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都说了是大量妇女连滚带骂了
是的，最没用的就是和大头兵对着站，大眼瞪小眼
不要指望大头兵有多高的道德水平。
实际上大头兵大部分可能只有初中、高中文凭。很多是看不上高中或者看不上大学，才去参军。
这种可能连字都认不全，连什么是人权、什么是经济、什么是社会保险体系都搞不懂的人，指望他们理解什么是独裁，什么是民主，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和大头兵对峙的人是最愚蠢的，和大头兵对峙的人甚至不理解自己的敌人是什么。
大头兵，可以去引导他，也可以和他对抗，但不需要对峙，大头兵根本不理解自己执行的是什么任务，也不清楚后果。
和大头兵对峙，期待大头兵能被民主精神感召，投入为民请命的事业中，这相当于把大头兵当成了接受高等人文教育的有道德有良知的高级知识分子，这不是很傻逼的想法吗？
#社会 #军队 #坦克 #士兵 #教育
朝鲜只有金三胖有火车专列，我们中国有那么多火车专列，果然我们中国要比朝鲜强大十倍！！！ https://files.sovbit.host/media/8e14131498c6cc263b8a78f4639328c825d394bc0ab8cc58d2e297652d6443ba/178b781d5f44f55e5a2fc8cae868e7b30076cf5d574be53230ff921be1c25154.webp
#社会 #极权 #民主 #独裁
#向伟大光荣尊贵的警察同志大人实名举报美国之音抹黑我们伟大的党
#共产党越管越严 致富之路越走越窄 中国人把矛头对准制度不公和习近平恶政
经济差、钱难赚，到底是谁的错？不管是美国智库的调查，还是美国之音的采访，都清晰显示，和以前相比，现在的答案有了明显变化。
在习近平执政之初，人们更多地把矛头指向自己。是我能力不强吗？是我努力不够吗？是我性格不好吗？
而随着习近平第三任期的开始，中国经济困窘乏力，政治上的高压持续加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选择不再苛责自己。多位受访者表示：是政策的问题，是体制的问题，是习近平的问题。
答案显而易见。哪怕是和十几年前做比较，中国人看上去也已经没有那么老实可欺。但一位袍哥后人告诉美国之音：也仅此而已，中国人有选择自杀的勇气，但没有血性去反抗中国的执政党。
袍哥后人的家庭辩论
钱难赚，已是共识。钱为何难赚，不同的家庭看法不同，同一个家庭甚至也有分歧。来自中国西部省份，在建筑行业工作的强先生，向美国之音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强先生的曾祖父曾是当地舵爷。舵爷是袍哥会的头牌大哥，袍哥会是活跃于清代、民国的民间秘密社团组织。
“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家一直受到不平等对待。我的爷爷、父亲和我，对共产党都看不惯，”强先生告诉美国之音。
但对于他为什么赚不到钱，家人看法不同：“不管我父亲、母亲，还是表哥，都认为我是个人能力不够，或者是性格不好。我表哥稍微聪明一点，在国内是所谓的中产。但在我这个明眼人或者有认知的人的眼里，赚不到太多钱就是整体的大环境，加上国内政权结构造成的。”
强先生曾憧憬财富自由，他认为官方政策导致了变故。“2012年的时候，我爸买了一辆重汽王牌的蓝牌自卸车，去工地上拉渣土、土石。当时，老板给他加油，车辆有问题的话会维修一下，一个月就可以赚一万二。因为生意好，当时家里计划着年底再给我买一辆。但是因为2017年环保风暴，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我就只能出去打工了，我爸也把车卖了。”
他介绍，因为2017年环保风潮，仅他老家所在的城市，就有两万多家中小的民营家具厂倒闭，“环保确实利国利民，但是政策实行得太急，实施过程中有很多不正当利益勾当，在我眼里就是劳民伤财，就是专门坑老百姓的。我邻居有个小伙子开餐馆，也被环保部门要求搞一个类似空气污染回收器的东西，而且要从指定的商家购买，要花二十万，其实普通商家两三万就能搞定”。
认为失掉了在国内的机会后，强先生两次通过劳务中介到国外工作：“小工三四百人民币一天，中工五六百人民币一天，虽然也是辛苦活，但比国内强点。”目前在中国的他，正等着下一次出国工作的机会。
“习近平最能折腾”
清官难断家务事。但数据显示，强先生更是一个“明眼人”，更有理由在家庭的辩论里获胜。根据来自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最新报告，一项于2023年进行的调查显示，在导致生活贫困的因素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为个人因素不再重要。
根据这一报告，机会不平等、经济制度的不公平分别位列第1、第3。而在2014年、2009年、2004年所进行的类似调查中，机会不平等分别排在第4位、第5位、第6位，经济制度不公分别排在第9位、第10位和第8位。
报告同时显示，过往20年，在导致生活贫困的因素里，能力不足、努力不够一直位列前3位，但2023年的调查显示，中国人的认知发生了改变，能力不足已位列第6位，而努力不够位列第5位。性格不好由2004年的第4位，跌落至2023年的第7位。
不再苛责自己，看上去能够引起足够的共鸣。活跃在北京、广东等地的一位短片导演告诉美国之音：“共产党管得太多，让我这样的无名之辈，当然也让很多年轻人失去了获得知名度的机会。抖音短视频火的时候，他们要管；短片导演参加海外影展的多了，短片市场火起来了，他们也要管。管起来 - 这是他们的惯性。”
这位导演提到，中国国家电影局7月初发出新要求，短片参加境外电影节，由境内第一出品单位或送展法人向国家电影局备案，“虽是备案，但他们很有可能要审剧本的。”
一位不愿意具名的资深媒体人告诉美国之音，个人努力难敌政治铁幕。江泽民、胡锦涛执政时，大家其实也不满意，但现在比较起来，习近平还是最能折腾的，而且不知道他还要折腾多久，“媒体行业完全变质，做一点有价值的深度报道难上加难，我这种想干事业的人心灰意冷。”
认为个人的困窘源于大环境而不是个人，在去年9月得到了规模浩大的验证。中国网红李佳琦在网络直播中销售79元一支的眉笔，有网友嫌贵，李佳琦回应“有时候找找自己原因，这么多年了工资涨没涨，有没有认真工作？”他的说法引来了群体愤怒，在如潮的“谁不想涨工资？但努力工作就一定能如愿吗”的质疑声中，李佳琦一天掉粉100万。
无声的革命
2013年，也就是所谓习李新政第一年，《无声的革命》一书在中国引发轩然大波。所谓“无声革命”，作者本意指中共建政后，穷人的孩子悄无声息地得到了高等教育的机会。但此书披露了中共干部子女上北大比例攀升，干部子女比例超过专业技术人员、更远超工人和农民阶层，一时被舆论聚焦。
时过境迁，曾是上海同济大学副教授、目前在美国生活的邱家军认为，当下的情况越来越突出，农村学生进入好大学读书的比例明显降低，像北京的北大、清华，农村学生占本科新生比例不到30%，较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有了20%的落差，“在复旦、同济这样的高校，来自农村的硕士、博士就更少了”。
邱家军同时告诉美国之音：“上海的情况，父母是公务员的，孩子考上公务员的比例可以说相当高，至少是60%以上。从官员阶层的子女中间产生新的官员，这就是比较典型的阶层固化。另外一方面，上海好的、有油水的企业，公务员的子女、官员的子女也是比较多的。越有权的部门，越有钱的部门，阶层固化越严重。”
他认为上海本地人考公务员至少有三个优势：会讲上海话，对上海的人情世故比较了解；有信息优势，知道哪些岗位的公务员收入高；而且上海人脑子灵光，还没有考取公务员之前，先到你想去的那个单位去实习或者做雇员，象征性地拿一点钱，以后考公务员就简单很多。
外地学生考公难，不只发生在上海。在广州海珠区一家设计公司工作的湖北人文华告诉美国之音，他是走一步看一步：“因为房地产政策的影响，我们公司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现在做老破小房子的翻新，总体情况稳住了。我的基本工资3200元，做一单业务的奖金在1200元左右。”
“我同时备考公务员。但现在名校生、硕士生甚至博士生扎堆，我这种从湖北名不见经传的学校出来的，真是没有信心。”
他认为，公务员考试总体透明，但面试环节的人为因素会多一点，“广州有亲戚，但也不是公务员，所以得不到任何帮助”。
关注当代大学生命运流转的中国作家黄灯女士，今年5月底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的大学生整体上越来越原子化，精神上越来越孤寂。
“市场经济的冲击和网络的隔绝，让学生们孤立无援。读大学、找工作都是自己的事，买不起房也是自己的事，生存面临很多挑战。他们没办法放松，没办法不焦虑。一切都是不确定的，唯一的确定性就是来自家庭的依托，”她说。
逃离
多位受访者告诉美国之音，他们对中国的现状感到失望。
在中国的社交群组里，强先生时不时和群友分享走线和移民的消息。“我个人的规划，就是先通过海外务工出去，多挣点辛苦钱。趁年轻身体好，脑袋还能转得快一点。”他告诉美国之音，“存点钱以后还是要找机会到国外定居。因为国内对年轻人来说，我的形容就是，不是人生活的地方。”
他认为中国不会有改变：“我爸我妈知道执政党坏，但是他们也没说过反抗。我表哥也没想过反抗。这段时间国内很多跳楼的、自杀的，他怎么反抗啊。我们中国人，我感觉是没啥血性了。”
认为个人努力难敌政治铁幕的资深媒体人也透露，他正联系几个国家的朋友，看看去哪个国家最好，哪个办法最稳妥。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改革，看上去也未能消弭不确定性带给人们的焦虑。邱家军表示：“12年观察下来，习近平不是不想干事，而是他能力不行、能力不足。第一，中国的就业，特别是年轻人的就业，你解决了没有？教育，特别是教育公平，你解决了没有？第三，医疗保障你解决了没有？第四点就是住房，加上社会保险，这些你解决了没有？别的不说，你哪怕是能够解决其中的一条，也是非常得民心。”
“中国政府从上到下，实际上是一个比较致密的网状结构。基层政府是这个结构，高层政府也是这个结构，总体上导致社会比较固化，流动性比较差。实际上，这种固化是当权者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而有意为之。三中全会促进阶层流动的可能性基本上非常低。”
逃离也在中国内部发生。黄灯女士在让她声名鹊起的非虚构作品《我的二本学生》中提到，深圳浪漫主义般飙升的房价，彻底瓦解了学生们在大城市奋斗的念头，除了“丧”，除了选择逃离，他们找不到任何留下的现实理由。她认为“房价的失控和飙升，直接影响了学生对现实的感知和毕业去向”。
中国一线城市的房价，在中共高层始料未及的房地产危机中有所回调。美国之音联系黄灯，询问她对大学生的“丧”有何新看法，她表示不能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正忙工作的调动，而且该讲的我都已经讲过了，”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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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光荣伟大尊贵的警察同志实名举报美国之音的造谣行为
#马云和肖建华·中共权贵和钱权交易
《纽约时报》和《连线中国》联手调查披露，目前在狱中服刑的中国富商肖建华，曾透过空壳公司、代理股东等方式，跟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有着至少超过10亿美元的隐密交易，并曾充当习近平姐姐齐桥桥的白手套，协助其将资产转移至海外。
分析人士表示，肖建华不是一个特例，这是中共后极权党国资本主义下的一个制度性产物，是党国权贵、家族派系与商人之间为了将权力变现而进行的“钱”与“权”的交易，这么做符合各方的利益。
分析人士表示，权贵家族的“白手套”是中共“后极权党国资本主义”下的一个制度性产物，是党国权贵、家族派系与商人之间为了将权力变现而进行的“钱”与“权”的交易，因为这么做符合大家的利益。报道： https://t.co/C7RdlQOZ1e pic.twitter.com/OQ7axMIeOU
— 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 July 28, 2024
10亿美元交易
《纽约时报》和《连线中国》报道，透过查阅肖建华创办的“明天系”集团2000多份机密文件得知，肖建华一直跟马云旗下的公司有秘密联系，并获得丰厚股份。双方的投资关系始于2011年9月，随着马云的生意越来越成功，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寻求分一杯羹之际，肖建华盯上了阿里巴巴。两人公司之间的交易金额至少有10亿美元。
《纽约时报》指出，肖建华的专长是为中国太子党充当白手套，帮助政治高层将财产转移到国外，进行资产买卖，包括曾买下习近平姐姐齐桥桥与某国营银行合资的投资公司50%的持股，在习近平上任之初的打贪反腐中，协助习近平家族退出投资。
“明天系”的文件显示，在阿里巴巴的众多投资者当中，有一间英属维尔京群岛空壳公司Financial Giant。这间公司对阿里巴巴投了2500万美元，所有者是一名默默无闻的24岁女子。文件说，她的家人是肖建华的代理人。2014年阿里巴巴上市时，她为肖建华持有的股份从2500万美元增值至1.6亿美元。
此外，马云的朋友兼商业伙伴黄有龙也代表肖建华的公司参与阿里巴巴影业的投资。黄有龙和妻子，同时也是知名女星的赵薇，一共支付约4亿美元，获得9%的股份，但他们支付的钱来自肖建华的一间公司。
在另一宗交易中，马云收购了一家香港券商，并改名为“云锋金融”，肖建华透过4家离岸公司和黄有龙拥有的第5家公司，控制了“云锋金融”约3分之1的股份，持股数比马云还要多，提供的证据显示，肖建华是马云旗下一家公司的最大股东。
《纽约时报》说，这些投资都是在极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肖建华透过空壳公司、代理人股东等手法，让他作为融资者保持匿名，同时也使这些投资免于受到公众监督。
肖建华在2017被捕，2022年判刑后，他的“明天系”已经瓦解，原本的核心金融机构全被中国政府接管。
阿里巴巴在回覆美国之音记者的邮件中指出，《纽约时报》基于合法性存疑的文件，对阿里巴巴及其旗下公司进行了虚假且未经证实的影射性报道，他们对于消息来源的可信度和相关信息的真实性表达强烈质疑，并且反对《纽约时报》文章的说法。
分析人士表示，这次《纽约时报》报道的肖建华人脉网络只是众多中共权贵的白手套当中的其中一例。这并不是特例，但凸显了中国政商关系的复杂面。企业巨擘依附权贵谋取利益，并透过自身的影响力替不同的权贵派系去做资产转移，或设立空壳公司洗钱，在中国其实是一种常见的做法。
权力变现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中国研究副教授冯崇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之所以会有那么多所谓的家族白手套陆续被媒体揭露，主要是中国处在一种极权松弛之后所产生的一个新的集团形式，他将之称为“后极权党国资本主义”，也有人称作“权贵资本主义”，而白手套其实就是这种制度下的产物。
冯崇义表示，中国改革开放后，虽然腾出一些市场空间允许私人资本做生意，但至今中国国家的关键资源，包括土地、金融、矿产、交通、电信等，都一直控制在党国和党国权贵的手上，但国家又要引进资本主义去建立市场经济，因此产生了“钱”与“权”的交易。
冯崇义说：“就变成了一个结构性的或者制度性的一个基本面，就是他这里头就是权贵、党国权贵需要把他们的权力变现，他们要继续当人上人。”
冯崇义表示，由于国家关键资源的市场准入门槛很高，商人必须要拿到核准批条才能进到市场交易，这为中共的党国权贵提供了寻租机会。权贵利用他们的权力或影响力为商人谋取进入市场交易的机会并从中牟利，甚至包括获取不法利；而商人必须依附权贵去花钱买机会，去打通关节，以换取被党国控制住的市场空间，这是中国“后极权党国资本主义”底下的一种特殊的政商关系。
台湾经济民主连合智库召集人赖中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中国共产党、中国官场和大财团之间的交织图，从大财团的角度，他们或许是很多大企业的控制者、拥有者，获取巨额财富；但是从中国共产党的角度，这些大财团之所以能够获取利润，是党的施舍，而既然是党给予的，自然党也可以随时收回来。因此，从先前马云的阿里巴巴、蚂蚁集团被整改、被要求共同富裕，到马化腾的腾讯被整改，一直到肖建华被判刑，其实都可以看出，这些商业巨擘虽然看似富甲一方，但是拥有最终控制权的还是中国共产党。
海外据点互相掩护
他说：“这些企业都有一个特征，就是他们同时在海外有据点，都在海外拥有资产，然后当然彼此会互相掩护，但是最后永远逃不脱他们的老大哥，就是中国共产党。”
赖中强表示，不只是阿里巴巴在台湾设有基金会，腾讯入主过新加坡知名电商虾皮购物，肖建华也传出是台湾过去日盛金融控股幕后的大股东。台湾金管会曾在2020年约谈日盛金名义上的大股东陈明达，调查中资涉入问题，但台湾媒体镜周刊调查，陈明达仅是代持股票的人头，这些股票最终的实质受益人其实是肖建华，其获取利益的手法跟《纽约时报》报道的代理人股东的情况如出一辙。
赖中强表示，几年前的《巴拿马文件》也是一个事证，当中揭秘了多名中共高官与权贵，为了避税或是为了获取不法利益，而将资产藏于海外。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案例是中国的主权基金曾传出成为总部位在德国法兰克福的德意志银行的大股东。该银行前亚太区总裁张红力是曾任中国“四大行”之首的工商银行的前副行长。
赖中强表示：“也就是说，中国的这个政商关系其实已经做到外国去，那确实德意志银行这几年有一些涉及灰色地带金融违规的案子，那一般判断跟这些中国权贵集团的一些特殊交易安排有关。”
然而，即使曾充当习近平家族白手套的肖建华，并且其背后还隐藏多个其他中共权贵势力，也难逃被捕的命运。2017年1月，他从香港被秘密逮捕回中国，后于2022年8月被判囚13年。马云的情况好一点，他没有被逮捕，但在上交资产后被迫从阿里巴巴退休。
家族白手套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方琮嬿对美国之音说，其他如前中国大连实德集团总裁徐明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家族的白手套。薄熙来是习近平的政敌，所以在习近平上任之初，薄熙来就被斗垮，徐明就跟着被逮捕，但在他即将结束牢狱生活之际突然猝死，有传闻指因怕他出狱后泄漏权斗内幕而被灭口。
方琮嬿表示，徐明就是透过周边人脉设立空壳公司进行海外买卖，并将薄熙来的股票与资产透过海外关系，有的甚至就是交由外国人来打理，让他们的资产从外表看起来跟海外没有任何关系。
另一个邓小平孙女婿吴小晖是中国安邦保险集团的创建人，他也是中共多个权贵家族的白手套，后来也被逮捕，判18年徒刑。
方琮嬿说：“其实这一些权贵们的白手套，特别是在习近平上任之后，他借由打贪的名义，其实整肃很多这些派系大头们，那连带就是他们周边的这些白手套，看起来都是下场不太好。”
符合利益
方琮嬿表示，在中国复杂的政商环境下，中国的商人们不得不去做利益输送，以求安稳经商。此外，由于共产主义本身就强调平等与无产阶级，对于这些权贵来讲，他们有权势，其实也想要透过这些权势去获得高人一等的利益，但是碍于共产主义的框架，他们不好明目张胆地去做，以免被挑战，所以他们需要透过白手套去进行资产转移或处理，好让这些资产能握在他们手上，但不会被大家发现。
方琮嬿说，另外，对于这些权贵们来讲，白手套的做法也是在保护他们的资产，以免哪一天他们在政治上失势，海外的资产至少还在。
尤其，习近平强力打贪和共同富裕下，更加速大财团与权贵家族将资产搬移到海外，“所以衍生出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是符合他们的利益。”方琮嬿说。
台湾经济民主连合智库召集人赖中强表示，过去，中国高官权贵都把钱藏在香港，但香港法制地位变化后，钱藏在香港已不能令人安心，所以最近新加坡的家族办公室行业变得很盛行，很多中国的一些财团、高官都把资产转移到新加坡。但中国政府也在追这些高官权贵的海外资产，因此祭出更严格的外汇管制，然后就跟猫抓老鼠一样，更多的地下汇兑、洗钱管道也就相对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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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给女朋友报个拉力赛爽一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