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参加了砸天津的一个教堂，也弄不清是天主教堂，还基督教堂。记得打开一个柜子，里面摆满了高脚酒杯。我拿起酒杯就往地上砸，那玻璃杯摔到地上的声音很好听，觉得很开心。当时砸教堂也不止我们一家红卫兵，北京、天津，哪儿的都有。红卫兵把神职人员赶出来，让他们穿上神父的衣服，低下头。又把神 职人员们的宗教服装，堆起来，一座小山包似的，用火烧。外面工人们敲锣打鼓，支持红卫兵“破四旧”的革命行动。另外，我们在街道居民的引导下，还去抄资本家的家。有的资本家不知是因为没什么家底，还是因为有了些准备，也没抄出什么惊人的像样东西。我记得最深的，是我们终于在一个人家的箱子里，发现了几个核桃那么大的金元宝，是用烂棉花什么的包裹着的。我们把这些战利品清理造册后，上交了。那时，红卫兵多数是以革命行动自居，抄是抄，都上交。但不久，就听到有红卫兵贪污查抄物品的事了。

回到北京，已经有打死人的情况发生。比如，崇文区栏杆市街道打死了一个妇女。打死人的是女15中的红卫兵。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打死人的事。后来，还听说大兴县有满门抄斩的事，地富家庭，男女老幼，一个不留。

我们学校打人的事也升级了。开始是给所谓的黑帮们——校长、书记剔光头，让他们低头在操场游街示众，唱黑帮歌，唱什么：“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后来，我亲眼看到一起我们学校、可能也有别的学校红卫兵参与打死人的事，是在校外。等我听说了这事，赶到那儿时，那个老太太躺在地上已经奄奄一息了。她的儿子我认识，30多岁，是我们附近安乐林文化站的站长。那个文化站很小，我和几个同学以前放学常去那儿打乒乓球，一次收几毛钱。那个站长很少说话，脸上也很少有笑容，总是端个脸盆什么的匆匆从我们身边走过。而此时，被打的是他母亲。罪名据说是这个地主婆给红卫兵下了毒，说她招待红卫兵的茶水，放了汞啊什么的。我记得当时她儿子站在旁边，一句话也不敢说，等于亲眼看着自己的母亲，被皮带、乱棍一点点打死。这件事让我心惊肉跳，印象太深了。

---贺延光：从兵团到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