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环境”这句话知易行难。

我理解你们反共。

抱歉，我不反共。

在我的世界观上，任何的权力都有私心，无非是权力制衡体系约束了权力不要肆无忌惮的扩张。

任何的人都有私心，群氓的乌合之众也会摧毁国家。

自由与贪婪结合，右手要自由，左手要不劳而获，这就是原始民主的格局。

制度经济学不厌其烦的讲解博弈均衡下的最优解。

中共并不是最好的选择，但在彼时他合理的上台了。

而在三十年后的改革开放，部分的产权确定，与解放国民的自由创业，外来的投资，欧美日的市场，缺一不可。但是如何保证外来资金到来呢？资本要看收益率，要看安全性。

而私企的创业很快会面临公地阻值耗散和邻避主义等等阻碍经济增长的事情，政府的管理与协调不能缺位。而在大规模基建投资上，政府在土地拆迁补偿与管理的位置上不可缺位。

而劳工运动基于民粹会很快兴起，在资本还没有发展前，就会摧毁经济增长。

这些对于中共来说，心知肚明，因为他们就是靠农会与工会起家的，这会摧毁经济增长。

德国在改革劳工法后，也不得不介入劳资协调。英国的撒切尔夫人第一任就禁止了工会无休止罢工。

中共在这些事情上洞悉本质，对其约束，拯救了工业化历程。

林林总总，我在多年前困守于奥地利学派的主张，四处寻觅实践成果，无法找到合理的依靠纯粹民主社会获得成功。

而那些已经成功的发达国家近代史的发家过程都不是这样的现代民主。

因而我追溯各国经济发展史，不仅仅看到了欧美社会在威权时代的重商主义利维坦特色，还在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看到了威权体系工业化的历程。

以葫芦画瓢的亚非拉失败国家林林总总，甚至于巴西、智利、泰国、伊朗、土耳其、南非、墨西哥的发展过程，其美好的一段也是来自军政府、君主制、一党威权体系下。

进而在中国发展工业化成功后，印度莫迪、印尼佐科、越南都来学习这段经验。

那就是中共莫名其妙做对了一些什么。

之后又开始做错了什么，因为日本、韩国、台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改变了什么呢？

你想一想。

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墨西哥、巴西、土耳其、泰国、马来西亚、俄罗斯等等又做错了什么呢？

是否中国会重蹈覆辙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呢？

总结近代与现代经济史，所有的发展都不是单纯的意识形态决定的，所有的经济人都不是良善的，不管是政府还是国民。

那你们要怎么理解这个世界呢？

给了自由就一定富裕吗？

给了个人自由，个人有概率富有，因为可以迁徙。

给了全体国民完全的自由，你只会面对一个索马里海盗式的混乱国度。

你定义一下完全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