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很难看清“中国”的真实样貌，这并不是因为你们的眼光不够雪亮，而是因为，“中国”并不是“一个中国”。

它是许多个中国的叠加。

而中国的坍塌，也会是这“许多个”的坍塌的叠加。

所以你会看不清楚。

因为绝大多数人只看得见属于自己圈层的那个中国，而少数社科学者又只能依据不准确的统计数据，和压根 没注意过“圈层”存在的旧社科理论去推演未来。

如果说历史上的中国，是三层楼式的中国，是由底层农民、官绅阶层和皇权三重主体结构组成的中国，那么历史上的中国的社会坍塌，就是“三层楼的坍塌”。

其复杂性当然和现在这种形态并不规整方正，层数多到难以计算的建筑群的整体坍塌难以比较。

太多人只看到到某一个或某几个中国了，但他们都以为那就是全貌。

所以，有人说，中国人不反抗——当他接触得最多的是那个最不反抗的圈层时，他当然会这么以为。

有人认为中国人只会在快饿死时造反，甚至饿死也不会造反。

这只是因为他没有接触过“饿死也不造反的中国”之外的，其他中国。

如果真的饿死也不造反，在还没有饿死时，怎么就有了敢在半夜签下生死状的小岗村呢？

今天的中国，不是“一个中国”，它是许多中国的组合，它是多种中国的叠加。

而且它是由彼此不能互相理解的许多个中国，方言差异大到几乎语言不通，饮食习惯截然有别，在观念习俗上分属不同星球的许多个中国，被中央政权强行糅合而成的整体。

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整体。

真实的中国，是由中央政权之树聚起的一群“猢狲”，树倒之时，猢狲就会四散。

春晚上的中国，从来就没有真的关心过春运中的中国。春运中的中国，也没有和春晚中国生生世世绑定下去的意愿。

在改开时代，在“打造一个看似和平有序的投资环境”对上到中央领导下到农民工的每个人都有利可图时，他们能因共同的利益暂时聚在一起。

但在改开结束后，在经济下行，欧美消费者不再向此地输血后，在存量博弈成为主导，中共国境内各个阶层各个圈层要为自身的利益彼此拼杀时，面对彼此，他们当然会醒悟到“我们不是一国”。

双链争持，阵营分化，这是全球大势。

在对阵营划分标准还没有清晰认识时，分化会以更传统也更模糊的形式进行。左和右、进步和保守、不同的国籍，会在人们还没有看清行为模式的底层逻辑才应是阵营划分标准时，成为欧美各国渴望与对立面划清界限的人们临时采用的工具。

在中共国，分化同样会出现，而标准，也会自然而然形成——不是肤色，不是种族，不是信仰，是圈层。

甚至不是阶层。因为在改开浪潮冲击下，在社会连续变化四十年之后，中共国社会已经没有足够清晰的阶层界线。例如你很难在商人和较低层级的官员之间分清谁高谁低。也因为在今日中国的复杂社会结构里，所谓的阶层，并没有“共同的处境”。

拥有共同处境的是圈层。

是由共同的谋生方式或类似的谋生方式形成的圈层。

是由同乡、同学、同事关系交织而成的圈层，是在多数普通人的事业发展过程中向他们提供助力，提供资讯的社交圈，也是因彼此在发展事业时互相提携，逐渐形成的一股股被称为“某某帮”或“某某派”的隐形势力。

在中共国，没有能公开发展的民间组织。

但你以为民间真的没有组织吗？

没有能公开发展的民间组织，意味着没有能通过公开的条约、协议构建组织成员之间信任关系的组织。

也就意味着真实存在的组织，不能靠公开的条约、协议来约束彼此，构建成员之间的信任。

那它们靠什么？

靠“义气”。

最原始的民间组织是靠什么构建合作关系的？是靠理性吗？是靠利益计算吗？

不，是靠情绪。

越接近底层的民间组织就越依赖对传统伦理观念的共识，越依赖成员之间努力构建和维系的情感联系，靠人们的感性而不是理性。

当中共国的经济不断下行，当一个又一个在改开期间互相扶助互相提携过上较好生活的圈层陷入共同的困境，当这些彼此之间不能讲法律只能讲义气的个体在尝试过种种自救途径后陷入同样的绝望，当他们中的一个遭遇格外的不公，愤而反抗，把“义气”看成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同类们会怎么做？

我知道，不会发生所有圈层同时反抗的“盛况”。

但圈层与圈层之间也确有关联。

一个行业的坍塌会引出另一个或多个行业的坍塌，一群人的失业，会激发另一群人被迫更“卷”或干脆也失业。

在城中村那样乱糟糟挤成一团的建筑群里，一栋房子的坍塌一定会砸到另一栋或多栋，也无法避免会毁掉附近的某些招牌、窝棚。

烟尘四散，沙砾横飞，这是难免的。

然后，一处的火头会延烧到另一处，在混乱中，如果你没有将自身利益与混乱隔绝的手段，你迟早会被卷入，因为你无处可逃。

最真实的中国，是分属许多圈层的中国，是在各自的处境中“各有其乱”的中国，也是会因各自的混乱互相干扰，最后乱上加乱全面溃散的中国。

是彼此争战，圈层之内抱团，圈层之间恶斗，极力向对方输出伤害的中国。

是会在纵向裂解之后只能走向横向分裂，只能“各顾各”，不通过分治割据就没法恢复一点点安宁的中国。

它们从来就是一群中国，从来不曾是一个中国。

即使没有独派，事情也不会两样。 nostr:nevent1qqsdessf6nt68w85cqttgfykuzzjerfqry7kffe0vmnvdphgye9ds5czyr4zasa0v750z7nkyufqhterpx7gxdnh8lllntj720ftj5q7gvlg2qn5eyy

很多人在看到“合久必分”时只会想到空间上、地理上的分裂。

但在中共国，在当今时代，另一种分裂早已发生，而且正在成为国家、社会走向政治分裂的基础。

那就是社会圈层的“分裂”。

社会的构成在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时代，本就是大相径庭的。

绝大多数国家的“社会圈层”，都会随着经济繁荣而增多。

原因很简单，当社会分工细化，当人们的谋生方式因社会分工的细化、专业增多、职业增多而变得多元，即使在社科学者眼中，许多人仍能被粗略地统一归类为“中产”，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也仍会因收入差距和生活稳定性差距形成不同的社交圈层，并凭借成型的社交圈层，给自己的孩子提供不同的发展机遇。

而他们的孩子，会继承并扩大因家族社交圈层的差异带来的个人差距。

今天看起来都是中产的中共国家庭，往往会因为上一代的职业差距，例如祖父是身在官场，是体制内还是普通工人或农民，而影响到下一代，即孙子孙女辈的家庭观念和对未来的规划。

改开四十年，影响了无数中共国家庭，促成了几代人谋生方式的改变。

也促成了他们的分化，一种长年停留在中共国社科学者视线之外的，与历史上各朝各代都不相同的分化。

一种由身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从政还是从商，生于城市还是乡村，内陆还是沿海，是出外打工还是固守乡里等个人生活差异造成的分化。

在中共国，尤其当下的中共国，能找到稳定工作的人，和集全家之力都不能帮孩子找到一份稳定工作的人，是不一样的人。

习惯了在城市里漂泊，对回到故乡心存畏惧的人，和知道只要肯“回家”就有一份好工作一份安稳生活的人，是不同的。

在经济增长时期，这些不同并不会被人们注意到，或者就算注意到了，也只会引来不那么认真的抱怨。

毕竟，在不同的社会圈层之间，并不是绝然没有交集。

在经济增长时期，在各个圈层虽然持续发展着、分化着，但也经常进行交流与合作的时期，圈层之间的差异，有时会浮上水面的沟通障碍、理解困难，看起来也无伤大雅。

但在经济下行期，在属于不同圈层的个体同样面对资源减少的大势，却会落入完全不同的处境，能找到的应对方法完全不同时，在他们必须能理解对方的处境和想法才有可能共度难关时，圈层之间的“分裂”意义重大。

因为共同的处境，能促使人们形成松散的组织。

圈层本身就是一种没有确定组织形式但其促成合作的功能真实存在的松散组织。在不允许民间组织自发生长的中共国，“朋友圈”或者说人们的社交圈，就是一个人“遇到事情”时最有可能找到援助的社会支持体系。

人们在朋友圈里分享信息，既分享和生活没有直接相关性的新闻、观点，也分享和生活需求直接相关的实用资讯。

人们通过社交圈打造自己的个人形象，寻找同类，并与同类抱团取暖。

中共可以禁绝一切民间组织，不允许它们注册，不允许它们发展、壮大。

但中共无法禁绝个人构建自己的社交圈，也不可能让处境相近、社会圈层相同的人们在没有遇到突发事件时就断绝和彼此的来往。

这本来不算什么问题。

但如果同一个圈层的人会同时进入同样的困境，问题就会出现。

如果同属打工人的圈层，同时进入“找不到工作”的窘境，如果同属建筑行业的圈层同时进入萧条，同属外贸行业的圈层成员同时面对订单锐减……问题就会出现。

而这些圈层面对的问题，和其他圈层偏偏又是隔绝的。

体制内和体制外面对的问题，出外打工者和固守家乡者面对的问题，是隔绝的。

在中共宣传“只有一个中国”的同时，不同圈层的国人其实都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中国”里。

而他们彼此之间，无法理解。

凭他们被反复阉割后极其薄弱的沟通能力，这些“不同的中国”之间，又基本不可能彼此理解，寻得共识。

2025年伊始，陕西蒲城就因一名学生坠楼引发了声势浩大的抗议事件，大量民众聚集在事发学校附近，抗议规模迅速攀升到数千乃至传闻的过万人。

这还只是开始。

同类的事件，在2025年只会更多。

因为在每个县城，心怀不满，处境相近，闲着没有工作，又通过朋友圈社交网络彼此互相连结着的同圈层打工族们都在“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团结”。

他们会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因为在人均沟通能力低下的中共国，在中共刻意保持的等级制度下，身属某一圈层的人，其实没有多少机会突破到其他圈层去。

所以在困境中，在急需争取朋友圈帮助的时候，他们会本能地选择加强与本圈层同类们的联系，为打造出自己在本圈层内部的良好社交形象，每个人都会在本圈层其他人“遇到事情”时伸出自己能力限度内的援手。

而当一个圈层陷入共同的处境，并因为共同的处境，因为本能的互助加强了内部联系，走上“形成共同体”道路时，其他圈层也在做同样的事。

但当圈层与圈层之间发生利益冲突，当由体制内圈层组成的松散联合体与体制外、打工族们在越来越大的生活压力下正趋于紧密的联合体“交战”，社会就会出现纵向的分裂。

这种分裂不可调和。

这些“不同的中国”，属于贫民的中国，属于官僚的中国，属于精英的中国，属于草根的中国，从来都不是“同一个中国”。

未来，它们也不会是“同一个中国”。 nostr:nevent1qqsxedfep29z7le8ukx94cz4490al8pda6qrl5nutrewj527gg4rrrgzyr4zasa0v750z7nkyufqhterpx7gxdnh8lllntj720ftj5q7gvlg25yejg4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中国人都知道的历史规律。

现在，又到了“合久必分”的时候了。

从中国社会的合作能力上限，从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的那些国家治理团队的能力上限看，每一次的“合久必分”，都卡在社会人口规模超出能力上限的时间点上，都有其必然性。

每一次的“分久必合”，则都有地方政权壮大起来， 政权的治理能力重新与社会规模匹配的原因在。

我知道很多人都希望中华沦陷区在中共帝国覆灭之后，仍然保持一体。

但从能力与规模的匹配度看，从中共国社会大众当前的合作能力、有可能接手沦陷区社会治理的各派势力的治理能力，和人们想要保持的社会规模看，这并不现实。

如果你真的希望未来的中华沦陷区能有安定和平的发展环境，你最好尊重“能力与规模需要匹配”的现实规律。

如果你真的希望未来的中华沦陷区能“分久必合”，能再次以“大国”的形式存在，你最好把希望放在“合久必分”这个历史阶段之后，而不是把精力投放到阻止“合久必分”的发生上。

如果中华沦陷区未来要重新成为一个“大一统”的政治实体，同时又保持民主化，保持政治现代化程度，你该期待的并不是由某个最大限度继承了中共残存政治资源的势力以雷霆万钧之势，压制住台湾、西藏、维吾尔人的独立心愿，使大家都“不敢动”的局面。

你该期待的是每个地区都能高度自治，内政都象美国的各州一样不受中央政权过多的侵扰，然后，在保有自身独立性的前提下，通过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联合，实现政治上的“分久必合”。

这需要什么？

需要沦陷区各部的合作能力都增强到足以支撑更大规模合作的程度。

你想要多大的国家，你就需要有多强的合作能力。

如果你是一名“统派”，如果你心心念念就是“祖国的统一”，你真正应该投注精力去做的事情是很清楚的。

不是去反对独派，不是去帮中共说话，维护中共现在搞的那种“大一统”。

而是致力于提高你期望看到的大国社会成员的合作能力，或者更直接，致力于提高你自己的合作能力，提高你团结他人，与诉求各异、利益各异的诸派诸党达成合作的能力。

你想要建设多大规模的现代国家，就需要发展出多强的合作能力，锻炼出多高的治理能力。

不论你想象中的未来中国是联邦制还是中央集权，你都需要理解，能力与规模的匹配是多么关键。

而当你真正明白能力与规模的匹配是多么关键时，你才会理解，为什么在能力不足时“合久必分”是绕不过去的历史阶段。

而且是未来数十年间，任何关心中华沦陷区发展前景的人都绕不过去的历史阶段，都需要投注精力于其中的历史阶段。

因为如果你希望未来的中国仍是个“大国”，你希望在“合久必分”之后，能再次出现“分久必合”，你就需要竭力促成社会大众合作能力的提升——指向最终与超大国家人口规模匹配的提升。

而且，你需要在“合久必分”后，在“分久必合”前，尽你的全部努力，让分治的各地区之间不要结下过深的仇怨，让分治的各地区之间能和平相处。

如果你是个“统派”，这就是你该做的。

不是对独派“留岛不留人”，不是指责独派“搞分裂”，而是认认真真的，脚踏实地的，通过自己合作能力的提升和鼓励别人在合作能力上的提升，让能力追上规模，让“统”成为可能。

在这个世界上，在现实政治里，我们知道有一种国家，叫“英联邦国家”。

这个概念之所以能涉过时间长河，在大英帝国成为历史后继续存在，是因为它的存在并未对名义上尊英国国王为元首的各国内政构成干扰。

我们都知道，英国，并不会，也不能象中共中央对待地方政府一样对待任何一个英联邦国家。

我们也知道，在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威远不象中共中央那样“无远弗届”，联邦与各州，各州政府与各市镇政府，各有权责，边界分明。

如果你希望未来的中华沦陷区能象美国一样运转，你需要做的，就是追赶美国和英国的脚步。

你需要构建的，统派们与独派们的关系，就是至少要如同英国与英联邦诸国，美国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那样，有边界感，彼此尊重的关系。

是一种和今天中共的“大一统”宣传叙事截然不同的关系，一种不再把对方的“不听话”当成犯上作乱，不再随时要把对方当场打死的关系。

我是一名独派，我支持上海独立，支持香港独立，我致力于推广“新欧洲方案”，希望未来的沦陷区，在“合久必分”之后能不陷入战乱纷争。

但我从来不把期盼未来中国民主化的“统派”们视为敌人。

因为在我看来，现实会让他们为了坚持对民主的追求，只能尊重独派的追求，甚至为了追求他们想要的既民主又统一，只能走上帮助独派，让各地独派尽快提高合作能力的道路。

他们改变不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规律，改变不了国家治理能力和社会规模必须匹配的客观规律，所以他们只能从“提高能力”这个于个人于政党于社会都极具建设性的方向着手，去追求他们想要的规模。

以及，也只能用维护各新兴独立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来为他们理想中的民主统一未来图景准备条件。 nostr:nevent1qqsdqa4tfsrmd3njx8t4jjprlddyu0qc93r04wnar0hjavsytzptflczyr4zasa0v750z7nkyufqhterpx7gxdnh8lllntj720ftj5q7gvlg2znsap5

当中国人还无法想象在夫妻父子之间能真的无话不谈，不再彼此伤害，不再用道德绑架、经济胁迫、情感勒索等手段连结彼此时，你是无法想象他们能在公共议题上实现长期的、大规模的高质量合作的。

现实政治，是妥协的艺术。

是道理一知半解技法半生不熟的人群难以掌握的艺术。

能力不足，你就得牺牲规模。

中国历史上为什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当你从国家的维持是一种另类的社会合作这个角度出发去看现实，你就会发现，这种社会合作的质量和规模，是受到社会成员的合作能力限制的。

当人口持续增长，社会规模超出君臣上下合作能力极限，合作者们就只能在牺牲合作质量和放弃过大的合作规模中二选一。

大多数时候，统治者选择的是牺牲质量。

于是政治黑暗，官员贪腐，民不聊生。

牺牲质量能拖延时间，但最终国家仍然必须缩减自身的规模。要么通过天灾人祸大量丧失人口，要么通过分裂割据，让各局部的人口规模与社会合作能力重新匹配。

但不要仅站在统治者立场。

从民众的利益立场出发，在规模和质量之间，如果社会合作能力确实难以在短期内提升，你愿意牺牲什么呢？

如果我们选择了牺牲规模，如果我们尝试走上一条不惜缩小合作规模也要提升合作质量的道路，如果我们只建立足够小的国家，只和志同道合者进行政治层面的社会合作，而不去勉强维持一个“大国”的表象，我们会得到什么呢？

选择这条道路的人们，会建设出怎样的国家，选择这种国家的公民，会得到怎样的生活呢？

我参加过香港“反送中”。我亲眼看到过拥有相当成熟政治理念也拥有相当多的民间组织和相当强的自组织能力的社会，在面对中央政权霸凌，无法保持高度自治时，是多么无奈。我知道英勇的抗争者们是多么擅长合作，但战斗是那么的艰难。

我支持香港独立。

这并不是一个纯粹出于理性思考的决定。

这是个感性的选择。是我在看到香港人被强迫接受中共中央政权对其内政的无理干涉后，看到不该被强暴被霸凌的人们在竭力抗争后仍被压制时，自然而然的反应。

青春为祭。

黄之锋锒铛入狱，罗冠聪、周庭远渡重洋。

倾城而战。

一百万人上街，两百万零一人上街。

可是只要中国还是个大国，只要中央政权仍认定香港人的自治、台湾人的自主、西藏人、维吾尔人、蒙古族人渴望的民族自决是“悖逆”，想要亲手建设出本族本地高质量生活的人们，想要不受中央政权干扰，“成为更好的自己”的人们，就不会有自行其是的自由。

在合作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你不可能既保持合作规模，也保证合作质量。

这是个“不可能三角”。

而不牺牲规模，就只能牺牲质量。

就只能满足于低质量的社会合作，低质量的国家建构，低质量的国家治理和个人发展条件。

即使作为个人你有足够的能力，作为地区你有足够的能力，作为城市你有足够的能力，去打造质量更高的合作关系，凭双手挣出品质更高的生活水准，你也只能为了“他们”想要的规模，牺牲你明明触手可及的质量。

这有意义么？

永生永世纠缠在一起，象一篓螃蟹那样互扯后腿，让谁都无法逃生，有意思么？

为什么不能“一别两宽各生欢喜”呢？

为什么不能你别干涉我，我也不干涉你呢？

我支持香港独立。

并不是因为我恨那个曾经也在我心中存在过的“大一统中国”，而是因为在以现实政治形式出现的社会合作议题上，我宁愿选择质量，不惜牺牲规模。

因为我最终意识到，让一个社会中的人们尽早进入高质量的合作关系，他们才能尽快在合作中学会合作，才能较快速的提高合作能力，才能让自己成为既保持质量又保持规模的社会合作的人口基础。

在最开始支持香港独立时，我是感性的。

但到支持上海独立时，到支持维吾尔人、藏族人、蒙古族人和其他所有地区独派的时候，我已经是理性的。

理性告诉我，这条道路，选择放弃规模，优先追求合作质量的道路，才是一条能走得通的路，能通过提高合作者们的合作能力，最终让所有人都获得高质量生活，在政治层面达成高质量社会合作的路。

这也是一条希望看到沦陷区亿万民众能过上质量可以接受的生活的人，都该理解和尊重的路。

事实上，我并不反对追求社会合作的规模。我相当清楚社会合作的规模越大，包含的元素越多，可调动的资源越充足，能激发出的创造性就会越强。

但为了规模而牺牲质量，这条路最终是会走不通的。

习惯了低质量合作的人口，会在年复一年、一代又一代的低质量合作中迎来合作能力的持续滑坡。

他们会丧失维持既有合作规模的能力。

当家族繁衍人口增长，当能力与规模不再匹配，他们会感受到进一步降低合作质量的压力。

直到合作质量低无可低，直到无法维持最小规模的友好合作，直到在仅有两个人的合作团队里，在恋爱中的男女之间，也难以顺畅沟通，难以达成互信。

直到每个社会成员都变成最糟糕的合作者。

就象我们今天看到的。 nostr:nevent1qqsr0gm5fupw4rn5kpy79j06626nv32razv5ktqccgakfkwmjzn29fqzyr4zasa0v750z7nkyufqhterpx7gxdnh8lllntj720ftj5q7gvlg2cahh7k

在漫长的文明演化史中，我们曾一点点的改善自己的合作能力。

不论是宗教史还是道德史，不论是文化风俗的变迁还是法学观念的演变，都包含着无数前人在增强“可合作性”这件事上付出的心血。

但在没有实现对家庭结构的“去伤害化”前，所有努力都难以被传承，个体成就无法在世代间累积。

可文明必须家学渊源 。

在信息传播缓慢，学习仍是奢侈的时代，一门技艺通常需要经历至少几代人的打磨，才能达到足够的高度。

合作的艺术同样如此。

沟通的能力是需要在沟通中磨练的。

在交通不便、通讯不便的时代，人们只能在聚集了足够人口的地区才有机会通过大量沟通强化自己的沟通能力，只有从事商业活动的个体才会有这样的环境和条件，而要完成世代的积累，一个家族需要数代从商，才能让子孙在商务沟通、风险控制的能力上能够“家学渊源”。在有机会进行代际积累的家族、民族中，要让合作能力达到足以推动文明进程的程度，又需要许多历史的机缘巧合。

文明的萌发是艰难的。

但人们从未放弃过努力。

即使在发展出了最成熟的伤害链系统的地区，人们也从未放弃过对合作性的追求。

一部《三国演义》，在民间口耳相传津津乐道的“桃园三结义”故事里，人们向往的是生死相从不离不弃的合作情谊。

在从汉朝的《春秋》决狱到宋人推崇的“祖宗之法”里，体现的是社会对“游戏规则的确定性”的共同追求。

在没能发展出由产业链逻辑主导的社会秩序的地区，人们并不是不想强化自身的可合作性，不想强化社会的合作能力的。

在产业链逻辑终于获得足够的动能，在北美大陆上点燃了人类的希望之光以前，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之间，也并不是不存在“合作能力”方面的竞争。

越擅长合作的民族，越擅长合作的国家，就越繁盛越强大。

越有利于促成社会合作的文化观念，就越容易得到传播，和被邻近地区的族群仰慕、效仿。

儒家文化曾经取得过这样的地位。在它通过确立家庭内部的游戏规则和强调个人操守增强了信徒的可合作性后，它曾经成为周边许多小邦小国羡慕和效仿的对象。

它曾经是东亚地区最好用的文化工具，增强社会成员可合作性的文化工具。

而且它也曾试图完善自己。

但所有的努力都经不起持续的内耗。

只要家庭内部的伤害链仍未解构，只要孩子仍在从父亲对母亲的伤害、压制里学会通过输出伤害来获得奖赏，从这种传承里成长起来的下一代，就不可能成为经得起考验的合作者。

在他们离开原生家庭，构建属于自己的小家庭时，在他们向异性展示自己的“可合作性”时，他们就常常表现得令人失望。

很少有人从这个角度去观察社会成员在政治能力上的演变，但从这个角度其实更容易看到真相——男人在女人面前是怎样的男人，在百姓面前就会是怎样的官员。

在合作性上，在值得信任的程度上，在会不会试图输出伤害获得奖赏，试图用暴力手段达成目的上，一个人的行为模式总是一致的。

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行为模式也总是一致的。

会在家庭内部使用暴力手段的民族，当然会在社会事务上使用暴力，在追求政治目标时使用暴力。

为什么？

因为暴力是他们最惯用的手段，最熟悉的手段，最擅长的手段。

也因为非暴力的手段，他们不熟悉不擅长，不、会、用！

对非暴力手段的熟悉需要代际积累，而这样的代际积累，需要对非暴力原则的代际坚持。

需要爷爷不打奶奶，爸爸不打妈妈，需要每一代人都坚持家庭内部的非暴力行为准则，令非暴力原则成为这个家族的“祖宗成法”。

然后，从这样的家族传统里，才会走出专注于非暴力手段的合作者，走出因为熟悉、擅长各种沟通技艺而天然倾向于非暴力手段的合作者，走出一个又一个能够轻松自如地归化于产业链逻辑的民族。

政治的非暴力化，实际是社会成员的合作能力普遍达到某个水准之上才能有的“水到渠成”。

国家的现代化，是国民合作能力提升到现代化水平的结果。

中国难以走向现代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民合作能力的提升，一直受到伤害链逻辑的阉割和阻碍。

我们习惯了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夫妻之间的伤害，习惯了合作者的不可信任，习惯了对暴力手段的坚持。

因为我们习惯了被至亲的人伤我们的心。

可这是错的。

这是让我们难以走向文明的真正障碍。

也是让下一代，让孩子们，让孩子们未来的孩子们，难以在家庭内部学会非暴力沟通，学会与合作伙伴友好协商解决分歧，学会各种应该学会的合作技巧，学会适应现代社会的游戏规则，拒绝暴力手段的真正障碍。

它令我们难以完成代际积累，难以成为更强的合作者，也就难以构建更大规模更高质量更长久的合作关系。

它令民族难以走向文明，令国家难以走向文明，也令个人难以在文明国家拥有本该拥有的更多可能。

由原生家庭、原生文化环境导致的个人、民族和国家政治层面的合作能力不足，需要被注意到。

因为“合作性”这个指标，对于现代化，是关键性的。 nostr:nevent1qqs2h9hrdry6zusk3qc0yjc6pn5yh4xlxaus3lkmh6pyx9jes86z6hgzyr4zasa0v750z7nkyufqhterpx7gxdnh8lllntj720ftj5q7gvlg20k9p8g

当一个国家张开双臂接纳移民的时候，她拥抱的并不只是移民的肉体。

她接纳的还有移民们的行为模式。

所以如果移民们的行为模式和这个国家原本的行为模式并不相同，如果移民们没有入乡随俗而是坚持了原本的行为模式，如果移民们的行为模式在这个国家逐渐取代了原住民的传统，这个国家就会被改变。

如果每一个文明国家都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正在发生，如果令人类发展出今日之文明的行为模式被悄然改变且无法重建，人类就会失去自己最宝贵的财富。

这就是文明的危机。

而我们的责任，是不要坐以待毙。

在我看来，传承文明的责任是必须落实于家庭内部的。因为只有家庭才能给孩子最初和最直接的影响，家庭，是传承特定行为模式的关键。

当我把文明视为人类在促成自愿合作、构建自愿合作关系上的巅峰之作时，我就发现，家庭，只有被文明之光彻底照透的家庭，只有能在孩子面前持续展示自愿合作关系，能持续演示保持自愿合作关系所需的沟通技巧，能训导孩子学习构建和维持自愿合作关系所需的一切方法的家庭，才能在社会层面支撑起文明的大厦。

文明是一种家学渊源。

在社会成员自愿合作的能力方面普遍更强的国家里，你其实能轻易发现，他们有更和睦的家庭，在他们的家庭观念里，人们会更重视与配偶的沟通，成年人也会更倾向与孩子“有商有量”，而不是一味要求孩子“听话”。

在文明程度不同的国家之间，你会发现家庭的不同。

既是家庭结构的不同，也是家庭构建方式的不同，和家庭维持方式的不同。

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从何而来？

从家庭中来，在家庭中养成。

因为国家是由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普通人都是从普通的家庭里走出来的。

你可以回想一下你自己的家庭，回想一下你是从怎样的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回想一下你在家庭里学会的是哪些行为模式，怎样的合作模式。

你更应该探究一下那些令你印象深刻的典型小粉红和典型反贼，分别成长于怎样的家庭氛围。

你其实也可以试着了解一下你最佩服的“成功人士”和你最鄙视的loser分别出自怎样的家庭。

然后我想你该懂了。

你该懂了一个国家是怎样把国民中的大部分都培养成“失败者”的。

你该懂了在怎样的文化环境内，在怎样的家庭氛围里，国家、社会、民族会收获一代又一代的“合作低能儿”。

如果文明之光不能照透家庭，如果家庭仍是一座座强迫合作的黑暗堡垒，如果在家庭内部，睁大眼睛看着父母如何相处的孩子，要从父母的相处模式中学会未来自己该如何与他人相处的孩子，学到的都是胁迫、欺骗的手段，是肢体暴力和言语暴力，他会成长为怎样的合作者呢？

他还能和谁合作愉快呢？

文明，我们今天看得到的文明成就，是结果。

是曾经有一群人，有一些人，选择了在自愿合作方面不断自我强化，选择了在世间各种艺术中成为“合作的艺术”的钻研者的结果。

而文明人，是他们的孩子。

是在家庭中更擅长与孩子合作的母亲们的孩子，是在家庭中更擅长与母亲们合作的男人们的孩子。

是在随着科技进步，随着社会生产活动对合作能力的要求上升，被一代代淘洗筛选出来的“更强合作者”的孩子，是在合作能力上家学渊源出类拔萃的孩子。

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家庭。

一种家庭，是自愿合作的结果，它因男女双方都选择了与对方合作生儿育女而构建起来，并因生育繁衍而逐渐扩大。

另一种家庭，是强迫合作的结果。在这样的家庭里，妻子的奉献，是丈夫输出伤害获得的奖赏，儿女数量的不断增加和儿女对父亲的唯命是从、任劳任怨，是直接暴力和文化观念凝聚成的社会压力的结果。

前者遵循的是产业链逻辑，后者遵循的是伤害链逻辑。

而只有前者，能向这个世界源源不断提供文明人的新生代。

在我看来，只有前者，才是文明国家应张开双臂接纳的移民。

我们都知道，欧美列国有许多鼓励生育、扶助妇孺的福利政策。

但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这些福利往往以家庭为单位支付，这些资源在家庭内部的分配，政府并未试图干涉。

所以，如果一个来自伤害链国家的家庭，在抵达欧美国家之后，仍然保持着伤害链式的家庭权力结构，仍然坚持强迫合作行为模式，家庭内部的伤害者就会因输出伤害得到比在自己本国生活时更多的奖赏。

除了通过强迫女性成为自己的妻子获得女性对家庭的奉献之外，通过大量强迫生育，伤害者还能获得以家庭为单位按孩子数量发放的福利，生得越多，领得越多。

只要以“传统文化”的名义在家庭内部输出伤害，占有家庭资源的分配权，以家庭的名义索取妻子和孩子的服从和奉献，伤害者可以过上不劳而获的舒适生活。

在欧美列国所有的移民政策中，最危险的就是这一种。

这种鼓励伤害链式家庭在移民群体中继续存在，持续壮大的做法，这种让强迫合作的行为模式通过家庭传承下去，并通过伤害链逻辑传承者在人口比例中的持续上升，冲淡产业链逻辑传承的做法，这种没有意识到家庭文明程度对社会文明程度巨大影响力的做法，对文明传承的威胁是致命的。

因为文明，是一种家学渊源。

是一步步趋向自愿而非强迫的家庭构建模式和维持模式的结果。 nostr:nevent1qqs9uetlhkjgr3pcnzjze43cc0vmsrqlnmv62fmklt4fwujh0xu9mlgzyr4zasa0v750z7nkyufqhterpx7gxdnh8lllntj720ftj5q7gvlg2av3hjz

今天的文明，是人类找到了一组特定行为模式，选择了在“自愿合作”这个方向上不断自我强化的结果。

我们需要把这组行为模式识别出来。

我们需要找到文明与文化的区别。

我们需要知道坚持做哪些事文明才能存续，我们需要知道忘记了什么，文明就会沉沦，人类会回到丛林里的幽暗岁月。

不要看一个人说了什么 ，要看看他做了什么。不要看一个族群、一个国家说了什么，要看看他们做了什么。

看看他们选择了哪种行为模式，尤其是，选择了让稚弱无知的孩子适应哪种行为模式，模仿哪种行为模式。

看看他们在家庭内部，在应对夫妻矛盾、亲子冲突时，捍卫的是哪种规则。

看看声称心向文明的人是不是正在家庭内部用输出伤害来获得奖赏，是不是正在教孩子崇拜暴力，是不是正在家庭内部构建伤害力落差，向孩子灌输等级观念。

看看声称心向文明的国家是不是正把人分为三六九等，正在把特权阶层和底层生产者之间划出鸿沟。

如果是，不要让他们赢。

因为如果赢的是他们，输的就是我们，如果任伤害链逻辑赢得了这个世界，任输出伤害的人赢得奖赏，文明就会黯然离场。

对输出伤害的行为，我们要迎头痛击。

不论这些人是对自己家里的妇孺输出伤害还是对自己国中的底层输出伤害，我们不能让他们获得奖赏，尤其是，不能让他们从我们的手中得到奖赏，不能让我们在懵然不察时成为杀死文明的同谋。

文明是一组行为模式，我们因选择了这组行为模式而成为文明人，我们也只能把同样选择了这组行为模式的人视为同类。

在文明与源自远古传承至今的野蛮冲动的竞争中，在这一组特定的行为模式和其他与之相矛盾的行为模式的竞争中，我们必须坚定捍卫前者。

而前者是什么？

是一代又一代人竭力钻研，强化“自愿合作”的能力，并将研发出的工具和技巧传授给后人的结果。

是在生育抚养下一代的合作中，争取到伴侣的自愿合作，争取到孩子的自愿合作。是让争取他人自愿合作的技巧润物无声的在家族内部传承下去，在社会活动中传播开来。

文明是什么？

是不在孩子面前用输出伤害来获得奖赏。

文明的开始，是丈夫学会不把妻子看成买来的女奴，看成低自己一等的卑贱之人。

文明的壮大，是父母学会不把儿女看成自己的“财产”、“投资”，不把索取儿女的服从和牺牲视为理所当然。

文明的成熟，是国家事务的管理者不再敢把国民看成自己的私产，看成可随意牺牲的炮灰，可随意收割的韭菜。

文明是夫妻之间只能“自愿合作”，不能由一方强迫另一方，是亲子之间只能自愿合作，父母无权任意伤害儿女更不要说溺婴、“埋儿”，也是国家不能奴役其人民。

文明是，不管出于什么理由，不管抱持什么观念，人们都在这样做，坚持这样做。

哪怕坚持的人仅仅是因为畏惧法律的惩罚才不敢强奸妇女，不敢殴打儿童，不敢把铁链拴在别人脖子上强迫其劳动。

只要这些“不敢”能坚持一代人以上的时间，只要这样的行为模式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成功传递给了下一代人，文明就会在一个族群中取胜，在一个社会中取胜。

文明，是人类在行为模式上的自我改造。

也是对这组特定行为模式的坚持。

我们需要意识到，在宗教、风俗、衣饰、饮食上的歧异都并不重要。

真正重要的，是一个人、一个族群对待孩子的方式，对待妻子的方式。是这个人、这个族群是否把对妻儿输出伤害以获得奖赏视为合情合理，视为理所当然。

是这个人、这个族群是否把猎杀捕食妇孺当成自己的天赋权利。

最基本的文明世界常识告诉我们，女人也是人。孩子也是人。

当上述问题的答案是“是”的时候，这个人、这个族群就是“吃人的人”。

连至亲至近的弱者的血肉也要吞食的人，一定会把你视为猎物。

这种人，是不能被当成合作对象的。

种族、肤色、信仰、出生地，这一切都不能成为辨识一个人是不是文明人，是不是文明国家可以放心接纳的移民的标准。但他对待妇孺的方式可以，他在家庭内部的行为模式可以。

种族、肤色、信仰、历史传统，这一切也都不能成为辨识一个族群、一个国家是不是值得信任，可以合作的标准，但这族群对待妇孺的方式可以，这国家对待人民的方式可以。

文明世界应和吃人的人，吃人的族群，吃人的国家，保持距离。

如果我们不能对输出伤害的他们施加惩罚，那么至少我们不应对输出伤害的他们给予奖赏。

不能把国际援助交到腐败的专制统治者手上，让他用这些钱购买武器更残酷地镇压民众的反抗。不能一次次把救济物资交到残害妇孺的“弱势族群”成年男性手上，鼓励他以此为生。

因为当吃人的人强壮起来，他们会对我们的孩子馋涎欲滴。

我们需要坚持，需要强化的，是“人不吃人”的行为模式。

输出伤害的行为只该受到惩罚。

尤其是对妇孺输出伤害的行为，向下一代传递“输出伤害获得奖赏”行为模式的人，只该受到惩罚。

这一条，应是文明的红线。 nostr:nevent1qqs06qkhrz2zprez2ehs2tw3q6k08gyqavumw9qzvu8h5gkpv3d9w9qzyr4zasa0v750z7nkyufqhterpx7gxdnh8lllntj720ftj5q7gvlg2ee2rrm

人类需要关注行为模式。

人们需要意识到想改变自己的生活或者想维持自己现有的、较为令人满意的生活，就得关注“行为模式”。

而个人，如你如我一般的个人，如果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或者说掌握自己的命运，就不得不对“行为模式”有清醒的觉察。

既觉察自己的，也觉察别人的。

因为文明的行为模式是宝贵的。

它既是文明本身，也是维持文明存续的关键。在它仍被人们忽略的时候，在热爱文明却不知道要如何捍卫它的人们仍把力气白白花费在其他地方的时候，文明本身的存续是会受到威胁的。

维护多元文化不等于文明，如果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忽略了对传统中包含的那些反文明行为模式的压制。

如果把溺婴也当成需要尊重的传统，如果把在丈夫的葬礼上焚烧寡妇也当成需要尊重的传统，如果把令不文明的生活方式持续下去的做法当成需要尊重的传统，阻止渴望文明的人们改变它，如果文明放弃了对让人类历经艰难险阻最终创造出文明的行为模式的坚持，文明就会失去自我。

未觉醒的文明，不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

当心怀善意的人们在观念战争的战场上，给文明行为模式和野蛮行为模式同等待遇，当文明先行者放弃坚持自身的传承，把空间让给野蛮的传承，当因偶然将自己导入文明行为模式轨道的族群放弃了这唯一能让人类走出丛林的正道，当社会放弃了目前找到的唯一能把野蛮人教化为文明人的教育方法，野蛮就会回归。

毕竟它是顽强的。

杀戮本能是顽强的，用暴力手段压制异议的冲动是顽强的，人性的黑暗面是顽强的，它让人们追随着美好的旗帜奔向血海，让人们存着好心办出坏事。

所有以促成进步为目标却仍囿于存量博弈思维方式的操作，都错了。

文明的演进方向，是创造，是创造增量。

不是先预设资源总量有限，再以公平的名义重新分配。

对任何一个弱势族群，都不该给予单纯的资源倾斜。来自文明的援助，应该是给予弱势族群中的最弱者、最幼嫩者以成长机会。

把更多的机会给弱势族群的幼儿，给抚养幼儿的单身母亲，才是正道。

把让幼儿成长为合格劳动力的机会援助给弱势族群的妇孺，才是正道。

最荒谬的做法就是把援助交给弱势族群的成年男性，这和把国际援助交给发展中国家的贪腐政府并无区别。

他们不会因为得到援助就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他们只会把获得的援助视为输出伤害得到的奖赏，在他们看来，援助物资的使用权之所以给了他们而不是真正急需的妇孺老弱，正是因为他们在族群内部的争夺战中取得了胜利，正是因为他们拳打南山敬老院脚踢北海幼儿园，打得家里的其他人敢怒而不敢言。

就象获得了国际援助的贪腐政权不会把物资用在改善民生上，他们会把物资用于加强自己的权力，用在让本国底层民众更没有自由、更无力反抗，用在让弱者更弱，贫者更贫。

这就是他们的行为模式。

所有族群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经历了同样漫长的演化历程，但只有发展出了文明行为模式的族群，一马当先，创造出了延续至今的和平、富裕与繁荣。

只有不再阉割本族下一代创造潜能的族群，不再坚持严格的等级制度的族群，不再对异议者禁言封号的族群，不再把用暴力手段“解决人”当成首选方案的族群，找到了正确的演化方向。

一部文明史，就是一部合作能力发展史，一部合作技术演进史，一部人类在合作中的行为模式的演变史。

从最初的共享神话、共享誓约，到发展出契约、合同，到创造出银行、股份公司、期货买卖等种种商业合作模式，从歃血为盟、义结金兰到构建法治，时光长河见证了人们对“自愿合作”能力的强化。

见证了“自愿合作”的行为模式是怎样成为生活中的主导，怎样令一代又一代人变得擅长于此，和因为擅长于此而获得成功。

这是唯一的方向。

在茫茫星海中，在这蓝色星球上，在亿万年生命演化历程里，指向“增强自愿合作能力”的发展方向是唯一收获了文明，收获了繁荣的发展方向。

对任何族群来说，这都是唯一能让其走向文明，把自身导入发展正轨的方向。

对任何人来说，这也都是唯一能让自己靠拢文明，在繁荣胜景里走向个人成功的努力方向。

我们需要学会“自愿合作”。

也需要学会警惕那些总想强迫别人合作的家伙。

我们需要意识到，说服他人自愿和我们合作的能力，就是对我们在当今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最重要的能力。坚持说服他人自愿和我们合作而不是试图强迫他人合作，是我们最该坚守的原则。

也该是我们用来衡量他人、他族、他国文明程度的标尺，是我们用来衡量一条政策是能促进文明还是会让文明倒退的标尺。

而这根标尺是在家庭内部铸造出来的。

从殴辱妻儿的家庭里走不出文明人。

从欺凌妇孺的族群里走不出文明人。

从让幼儿从小见惯并学会“强迫合作”的文化氛围里，走不出文明人。

只有循循善诱的母亲，才能培养出在成年后拥有良好耐性、优秀谈判能力的职场晋升高手。

我们需要意识到文明本身就是一种行为模式，文明人，是通过家庭教养或后天艰难的自我文化转基因让自己拥有了这种行为模式的人。

文明人不是徒有文明观念的人，不是徒有理念却并不以之主导自身行动的人。

用野蛮手段推行“文明观念”的人只会把世界重新带进黑暗。 nostr:nevent1qqs0w4agr5jqr8v9qfudl3law2ezurn4aayq5ycuuaz96ruu2z09hrqzyr4zasa0v750z7nkyufqhterpx7gxdnh8lllntj720ftj5q7gvlg2fkyaq7

伤害链逻辑和产业链逻辑，匮乏模式和繁荣模式，强迫合作与自愿合作，杀戮与创造，死本能与生本能，在这一串我可以继续罗列下去的对比中，前者曾统领过去，后者将引领未来。

而沉缅于前者的国家，不会有未来。

美国并不完美，新年伊始，新奥尔良就传来恐怖袭击的消息。即使在这个全球率先进入繁荣模式的 国家，仍然有人坚信“输出伤害”是自己遇到问题时最可取的解决方式。

但美国拥有未来，选择了产业链逻辑的国家，即使还没能觉醒，没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传承方式，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创建出来的文明2.0模式需要用在观念战场上不断取得的胜利来维护，但和那些在昔日荣光的泥沼里昏昏大醉的国家相比，和那些坚定选择了“过去”的国家相比，美国仍然拥有未来。

未来属于选择了它的国家，属于选择了挥别过去的民族。

唯有这样的选择能创造未来。

因为唯有这样的选择，能让人们挥别不堪回首的过去，挥别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越来越不必要存在的痛苦，挥别创造痛苦传承痛苦的行为模式。

是的，每个人的生活都是自己创造的，是自己过去用生命“投资”的结果。

想要不一样的明天，你今天就得做不一样的事。

从个人到民族到国家莫不如此。

中共国正在走向历史旧路，一条让皇朝注定走向终结，让国家维稳机制走向破产的旧路。

它试图采用的现代科技手段只会加速这个过程，不能帮中共“续命”。

科技手段不能帮习近平驾驭他的团队，这支在对现代科技手段的掌握上理所当然比习近平本人要强的团队。

科技手段也不能帮他的团队驾驭这摇摇欲坠的国家，由无数掌握着现代工具，早就习惯了远离家乡谋生求职，逐利而生的打工人组成的国家。

中共政权用于维持统治最核心的手段还是古老的权术，而权术的传承走到习近平这一代，以他的天资，已后继乏人。

中共，这是一个试图回到过去的政权，它想裹挟亿万心向未来的民众，陪它一起堕入深渊。

不幸的是，直到今天它仍是强大的，虽然它的强大不足以让它达到目的。

但虽然它无力把中共国亿万民众整体拖入深渊，它却有能力造成未来数年间中华沦陷区的动荡和撕裂。

社会将撕裂，人群将撕裂。

选择不同行为模式的人群将会自发分流。

总会有人选择“跟党走”，走向过去，走向大食堂、大饥荒、大字报，走向依附特权争取苟活的旧路。

但也总会有人选择其他的路，虽然他们并不是不想选择依附，他们中的许多人只是“抱不上大腿”，抢不到“特权分润岗”那不多的名额。

生活会启蒙他们，会坚定他们的信念，在被党抛弃的人群里，只有愿意抱团取暖的人，只有敢大胆创造的人，只有能善用还找得到的一切资源的人，能活下来。

活成一股新的力量。

双链争持，阵营分化。

这一切会在中华沦陷区的动荡年代发生。

伤害链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活下去。它没有足够的财力和能力让所有人都活下去。

但时代不同了，被它抛弃的人已经能通过网络知道，通过生活的启蒙知道，自己还有其他的选择。

只要被伤害链系统在危难中抛弃的人足够多，人口基数够大，总会有人从中崛起。

习近平打造了一辆通向过去的列车。

但时光无法倒流，他不知道，每一辆满载真实生活的列车都只能驶向未来。

前方的道路上，并不存在他那“猪圈里村支书”江山永固的美梦。他会与未来迎头相撞。

他会与所有心向未来者迎头相撞，会与所有想保持现代化生活方式的人，所有想保持哪怕一丁点现代化军事能力的军队将领，所有想在国民经济体系现代化道路上走下去的技术官僚迎头相撞。

他会被自己打造的列车撞得粉身碎骨。

当他为这列车加速，他是在加速奔向自己的死期。

所有真能安然沉缅于过去的政权，都有其沉缅于过去的本钱。

不论是俄罗斯还是朝鲜，相对于习近平治下的中共国，都有人口更少、旧观念洗脑更彻底、内部权力格局更稳定和外有经济强援的优势。

但习近平没有。

他不拥有足够比例的怀念帝国荣光的俄罗斯民众，他不拥有数十年如一日深入民心的“白头山血统”，他不拥有当年的苏联援助，他不拥有美苏争霸期间能左右逢源的国际政治活动空间。

即使中华沦陷区真的重新举起民族主义旗帜，这旗帜也不会为他飘扬。

2025年，对于沦陷区，会是充满动荡的一年，会是社会走向撕裂的一年，看不到出路的人们会盲目冲撞，试图找到出路。人们会拾起并检视每一面找得到的旗帜，又会失望的发现没有旗帜能引领他们走出困局。

双链争持，阵营分化。

活在墙内的人将被迫分出阵营，即使他们尚未觉醒，但他们会在懵懂间完成利益绑定，绑定的利益则会引导他们最终觉醒。

只是在觉醒前，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要走不止一年。

你们要熬过的迷茫的、撕裂的、动荡的年份，不止一年。

恭喜进入2025。

你们离天亮又近了一年。 nostr:nevent1qqsf58s8a9m4th2xys0zhlt9wrq5wk9g2ujhxvcsvcy6wt457x6jasczyr4zasa0v750z7nkyufqhterpx7gxdnh8lllntj720ftj5q7gvlg2xtx04e

美国现在还在2024年的尾巴上，现在是12月31日，但这篇帖子发出的时候估计中共国已经进入2025了。

2025年，身在墙内的大家会经历些什么呢？

前路茫茫。

我们知道中共会经历些什么，它正在把自己“作”死，正在一步步走向中国千百年历史里无数皇朝都无可避免的结局。

但它还裹挟着它无权裹挟的无量生命。

在中共的经济政策里还裹挟着无数行业，因外贸关系受中共外交政策负面影响而正在衰退的行业，正在抛弃无数普通从业者令他们中年失业、老年失业的行业；因地产经济的旺季一去不复返而被迫崩塌的上下游行业，从建筑施工到装修材料、各种配件；因出生率锐减而丧失前景的教育、妇婴产品相关行业；因“低端人口”的收入下降消费力滑坡被迫加剧内卷的低端消费品和服务业。

2024年，仍然是未来十年中最好的一年，2025年对身在墙内的绝大多数人来说，会是个更艰难的年份。

因为即使你暂时还不受影响，你身边的人，你的亲戚、你的朋友，那些有可能开口找你借钱的人，陆陆续续都要遮掩不住自己的窘境了。

因为你的邻人，从你身边擦肩而过的路人，上班路上的公交司机，所在城市的清洁工，积压在外卖快递网约车行业里的失业人员，陆陆续续都要面对自己生活的崩溃了。

很多人现在是靠啃老活着的。

但他们还能维持住日常开支，虽然已经入不敷支，但保证最基本的三餐一宿还不成问题，人们只是看不到希望，看不见未来，还没有失去现在。

但2025年没有人能保证他们还有“现在”。

老是会被啃光的。

社保和医保部门打得越来越精的算盘会让更多的人无老可啃。

过去四十年攒下的家底也是会被吃光的。

如果说中共国社会在改开年代已经从改开前的“三明治”结构，膨胀成了可细分出更多阶层的“千层饼”结构，2025年我们会看到的，就是更多中间阶层的崩塌。

熟悉中国历史并关心社会变乱到来时机的人，往往都把目光过多的停留在底层。

但在“千层饼”结构里，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底层之上、顶层之下，悄无声息却不断崩塌的中间阶层。

是会把压力层层向下传导的中间阶层，是过去能满足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往后却会无下可比的中间阶层。

2025年会是中间阶层集体崩溃的一年。

是一个阶层又一个阶层连续崩溃，一个行业又一个行业连锁崩溃，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陷入萧条，一个部门又一个部门陷入混乱的一年。

去买一双，不，一组好球鞋吧。

是时候让全家一起开始练跑步了。

在一个已经没有希望的国度，每个人都要和噩运赛跑。

你得跑赢“献忠”们，你得跑离事故现场、爆炸现场、凶案现场。

不“润”的人也得RUN。

毕竟，这是让你活到大结局，熬过最后的黑暗，让自己或者自己的孩子能看到新开始的唯一机会。

不要高估习近平驾驭他手下团队的能力，不要高估他团队驾驭局势的能力，不要高估你用自己的存款驾驭未来的能力，也不要高估你身边的亲朋好友邻人路人驾驭他们面对的生活困境的能力，和在家庭经济崩溃后维持住心态不崩的能力。

凛冬已至，大船正缓缓沉入冰海。

你会感受到寒意，如果你任它裹挟着你。

沉船的漩涡里有无数乱流，会把被裹挟其中的人拖到自己无法预料的方向。

2025年将是令人悲哀的一年。

川普在他再次入主白宫的第一年，大概率不会把“改变中共国“当成自己的对华政策主轴。他很可能会尽力切断美国与中共国之间的紧密关系，因他而来的国际贸易局势动荡，则极有可能顺带影响欧洲等国的经济，并因之影响欧洲对中共国出口产品的需求。

世界工厂将被废弃，他们无法改变你，所以要抛弃你。

整个中共国的外贸从业者都需要象当年的东北国企工人一样面对“下岗再就业”的压力。是的，企业可以“出海”，但并不能以产品出口的形式出海。恐怕还想保住订单的企业家都得面对搬厂走人的压力，反正亚非拉正虚席以待。

改开时代的建设成果将被迫离开中共国，所有能创造财富的元素，从具备丰富经验的技术工人到具备较高经营管理能力的老板们，从海外消费者仍需要的生产线到曾促成“世界工厂”崛起的高端服务业。

还有价值的人、物、事，找得到“下家”的一切，都会走。

四十年的沙里淘金浪潮过后，此地将只余矿渣。

从2025年到2028年，在美国，这是川普的四年，世界正在担忧他会给大家带来些什么。

可以想见，他会带来各种出人意表的冲击，其中必然有许多全球化的受益者不想要的事物。

而中共国，这艘因衰朽而脆弱的老旧航船，这艘在瞎眼船长的指挥下已撞上冰山的巨轮，面对源自川普并席卷世界的冲击，将毫无还手之力。

但世界将没有余力对落水者伸出援手。

如果中国还会有希望，如果身在沦陷区的人们还能重见光明，那么我想，时间不会早于2028年。

做好各种准备吧，如果你有信心熬过往后四年。 nostr:nevent1qqsv2tfqc0en22mcgdh3jwrnpfr8zyd7h8aj5qqy7j753vepmken4aqzyr4zasa0v750z7nkyufqhterpx7gxdnh8lllntj720ftj5q7gvlg2ly97w6

国家的规模是受它自己能驾驭的人口规模、国土面积限制的。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作者把制度分为了两种，即榨取性制度和包容性制度。但不管一个国家采用的是哪种制度，运行其制度都需要成本，需要团队。

你可以选择“榨取”，那么你的团队就需要能够从这个国家榨取出起码能覆盖你团队运营成本的收益。

你也可以选择“包容”，但同样，你需要在政府的治理成本与收益间找到平衡。

这意味着一谈到实实在在的国家治理问题，你就不能不考虑“能力上限”这回事。

若选择推行暴政，你就必须保证自己通过推行暴政获得的剥削收益大于维稳开支。维稳开支越大，你需要从民间搜刮出的财富就得越多，一旦老百姓穷狠了，你再刮不出油水了，这盘生意你就会做不下去。

而一个国家领土面积越大、人口越多、民情民意越复杂，经济活动的复杂性越高、生产活动的技术含量越高，你要对它进行维稳的难度也就越大，需要消耗的成本也就越高。

尤其是，如果你既想保持对社会的严密控制，又想保持社会生产活动的复杂性和高产出。

毛泽东能压制住大饥荒时期的中共国民，使其无法作出有效反抗，是因为当时的中共国仅有不足七亿人口，也是因为当时的中共国仍是一个以传统农业为主体的国家，是一个绝大多数需要被维稳的人口都被固定在农村土地上，只掌握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业生产工具的国家。

是一个在维稳的技术难度和成本开支上远远低于今日之中共国的国家。

但即使是这样，毛泽东仍然把中共这盘维稳生意做到了将近破产的程度。

他利用了自己操弄民心的天赋，利用了掌控在其手中的庞大宣传机器和整个教育体制，但他仍然在身后留下了一个民穷财尽濒临破产的国家，一个让邓小平等人不得不断然选择改革开放的经济局面。

习近平的问题，是要以其远低于毛泽东的才气、威望和底蕴，驾驭一个难度远高于毛泽东时代的国家治理议题。

他办不到。

但习近平的继任者，或者说“接盘者”就能做得到吗？

做不到。

没有人能做得到。

即使继任者改弦易辙，放弃榨取性制度，改用包容性制度，他也同样需要面对这个问题，一个小小的国家治理团队要如何驾驭一个由十多亿人组成的庞大国家的问题。

这个由既掌握着现代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又不具备成熟的民主国家公民素质的亿万国民组成的国家，这个内部利益纠葛历史恩怨极其复杂混乱的国家，这个民族矛盾难以调和，南北诸省语言不通风俗迥异的国家，是任何一个由凡人而非神明组成的国家治理团队的噩梦。

小小一个韩国，人口仅五千万，在民主化道路上都走得磕磕绊绊。

两千三百万人口的台湾，蓝绿之争至今不息。

三亿人口的美国，以文明先行者，全世界第一民主强国之身，近年仍频发选举争议。

国家治理从来都是难题。

国家治理团队对本国治理议题的驾驭能力是否充足，从来都是既性命攸关，又难以找到圆满答案的问题。

一旦国家治理团队的能力与国家治理议题的难度不匹配，一旦治理能力赶不上治理难度，国家治理就会陷入危机。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习近平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

而一旦选择了改弦易辙，从专制走向民主，新的国家治理团队就需要对国民交出比习近平、邓小平等人都漂亮得多的政治答卷，才能符合国民对新政权的期待，才能建立国民对新制度的信心。

但如果在习近平身后，国家不进行拆分，就没有人能做到这件事。

因为在习近平身后，在中共帝国覆灭后的中华沦陷区，我们看不到有哪个治理团队能应付“完整接盘”需要应对的复杂局面。

这不是空喊理念就能解决的问题。

十多亿人嗷嗷待哺。

他们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历史恩怨、民族矛盾、地域矛盾，需要试图“完整接盘”的国家治理团队的调和。

如果新政权选择了榨取性制度，这亿万人的思想控制和行为控制，就是新政权维稳团队的工作任务，而为完成对这亿万人进行的思想控制和行为控制需要消耗的维稳成本，则需要从被控制着的这亿万人身上榨取。

如果新政权选择了包容性制度，要做的虽然简单得多，但同样有难度。那就是让这亿万人，这在语言、风俗、观念和利益立场上差异极大的亿万人，对国家治理过程中的种种细节达成共识。

放眼海内外，不论选哪条路，我都看不到有国家治理团队能驾驭这种难度的任务。

尤其在中文圈。

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拆分。

把太复杂太庞大的问题拆分成一堆简单些、小些的问题。

把太复杂太庞大的国家，拆分成一群更单纯更“小”的政治实体。

把治理难度，降到中文圈拉得出来的治理团队的能力范围之内。

坦白说，我并不认为，反对“拆分”这条思路的人能阻止拆分在现实里发生。

也许会有人奔向沦陷区，试图完整接盘，在帝国的废墟上重建帝国。

但即使有人能成功建起新帝国，新帝国同样会因治理团队的无力驾驭而分崩离析。

这种无效劳动，只不过是让沦陷区民众多吃一遍苦，多受一茬罪罢了。

若任事态如此发展，拆分同样会实现，只是，会在无序中进行。

而关心沦陷区亿万民众福祉的人最现实的态度，是承认拆分的必要性，并试着驾驭这个过程，让历史进程少一点不必要的波折，让满载无辜生命的航船早日驶离历史三峡，扬帆归海。 nostr:nevent1qqsdtdww38tqeszdyquj4gnkur22hvq306nwy3tpw0gaaflet8flngszyr4zasa0v750z7nkyufqhterpx7gxdnh8lllntj720ftj5q7gvlg2c8mjn7

和习近平无法消弭政军矛盾同理，到中共国现行维稳模式因财政崩溃无以为继时，中共国要继续维持大一统也是不可能的。

因为正如军事科技的进步令军队只能走向现代化，军人在军队现代化的进程中只能逐渐成为不可能被习近平这种庸才外行思想控制的现代军人，社会的发展也在让学会了各行各业谋生技能的国民 “变聪明”，虽然他们离成为能自行构建和维持现代政治制度的公民还有相当远的距离，但离维持一个大一统古代皇朝所需的愚昧、无能状态，却已经太远太远。

在驾驭军队的能力上，习近平有他自己无法改变的上限。

只要军队的发展突破了习近平驾驭能力的上限，军队与习近平之间的矛盾就不可调和，就算双方都不想争斗，也只能因信任危机陷入对资源、权力的激烈争夺。

在驾驭社会治理这个议题的能力上，习近平同样有其无法改变的上限。

一旦社会治理议题的复杂程度超出了习近平的能力上限，矛盾就会爆发。

但这个矛盾比政军矛盾更复杂。

因为习近平虽然拼了老命打造出了“一人体制”，他却不可能真凭一人之力治理这么大的国家。

他还是得依靠一个“治理体系”，依靠团队。

于是问题就呈现为至少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习近平能不能驾驭他手里这个“治理团队”的问题。

第二个层次，是受他驾驭的这个团队能不能驾驭正趋于混乱正继续复杂化的社会的问题。

若要用个直观一点的比喻，就是，习近平这个司机的车技能不能Hold得住这辆已经被他胡乱改装过的破车，他开的这辆破车又是否能Hold得住现在这条坑坑洼洼的破路的问题。

两个问题的答案显然都是否定的。

习近平，作为一个70多岁的老学渣，作为一个能问出“通缩有啥不好”问题的纯外行，是不可能听得懂他团队里的那些经济学家、改开系技术官僚在操心啥的。

我能想象那些懂行的技术官僚是什么处境。他们对着习近平，脸上当然得毕恭毕敬，心里肯定都在大骂这家伙是个智障。

不为混口饭吃谁乐意伺候这么个破玩艺儿？但为了混口饭吃，大家明知道真相，也只能脸上笑嘻嘻。

所以习近平能驾驭他的团队吗？能让这帮人在有机会谋取私利时放弃谋私，甘担风险，真诚提出建议为中共政权续命吗？

不能。

留下来的人都是不得不留下来，或是想火中取栗“赚最后一个铜钿”的人。

那么，就这么一个团队，能驾驭中共国正日趋复杂日益糜烂的社会局势吗？

当然不能。

我不相信中共国最后能平稳转型为朝鲜状态，就是因为我不相信由习近平统领的这个国家治理团队，能驾驭得了接下来的局势，能让全中共国所有体制内都团结起来，万众一心，重新打造出一套比现在强大得多的维稳方法，一套面对已经比五六十年代难管得多的十亿计国民，面对民间遍地都是的手机、电脑、汽车等“搞事利器”，还能完美压制所有不安定因素的维稳方法。

就算他们之中的每个人都真心热爱习近平，真的对习近平忠心耿耿，真的对社会治理议题全力以赴，不计个人得失，他们也有自己的能力上限。

而他们的能力上限，从来都不高。

中共国之前的维稳局面，真的单纯是维稳部门的“能力”造成的结果吗？

不，那是在改开时代生活水准得到改善的国民，是因为改开前的生活水准实在太低因此很容易满足的国民，与维稳部门“合作”的结果。

这些人，有饭吃的时候，是甘心放弃抽象的权利，甘心做统治者眼中的顺民的。

毕竟他们从来也没有品尝过抽象权利的滋味，自由虽美好、民主虽美好、法治虽美好，对生生世世都从未接触过的人来说，这些美好却都是想象能力之外的存在。

一个从来没吃过糖的孩子是不会为了多尝一口甜味而哭闹的。

但随着改开时代的结束，随着中美贸易“蜜月期”的结束，随着中共国经济崩塌，一个又一个行业“团灭”，就业岗位蒸发，曾经吃饱过的人们就要“没饭吃”了。

中共的维稳部门，看似威名赫赫，压制得民间多年没能组织起一点象样的反抗，但在改开时代，它一直是在打“顺风仗”的。

它一直以来应付的，都是那些“吃饱了”还找事的人。它从来就没有应付过乌泱乌泱的饥民，没有应付过真正的动荡。

架起机关枪把试图出外逃荒的饥民打死在村口的“维稳部队”，是上一代人，是经历过战争年代，对老百姓的横死司空见惯的那一代军人和干部。

不是这一代人。

承认吧，中共维稳部门对社会的控制能力，远没有自己吹嘘的那么强，远没有自己以为的那么强。

就象习近平本人是个纨绔一样，他的维稳团队，他的国家治理团队，同样是“温室里的花朵”，是因下级的吹捧自命不凡，却会在现实的鞭打中一败涂地的一群人。

他们只能打顺风仗。

就连在承平之日，他们也没法真的杜绝中、基层工作人员的偷奸耍滑，到了财穷力竭之际，到了拿不出好处却要靠下属卖命的时刻，他们能驾驭得了自己的部属，并通过驾驭自己的部属驾驭自己要治理约束控制的一方水土万千百姓吗？

他们能在关键时刻突破自己驾驭能力的极限吗？

呵呵。

国家的规模是与国家治理团队能驾驭的社会规模的上限相应的。

一旦团队的驾驭能力满足不了社会维持稳定的需求，治理就会“翻车”。

历朝历代，四海列国，莫不如此。

中共国的维稳难度正在上升。

很快，就会升到国家必须分拆的程度。 nostr:nevent1qqspf7nj34fpqcdvfhlpz3cecn2ae47vtanvrhduy232da7ur6tam3szyr4zasa0v750z7nkyufqhterpx7gxdnh8lllntj720ftj5q7gvlg2mxztnn

今天聊个轻松点的话题。

让我来给你分析一下习近平和军队现在的关系到底搞成了啥样吧！

一言以蔽之：

这就是个只有小学文化的家长想管住已经读到高中的儿子却管不住的故事。

现代军事科技的发展已经令军队建设和习近平熟悉的年代大不相同。

我们都知道，解放军是一支以手无寸铁的平民为假想敌的军队。

但它至少在名义上是一支为“保家卫国”建立起来的军队，除了镇压境内抗暴民众之外，它不能不以提高自己压制外敌的能力为工作目标，不能不考虑在和不断更新自身军事科技能力的外国军队作战时，自己有没有致胜之道。

所以，作为一支在全球同行的竞争压力下发展的军队，它必须让自己现代化。

也就是说，它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技术能力，强化技术兵种。

因此，它只能让自己脱离习近平这个小学文化“家长”的理解力。

但它又必须“被掌握在党中央手中”。

它还得找党中央要钱，得找习近平要经费。

为此，它需要获得习近平的信任，需要让习近平一直有一种“军队忠诚于我”的感觉，和很难保持的“我懂军队”的感觉。

怎么办呢？

叠被子。

解放军一直有叠被子的传统。

很多人笑话这传统，觉得现代军队会不会叠被子跟战斗力没啥关系。

但让我来为你梳理清楚这逻辑链条吧。

现代军队要有战斗力，就得强化技术兵种，就得砸钱造飞机造舰艇，就得烧钱训练出熟练的飞行员、舰长。一句话，要钱。钱找谁要？找党的领导要。党的领导懂军事技术吗？不懂。党的领导在给钱之前是不是要看到一些他们看得懂的东西？

是不是要看到点领导“看得懂”的军事训练成果？

但是领导只看得懂啥？

叠被子。

于是解放军叠被子。

向“成为现代军队”的方向发展，是每一支真实存在于当今世界的军队天然的渴望。

军人是什么人？

是以杀人为职业的人，也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以自身的被杀为日常职业风险的人。

不论是不是文职，不论是否离战场很远，进入这个行业的人承担的“战死”风险一定是高于平民的。这种职业处境当然会对他们的心理造成影响。

现代军人，是一群和同龄平民相比一定会在“生死”议题上想得更多的人，是在职业压力下一定会比普通人更多的思考“生命的价值”和“在生死关头人该怎样作选择”的人。

我们生在和平年代，生在医学昌明，不论婴儿的夭折还是成年人暴病身亡都不那么常见的年代，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是不会象在贫穷、匮乏的年代成长起来的人那样对死亡司空见惯的。

在我们眼中，生命是宝贵的。

尤其是我们自己的生命。

因此，假如有人告诉我们，为了某个目标，需要牺牲我们自己的生命，或者哪怕只是有可能牺牲我们的生命，我们会很自然的希望这个目标有足够的价值。

随着军队的“现代化”，军人的心态也会现代化，军人对军事目标的价值预期，同样会现代化。

另一方面，我们也会很自然的希望，在战斗过程中，面对风险时，自己能拥有足够的防护。

军队的现代化，是向什么方向发展？

既是军事科技在向“最大限度输出伤害”发展，也是在向“最大限度增强军人的防护”，增强军队的战场生存能力发展。

所有的军人，都会在求生本能的驱使下渴望后者。

但想在战场上拥有更强的生存能力，就得强化军事科技能力。

但随着现代军事科技的发展，军队掌握的技术能力，包括远程打击能力、精确打击能力，都会在全球同行的竞争压力下不断提升。

这等于向“能对中南海执行斩首行动”的方向提升。

习近平说什么“刀刃向内”，但解放军要是刀刃向内，还有他什么事吗？

他怕不怕？怕的！

这就是他不断清洗军队，在军队内部“反腐”的原因。

现代军人是什么人？

是向死而生的一群人，是在全球同行竞争压力下只能不断提高技术能力，提高思维能力、判断能力的一群人，是越来越渴望自己需要拼命赢取的目标有与自己和战友的鲜血相称价值的一群人。

但解放军是一支什么军队？

是一支党卫军，一支以手无寸铁的平民为假想敌的，为盲从暴君乱命而建的军队。

当解放军作为一支军队，在世界潮流中自然而然走向现代化时，解放军的党卫军使命和现代军人的价值观必然发生冲突。

这就象一个孩子，读小学的时候他的理念还能和小学文化的父母“保持一致”，读到初中高中，眼界宽了，“知道的太多了”，对家长的胡言乱语就再无法苟同。

所以，解放军必然腐败。

这不仅是因为特权必定导致腐败。这也是因为党卫军的建军理念和现代军人精神气质的冲突，会使身处其中的个体，只能用腐败，用瓦解党卫军战斗力的方式，来调和自己内心的观念冲突。

这就是习近平面对的局面。

是他无法理解，更不可能控制住的局面。

习近平在军队反腐，拼了命的反腐，实际上想反的是什么？

是军队的“不忠诚不老实”。

但任何一位合格的现代军人，有技术能力，有思维能力，有正常判断力的军人，会对他忠诚老实吗？会甘心做他的党卫军，用自己的鲜血和战友的鲜血，以及习近平想杀害的无辜平民的鲜血，为这个愚蠢的巨婴皇帝赢得胜利吗？ nostr:nevent1qqsx7fgpgkehxm4kaslhrzvdjw9xwq28pnmjtsm3p5ahpqmj34glp4qzyr4zasa0v750z7nkyufqhterpx7gxdnh8lllntj720ftj5q7gvlg243lwdt

时世已经不一样了。

曾接受过文明史上最成熟的伤害链文化体系规训的中国人，曾经在“不反抗”特质上首屈一指的中国人，已经不一样了。

虽然他们并没有学会西方式的反抗，或者说得准确一点，那种大多数时候采用非暴力手段的“对抗”，那种以最终达成共识为方向的协商。

但已经开始以“人上人”自居的他们， 并不会象古代的牲人那样，等到发现不反抗就活不下去时才“发出最后的吼声”。

很多人，包括体制内和海外的许多知识分子，都在误判中共国的底层。

而这样的误判，至少在体制内，绝对是致命的。

首先，他们没有意识到，在中共国，只要在政治权利上不具备“刑不上大夫”资格的人，统统该算成底层。

不论你的名字是叫马云还是王健林、刘强东，不论你是不是外企高管，是不是“首席经济学家”，只要你没有实实在在被整个特权阶层认可的“自己人”身份，你就是底层。

你就会被特权阶层提防着，不论你怎样表忠、怎样放松戒备，你都会被伤害链系统的上层视为敌人。

这就是你的处境，你只能想办法自保。

在经过漫长时光打磨，形成了清晰等级分界的伤害链系统里，谁贵谁贱，谁有权输出伤害、谁应当忍受伤害，是约定俗成一目了然的。

但在没有经过时光淘洗的伤害链系统中，尤其是在判定等级的标准不够单一的社会环境里，那些被输出伤害的特权者认定为“贱民”的人，往往并没有特权者想象的那样清楚自己的身份，和为承担自己“忍受伤害”的义务做好了心理准备。

有很多特权者以为不会反抗的人，是会反抗的。

而且他们并不会等到最后一刻才反抗，因为他们并不知道面对来自特权者的伤害，自己有“默默忍受”的义务。

双链争持，发生在文明演化进程中，发生在国际局势的演变里，也发生在人心之中，在长期生活于改开时代，同时接受过伤害链逻辑灌输和产业链逻辑洗礼的无数中共国底层脑海之内。

人们会趋利而动，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说法。在面对特权阶层，尤其是身份较低微的，特权阶层派出的基层打手时，无数在改开时代通过个人奋斗“取得了一定社会地位”的伪中产，是不会服气的。

他们会认为自己可以“讲道理”，有资格“讲道理”，他们会把特权阶层要求的交出利益默默忍受伤害看成荒谬要求。

他们会反抗。

虽然他们不大可能进行西方式的反抗，让冲突各方最终能达成共识的反抗。但他们也不会等到最后的最后再进行一场纯正的伤害链式的，毁灭一切的集体反抗。

在中共国亿万伪中产们人生理想幻灭的过程中，他们会进行零星的、仓促的，方式和时机甚至在他们自己意料之外的反抗。

这样的反抗不会直接威胁政权的稳定，但它真实存在，且会令中共政权维稳系统持续失血。

其次，除了反抗的意愿被低估、反抗的方式和来源被误判之外，社会大众的反抗能力也被低估了。

你们事前想过，在信息时代的科技加持下，象彭立发这样的“孤勇者”一个人能造出多大声势和多少后续影响吗？

你们事前想象过，在上海街头举起白纸的年轻人喊出的几声口号，能造成多大声势和多少后续影响吗？

一波波的“献忠”事件呢？

最重要的是，你们可曾想过，在今日中共国这样的人口规模和技术条件下，想防止同类事件发生的难度有多高吗？

或者换个说法，你知道要防止同类事件发生，要抑制在不断陨落的伪中产人群里发生的零星反抗造成的模仿效应和社会影响，维稳系统需要花费多少成本吗？

已经有太多人有“车”这种杀器了。

也已经有太多人拥有可以实时传播突发事件信息的手机、电脑了。

而且拥有这些工具的人，会前赴后继出乎自己意料加入零星反抗潮流的人，不是传统中国官员想象中的底层牲人，是在改开四十年间学会了许多技术的伪中产们，是“富过”的人。

是拥有把自己伤害能力最大化的现代技术手段的人，也是深受伤害链逻辑影响，会下意识地为了“获得奖赏”，在行动时最大限度输出伤害的人。

换毛泽东来，可能可以，换从尸山血海里杀出来的红一代和他们治下的那批牲人打手来，可能可以。但习近平是驾驭不了这些人的，由习近平统领的中共政权是驾驭不了这种局面的。

驾驭不了的后果是什么？是翻车。

中共政权几乎可以肯定会以“脆断”为自身的结局，但这脆断并不会等到牲人式的终极反抗出现后才发生。

零星反抗对维稳系统的消耗会加速这一切，脆断将发生于因维稳资源被快速消耗而激化的体制内资源争夺战里。

伪中产们在坠落过程中的“自爆”并不会毁灭这个政权。

但爆炸声会是导火索。

真正威胁政权存续的，是靠吸伪中产们的血维持的维稳体系本身的脆弱性，是习近平与改开系官僚间的理念冲突和能力不对等，是被财政危机激化的央地矛盾、政军矛盾。

是没有人能解决问题，但每个人都在“被当成问题”，都在担忧自己将“被解决”。

体制内也是存在着大量伪中产的，他们在习近平这样“根正苗红”的特权阶层眼里，不过是奴才。

他们一样会坠落。

一样会自爆。

祸起萧墙的时间点，会是在海潮一样涌来的民乱之前。 nostr:nevent1qqspvwnsk46gg5jmky0hjd3yrev303d4w6mfqw30ger925w3za6c3yszyr4zasa0v750z7nkyufqhterpx7gxdnh8lllntj720ftj5q7gvlg2vranrg

很多人以为中国人是“不反抗”的。

包括这次“解救”了中共国劳工的巴西人，大约都以为那些工人其实内心想反抗，但不敢反抗。

但真相是什么？

中国人、中共国民什么时候会反抗？

想找到靠谱的答案，我们就要从伤害链文化说起了。

中国人不是“不反抗”，尤其是，并不是不热衷于用暴力手段反抗，正相反，每个 历史上的中国皇朝最终都覆灭在民众的暴力反抗浪潮之中。

只是他们并不习惯于零星的、日常的、小规模的反抗。

也并不习惯于非暴力的反抗。

中国人一旦反抗，就是聚众反抗，而且通常是暴力反抗，是终极的最后一次反抗，一次能成功毁灭皇朝的反抗。

伤害链文化已经深深刻入中国人的骨髓，在这个国家，对暴力手段的推崇是被供在神坛上的。

人们坚信输出伤害就能获得奖赏，所以“献忠”才会频发。

但在生活还能继续的情况下，人们服膺的是伤害链系统打造的既定规则，尊重的是按等级序列分配的“伤害权”，是上级可以伤害下级，下级却不能“忤逆”反击的“尊卑有序”。

在伤害链系统中，在由长久延续的伤害链系统规则孕育形成的伤害链文化中，下级对上级的反抗是不被允许的。因此，下级对上级的反抗不能是频繁的、小规模的、非暴力的，而只能是一次性的，大规模的、暴力的，是要么改变自身处境，直接颠覆伤害力落差，把自己的“级别”提升到比被反抗者更高的层数，要么迎来毁灭——与伤害链系统玉石俱焚，让自己的生命在反抗中终结的毁灭。

在伤害链系统中，等级身份是极其重要的，决定了谁能向谁输出伤害，谁不能向谁表达反对的社会元素。

也是决定了谁能在日常生活里向谁持续使用暴力手段，谁却只能在抱持玉石俱焚的决心之后集中、最终使用一次暴力手段的社会元素。

中国人不是“不反抗”。

准确的说，是以下位者自居的中国人不会轻易发动针对上位者的反抗。

在伤害链文化深入人心的时代，在等级观念深刻、清晰的时代，在等级身份明确、伤害力落差显而易见的情况下，下位者不会轻易发动针对上位者的反抗。

臣，不能弑君。

正如子不能弑父、奴不能弑主。

在伤害链文化圈所有人的社交场合里，人们彼此相见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分等级”，通过辨析谁先行礼谁后行礼、谁上坐谁陪坐来区分出彼此的尊卑等级。

正是因为在伤害链文化圈中，人们并不“热爱和平”，人们实际上热衷于彼此伤害乃至暴力伤害，尊者需要时刻确认自己向卑者输出伤害的权利，用于明确等级身份的“礼仪”在社交中才如此重要。

但时代已经不同了，等级身份清晰明确的时代已经过去。

即使在中共政权倾力打造的伤害链系统中，等级身份曾以“家庭出身”、“政治面目”、“体制内级别”的形式被明确过，但经过改开四十年产业链逻辑渗透，来自市场的平等观念和中共为与传统文化争抢话语权时使用过的“平等”宣传，已经对曾经的等级身份观念造成了巨大冲击。

今天的中国人，已经不象古代的中国人那样，能清楚明确的知道“谁是下位者”了。

商人们知道，官员的政治身份高于自己。但商人们也知道自己在市场上、在官场之外，尤其是在中共国势力范围之外，身份并不比官员“低”。

商人们会在向官员送礼时低三下四，点头哈腰，但也会在放下礼品转身出门后“呸”的一声，内心大骂对方是个SB。

习惯了在各省各城之间流动就业，自主谋生的农民工，更早已摆脱了被固定在户籍地的农村，只能在村干部手底讨生活时，把自己视为贱民的观念。

在城市里讨生活，和陌生人打交道，想少吃亏，你是不能一开场就把自己摆到下位者位置上的。

观念塑造人，但生活更塑造人。

所以其实，这些本该深信尊卑应有序、等级应分明的中共国民，早已模糊了自己的等级身份。

这些在以下位者自居时习惯了不反抗上位者的中共国民，已经在他们自己都不知不觉的时候，变得不再那么清晰、坚定的以下位者自居。

中共政权真正的危机，就在这里。

中国有句老话，“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这句话并没有否定在伤害链观念中，与等级身份相应的伤害权的存在，但指出了，等级身份不是固定不变的。

更高的等级身份是可以通过输出伤害，用暴力手段抢来的。

尤其是当竞争者双方的等级身份都较为模糊，向对方输出伤害并不需要跨越“犯上”这种心理障碍的时候，在你看到了对方的弱点，看破了对方的无能，对自己的最终胜利有相当把握的时候。

是的，中国人“不反抗”，在他们以下位者自居并把伤害自己的人看成上位者时，他们“不反抗”，他们几乎肯定不会拿出挑战整个伤害链系统的勇气，完成对一次来自上位者“合法伤害”的反抗。

但在尊卑贵贱不那么分明的环境里，在伤害链逻辑诱导下极为推崇暴力手段的中国人，并不会畏于向同侪输出伤害。

暴力的洪水会在大厦崩塌前就肆意奔流。

颠覆并非来自底层。

和你身份差不多的失意者才是最危险的。 nostr:nevent1qqszrssvugyqr4j8h0whlq3j3vjmr94r84k2nghau56nvm5cgcrth8qzyr4zasa0v750z7nkyufqhterpx7gxdnh8lllntj720ftj5q7gvlg2ge765m

在股市里，操纵股价的庄家往往是比散户“逃”得更早更快的人。

在股价还在上涨的时候，在小散户们还在纷纷买入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出清手中的筹码了。

但在政治领域，想“出清筹码”可没有那么容易，虽然这并不妨碍庄家们和大户们在“消息灵通”和“判断准确”上比散户占据更多优势。

所以权贵们会“套现”。

在散户们发现自己的人生投资组合里那支名为“顺民”的股票正在疯狂跌价，拖累自己从微利人生跌向亏损人生前，在散户们终于发现自己必须止损，即使不做顺民就只能做暴民也必须止损前，庄家们早就开始了套现离场。

也就是说，在普通老百姓醒悟到自己不能继续做顺民之前，中共国的官员们就醒悟到了自己不能做“顺官”，商人们就醒悟到了自己不能做“顺商”。

庄家的抛售是提前进行的。

“满朝文武藏绿卡”，正是庄家们的避险措施。

但仅仅避险是不够的。

一张绿卡，只能保证官员权贵们逃离中华沦陷区后的人身安全，只能让他们隐姓埋名度过余生，并不能让他们和他们的家族后裔继续保有曾经的政治优势。

可惜的是，中共国的权贵们大多缺乏真正的政治眼光，并不懂得通过在历史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政治投资来赚取巨量收益。

他们习惯的是造市、投机，他们不懂价值投资。

但市场是懂的。

市场会用真金白银教育所有不懂它的人。

那些把自己的人生投向“做个顺官”的人会在“顺官”这个项目的投资回报从涨到跌的过程里吃尽苦头。提前把资源抽走，表面上配合领导的瞎指挥，实际上却屯私库养私兵，为从“顺官”切换到“豪强”做好准备的人，则会在即将到来的乱世里掘到自己的“第一桶金”。

很多人会逃，会把“润”当成乱局出现后自己的第一选择。

但更多的人会留下来。

他们不得不留下来，因为到每个人都知道“乱世已现”时，全球各国都已提前对这以十亿计的国民关门。

绝大多数人是逃不掉的。

挑不掉的人，这些无法继续做顺民、顺官、顺商的人，只能为自己止损。

他们必须把自己的时间、精力、金钱、忠诚度等等资源从“顺民”这类项目里抽出来，投向新的选择。

在中国历史上，在曾经多次发生的皇朝更替中，大多数人是把资源投向了“暴民”这个选项的。

原因是，当时的人们只有这个选项，当时的人们手里只有“暴力”这唯一的资源。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民众手中除了暴力一无所有，民众除了“暴民”也就没法做别的选择。

但今天的民众不同。

时代不同了，人们的受教育程度和古代相差甚远，人们手中掌握的现代科技、现代工具，和古代相差甚远，最关键的是，今天的社会结构和古代相差甚远。

如果说古代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三明治式的，由皇权、官吏豪强、牲人顺民三个层次组成，今日中共国的社会结构就更象千层饼。

从踞于权力最高等级的习近平，到各级官僚权贵，到地方上有头有脸的商人，到各沿海城市中小企业家，到就职于外企、外贸行业的白领精英，到普通职员、底层服务员、外卖小哥，人们的职业选择多种多样，个人处境也千差万别。

一个人的处境是由什么决定的？

是由他的谋生方式决定的。

社会中的谋生方式越单一，在社会遭遇冲击时，处境相同的人就会越多，因此必须改变谋生方式的人就会越多。

在几乎所有顺民都以务农为业时，一次天灾人祸的冲击，就会造成大量顺民向流民身份转换，和极有可能发生的，最终向暴民身份的转换。

但当人们的谋生方式千差万别，对一个行业的冲击就只会令这一个行业的从业人员不得不“另谋出路”，而他们可以另谋的出路，在职业选择多种多样的时代，无疑是很宽的。

除非，他们正好遭遇经济下行，正好遭遇“就业难”，正好遭遇整个社会的经济萧条，企业规模收缩。

除非他们正在被从千差万别的个人处境里驱赶到不断趋同的个人处境里。

一个必须把“顺民”这一项排除出自己人生的投资组合的处境里。

他们需要一个新的选择。

最好是除了暴民之外的选择。

还在中华沦陷区打滚的政治投机者是时候看到市场的诉求了。

散户们正在等待新选项的出现。

一个名为“公民”的新选项的出现。

在习近平一手造成的超级熊市里，无数投资者正在持币观望，无数希望能换股的小散户正在为抛售“顺民”身份时刻准备着。

如果你们能看清，中共的危机就是你们的人生转机，如果你能看到，在乱世中，有备而来者正可对民心民意“逢低买入”，如果你能在大势所趋时放手一搏。

你将有机会亲手创立一个全新的国家。

这不仅是一件能让你青史留名的事，也是让你自己“洗白”曾经的中共权贵身份，把自己和家族拥有的中共国政治筹码“换”成新兴国家政治筹码的唯一机会。

真正懂投资的人，会做出正确的决定。

你不做也会有人做，只是看谁能占得先机。 nostr:nevent1qqs8m758sn90yg2z445g8k7zyp3cj09spkf2xfucckm8s9wtnwkjd3qzyr4zasa0v750z7nkyufqhterpx7gxdnh8lllntj720ftj5q7gvlg2mtc0ac

我想让你发现，国家的崩溃和股市的崩盘并无二致，这是因为我希望你发现“股民就是人民”，希望你能冲破中共一直倾力实现的信息遮蔽，看清亿万中共国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会做怎样的投资决定。

这是一群被“套牢”了的散户，即使帐面已经亏损，他们宁可捏着筹码苦苦等待转机，也不舍得“割肉”。

他们知道真相 。

你以为他们不知道吗？不，他们知道，他们知道手里这支股票已经一钱不值。

你以为他们不会“换股”吗？不，他们会，如果有机会的话，如果他们确信卖掉手里这支后能置换成一支赢利前景明朗得多的股票。

所以，你以为他们真的支持中共政权吗？

不，他们的政治忠诚，不过是只能在A股市场里打滚的股票散户们对手里那支垃圾股的“忠诚”。

他们只是别无选择，他们只是看不到希望，看不到切实可行的另一个选项。

而且，即使别无选择，即使卖就等于认亏，他们也不是不可能在某些处境中被迫抛售的。

已被套牢多年的老股民，通常有足够的耐心，一年两年三年的等下去。

即使反弹的希望渺茫。

但如果家有急用，如果年关将至房贷要还，如果孩子的学费就差这么一块，如果老人生病抢救时需要用钱，老股民也不是不会把这块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钱拿出来的。

政治投资也是一样的道理。

人们“支持”这个政权，是因为希望用自己的政治投资换来安全保障。但如果广大散户们确认了中共不会提供安全保障，同时，散户们又进入了必须搜刮家中每一枚铜板应付急用的窘境，抛售就会出现。

而对政治投资的集体抛售，其结果，就是政权的崩溃。

当它真正出现的时候，在这样一个资讯发达的时代，在这样一个进行信息封锁的技术难度不断上升的时代，在局部的“抛售”很快能引发全国跟风的时代，一切会迅速发生，会迅速完成。

就象股市的崩盘一样。

你想知道中共政权何时崩溃吗？

这是个政治议题，但你完全可以借用对股市规律、对散户心态的分析。

因为股民就是人民。

而长期套牢的中共国股民对一支解套希望很低的股票的抛售行为，是由他的处境决定的。

但他的处境，请注意，他的处境，又是他过去进行的人生投资的结果。

我们知道，绝大多数生活在中共国的普通人并不具备有意识地为自己的人生投资做项目分析、项目选择的能力，在他们的人生投资组合里，藏着许多统治者通过宣传手段夹进的“私货”。

这是他们在人生中付出了很多，却只得到很少的真实原因，是他们只能拥有“微利人生”甚至“亏损人生”的真实原因。

但这也将是他们集体陷入“亏损人生”，并因亏损不得不想方设法搜刮出家中每一枚铜板来应急，为此不得不抛售长期持有的政治投资的原因。

在股市崩盘的时候，每个人都知道，散户们在“集体行动”。但每个人也都知道，这些集体行动的散户彼此之间并无联系，集体抛售是没有组织也不需要组织的行动。

为什么在崩盘时刻，散户们无需组织也能统一行动？

因为他们有共同的处境。

最开始，最先抛售的人大约有一些不得不抛售的个人理由。但接下来，所有的散户都因为股价下跌进入了“不卖就亏更多”的共同处境。

是一样的处境激发了一样的反应。

然后，万众一心的抛售令股价进一步下跌，又强化了大家共同的处境，强化了散户们“不卖就会亏更多”的压力。

于是一个小雪球的下坠，最终演变为一场狂猛的雪崩。

同样的事情是会发生在政治领域的。

因为在中共国，被诱导着采用相同“人生投资组合”的人太多了。

所以，在同一时刻从微利变成亏损的人，在同一时刻陷入同一处境的人，也会“太多了”。

多到足以形成无意识的集体行动风潮。

而在当今中共国，在最多人持有的“人生投资组合”里，曾获得最多人投资的项目类型是什么？

是以改开时代的政策环境和经济走势为预期进行的人生投资选择。是好好读书，考好大学，找好工作，在一个处于上升阶段的国家拥有一份越来越好的生活。

是在“公民”、“顺民”、“刁民”、“暴民”四个政治投资选项中，选择做“顺民”。

是的，从心理分析的角度看，股民就是人民。但从政治投资的角度看，人民就是股民，而中共国的人民，是选择了“顺民”这个在中共国改开时代性价比最高的投资选项的股民。

今天，他们也是因为选择了“顺民”这个选项而不得不集体陷入亏损窘境的股民。

他们正在感受到压力，抛弃“顺民”这个身份的压力。

而一旦集体抛售发生，一旦大众开始集体抛弃“顺民”这个身份，不论他们能否成功选择“公民”身份，中共政权的崩溃就会迅速完成。

不要忘记，中国历史上多少次皇朝崩溃，都是人民集体抛弃顺民身份选择暴民身份的结果。

在中共国的政治股市上，政府一直试图让人们除了“顺民”别无选择。

所以人们只好做顺民，虽然做顺民的结果，是只能拥有“微利人生”。

但当顺民的人生从微利人生变成亏损人生，当止损的压力越来越大，当散户们被止损的压力推进同一处境，集体抛售的发生，就是迟早的事。

哪怕除顺民之外，散户们并没有比暴民更好的选择。 nostr:nevent1qqspw667qc4pwlggv4gv8k96nzxv6zkn4xehcmpa0ye9aw2df3jqf5szyr4zasa0v750z7nkyufqhterpx7gxdnh8lllntj720ftj5q7gvlg26jkxwm

用投资的眼光看人生是很有趣的事。

你会发现现状正是你过去把时间、精力、金钱、他人的好感等资源投资到自己选择的各种项目中的结果。

那么国家呢？

国家是众人政治投资的结果。

是庄家（权贵）们投资的结果，也是散户（百姓）们投资的结果。

而这个结果是可以被改变的，如果散户同时抛售，你知道会发 生什么。

大部分人对自己的人生投资，是“不知情”的。因为他们并没有自己在投资的意识，虽然他们每天都在向自己选择的项目投放时间、精力，但他们既不会计算收益，也不去考虑风险。他们只是按照自己在家庭里、学校里、社会里学到的方式去做。

人们会把一部分“资本”投向体能的恢复，把一部分“资本”投向情绪状态的恢复，把一部分“资本”用于家庭经济，另一部分“资本”用来缓解安全焦虑。

在这些项目上，人们分配着自己的时间、精力、金钱等资源，获得虽然不多但能让生活继续的回报。

这象什么？

象“投资组合”。

象由一部分定期存款、一部分股票、一部分指数基金构成的投资组合。

绝大多数人并不会有意识地为自己的“人生投资”做决策，也不具备为自己的人生投资做分析的能力，他们只会照抄一个从别人那里学来的“投资组合”，以之指导自己的生活。

社会也鼓励他们过这种不加思索的生活，毕竟，有太多人想通过推销这种“投资组合”并在其中夹入私货牟利了。例如，国家总想让老百姓把“爱国”这个项目放在自己人生的投资组合里，国家告诉国民，投资于“爱国”能收获安全。

只是有时候，企业也会来搭个便车，例如“恰爱国饭”的华为，会进一步让容易受蛊惑的消费者视购买华为手机为爱国。

购买或者说照抄某个固定的投资组合有个好处，就是能让原本就不具备专业投资能力的投资者“只出钱不动脑”，避免把时间精力消耗在自己不擅长的议题上，避免承受亲自调查、分析、决策所需要承受的压力，但代价是，过这种不加思索的生活，你容易受人愚弄而不自知，以及，一旦这种生活方式无以为继，你会因不具备“自行构建投资组合”的能力，不知道该怎样让生活继续。

而“不知道该怎样让生活继续”，就是生活在中共国墙内的大多数人接下来会进入的境况。

因为国家，是众人政治投资的结果，而中共国亿万民众一直以来的政治投资显然是要失败了。

政治投资对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就是以自己向政治领域投入的那一点点时间、精力、金钱和其他资源，换取得到自己支持的政治实体对自己的安全服务。

一个个国民，用自己对国家政策的支持或是不反对，用自己缴纳的税款，用自己对政治议题的关注，对当局的监督，换取国家机器对自己的服务。

但在中共国，当国民缴纳了税款以后，当国民对国家政策一次次表达了“不反对”以后，这些投资人收获到了什么？

如果说在改开时代，在经济增长阶段，国民的政治投资还能从中共那里“买”到一点服务意识，“买”到一点少得可怜的安全保障的话，在经济下行阶段，同样的政治投资换来的就不再是同等的收益了。

横向比较一下，事情是很清楚的。

给美国政府交同样的税款，给台湾政府交同样的税款，给日本、韩国等国交同样的税款，你能得到怎样的服务？

是的，在你人生的投资组合里，政治投资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一块。

因为它本质上是安全投资，你投入资源想要获得的，应该获得的，是安全保障。

但是处于经济下行阶段的中共国政府并不打算保障你的安全。

在“远洋捕捞”日益盛行之时，各地政府并不打算保障企业家们的财产安全。在“献忠事件”频发，治安日渐混乱之时，政府也并不打算保证平头百姓的安全。

更不必说保证你有工作有收入，保证你被他人欺凌时有地方说理。

当你把你的安全投资交给中共国政府，它并不会把这份资源用到“让你更安全”的项目上，相反，它会把资源用于增强它的伤害输出能力，用来让你在面对以国民为假想敌的中共武装力量时更不安全。

它当然还会用种种宣传话语粉饰太平，劝诱你继续向它投资。

但事实是，你越向它投资，你就越不安全，你若不加思索的继续向它投资，你的生活将变得难以为继。

因为你早已习惯了的“投资组合”是在改开时代打造出来的，你的安全感、你的生活方式是基于改开时代的“投资收益比”存在的。

而今天，在改开时代结束之后，在对国家的政治投资从经济增长阶段的“微利项目”直接变成“负资产”之后，你既有的“投资组合”获得的收益自然大不如前了。

身为只能在中共国境内进行“人生投资”的投资者，你的“微利人生”也就只好变成“亏损人生”。

此时此地，若不改变政治投资的方向，你就无法止损。

散户在股市中通常是被鄙视的存在，因为绝大多数散户都既不具备专业的投资分析能力，也没有能决定市场走势的资产。

但我们都知道，当散户不约而同的抛售，股价就会一泻千里。

而且在抛售的时候，散户是不需要“清醒”的。

只要有一股能互相传染的情绪，只要散户们因别人的抛售而抛售，因别人的恐慌而恐慌，“踩踏”就会出现。

从众心理总会在股市波动时体现得淋漓尽致。但如果你意识到了，国家是众人政治投资的结果，国民是一个个有可能“抛售股票”的政治散户，你就会意识到，国家的崩溃和股灾并无二致。 nostr:nevent1qqs8p7x4utkesnffdgrs20dgwkcc3lcplr3lk0q4x2n9732j2fcvnhgzyr4zasa0v750z7nkyufqhterpx7gxdnh8lllntj720ftj5q7gvlg2hcfqzv

每个人都得投资给自己，即使许多人并不是有意识的在这么做。

但你每天吃下去的饭都是对自己身体的投资，回报是你恢复过来的精力。

你的消闲娱乐也是对自己的投资，你向自己提供情绪价值，回报是你恢复过来的心理状态。

如果你的饮食、你的娱乐能让你更健康、更愉快，你的投资就不仅没亏，而且有赚。

但很少有人用投资的眼光去看待这些生活琐事，去仔细分析其中的利害得失，为自己的生活找到“最佳投资组合”。

看，很多人狼吞虎咽，白白的吃胖了，却没有在恢复体力的同时享受到美食应能带来的愉悦感。

很多人盲目向他人索取情绪价值，误以为这是安抚自身情绪的合理方式，却因此收获了不健康的人际关系，沉溺于对他人的情绪依赖而不自知。

一个被无数人忽略但极为重要的事实是，大多数人即使在“投资自己”这件事上也做得十分笨拙。

而这份笨拙导致的，是当事人的人生不幸，是长久萦绕于心的痛苦，是回首往事时的遗憾。

更是暗自追问“为什么”时的绝望和茫然。

这不能怪你们。

没有人告诉你们该怎么做，甚至没有人告诉你们“这是个问题”。

没有人告诉过你们，对每个人都很重要，或者说，最重要的能力，就是时时刻刻为自己做正确决策的能力。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实在是有太多人在等待着从你的错误中获利了。

当你是一名笨拙的自我投资者，当你的选择范围被刻意限定，当你只看得见“卷到发疯+35岁失业”这样的投资组合，当你只知道“爱国”能得到“政治安全”这样的投资逻辑，当你被刻意训导得易于操控，你人生中的所有可用资产，你的时间，你的精力，你的健康，你的情感，就会象被做市的庄家操控的小股民们帐户里的金钱一样被权贵们肆意收割。

身为牲人，活在中共国这种伤害链国家，你付出和产业链国家平民一样甚至更多的努力，收获与后者相比却少得可怜。

你该得到却没能得到的那些幸福感，去哪里了？

被收割了。

统治者先是阉割了你的智慧，再从变得不知反抗不能反抗的你身上收走无数快乐欢欣，留下痛苦、疲惫、恐惧和茫然。

象中共国这样的国家打造的不仅是对商业投资者不友好的制度环境，也是对个人投资者，自我投资者不友好的制度环境。

如果你垂垂老矣，已经没有多少时间、精力投资自己的未来，留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度尽余生可能是“划算”的。

但如果你年轻、健康，如果你手里仍有大量名为“时间”的资本，把自己留在中共国这样的投资环境里，就和把钱留在A股里一样，是个糟糕的决定。

如果能走，还是该走。

就象如果你的钱出得来，能炒美股，肯定该出来，而不是留在中共国内炒A股。毕竟以同样的投资选股能力，在不同市场环境里能得到的回报实在大相径庭。

但我知道，到了今天，到了世界各国都纷纷“关门”的时候，仍在犹豫不决的人多半是走不了的。

“润”的能力，也是过去曾进行过正确自我投资的人才拥有的收益。

包括会支持你“润”的家人，能支持你“润”的家庭财力、个人工作能力包括语言能力，都是你过去或有意识或幸运选中的个人投资的结果。

你现在拥有的，都是你过去投资决策的结果。

你未来会拥有的，则是你今天投资决策的结果。

我不想告诉你今天你该投资什么。

我不是一个愿意承担他人命运责任的建议者，在我看来，主动对他人提出投资建议，即使是不涉及金钱的人生投资建议，是越俎代庖。

但我要告诉你，“投资于提高自己的投资能力”是一剂万应灵药。

尤其在即将到来的乱世，尤其在即将陷入历史性动荡的中华沦陷区。

对投资者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消息。

你需要让自己耳聪目明。

越是世道黑暗，步步艰危，你就越需要让自己消息灵通。

“两耳不闻窗外事”是和平年代的奢侈。

如果你仍生活在墙内，如果你会继续生活在墙内，身边有舍不下的牵挂，有你深爱的家人，你得保持了解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各种负面消息的畅通渠道。

该怎么做？

你得去保护那些你身边最八卦、最喜欢传播小道消息的亲戚朋友。

人群中总有些人天性如此，并毫无自觉地担起“人肉广播电台”的作用。

如果你能，你得坚持“翻墙”。虽然在我看来，这条信息通道恐怕很快会被堵上。

保持消息灵通，在中共蓄意制造的信息黑洞里，是有相当难度的。

如果你做不到，你就需要提前构建在乱世中有效的分析框架。

我的建议，是你花点时间去读书，讲述中国历史上那些皇朝覆灭时期的普通人遭遇的书，讲述在饥荒、战乱中成功活下来的普通人是怎样让自己幸存的书。

以及，讲述中共政权曾制造的大饥荒、种种悲剧的书。

你得提前了解一下你即将走进的时代。

这些书很快会被禁绝，它们之中的许多早已成为禁书。但我想，能看到我这篇贴文的你，应该不难在谷歌上搜到链接。

去读这样的书吧，去了解一下在即将降临的黑暗中，什么能让你活下去。

做一个用阅读时间向自己余生投资的人。 nostr:nevent1qqsxgvfgleh03kz9zadwmlec3s8xmyn64hjcmnpfcr8xn93c0pe2flczyr4zasa0v750z7nkyufqhterpx7gxdnh8lllntj720ftj5q7gvlg2ua3p3x

李老师发币，一石击起千重浪，引发了简中圈一系列讨论和许多后续问题。

乘机说说我对投资的看法吧。

常识告诉我们，投资是有风险的，普通人的投资金额应当限定在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之内，并选择自己能充分了解的项目。

但这其实是个很高的门槛。

非专业投资人哪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去筛选项目？

别怕。

有一个绝对在你掌控之内的投资项目，是你很容易忽略，并且现在可能正忽略着的。

那就是你自己。

我一直在说人们应该“成为更好的自己”，这话换个方式说，就是“提升自我价值”，而方法当然就是“向自己投资”。

对绝大多数非专业投资人来说，要从浩如烟海的金融投资项目中选出最适合自己、风险最可控、成长率最高的项目，难于登天。

买房子，可能跌，买币，可能跌，存款，可能贬值也可能“蒸发”（在中共国）。

投资什么是不会亏的？

直接投资自己。

因为你投资任何金融资产的目的，最终都是让自己获得更多金钱回报，让自己掌握更多消费力，有机会享受更舒适的生活。

所以，如果投资你自己能达到同样的目标，你为什么不把自己当成一个投资项目呢？

为什么不试着从投资者的角度出发，把自己当成一个项目去分析呢？

如果你已成功跨越了这第一步心理障碍，开始把自己当成一个投资项目，你会发现，即使是对自己投资，也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

因为“你自己”本身就是复杂的，是可以被细分为许多投资方向的。

例如，求学，交学费以换取未来求职时的更多机会，是一个投资方向。

对有些人来说，整容是另一个投资方向。

没钱交学费的人，在某个上升机会较多的行业从低做起，用时间代替金钱做投资，换取未来的发展，同样是一个投资方向。

经营人脉也是一个投资方向。

发掘自己隐藏在兴趣爱好中的潜能，也是一个投资方向。

这么多方向，你是不是已经看得眼花缭乱了？

是的，我要告诉你的就是，实际上在下定决心投资前，每个人最应该做的事，就是“投资于提高自己的投资能力”。

你得先理解“自我投资”是怎么一回事，才能尽量为自己做出正确的决策。

为了提高你进行自我投资的能力，你得先学会自我分析。

自我分析的第一步，不是去了解自己有哪些本领。

是了解你自己的价值观。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你的时间精力金钱都是有限的，你的付出应该获得最大限度的回报，但这回报该是对你这个人来说最有意义的事物，而不是些人云亦云的目标。

在付出以前，你得先想清楚，追求什么，获得什么，最能让你感到幸福。

此事因人而异，所以，没有“标准答案”，没有人能替你回答。虽然，你懂的，有很多人恨不得替你抢答，把他们的“答案”植入你的脑海。

而且，仅在这第一个问题上，就会有很多人被“卡”住。

生于中共国，生于伤害链文化氛围里，在持伤害链逻辑的父母抚养中长大，很多人感知幸福的能力就是有问题的。

很多人最强烈的欲望只是摆脱安全焦虑，他们不眠不休的奋斗，仿佛被时间追赶，一旦停下就茫然若失。他们在事实上安全的地方仍然充满忧虑，他们追求人类实际上不可能获得的绝对安全，把一生消耗在“屯粮”上，结局是人死了，钱没花完。

这些人是逻辑自洽的。但他们没有真正的“活”过。

我不愿成为这样的人，虽然我尊重你选择成为这种人的权利。

但让我假设你和我一样“贪图享乐”吧。我假设，你和我一样，不愿把人生仅仅耗费在对绝对安全的追求上，耗费在对多数普通人很难“赚够”的金钱数据上。

我假设你和我一样认为，“幸福体验”是人生最重要的事，金钱也好、权势也好，只是人们寻求幸福体验的工具。

而幸福体验来自什么？

来自生理刺激和心理感受。

没有一根好舌头是品不出世间百味的。想通过生理刺激获得幸福感，你的感官得健康、敏锐。一味追求刺激的强度并没有意义，如果这刺激无法传导到你的神经系统里。

如果你想成为一个足够了解自己的投资人，你恐怕需要先仔细审视一下自己这套躯壳是嗅觉更灵还是听觉更好，是更爱品香、赏味，还是更爱踏歌、听琴。

如果你五感皆麻木不仁，恐怕你首先该投资的是健康。

心理感受则更复杂，涉及许多文化观念和人际关系。

在伤害链文化熏陶下长大的人，往往会把在伤害链系统中爬升到高位视为“获得幸福”的不二法门，一生汲汲营营。

但在本质上，“爬到高位”只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中获得安全感的手段。而且在伤害链系统中爬到高位，并不等于真的安全。

连坐在皇帝宝座上的习近平都不能保证自己死有全尸，何况其余人。

从人性本身出发，一段高质量的亲密关系是最容易给人带来持久而强烈的幸福感的。当然，我不是在劝你去恋爱。只是如果你想从这个方向寻求幸福感，你需要投资的，就是自己“构建良好关系的能力”，包括恋爱能力、与至亲、知己坦诚沟通的能力等等。

如何投资自己才能以最小代价获取最大幸福感，是个相当大的题目。

但这是个值得渴求幸福的人思考的题目。

最妙的是，只要花时间思考这件事，你就是在投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