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正被迫与中国经济脱钩,因为世界必须与中共脱钩。

如果中国经济不割去中共这个毒瘤,那么不斩断与中国经济联系的国家就会和中国人民一样,被中共病毒一样源源释放的毒素侵害。

中共中央,正是这毒瘤的核心。

所以我们需要一台手术。

在日益严峻的财政形势面前,因习近平而“学渣化”的中央决策圈层 已束手无策。

推出“砸锅卖铁”口号的他们显然并不想砸自己的锅,他们要求砸的,是各地方政府的锅。

在财政危机深化之时,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当然会日益凸显。试图挣扎求生的地方不可能不对倒行逆施的中央生出反感,不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当成护官符,不努力经营好自己的势力范围,不与中央争夺对辖区事务的掌控权。

海外独派目前在“割去中央毒瘤”一事上,并没有足够的资源。但墙内的形势,中央与地方不可避免的矛盾升级,会把地方势力、改开派官僚一步步逼到独派这一边。

而中共中央在习近平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下,不可能有逆转形势的能力。

如果习近平身边还有头脑清醒的人,他能做的,也只有眼睁睁看着习近平一步一步把中共中央拖入死地。

中共各地方政府的官员,论起来也未必有多强的本领,但你要看这是和谁比。

多年浸淫于实务的地方官员再怎么颟顸无能,在图穷匕现的时刻也绝不会干不过由习近平这个缺乏现实感的纨袴率领的学渣小分队。

在中央权威还没有崩塌的时候,地方官僚和各部门首脑、军队将领一样对习近平的“各个击破”无力抗拒。但当中央权威因财政枯竭而崩塌,当地方政府被要求“砸锅卖铁”,却又已无锅可砸,看不到未来的一丝希望时,地方将只能把来自中央的压力看成“无理取闹”。

地方将在形势格禁下,在中央不断的逼迫下,在同级地方官员一个个被“反腐”的恐慌情绪下,不得不成为一把挥向中共中央这毒瘤的手术刀。

局势发展的脉络就是这么清晰明了。

海外独派没有资源,新欧洲方案没有资源,但象“1+1=2”这样的道理不需要资源就能成为占据所有人头脑的共识。

皇朝周期律,从人口增长到人均资源不足,从资源争夺战烈度升高到贪腐横行民不聊生,从中央政权的财政危机,到中央权威的崩塌——到地方势力的兴起,这套路在中国历史上循环往复,岂止发生过在中共这一个朝代。

即将挥向中共中央的手术刀,正在官场怨声中锻造,在民怨洪水中磨洗。

即使没有世界各国对中共中央毒瘤的“脱钩”诉求,中共中央也会象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的中央政权那样走到自己生命周期的尽头。

但有了这份诉求,有了产业链阵营诸国在外部提供的经贸需求,有了尽快恢复经济民生的希望,这把刀将更形锋锐,而亿万人民能通过这台手术获得的也不再仅仅是社会机体的重生,还是沦陷区各族各地在独立建国后,从伤害链逻辑转向产业链逻辑,从传统伤害链国家转向现代文明国家的新起点。

新欧洲方案试图凝聚的共识是和平共识,是每个新兴国家都以和平发展为追求,以把自己打造成欧洲式国家为追求,不谋求成为“新中央”,不寻求征服邻邦重建帝国的承诺。

这是新欧洲方案的提出国,上海共和国,对所有邻邦提出的期望,也是沦陷区每个刚刚摆脱了中共中央凌虐的新兴国家都会对自己的邻邦提出的期望。

我们没有资源。

但我们有资本。沦陷区内部每股政治势力基于人性都必然会有的对安全感的渴求,就是我们的资本。沦陷区外部每股政治势力基于人性对战略利益、经济利益的渴望,也是我们的资本。

作为海外独派,理性、务实的态度,基于常识和逻辑、贴合形势展开的方案设计能力,就是我们的资本。

这资本会让资源流向我们。

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流向我们的方案。

上帝会打造出我们虽然无力制造却十分需要的政治形势。

然后,我们会接住这“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会抓住历史机遇,会作为一个在海外有意识地打磨过自己的独派组织,在“促成和平共识的凝聚”这项工作上,做出我们能做的贡献。

也会作为一个参与过、体验过美国选举政治的现代政党,在促成上海完成独立公投,支持沪民党推举的总统候选人参加独立后的首场竞选时,做我们能做的事。

世界正在被迫与中共脱钩,中国也正在逐渐走向与中共脱钩,在这样的时刻,关心沦陷区民生、关心中国未来的人们,也需要与中共脱钩。

我们需要一台手术,中国社会,需要一台与中共中央切割的手术。但我们需要的不止是一台手术,我们还需要后续的治疗。

这治疗就是在与中共中央脱钩之后,从社会、从族群、从国家,从党派到个人,都要摒弃旧的行为模式。

从不再把“重建大一统帝国”、“取得和中共一样的执政地位”列为政党的终极目标,列为自己作为政治人物的人生目标开始,摒弃旧的行为模式。

从学会接受中共中央权威崩塌后,地方分治、各族各地自治的既成事实开始,摒弃旧思维,切换到以民生为优先,以经济为优先的和平发展思路。

这治疗就是在获得和平发展的机会后学会和平共处,国家学会象一个个真正的欧洲国家那样施政,政党学会象一个个真正的欧洲政党那样活动,个人则学会象一个个真正的欧洲公民那样参与公共事务。

然后沦陷区新兴各国将象一个个真正的欧洲国家那样得到文明世界的接纳,并因此欣欣向荣。 nostr:nevent1qqs25ahc3u5lpshxtpvm3ynxxmfaf6j58j49fn8vfykh6pg5c6dfnkqzyr4zasa0v750z7nkyufqhterpx7gxdnh8lllntj720ftj5q7gvlg28pfv4t

中华沦陷区的问题最终会得到解决。

时代已经不同了,人类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增长,当统治者清楚呈现出“他才是问题”这一本相,当民众清楚意识到“没有你,对我很重要”,当每个早已归化于产业链逻辑的海外强国、毗邻地区都意识到中共中央的存在及其倒行逆施是地缘政治风险的源头,当亿万改开受益者醒悟, 醒悟到想保住经济体制改革期间自己已经达到的生活水准,自己已经尝过的甜头,就必须站到中共中央的对立面,他们就会联手解决问题。

解决掉中共中央这个问题。

中共曾经用于扩张海外影响力的所有资源,都是在改开期间发展起来的。掌握着那些对海外政局有一定影响力资源的,都是改开受益者,和华尔街关系密切的,都是改开受益者。他们中头脑再不清醒的人,也会在现实面前渐渐醒悟,意识到继续忠诚于中共中央,尤其是忠诚于习近平的学渣集团,是没有前途的。

我相信这些资源最终都会是我们的,是独派的,因为改开受益者即使与中共特权阶层有再密切的关系,在习近平的猜忌下,在习近平率领着学渣小伙伴们往死亡深渊一路狂奔,自己被胁迫着跟随的绝望下,除了“背叛中共中央”之外,别无选择。

而不需要跪伏到某个领袖身前的独立之路,显然更适合这些最了解中共中央的暴行并因此成了惊弓之鸟的人。

因中共中央的暴行成了惊弓之鸟的又岂止他们。民众、民企,外资、外企,谁不会在刚刚承受过中共中央疯狂释放的政治风险后心有余悸?谁不会想在上一个中央政权倒台后有点喘息时间?

看似会令资源分散的独派道路,事实上,是最有可能促成反中共中央的各种资源汇集合流的道路。

而促成各独派互不相扰和平共处的新欧洲方案,我们准备从海外开始一路推展到墙内的和平共识,将成为最有希望促成一切潜在的反习者、反共者形成松散联盟的“粘合剂”,在中共帝国覆亡的历史进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我们,以提出这一方案的能力,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以海外各国、各派系、墙内各族各地各派系对安全感的渴求,亿万改开受益者的利益诉求,作为我们的政治资本。

我们自信,在没有更好的方案之前,新欧洲方案就是你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最优选。

而有了新欧洲方案这个选项,就意味着中国问题已经有了解法。

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清晰的航路,循路前行,中国这艘古老的大船就将结束在历史三峡中的长久徘徊,乘风出海。

只是,它将拆分成由一艘艘灵活好掉头的小船组成的船队,小船的命运则将由一位位小船上的掌舵人、划桨手,那些在关键时刻拿出解决问题的勇气、能力和资源,站出来解决问题的人主导。

不论你是统派还是独派,不论你对未来沦陷区各新兴国家的疆界划分有什么想法,认同新欧洲方案第一阶段目标——达成和平共识——的人,都是我们的同路人。

想在后中共时代获得和平的生活环境,获得个人、家族、企业发展机遇的人,希望在朝代更替时陷入动荡的社会早日恢复秩序的人,都是我们的同路人。

一切希望中国问题早点得到解决的人,希望看到东亚地缘政治危机、台海危机早点消弭的人,希望来自中共国的安全威胁被消除的人,希望看到中共中央早点被解决的人,希望看到习近平早点自挂煤山东南枝的人,都是我们的同路人。

因为在抱持这些美好愿望的人之中,虽然只有一部分会站出来解决问题,但只要想解决问题,他们能找到的最佳方案,能让他们找到最多助力、避开最多阻力的方案,就是新欧洲方案。

就是让每个参与者都能以对他人无害的“好邻居”姿态,而不是未来骑到大家头上的备位新皇帝姿态出现的,新欧洲方案。

中国有病,我们有药。

解药的方子已经准备好了。

但这剂救命良方还需要配制调和。

我们需要让从海外到墙内的反共反习力量看到这个方案,了解这个方案,逐渐以这个方案为基础形成共识,并分别以这个方案为框架,绘制自己的未来图景。

人们需要开始展望,在推翻中共中央之后,自己可以做哪些过去没法做的事,可以让曾被压抑的创造力发挥到哪个程度。

现在已经加入独派的人们,是先行者。

在未来新兴国家的建国史上,会有他们的名字,会留下他们的事迹。

还没有加入独派,但正准备加入的人们,将是先发者。就象在改开初期率先下海捞到第一桶金的人,他们会占得历史的先机,在许多后知后觉者还懵然未觉时,就抢占到只有在新兴国家立国初期才会出现的角色和机遇。

中共帝国的覆灭已是众望所归,跟着习近平“没有前途”已成为墙内官场多数人的共识,与此同时,真正的“前途”正在浮现。

这前途,就是在必将成为主流的新欧洲共识基础上,与志同道合者组成团队,去抓住历史机遇,去获取必然会出现在政治、经济、学术等各领域的丰厚收益。

去解决问题。去加入解决问题的团队,去成为和大家一起解决掉那个必然会被集全世界之力解决掉的问题的人。

不要只做历史的见证者。

做历史的参与者吧,做新欧洲的建设者吧,做一个在割除毒瘤后蓬勃生长的新兴国家的建设者,做在这样的国家里安居乐业的公民,做在这样的国家里创业的企业家吧。

不要错过这时代给你的礼物。 nostr:nevent1qqs29mk82heh24g3z02q5re7un5xv52tsnnrmh8nxuzlau0hy4dwu4gzyr4zasa0v750z7nkyufqhterpx7gxdnh8lllntj720ftj5q7gvlg2zs4r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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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今天我想提出一个分析中国问题,分析中共“还有多长时间”,和未来中华沦陷区转型的具体过程的新思考角度,方便大家凭自己掌握的情况作出判断。

这个角度,就是技术角度。

请把政治层面的变革,直接理解为社科领域的技术变革。

民主+法治+自由+平等的政治制度带来的是社会合作时更高的效率。拥抱它们, 等于在工业革命初期拥抱蒸汽机。接受现代化的政治理念,等于接受电话、电脑、互联网。

而抗拒它们,只会让自己的工作效率因此停留在刀耕火种的时代。

面对民主化浪潮,面对来势汹汹的社科新技术浪潮,竭力抵制,就是以习近平为首的这一届中央决策者正在做的事。

而社会溃败是他选择这么做必然的后果。

随着时代发展和技术进步,随着社会分工细化、新行业涌现,各国的经济体系日趋复杂,在日趋复杂的局面中,国家治理的难度,保持政府对各种新发社会问题的应对能力的难度,实际上是不断上升的。

随着时代发展,国家治理难度持续提高,是各国政府都需要应对的挑战,这困境并非中国独有,但中国也无法置身其外。

已经达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口规模的中共帝国,已形成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复杂经济体系的中共帝国,今天在国家治理层面需要应对的困境,尤其是,在习近平大权独揽精心打造出“一人体制”,令其他臣下无法在国家治理层面为他分担太多压力之后的困境,是起毛泽东、邓小平于地下,甚至把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的“明君贤臣”全刨出来,也无法应对的。

时代在前进。

社会在复杂化。

国家治理的难度在上升。

每个现代国家都在想方设法应对这日益艰难的局面。

为解决新问题,例如互联网时代的言论自由边界、网络平台的权力边界、虚拟货币对金融法规的挑战等新问题,现代国家不得不推出新法案并反复修订它们。

大部分国家现在都有了政府官网,许多政府服务项目可以在线申请。

新时代带来了新问题,好在,也带来了能帮助大家解决问题的新技术、新工具。

这就是我们身在其中的现实。

习近平的真实学历很低,但公平点说,他绝不是中国历史上学历最低的皇帝。

他的国家治理能力很差,但公平点说,他总不会比历史上那些在婴儿时期就登上龙椅的皇帝们能力更差。

但沉迷于对毛泽东昔日荣光的追念,沉迷于传说中的“帝王心术”,在臣下间“拉一派打一派”,在臣下面前喜怒不定“天威难测”等小手段的他,放在历朝历代皇帝中比较虽然不是最差也绝称不上强者的他,面对的是一个他压根没想过,压根没法理解的超级困境。

是一个即使用上各种社科领域先进技术,也会应对得十分艰难的超级困境,一个在国家治理难度上属于地狱级的困境。

一个人口在十亿以上的,承接了全球产业链中大量制造任务,一只脚已经跨进新时代大门,但在文化上、生产关系上、权力格局上却仍然深受旧时代旧观念桎梏的转型期社会,它面对的国家治理困境,需要身处中央政权决策核心的人拥有超强的现实感,超强的信息处理能力,才能理解。

这是一团超大的乱麻。

大到连梳理都近乎不可能。

即使立即放下对民主与法治的抗拒,要在保持现政权、现体制不改变的情况下,在问题的体量规模不改变的情况下,让中共中央通过拥抱社科领域的新技术获得足够的国家治理能力,也是极其艰难的。

何况习近平压根没意识到这份艰难。

面对地狱级难度,他一个战五渣,还在抗拒新技术。

中共帝国的覆灭,是中共掌握的国家治理技术和它不得不面对的国家治理问题的难度不相匹配的结果。

中共还有多长时间?

当中共的国家治理能力因习近平的过度集权+庸碌无能而持续下降,当经济困局、财政困局继续,当国家治理困境收缩为政权内部权力关系、利益关系的无法协调,而决策核心解决问题的能力仍然因习近平个人对古老帝王心术、官场权谋的“技术偏好”一路走低,中共就将走向它自身的覆灭。

不解决问题,只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是没用的。

虽然从技术层面看,墙内的反习者因为和习近平有着高度近似的技术思路,同样无法团结,无法凝聚起足够的力量及时把习拿下,但这场从社科技术能力上看的“菜鸡互啄”总归会有个结果。

而面对不断增长的国家治理难度,中共政权技术不足的问题也会迎来最终爆发。

中共中央政权,被沦陷区各新兴国家取代的过程,本质上就是国家治理技术更新换代的过程。

抗拒新技术的旧政权会轰然倒下,拥抱新技术的新政权会蓬勃兴起。

初生的新政权,会因无法承接地狱级难度的国家治理任务,自然而然的接受帝国崩溃期间造成的分治局面,放弃“大一统”。

初生的新政权们,会通过寻求成熟民主国家在社科领域的技术支持,迅速达到一定的技术水准。

这就是现实,是我们正身在其中的历史大势。

民主化浪潮,本质上是社科技术的进步、普及,是社科技术在应用层面的更新换代。它之所以不可阻挡,是因为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对新技术的召唤不可阻挡。

中共覆灭,是因为旧技术必将被时代抛弃,而我们的时代已经走到了不得不立即抛弃以习近平为代表的老旧国家治理技术的关口。

从这个角度看,中共的未来,各新兴国家的未来,和我们可承担的历史使命,也将由技术更替的进程决定。 nostr:nevent1qqsqxr5fy09jfuppxktrndjdpdskw62fvt5wv05yjdx3c7fj2xjepkgzyr4zasa0v750z7nkyufqhterpx7gxdnh8lllntj720ftj5q7gvlg2nl3n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