权宜而被他在俄罗斯的上司搁置一边。
这些调查和其他调查的结果正在揭示国共内战的真相。与中共的宣传相反，毛泽东和共产党人在其初创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不大为人所知，而那些听说过他们的人倾向于以矛盾的或完全敌意的态度来看待他们。产生后一种情绪，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毛的领导下，中共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两次大清洗中故意大批杀人，并持续地对平民进行屠杀和虐待。
共产党通过部署大型常规军队而不是通过全国各地爆发叛乱来击败国民党。此外，他们的军队主要由苏联装备，主要从农民征兵，而不是踊跃的志愿者。事实上，在整个内战期间，在敌后，并没有一次是自发的亲共的民众叛乱，即使在1940年代末中共即将取得完全胜利时。1949年，江西是最后向中共投降的堡垒之一，而那里是毛及其追随者1930年代所在地及第一个完整的中国苏维埃所在地。当地居民记得毛的统治是如此恐怖和令人厌恶。
---《国家利益》杂志：历史是中共最大的敌人
作者： Francis Grice/编译: 赵亮
世上哪有这个道理？！
讲述人：唐学成
原刘文彩佃户
采访时间：2013年1月16日
地点：大邑县韩场兰田16组
以前我家租刘文彩的田，有十多亩，我和我老头（爸爸）唐新顺都给刘文彩种田。家里养得有三头大黄牛。那一年，大概是1947年，我们欠了租，牛又被土匪抢了。那天，刘文彩出来，我老头遇到他了，一 下子给他跪倒。刘文彩赶忙说：“你啥子事？啥子事哟？”我老头说：“今年天干（旱），牛又被偷了，欠了点租。”刘文彩说：“今年交不起就算了，明年再来嘛。”就这样，就叫我老头回来了，租也免了。过了几天，刘文彩派了两个人，给我们家送了一头黄牛来。那头牛我们一直喂到解放后，搞初级社时被集体牵走了。解放后要我父亲去诉苦，他坚决不去。
我们给刘文彩交租，一般每亩交一担一到一担二，一担谷子300来斤。刘文彩在我们这儿就有一个仓房，打谷子时，早上担去，回来做一阵活路又担去，那儿饭是长期开起，随便你吃。给刘文彩交租交湿谷子，田里打起来就交了，后来（解放后）交公粮必须交干谷子，晒好几回他都说不干，挑去好几次都上不起，老说谷子还不干，喊你“再晒，再晒！”有时，担去半个月都交不脱，不找熟人根本就上不起。刘文彩只交谷子，而且是湿谷子，其他就没有了，给共产党还要交油菜，交不起就交钱。
我老头是1957年饿死的，那个时候就没吃的了。那时，搞浮夸，没有产这么多粮，报些空头数字，要按那个空头数字交粮，要逼你承认你有多少粮食，要把数字填够，不交出来就要斗你，逼得你把口粮交出来，就把我们分得的口粮强行拿走，世上哪有这个道理？！
我老头在坡上割牛草，来不起了，我弟弟把他背回来，没粮食吃，他死了，有吃的我老汉死不了。
---对大地主刘文彩庄园的采访
作者： 谭松
刘文彩帮我建家园
讲述人：陈克明
刘文彩的雇工，1928年生
采访时间：2009年8月22日
地点：大邑县安仁镇吉祥街
我住在安仁镇民安村5组，“解放前”是安仁11保7甲。那一年，好像是1936年，我才几岁，在读私塾。那天晚上，有人把我家房子烧了。为啥烧？有个叫吴篾匠的人，是一个孤人，他原来的屋基卖给了 刘辉林（音），卖了后他去帮刘辉林碾米。他偷他（刘辉林）的谷子，刘辉林就把田拿给我们做，不给他做了。吴篾匠因此怀恨我们。晚上，他把酒泼在我们墙后面堆的草把子上，点燃。我们是草房，有14间，一点，“轰”地一声就烧起来。一刻钟都没得，14间屋就全部烧完了。
那天，徐达三（音）在刘总办（刘文彩）那儿帮他收谷子，他回来看到我们房子烧了，就来看伤到人没有。我老汉（爹）对徐达三说：“徐大爷，你到总办那儿去帮我们说一下，我们这么惨，全都烧了，我家十几口人，怎么办？”
徐达三第二天去找总办。总办说：“去告个码头（即去袍哥组织求帮助），弄点钱帮他修好。”
过了六天，没有动静，我们又找徐大爷。徐又去找总办，结果总办把这个事忘了。他马上说，那我去看看。当天下午，总办就来了，还扛了个鸟枪。我老汉给他下个全礼——跪下磕个头。
总办说：“起来起来，你们人伤到没有？”我们说，人没伤到，只是猪没有跑出来，烧死了。
那时正在修新公馆，总办说：“我去找两个人来看一下。”
他找了×汉轩（音）和刘四爸，一个是包工头，一个是泥工。他们来看了后第二天就开工了。
他们把修新公馆的木料拉来，打桩桩，门的框框是我们直接到新公馆去拿。这期间他还找了保长蒋奂村（音），叫他来帮忙整这个房子，材料不够就由他买，在他那儿去报账，反正要包修好。
花了多少钱我们不晓得，只晓得是100个工，同样的给我们修了14间房。
那些年，逢年过节，尤其是过大年（春节），附近的穷人都要去找他，说：“总办，今年过不起年”。一般都给一斗米，至少给五升米。一斗米嘛42斤半。他对穷人很有些好。
交租的时候要招待饭吃，还有人专门去吃饭——帮别人挑石谷子，去后就在那儿吃饭。
对了，再说说刘文彩帮我家修的那14间房子吧。它们在“大跃进”时全部被拆毁了。为啥呢？那时要搞亩产万斤，需要我家房子墙上的土泥砖去肥田，一下子就拆了。以后20多年我们一直没钱修房子，那些年，卖个鸡蛋是走资本主义，做点手艺要缴款，做点生意是投机倒把……直到改革开放，邓小平搞土地承包，我们才挣了钱，重新在旧地上盖起了房子。
---对大地主刘文彩庄园的采访
作者： 谭松
笔者查找了许多相关资料，发现有确凿的史料证明，直到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整个中共地方割据史和建军扩军史就是一部武装贩毒史。包括毛泽东，邓小平以及习仲勋在内的所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人人有责。用当时的毛泽东的话说：鸦片起到了为中国革命“打先锋的作用”。到王震在延安率部种植罂粟， 炮制鸦片的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中共各大地方割据集团就已经有了长达十年的武装贩毒运毒史了。
---夜话中南海：“没有大烟土就没有共产党”是千真万确
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武装贩毒历史要追溯到井冈山时期
北京人民出版社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出版的由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撰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记载：1928年7月4日，湘西南特委军委毛泽东向中共湖南省委报告，反对省委将红四军主力调离井冈山，陈述了6条理由，其中说道：“从经济上 讲，四军人数如此之多，每日至节俭需要现洋七百元。湘南各县焚杀之余，经济破产、土豪打尽。朱（德）部自二月抵耒阳时起即未能筹到一文，仅靠卖烟土吃饭。”
---夜话中南海：“没有大烟土就没有共产党”是千真万确
自由亚洲电台
我在林彪身边三年，林彪从来不洗脚，他只在杭州九莲村洗过一次澡。是澡盆，水温45度，我们几个警卫员把他抬进去，泡一泡，搓一搓，以后再也没有洗过。刷牙不用牙膏，洗脸用香皂。两条毛巾，小毛巾放水里，捞出擦一遍脸，在湿毛巾上打上香皂，往脸上、脖子上擦，擦完后紧接着用干毛巾擦干净。我们站在 他跟前，怕他低头昏倒，给他递递毛巾什么的。1955年以后林彪洗脸不用香皂了。他很少出汗，衬衣一星期换一次，挺干净的。一出汗他就是病了。他出汗没准儿，冬天挺凉，他感觉出汗，只是他自己感觉，你看不出他大汗淋漓，只是他身上有点潮。他不说出汗，你不知道，但是从他的表情能看出来，精神不太好。
林彪吃饭以青菜为主，不喝水。馒头切成小方块，放在碗里蒸，倒开水一泡，一顿吃二两。黄瓜放盐，不放油，煮熟，连汤带水，吃点黄瓜片，吃菜花，不吃炒菜。后来林彪大便不干燥，那时尽拉稀，从来没有便秘过。他三餐不重样，中午吃一个红烧鸽子，切成一块块，吃一碗藕粉，广州时吃过一个时期的甲鱼。杭州吃过鲥鱼，青岛吃过鲫鱼。吃红烧肉切一小块，不能有一点肥肉，小米粒大的肥肉也要弄出来。
---林彪内勤谈林彪与高岗
作者: 王汝钦舒云
毛不喜欢洗澡，一九四九年以后就没洗过。他喜欢的是让人用热毛巾天天给他全身擦澡。他不洗头，喜欢享受理发师给他篦头的快感。毛也喜欢舒舒服服地每日一按摩。他不爱进医院，医院的设备加最好的大夫上门服务。要是毛不高兴见他们，他们就留在那里等候召见，有时一等几星期。
毛不讲究衣着，他爱的是 舒服。他的鞋多年不换，因为旧鞋才舒适。必穿新鞋了，他让警卫战士替他穿松了再穿。他的浴衣，毛巾、毛巾被都补了又补，一床毛巾被有五十四个补丁。但它们可不是平常的补丁，是拿到上海去请手艺最好的师傅精致地织补的，费用比买新的不知高过多少倍。这不是什么“艰苦朴素”。世界上许多随心所欲的巨富和极权者，常有这类享乐怪癖。
当然，一国领袖享受些奢华、别墅，没有什么了不起。毛的不同是，他一边尽情挥霍，一边把自己打扮成节约的楷模，要全中国人民都在极端艰苦中过日子，对挪用国家财产远不如他的人无情惩罚，乃至枪毙。
在性生活方面，毛统治下的人民忍受比清教徒还清教徒的约束。分居两地的夫妇一年只有十二天探亲假，千百万中国人成年累月没有机会做爱。私下的性发泄可能带来公开的羞辱。有个华侨回到祖国，有次忍不住手淫，第二天被迫在宿舍床头贴出供众人嗤笑的“自我批评”。
毛本人的性生活却是完全的放纵。一九五三年七月九日，解放军总政治部批发了为中央警卫团选拔文工团员的决定。彭德怀一语道破，说这是“选妃”。后来这成了整彭德怀的一条罪状。彭的反对不起作用，部队文工团成了毛的应召站。毛在各地的别墅，也都挑选了对毛胃口的护士、服务员，随叫随到陪毛睡觉。
毛偶尔给女友们一点补贴，有时也给身边人或亲戚一点钱。数目最多不过几百块，但毛总是每一笔都仔细亲自交代。多年来他的管家每隔一段时间要向他报一次帐，毛不时还察看帐目。
毛补助身边人的钱是从中央特别会计室拿出来的，“特会”存着他的稿费。那年头中国绝大多数作者都不许出版，而人人都得“读一辈子毛主席的书”，毛著作的销量可想而知。据毛身边人说，一九六○年代，毛的稿费达两百万元以上。这在当时简直是天文数字。与此相比，毛身边一般工作人员一年工资大约四百多元，有的农民一年辛苦到头才得现金不过数元。
毛的中国产生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百万富翁：毛泽东。
---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在彭湃带来的“红色恐怖”中，40万人口的海陆丰地区有一万多人被残酷处死，“反动的乡村有些全乡被焚烧”。有超过5万名民众逃离到香港、广州避祸。而一些赤卫队员（大多是青年农民）从最初的胆怯变成了杀人连眼都不眨的恶徒，甚至还想出了杀人的新花样，比如将人大卸四块，再煮熟吃掉；将人关在板箱里慢慢 锯成一块块。
1928年2月，海陆丰苏维埃政权被政府军击溃，彭湃率领残部逃至大南山地区。同年10月，受上海的中共中央指令，彭湃离开广东，绕道香港转往上海。第二年8月，由于军委秘书白鑫的告密，彭湃等人被国民党逮捕，六天后即被枪决。
杀人如麻的彭湃虽然死了，但由于其罪孽深重，其后人在中共的历次运动中，都遭到了成千上万被虐杀之人的后代的复仇。如文革刚开始的1966年6月19日，在几个中共海丰县委常委的支持下，华南农学院党委委员、水稻生态研究所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彭湃之子彭洪，从华农校园被拉回海丰批斗，9月1日被活活打死。
1967年8月26日，5000多人携带机枪、冲锋枪、步枪进入海城镇，对彭湃的亲属、当年的战友及家属展开血腥镇压和长达半月的围剿，100多名干部群众被杀害，800多人被打成残废或重伤，3000多人被打伤。8月29日下午，彭湃的侄儿彭科逃到郊外的将军帽山，一个姓洪的中年男人，听到彭科的名字，马上大声喊道：“我要报仇！”接着举起篾刀，将彭科的头颅砍下，挂在城东门的电线杆上，示众三天。彭湃的堂弟彭劲、彭湃的堂侄彭株等彭家亲属也相继遇害。
文革结束后，彭家后人并未要求严惩凶手，反倒一致认为要向前看，不应怨怨相报，可谓是痛定思痛。只是地下的彭湃能还得起那滔天的血债吗？
---杀人如麻的“农民运动大王”彭湃
作者： 林辉
大饥荒时期的茅台
酿酒需要消耗大量粮食，所以在中国历史上，遇到荒年，统治者往往会下令禁止酿酒，以节约粮食，直到民国这个传统都在保持。1937年，贵州当局颁布违背酿酒处罚规则（十条）。其中，在天灾粮食困难期间禁止以粮食煮酒、熬糖、米浆刮布。对违禁酿酒者，最高可处以8倍罚金。
茅台的原料 主要是高粱和小麦，由于工艺原因，对粮食的需求量尤大，一吨酒要耗费五吨粮食。曾任仁怀政协副主席的周梦生回忆，建国前，当地遇上旱涝灾害，粮食减产，米珠薪桂，为了民食，政府下令全县严禁煮酒熬糖，禁令森严，就是下了窖的沙，也不准翻烤，已烤存的酒不许出售。禁期有时长达一年。
在大跃进后的1959-1961年，也就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国内面临史上最惨不忍睹的大饥荒，这个时期的茅台酒酿造是怎样的呢？
根据可查的记录，1959、1960、1961三年，茅台酒合计产量为2079吨。[2]其中，还出口139.86吨。这个数据是什么概念，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前文提到过，茅台因为工艺、原料、场地等原因，产量一直有限。1949年前，在没有遇见灾荒，政府不禁止生产的情况下，生产能力最牛的恒兴年产量最高峰也不过32500公斤，折合32.5吨。3家相互竞争，不断扩大产能，但加起来年产量也不超过60吨。如此下来，正常情况下3年最多也就出产180吨。
在全国饿死将近4000万人的那三年，茅台却生产了2079吨！产量不仅没有缩减，反而实现了真正的大跃进，是正常年份11.5倍！
---血茅台——你不知道的国酒故事
作者: 二大爷
苏联专家的改造计划
当年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曾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梁思成讲：“毛主席说，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也就是说，毛泽东希望将来的北京是一个工业化的大都市。
这正是当时苏联援华专家的观点。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曾说：北京没有大的工业，但是一个首都，应不仅为文化的、 科学的、艺术的城市，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大工业的城市。之后，苏联专家搞了一份北京建设方案。它要求在长安街沿线建设中央政府办公大楼，并把北京建成一个工业化城市。
这个方案呈送毛泽东后，毛大笔一挥：“照此方针。”北京的城市规划就这样定下来了，也就是以旧城为基础进行改扩建。在旧城内改扩建，涉及拆除老北京的牌楼。梁思成等专家表示反对，争论汇报到毛泽东那里，毛说：“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在旧城内改扩建，还涉及拆除老北京城墙，梁思成和夫人林徽因等都反对。林徽因曾直接闯到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的办公室，跟他争辩。彭真说，这是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说城墙是封建象征，是皇帝挡农民的。有一天，梁思成从城内开完会回到清华园，转述了彭真的话：“谁要是再反对拆城墙，是党员就开除他的党籍！”
从此，反对的意见，美好的建议，都沉默了。党性战胜了科学理性和人性，拆解老北京，就这么定下来了，任何人不得“妄议”。
---【百年真相】中共为何毁掉举世无双的老北京？
曾在抗战胜利后出任沈阳市市长的董文琦先生在其口述历史中提到，1946年，他下令恢复沈阳各方面秩序。有关人员在清除路边垃圾时，发现了千余具苏军尸体。董文琦认为，这些尸体应该是苏军闯入民宅强奸抢劫时为老百姓打死并埋于雪堆中。雪化后尸体才被发现。这些被发现的尸体随后在河边焚烧。
进入中国 东北后的苏军，军纪败坏。董文琦先生在口述历史中表示，自己经过多方搜集资料，证实了苏军在东北犯下了如下暴行，其中第一大暴行是奸淫妇女。苏军进占东北各大城市，先强奸日本妇女，继强奸韩国妇后又奸中国妇女，因而日、韩、中年轻妇女均剃光头穿男装不敢外出，各大商店住户均严闭门窗，以防苏军闯入遭受灾祸。
对于被苏军强暴的女子人数，董文琦先生曾派人在沈阳市秘密进行调查，以备向苏军要求赔偿。虽然是秘密调查，但多数良家妇女不愿声张，只有两千多人填表报告姓名住址、奸淫时间和地点，当即由市政府报送外交部。但直至东北沦丧，赔偿都没有下文。这让董文琦先生深以为憾。
董文琦先生曾就此事过问过驻守在沈阳的苏军司令阔夫东。他说：“苏联决定进军东北时，预料将遭受日本关东军坚强抵抗，故将西伯利亚集中营内青年囚徒编为军队，用他们打先锋，不料未遭任何抵抗，日本即告投降，所以这批亡命之徒既无训练，又不知军律，我亦无法约束。”
原来如此！原来进入中国东北的苏军一部分是亡命之徒！
---沈阳雪堆中千余苏军尸体背后的暴行
作者： 林辉
瞎评： 中共无法无天！刘少奇这厮“功不可没”！这家伙溜须拍马可谓天下无敌，连老婆都敢送给毛享用！为求心里平衡，对付起人民来，可是极端残酷，以致中共天下冤魂无数。可以说，这厮完全是作茧自缚，被毛魔王“请君入瓮”，死有余辜！下面这些都是刘少奇的奇谈怪论：
“我们的法律不是为了约束自己，而是用来约束敌人，打击和消灭敌人的。我们的法律是要保护人民去同敌人斗争，而不能约束革命人民的手足。如果哪条法律束缚了我们自己的手足，就要考虑废除这条法律。”
“党委决定要捕的，检察院要闭着眼睛盖章。这样做也可能有错，这在党内可以讲清楚，但对外，都要由检察院出面担起来。……如果检察院不做党的挡箭牌，民主人士就会利用这点来反对党，结果可以说等于是检察院反党。”
“检察院必须掌握在党的手里，这个机关同公安机关一样，同样是党和人民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锐利武器，必须掌握在自己人手里。必须保证检察机关在组织上绝对纯洁。”
“检察机关必须完全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做党的驯服工具。必须听党的话，党叫做什么就坚决做什么；党不允许做的事情，就一定不要做。会议认为党的领导的问题，是检察机关最根本的问题。”
“人民法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成为党的驯服工具。……法院工作服从党的领导，不仅要坚决服从党中央的领导，而且要坚决服从地方党委的领导；不仅要坚决服从党的方针、政策的领导，而且要坚决服从党对审判具体案件以及其他一切方面的指示和监督。”
张国焘叛变革命后，躲在香港骂遍了共产党的领袖们。骂到刘少奇时，他说："刘少奇是毛泽东的'功狗'。"
他说得不错。毛泽东之所以有今天，刘少奇的功劳最大。
红军长征到延安后，记得有一回看戏，演的是唐僧取经的内容。毛泽东突然对身边的一个民主人士说："唐僧西天取经谁最坚定？唐僧。谁最动摇？猪 八戒。"接着他指着坐在他左边只隔一个座位的张国焘，说："他就是长征路上的猪八戒。"张国焘闻言大怒，哐啷一下站起来，向剧场外走去，骂了句："无耻。"毛泽东面不改色。我又听见哐啷一声响，只见一个身材高挑的人拔地而起。是刘少奇。他对张国焘厉声道："你住嘴！"
满场大员，无一人拔刀相助，连毛泽东本人都未拔刀，刘少奇却慷慨拔刀了。就今天晚上的事情单独来看，我隐隐觉得刘少奇有点过分了。不错，张国焘是骂人了，可毛泽东也骂人了，而且出击在先。张国焘的嘴薄如纸，毛泽东的嘴比纸薄。刘少奇怎么就一个鱼跃跳到毛泽东的队列中呢？
刘少奇最伟大的功劳在于从事了一项发明创造。他提出了"毛泽东思想"。
一九四五年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七大"，刘少奇在会上热辣辣地夸奖毛泽东。他做了几次报告，次次都是嘴巴上盛开喇叭花。有一次报告，他总共一百零五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这是我统计的。当时我在台下，十分注意地看台上的领袖们的表情。他们均在点头，周恩来、任弼时点得很轻，充其量能算颔首而已。林彪点得冲动而激烈，象小鸡啄米一般。令我奇怪的是，毛泽东也和他们一样点头。他脸上挂着自信的笑。他放任自流地听凭别人歌唱自己。
刘少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毛泽东被他表扬了绝不下一百次，如果加上"毛泽东思想"就更不计其数了。他几次脱离报告，去解释那个刚被分娩出来的字眼。每到这时，他的声音都会提高八度。念稿时他还稍有结巴，这时却流利如水。他一次一次地用手噼开胸前的空气，他特别激动。当他最后一次作解释，说出了那句在以后被千万次重复的名言时，他的声音嘶哑了："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已经用他的思想把我们全民族的思想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就是毛泽东思想！"
掌声雷动，几乎要掀翻杨家岭大礼堂的天灵盖。"毛泽东思想"是刘少奇这个母亲生出来的。这个婴孩一出世就注定要万岁的。今天，毛泽东已无言，刘少奇亦无言，但毛泽东思想仍在喋喋不休地发言。我们用它斗天，斗地，斗别人。别人也用它斗我们。谁上台谁就自己宣布掌握了它；谁下台谁就被别人宣布背叛了它。上台下台，车轮咕辘辘转，只有它岿然不动。
---刘亚洲：刘少奇之昏
(作者按：此文被访者是一位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工作长达四十年之久的老同志。)
邮票上那个国歌是1979年的吧？那个是华国锋在老毛死后搞的，1978年改的国歌，“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这次1966年文革红卫兵搞的是另一个东西，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