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出大饥荒小说被判刑十六年
依娃：我知道，你在年仅二十一岁的时候，写了短篇小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揭露了三年大饥饿的真实原因，而坐牢十六年多。你怎么会看出饥荒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张方晦：我写这篇小说是一九六三年。农场解散后，我们是根本不可能回到上海报入户口的，户口就在自己口袋
里，叫“袋袋户口”，最后勉强落户在我父亲的原籍江苏省海门县，当农民种地为生。父亲因为不堪精神打击不堪饥饿疾病，一九六一年底获准赴沪看病，五十七岁逝于上海，我赶回去的时候只见到一盒骨灰。
我是几乎被迫害漩涡吞噬掉的人，经历的看到的思考的和同龄人截然不同。在阿克塞农场的时候，我曾看到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和一个中年男人，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蹲在墙角，又饿又乏。据别人说，这对父女是河西走廊张掖的农民，因走投无路，离乡背井穿越大戈壁想投奔“新疆建设兵团”而免于饿死……我老大不忍，给女孩找来一双弟弟的旧鞋，场部给他们十来个馍就打发了……这个画面让我耿耿于怀，回到海门后就以这对父女的故事为题材创作了短篇小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
依娃：你这样写，意识到危险性吗？
张方晦：我当然知道。我对母亲说，万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就把我的所有稿子、信件塞进炉膛，一把火烧掉。我那时年轻耿直血气方刚，在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下奋笔疾书写出了这篇作品。我在文中多次提到“狼”，寓意是这个社会这个政府就是吃人的狼。我把稿子在上海北京的朋友间秘密传阅。后来因为公安局派探子跟我们交往做朋友，我们一共七人于一九六四年九月被统统逮捕。小说手稿曾在设于上海师范学院的“镇压反革命展览会”上当作“罪证”陈列展示，当时轰动上海，全市大、中学校师生一概被当局安排集体前往参观。
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二年八年余间我被关押在上海第一看守所。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在上海长宁区体育馆召开万人审判大会，被判处无期徒刑，同案七人。一九八○年十二月十二日由上海高级法院宣告撤销原判、无罪释放。高院给了我四百元人民币，说道，“这些钱，既不能解决你的问题，也不能满足你的需要，意思意思而已。”
---银行家的美貌女儿如何沦为公共情妇？
作者： 张方晦（图）
人变成动物女人变成妓女
依娃：在那样饥饿的情况下，人和人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张方晦：因为饥饿，人的心理、人的精神会扭曲变态到极点。每一个家庭都有难以置信的例子，不胜枚举。我有一个教书的女同事，二十多岁。我去她家亲眼看见，他们打回来一锅面片汤，为了平均分给一家三人吃，要先搅拌几十下 ，然后飞快的分成三份，否则分不匀。一家人，多一口少一口都不行。
农场供应的玉米，都是整粒的，就煮熟了来吃。有些小孩消化不良，吃下去是玉米粒，拉出来还是玉米粒。我亲眼看见一个小孩蹲着拉大便的时候，另一个还不会走路的孩子爬过去，在大便里抠出玉米粒就往嘴里送。
农场干部管理人员私吞职工的口粮，他们个个体壮如牛。
如果在那时你看到一个从上海来的女人，一点都不瘦，一点都不憔悴，那么她一定是和哪个干部睡上了。哪怕有丈夫，丈夫也甘戴绿帽子，不会打骂、不会阻拦。因为这个女人总能带回来一些馒头一些吃的，能让丈夫和孩子吃饱一顿。其中有一个女人，三十几岁，颇有姿色，有三个孩子，她都得养活呀。在人人顿顿都吃不饱的时候，这个女人能吃饱，吃得好一点，就看上去特别漂亮。农场的干部驻军的干部，无论白天晚上随时传唤，这个女人乖乖的就去，不用强迫，因为撕去了羞耻的面皮后，她能换得吃饱肚子，养活丈夫孩子，还有性的享受，因为那些光顾她的干部肯定比她老公强壮得多。她就成了一个妓女，用身体换取食物。有人骂她“破鞋、不要脸、婊子”，她就马上报告，骂她的人就要遭到惩罚。
有一个上海交大的右派份子女学生，才貌出众，可谓沉鱼落雁，父亲过去是一个银行家，娇生惯养长大，到那里后变成一个公共情妇，什么教育局长交通局长都能找她睡觉，而她也仅仅是为了温饱为了生存而已。
这时移民中就会有“霸头”出现。其中有一个患过小儿麻痹症的拐子，很厉害，谁都不敢得罪他。他引诱上了一个年仅十五六岁的上海女孩，就因为他能够给女孩家一点他从伙房里弄来的粮食，对女孩家人来说算是救命恩人了。后来他又生妙计，将这个女孩嫁给一个从甘肃武威县“移民”来的老乡青年，换得一整只羊，还有两百多斤面粉。以这个女孩“干爹”的身份做成一笔大买卖。一九六二年，农场解散，我们这批没有死掉的上海移民被遣返南归，这个人又唆使那女孩从丈夫身边逃出来跟着自己一起回到了上海。
在那种时刻面临死亡的时期，偷盗抢劫受辱卖身似乎都算不了什么，人变成了动物，只想吃，只为吃，为了吃可以做任何事情。人已经不是人了。
---银行家的美貌女儿如何沦为公共情妇？
作者： 张方晦
（张方晦：我一九四二年出生于上海一个知识份子家庭，父亲曾任复旦大学教授，一九四九年后因“政治历史问题”被调到中学任教。母亲是律师，一九四九年后任中学教师。兄弟姊妹六人。一九六○年，全家被迫“移民”到大西北甘肃省阿克塞县。一九六二年被遣散返回父亲的原籍江苏省海门县务农。一九六四年，因常与几位同学在一起聚谈、同时开始文学写作（包括短篇小说描写三年饥荒的真相）而被冠以“反革命集团罪”逮捕入狱，在看守所关押长达八年多后，于一九七二年在上海以“现行反革命集团罪”公判为无期徒刑。经过多次申诉，一九八○年由上海高院宣布无罪释放。）
一例谎言
“文革”中学鲁迅，尽人皆知鲁迅与茅盾联名给红军写信，祝贺胜利这件事。“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这句话，作为鲁迅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评语，更是在当年作为鲁迅的话在各种文章中摘引个没完没了。
现在真相大白：鲁迅并没有给红军写过信；这句话，也根本不是鲁迅的话，而是杨尚 昆一篇文章中引用的另一位或几位朋友的话！
我们从小到大，在中国所上的近代、现代、当代历史课，基本上都是由谎言和忽悠组成的。关心历史、喜爱历史的人，应该做的，就是尽可能将过去所了解的“历史知识”，忘个一干二净，然后重新学习。
禅宗和西哲用不同方式说过同一道理：一个杯子装满了水，是不可能再向里面倒进任何水的。杯子里（脑子里）原来的“水”，就是党所反复灌输谎言让我们形成的“知识”和观念。我们必须不断用新的“水”（信息）来将它们替换掉。
---我们学到的历史，还有多少不是谎言？
作者： 高伐林
南昌起义并非打的中共旗号
发动起义，当然是中共中央自己的决策，但是当时共产党没有多少号召力，恐怕发动起义没有多少人响应，于是中共中央指示，用国民党左派名义号召革命。起义之后，发表了国民党左派《中央委员宣言》（“中央委员”，当然是指国民党中央委员），表达了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谴责蒋 介石和汪精卫，继续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斗争决心。
在这篇《中央委员宣言》中，也有数位如谭平山、毛泽东、吴玉章、恽代英、高语罕、邓颖超等共产党员，以跨党的国民党员的身份列入。宣言用的，完全是国民党的语言：“同人等受全国同志之重托，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6年1月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任为中央委员以来，根据本党主义政策与总理遗教，为国民革命前途奋斗，赖全国同志之协同努力，虽历经党国危机时期……”云云。
1927年8月1日上午，召开了有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党部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谭平山、吴玉章、贺龙、林祖涵（伯渠）、叶挺、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恽代英、徐特立、彭湃、郭沫若等25人为委员，并决定起义军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
中共发动起义，却打别家旗号，已经属于造假；不过，在政治斗争中采取这种手段，可以理解，无可非议，问题是，从那时至今，中共对此再也闭口不谈！——算不算双重造假？
---我们学到的历史，还有多少不是谎言？
作者： 高伐林
司马璐延安枣园「敌工培训班」同学陈健民，昆明国府后勤机关工作人员，中共地下党员。一天，党命令他逮捕某人并立即处决，事后再向政府公布此人为图谋不轨的共党分子。当陈健民遵命将此人逮捕，一看，原来也是枣园同学——会唱山歌的矮个子李毓兹。经过交谈，原来昆明中共组织经费十分困难，李毓兹奉命 抢劫昆明大商号源昌公司。事后才知道这家公司有龙三公子股份，龙云追缉甚力，限期破案。
昆明中共地下组织这下慌了神，因为中共在西南的活动全靠龙云掩护，现在抢了人家公子的公司，一旦破获，如何得了？至此，陈健民才明白组织命令他捕杀李毓兹，竟是为了灭口！他把自己「任务」告诉老同学，两人相拥而泣。最后，陈健民送了一点路费给李毓兹，嘱他走得越远越好。陈健民自己提一只小箱，悄悄逃至重庆。（页246～247）
---裴毅然：汁液仍浓的《斗争十八年》
最后觉悟
早在延安，司马璐听了刘少奇的课就认识到：
做一个共产党员，最好根本不要有「思想」，或者一直不用「思想」。否则，不是带来许多烦恼，就会发生「思想问题」。
果然，司马璐这段话遭到揭发，挨了总支书猛批。
我的确已经是一个乖巧的共产党员，绝不提出疑问，小组会的时候，听着上级所讲 的再发挥一番。我竭力克制自己的理智。明天党是另一个讲法，我亦复如是。我认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是应该如此的。……我们的党性坚强的程度，就全看我们牺牲「自我的意志」，当一个把「人的尊严」磨得差不多了，就成为一个标准的共产党员了。（页82～86）
司马璐通过事实认识到：
甚至我们自己的同志间，也互相吃掉对方的部队。党的中央没有什么是非可说，他永远是相信力量就是代表真理，有更多的枪杆子的一方面总是对的。（页220）
1950年底，司马璐逃港，揭露中共竟与日寇有勾结，共同破坏沦陷区三青团组织与围剿忠义救国军。（页211）游击队与地方党组织有矛盾，游击队便将与地委关系密切者秘密处决或作战时开枪打死。「人民内部矛盾」就如此解决了。（页206）此外，辣椒水之类江西苏区就灌过自己人了，老虎凳延安也有人坐了，假犯人混狱骗供之招也用上了。江西苏区整肃AB团乱了枪法，灌他人辣椒水的行刑者，没几天也因「AB团」被处决。[2]
红色叛徒最后认识到：
这许多年来。我的一颗纯洁的心一天天受到损伤，我贡献了我的青春给这个理想——我过去把他看得如何的崇高和伟大。如今，他的光芒在我面前已经全部变得漆黑，这个追求，今天已经彻底的幻灭了！（页221）
他对中共的最后认识：
这个党是一个完全以命令支配党员行动的党，军事化的党，特务化的党。每个党员，毫无保留地毫无还价地服从党的纪律。党的基本政策就是「杀人越货」四个大字。（页225）
---裴毅然：汁液仍浓的《斗争十八年》
技术问题
游击队员瞿飞几年躲在山里，实在太苦，此时调来做白区工作，负责管钱的财务，「真是到了天堂哪！」几杯老酒下肚，他向司马璐透露游击队如何解决经费问题：
其实，只要发得下狠心，找钱也不难。打土豪是个办法，可是现在不行了，不过你要是指他是个通敌的汉奸，他就没有话说了，反正是不必经 过公审的。或者还可以把游击区以外的有钱的绅士拖进来。……武装走私也是个办法，伏击敌人的运输车辆也是个办法，不过那总是太危险了。最有效的办法是直接向老百姓抢……
那不是使老百姓要对我们发生反感吗？
你真是又太书生之见了，这完全是技术问题。比如说，我们先派一部分同志化装土匪去抢了，等到老百姓报告到我们队里来，我们就立刻派一支部队追上去。这时，我们那些奉命抢掠的同志，已经满载而归，从另一条路归队了。这样，老百姓不但不会对我们有反感，我们地方党的组织，还要发动老百姓对我们慰劳呢！（页202～203）
这位游击队员还向司马璐透露了另一「万万说不得」的筹款途径——印制假钞，「你不见我们党里拿出来的都是一叠叠的新钞票吗？还不是这么哗啦哗啦发出的？！」（页204）
---裴毅然：汁液仍浓的《斗争十八年》
如此进步
「屯溪事件」后不久，「老头子」再次开导年轻人：
当发现一个同志不可靠的时候，最好是能够通过敌人的手把他干掉。因为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既可以为我们组织上除去隐忧，又可以增加我们的政治宣传资料。否则的话，只好我们自己动手了，不过，那总是不得已的。……你为什么近来老是不说话了？ ！
我以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只应该知道执行组织上的命令和你的指示，多说话是没有用的。
那对极了，所以我很信任你，你确是党性强，一天天有进步。
这位「一天天有进步」的青年党员，最后竟写下这样的「叛党言论」：
共产党人所关心的不是抗战的胜利，而是如何加重这些腐蚀的因素，加速这个社会秩序的破坏，动摇抗战的基础，打击政府的威信，以便于他们准备革命条件。（页169）
在敌人的伪组织机构中，大量地充斥着我们的同志，他们藉日本人的刀，去屠杀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人员，甚至我们党的组织也经常与日本人的特务机关交换情报。据我直接知道，上海两次破获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和一次江南日本人对忠义救国军的围剿，都是我们党在日本人合作之下的杰作。……做汉奸也是革命，听说好多大汉奸都是我们党的同志，比如像袁殊（当时的伪中央宣传部长）……（页210～211）
司马璐还在回忆录中「揭发」了老头子等中共高干在杭州嫖妓。（页209）
---裴毅然：汁液仍浓的《斗争十八年》
毛人品坏，只要奴才不要人才
李锐：我再跟你们说一个毛泽东的事儿。去世的诗人萧三，原来也住在这幢楼里，我们之间有接触，他说毛泽东是×××，很难听。杨开慧的一些手稿藏在住宅墙壁里，八十年代修故居时发现了，湖南党内刊物上曾予以刊出。前几年湖南来人告诉我，有些要害话被删去，如说毛是“生活流氓 、政治流氓”，她的哥哥杨开智，一九二九年去过井冈山，杨开慧知道毛泽东娶了贺子珍。她带着三个孩子住在长沙东乡六十里的板仓，毛泽东两次打长沙都经过此处。省长何键为报仇，将杨开慧逮捕，逼她登报同毛离婚，她不应允，于是将他杀害。易礼容这个人知道嘛？易礼容同我谈过杨开慧临刑前押在人力车里游街，她大喊：“我不要死！我不要死呀！”因为她还有三个孩子呵！毛泽东一生好动喜斗，人品坏，我最近有一首打油诗，......最后两句是：其乐无穷拼命斗，家亡国破全由他。
毛泽东培养的是奴才，尤其是林彪这样的奴才，人才根本就不要，只要听话的，不要会思考的，逆淘汰呵！真是频频运动无限哀，人才不要要奴才。现在这个问题没有根本解决。
---李锐谈毛泽东：“生活流氓、政治流氓”
作者： 裴毅然
李锐︰毛泽东「元配」乃其父「小老婆」
李锐说，据杨开慧的亲戚向他透露，毛泽东的结发妻子（罗一秀），就是其父的小老婆；而毛泽东继承了其父的特点。
李锐说︰萧永义那个人跟我们一起，也是一个教授，喜欢写诗，他是杨开慧的亲戚。他就跟我讲过毛泽东、杨开慧的事情。这个事，是现在我第一次知道他 讲的，毛泽东不是有个原配嘛，没有结婚，但是这个原配就在他家里，就变成他的爸爸的小老婆。所以这个人（毛泽东）在生活上乱来，他很继承了一点他的父亲。
据毛泽东的陈述，罗一秀和毛泽东由各自的父亲包办结婚，订婚时罗一秀18岁，毛泽东14岁。毛泽东参加了婚礼，但拒绝和罗一秀同居，并选择离家出走，最终成为中共创始人之一。
图：2011年4月24日，毛泽东前秘书李锐（中）在北京家中与中国民间独立学者王康（右）对谈，自由亚洲电台「华盛顿手记」节目的主持人北明（左）在现场记录拍摄。
---自由亚洲电台
朱德遣妾
一九二二年，曾任滇军旅长的三十六岁朱德倦勤离职，带着六万大洋与四位姨太太由川至沪，想过一段快活赛神仙的悠闲日子。不巧，朱德接触上中共人士，迷恋上马列红，认为找到救国真理，决心脱胎换骨参加革命。其时时髦留洋，朱德决定留德，看看人家到底先进在哪里。不过，革命与赴德，可是一个 与原设计180度大转身的弯子，总不能带着四个老婆一齐去吧？为了处置四位姨太太，朱德与四位姨太太召开了家庭圆桌会议。朱德对她们说：现在我不想作军阀了，要做一个革命者，凡是革命者，只许一个太太；我尚有存款五万多元，留下两万作出国留学之用，还有三万多元，分作四份，每份八千元，你们每人一份；但我只能留一个太太，谁愿意跟我？请你们自己决定。
四位太太自然都抢着要“跟”，争闹起来，无法解决，只得采取最公平的抽签，结果最美丽的何太太抽中，其余三位各发八千大洋，予以“遣散”。
八千大洋可是一注大进帐，至少相当今天八十万，省俭一点，一辈子衣食无虞。三位太太跟了朱德这些年，也算回报颇丰，领回一笔不菲的“青春损失费”。后来，朱德在延安对范长江说自己“半生军阀半生红军”，这半生军阀可不是虚的，而是有四位姨太太及六万大洋作注脚的“实质内容”。
图：朱德和何芝华（贺治华）
---朱德遣妾：军阀造反的故事
作者： 裴毅然
江青训恩来林彪训江青
江青、叶群两大夫人参政——出席中常会与中央文革碰头会，全是毛的安排授意。
江青训周恩来一节，其它资料都是旁听旁闻，吴可是亲历者，描绘尤为精细，相信会令很多“周迷”大吃一惊。江青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对周大发雷霆：“你周恩来，不是我们中央文革保你，你早就被打倒了。老娘是 ‘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对你没有什么可怕的。你周恩来比我的强的，只是组织才能，这点我佩服。但是你掌握原则、大政方针是不行的。”周勉强说：“江青同志，你比我强，我得向你学习。”江青则说：“我们两个配合起来处理问题，就是完人了。”会场一片寂静，只有康生出来敲边鼓：“希望周恩来同志多尊重江青同志的意见，你们两个人密切合作，就成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领导核心，可以为毛主席多出主意，江青同志领会毛主席的意图是很快的。”周只好点头称是。“以后江青越来越嚣张，而周恩来对江青，唯唯诺诺不敢犯颜……陈伯达只是中央文革小组一个有名无实的组长，只有江青才说了算。江青上能通天，下能命令周恩来，除了康生以外，其他人都不在她的眼里。”
还有1967年2月20日，林彪为保护萧华痛斥江青一节，其它资料说得都很粗略，吴法宪详叙头尾，音容宛然，包括吓坏了的叶群哭抱林彪，强阻他拉江青去见毛。吴的分析也甚到位：“这次林彪与江青大闹，撕开的裂痕是很深的，可以说是种下了分裂的种子。林彪对江青是不满的，但是又怕得罪了毛主席，不敢过分谴责。”林江矛盾由此一直延续到“九·一三”事件。当时中央高层敢于当面斥责江青，除了毛，就只有林了。
---吴法宪：肉麻捧毛的首创者 不是林彪
作者： 裴毅然
屯溪事件
屯溪某布店是中共联络站，李老板夫妇连伙计不过四人，但开饭时总坐满一桌。不过虽然吃在一张桌上，彼此不通问也不介绍。另一联络站为王大嫂处，专门用于个别谈话。王先生据说长年在外跑单帮，其实是中共华东局派来的一对假夫妻，租好房子后，王先生就奉命调往别处，王大嫂就成了「老头子」的 情妇。
一次，司马璐请王大嫂递一张条子给「老头子」，遭到一阵训斥。司马璐辩解：「王大嫂是我们自己人。」老头子歇斯底里暴跳起来：「谁是自己人？谁？谁？」（页196）
「老头子」还告诉司马璐，上海平日杀共产党最起劲的巡捕，说不定就是共产党员，因为「他们不多杀一些共产党员是没法取得上面的信任的，多死几个自己的干部有什么关系，何况这也是对党的一种贡献呢。」上海闻人虞洽卿秘书的康生，就是利用巡捕房里的眼线，避免了一场倾覆大祸。（页197）
一次，几个联络站的安全信号全撤下，原来一位自制炸药的本地同志失手，发生爆炸，被邻居当成汉奸扭送警察局。由于此人知道几处联络点，只得全体「紧急搬家」。三天后，「汉奸」出狱，听说他家里花了点钱。「老头子」判定是国民党的反间计。几天后，「汉奸」失踪。司马璐问「老头子」：「是不是我们把他干了？」最初，「老头子」推托不知道，后对司马璐讲了一套理论：
你知道吗？革命是需要残酷的，昨天的同志，可能今天就是我们的敌人。……错杀一个，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人有什么关系，革命是多么一件大事。（页200）
但那位「自制炸药」同志的家属却向地方当局要人，警察局当然不知下落，家属却盯着：「先前被你们关过，现在继之以失踪，还不是你们干的吗？」此时，「老头子」布置屯溪中共地下党员发动地方绅士出面，控诉国府残杀青年，油印传单写得十分凄惋，声称这次事件是「国民党的又一滔天罪行」。而国民党也把所有宪警训斥一顿。
最可怕的是：
依照我们党的纪律，像老头子这样的负责干部，被捕后即使不死在国民党手里，释放后组织上也会立刻派人去把他干掉的。（页213）
---裴毅然：汁液仍浓的《斗争十八年》
红色恐怖
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司马璐受命自渝赴皖，以屯溪为中心展开皖南浙西的地下活动，顶头上司闽浙赣三省特派员「老头子」（司马璐称「柳英」，即刘英），他向司马璐描绘中共红色恐怖：
每一个高级的负责同志都提醒我们，不仅要提高对党外的警惕性，而且要提高对党内同志的警惕性，他们随时 在相互之间需要「了解」，当然也一样需要「了解」。……一个愈像忠实可靠积极的同志，愈要当心他。（页192）……没有一个同志是绝对可靠的；为了革命，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页198）
刘英向司马璐介绍江西清肃AB团（反布尔什维克英文首字母）：
今天看着一批同志审判别人，明天又看到那些昨天审判别人的人，又在被另一批同志审判，一批批一批批绑出去杀了。我敢说这中间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冤枉的，但是我也敢保证党的政策是绝对正确的。（页193）
仅仅这样的悖论就令人毛骨耸然了。一位前几天还在灌刘英辣椒水的干部，竟也以AB团罪名被处决。「老头子」接着论证三种人必须杀：一、接受党内审查时顺竿自诬招供者，这种人意志薄弱，本质易于动摇；二、受冤屈而激怨者，此类人忠诚度不够，容易成为叛党分子；三、乱用AB团名义杀人者，这种人「当然党也是一并杀了」。由于怀疑一切，你越是忠实积极，越可能遭组织上「关心」，「杀了干净」。（页193～194）
---裴毅然：汁液仍浓的《斗争十八年》
周恩来通过许世友告诉我们林彪出逃的消息
接着就发生了“九一三”事件。中央马上发布禁飞令，所有的飞机停航，包括民航客机在内，还通知陆军部队进驻机场。当时中央没有说什么事情，只是命令进入一级战备。王洪文和我都很奇怪，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打电话给张春桥、姚文元，都联系不上 ，这样的事情在文革最混乱的时候都没有发生过。
过了几个钟头，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从南京打保密电话给王洪文：“刚才，总理给我打电话，要我通知你，你们那个姓王的上级的上级跑了！懂了吗？”
王洪文拿着电话一听，愣住了，没有反应过来：“你再说一遍。”
许世友大声地说：“你们那里到庐山去开会的姓王的，知道吗？”这样说，王洪文明确意识到这是指王维国。
王洪文说：“知道，知道。”
许世友又说：“他的上级的上级跑了，现在听懂了吗？”
王洪文想：王维国是驻上海的空四军政委，王维国的上级是南京军区空军，南空的上级是在北京的空军总部，空军司令是吴法宪，吴法宪在庐山犯过错误，给毛主席写过检讨，开“批陈整风”会时，毛还严厉地批评过他，王洪文的领会是吴法宪跑了。
许世友很急，电话里又不好说林彪跑了，只是不停地问：“你听懂了吗？你听懂了吗？”
王洪文回答：“懂了，听懂了。”
许世友挂了电话，任务完成。许世友是在南京军区打的电话，没想到我们会把南京军区空军作为空四军的上级，这样就差了一级。王洪文按照空军的机制去想，只想到吴法宪为止。我们随便怎样都不可能想到林彪会跑了，听了半天电话说“懂了，懂了”，结果还是没有听懂。
王洪文搁下电话，赶快跑到康平路我的办公室找我。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张春桥、姚文元指定王洪文和我共同主持上海的工作。他详细地叙述了许世友的电话内容，我们两人又仔细地分析，结论还是：“吴法宪跑了！”
我说：“空军司令调一架飞机很容易的，可能他飞走了。不过，他究竟会跑到什么地方去呢？”王洪文也想不通：“国内不象，总是朝国外跑。”
正当王洪文与我密谈的时候，市委机要室送来一份绝密电报：《毛泽东摄影画册》暂不发行，特别提到第几号、第几号照片要删掉。这本画册不仅在北京发行，还在上海制版印刷。我马上拿出早先收到的画册目录，一幅幅对照，一看，这些指令删掉的照片竟然全是毛泽东和林彪的合影，也就是说凡是有林彪出现的照片都要删掉。王洪文和我大吃一惊：怎么会是林彪呢？难道他跑了吗？但是在没有正式看到中央文件以前，我们都不敢指名道姓。
---摘自《徐景贤最后回忆》
瞎评：这事早已有人考证。根据墙里公开资料，这笔钱交到毛手里，留法人员之后没人提到收到这笔钱哪怕其中一分，支部早期资金基本靠莫斯科拨款。拿到这笔钱之前，丢双鞋，它都哭天抢地，之后四处游玩。钱哪里去了，不言而喻。
这是笔巨款，毛就是那一下起飞了，还把他老子毛顺生接到上海洋盘了一下，在自己老子面前出了口恶气。8块银元大概相当于现在3-4千冥币。按3500估算吧，2万就是约875万冥币，也就是差不多小一千万。这笔钱毛是不敢独吞的，肯定要分一些出去，至于他自己吃了多少，那只有他自己知道。
章士钧这算资敌通匪，罪很大！这笔钱活生生把一个螺丝钉的材料，培养成恐怖分子头头！本来毛泽东会老老实实打工挣钱养家，家里有老婆和三个儿子等着他，他会被安排搬砖挣钱做个中华民国的好居民，这倒好，意外的大笔钱财让他不安分勾结外部势力了，活成了匪首！章先生无心之过不可原谅啊！
章士钊筹给毛泽东的两万银元哪去了？
毛张罗一大气儿让别人去法国他不去了也没什么，但有人为赴法勤工俭学的各地学生筹措的两万银元交给毛泽东，毛都怎么花得呀？
两万银元不是笔小钱，毛在北大红楼每月才八块银元，他得干200多年才能挣到这些钱。可是，这笔钱毛都交给他的同学和老乡们了吗？
“我 们在北京，一边参加五四爱国运动，一边积极准备赴法勤工俭学，每天的生活都很紧张。我们都是些离乡背井的穷学生，家里无法接济，时间拖长了，吃饭就成了大问题。我们只好一面继续交涉，一面自己找点工作做……大约在1920年初，我同肖子璋等同志一起到了上海。因为还没有弄到赴法的路费，还是没有法子出国，只好在上海又进了一个湖南资本家开办的恒丰纱厂去作工。直到这一年的四月，熊希龄才在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同意贷款给湖南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此外还规定，到法国以后，要以勤工俭学之所得，于三年内储款还清。尽管如此，旅费问题总算是解决了，我们是非常高兴的。这次得到贷款的湖南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共有四十人。”（唐铎《回忆五四时期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这段回忆看出问题了，这里怎么压根没提毛泽东手里的两万筹款呀？毛泽东手里的两万筹款都给谁了？是不是唐铎和肖子璋等四十人先出国了，毛后筹到的钱呀？
让我们再来看一段回忆。
“当时，大多留学生都从上海出发。为送别赴法留学人员，毛泽东先后在1919年3月、12月和1920年5月三赴上海。其间，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了著名的新民学会半松园会议……在上海期间，毛泽东曾找章士钊帮忙，经章士钊热情相助，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共筹集两万银元。”（廖冲绪《浅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对毛泽东的影响》）
这段回忆谈到两个问题：一是毛1920年5月最后一次赴上海。二是毛确实经章士钊帮忙，筹集到两万银元。
那么，1920年5月最后一次赴上海送走的是哪些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呢？是唐铎和肖子璋等四十人吗？
“1920年5月9日，我和肖子璋、肖拔、孙发力等同志一起，乘法国邮船‘阿芒伯西号’，离开熙熙攘攘的上海，踏上了赴法留学的航程。我们这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生约有一百三十多人，来自全国各地，其中湖南、广东、四川的较多。这些人中除少数家庭经济宽裕的是自筹款项，大部分都是向华工局或省教育会贷款解决旅费问题的。同船前往法国的，还有赵世炎和傅钟等同志。”
这里可以看出，唐铎和肖子璋等一百三十多人就是毛最后送走的一批人，但这里依然没有提到毛泽东手里的两万筹款。那么，毛泽东手里的筹款都给谁了？
这个问题几十年后毛自已作了解释，这个解释是章含之说的，相信章不会丑化毛泽东。
“1963年起，毛主席以‘还债’为由，每年春节送父亲两千元，父亲坚决不要。我转达他的意思，对主席说父亲当年为他征集的两万银元不是他个人的钱，是社会各界响应他的呼吁，为青年学生赴欧洲深造而募集的，所以他不能接受主席的还款。毛主席听后大笑，说‘行老就是这个脾气！他这个人真是两袖清风啊！’随即，毛主席对我说：‘你这个共产党员也不懂我的意思吗？我哪里是真的还钱嘛！这钱是还不清的！那时候，党刚成立，经费非常紧张。行老这笔钱，我们派了大用场。一部分同志用这个钱去了欧洲，另一部分钱，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义，后来上了井冈山。这哪里是用钱还得清的？我是要给行老一点补贴。解放了，他没有那些财主给他钱花了，全靠工资。我知道他缺钱，他爱帮人忙，替共产党接济了不少我们照顾不到的人。我很谢谢他，要给他一点补贴才好。’”（章含之《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这里毛泽东说“那时候，党刚成立，经费非常紧张。行老这笔钱，我们派了大用场。一部分同志用这个钱去了欧洲，另一部分钱，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义，后来上了井冈山。”
毛泽东的这个解释有没有问题？有问题。1920年中共成立了吗？
其实，1921年中共“一大”时，毛还不是中共党员。中共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李达后来曾回忆一大召开的情景时说：“毛泽东接到他的通知后，便邀上何叔衡来到上海。他俩找到李达后，李达问：‘你们是C.P.还是S.Y.?’毛泽东说：‘我们是S.Y.。’（C.P.是共产党的英文缩写，S.Y.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缩写）李达说：‘我们是开C.P.的会，你们既然来了，就参加C.P.开会吧，会后回湖南就组织C.P。’”(王炯华着《李达评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第一版，第465页。)
1921年中共成立，1920年毛还不是党员，怎么能说党的经费非常紧张云云？毛的这个说法显然站不住脚。
那么毛手里的钱到底给了哪“部分同志”？即使湖南籍的赴法学生不会都拿到你手里的钱，（四川籍的赵世炎、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等更不会拿到了）你的密友萧子璋（萧三）怎么也拿得是贷款呀？蔡和森不说了，蔡畅、李富春、李维汉这些你的密友怎么无一人回忆你手里曾有过两万筹款？
另外，留法勤工俭学的筹款你留了一部分同谁商量过，又是谁同意让你拿走的呢？对了，蔡和森上船了，你也不必同谁商量了。问题是：1920年你就知道七年后你得用这笔钱秋收起义吗？1921年你参加“一大”后，前苏俄没月月给中共经费吗？几年里湖南党组织的经费用得是你毛泽东手里的钱吗？国民党宣传部任职期间你没每月一百多大洋吗？你和党组织说过你手里尚有多少勤工俭学剩下的筹款吗？
毛泽东应该这样对章含之说：这笔钱改变了我窘迫的生活，为我后来的革命活动，如走遍湖南考察农民运动提供了很大帮助。
但这么说似乎也有问题，那些湖南籍赴法学生如果知道毛拿走了本该分给他们的钱会同意吗？
好了好了,历史上的一些人和事最怕细心和考证，你一细心看，总会看出一些问题出来。即使看出一些问题你不说不写不问也就罢了，一说一写一问，遭人烦了！
---作者： 大山无言
大昭寺被当成猪圈
1966年8月，拉萨的红卫兵扛着红缨枪来到大昭寺进行洗劫。
根据《杀劫》中的图片和文字，大昭寺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大量法衣、经书、佛像、嘛尼轮等被砸、被毁、被烧；释迦牟尼佛像则被戴上高帽，高帽上写有种种侮辱性的语言，其身上的金银珠宝、绫罗绸缎全都不翼而飞，连身上和脸 上涂的金都被刮净，甚至镶嵌在佛像眉心的一颗无以伦比的宝石以及古老的黄金耳环，也不知被何人拿走；还有所有佛像体内的装藏之物也都被拿走，其中的青稞被运送到粮食局仓库，磨成了糌粑……
《杀劫》中还透露，中共军队在1967年入驻大昭寺后，将剩余的法器、佛像等运走毁掉。据说，除了释迦牟尼像，其他佛像全部被砸光。寺中的很多一层的佛殿都变成了猪圈，养了很多猪，而楼上的佛殿则改为军人的宿舍，楼上和楼下间搭了一个梯子。一个当时送猪饲料的僧人说：“他们把大昭寺的一角辟成茅厕，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把尿撒在地上；大昭寺的另外一部分，则被改造成牲畜屠宰场。”另一个当年的红卫兵也说：“大昭寺除了被当作猪圈，还做过屠宰场，在里面杀猪拔毛。”
七十年代，军队撤离后，大昭寺被改成拉萨市委第二招待所，西藏各地区和附近各县来拉萨的干部和普通百姓都可以投宿。也因此，寺内墙上的壁画被烧酥油茶的火苗和水汽熏的破损不堪。1972年，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中日、中美关系都有了改善，中共高层为改变国际形象，下令重修大昭寺。然而修复者们并不清楚在佛殿中究竟该放置什么佛像，最终还是在一位被批斗的“牛鬼蛇神”也是高僧的帮助下修复了第一层佛殿。1980年完成全部重建工程。
重建后的大昭寺又恢复了香火缭绕的场景，直至今日。不过佛像已不是昔日的佛像，壁画已不是昔日的壁画，管理寺院者也不是昔日的高僧。
---西藏文化被摧残 大昭寺作猪圈上师被批斗
作者： 林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