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老红军讲革命

1964 年初夏,我任教的大巴山下的一所中学,来了一位干部模样的中年人,寻问得知他叫 JXX ,是一位 1933 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回乡探亲,来学校探视他的亲人--一位 15 岁的初二女学生。还知道他是 1955 年授衔的解放军少将,,,

他说他 1933 年 16 岁时就当了儿童团长。那时的儿童 团长是个“脱产干部”,在乡苏维埃吃饭住宿,每天下农村组织儿童宣传革命,张贴标语,站岗放哨,搞得有声有色。,,

想不到的,这样一位出色的儿童团长却险些被砍了脑袋。

他说有一天他从乡下回到乡政府,乡苏维埃主席张 xx( 我忘了名字 ) 非常严肃地叫他坦白交待,说有人揭发家里是地主,又是小学毕业。他大惊失色,因为这两条之中只要落实了一条,都是要杀头的!他说有一次干部到巴中整风,要杀三种人,一是 AB 团、改组派;二是混进来的地主、富农、反革命;三是知识分子,小学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的、戴眼镜的、别钢笔的。这样清查下来,营长以上的干部几乎杀完了。所以他非常恐慌,急忙说:“张主席,我家就在场口不远处,你派人去查嘛,看我是不是知识分子,家里是不是地主。”张主席派人调查的结果,他家有几亩地,自己耕种,不算地主;读过几年私塾,没读过小学,算不上知识分子。这样他免于一死,但是揭发他的人,一个同桌吃饭的 17 岁妇女主任就脱不了干系。说她“诬陷革命同志,是敌人派来的奸细”,就把她推出去杀了!其实那位女孩也是道听途说,把情况反映给乡主席,万万没有想到因此而掉了脑袋!这种闻所未闻的故事听得我们毛骨悚然!要不是他亲身经历亲口所述,有谁能够相信?

他还说:“那女孩推出去砍头时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说永别了。我当时心想谁叫你乱说,你不遭(杀)我就遭(杀)!”从他的谈话来看,当时大家对如此随意的杀人似乎并不特别震惊,被杀者没有反抗没有呼嚎,像出差一样跟人告别,旁观者无动于衷甚至还幸灾乐祸,杀人者想来更是奉命行事小菜一碟。革命本是杀人的买卖,见惯了残忍,大家都麻木了。

他还谈到一些村苏维埃主席在瓜分地主财物时很自私,把好东西分给自己,被群众揭发,也被杀了。

他谈的只是革命内部的杀戮,对于外部“敌人”的屠杀,还要残酷得多。我到南江工作时离红军撤出通南巴不过 20 多年,时常听到一些当年的情况,例如跑红、万人坑等。所谓“跑红”,就是因躲避红色恐怖而逃跑。据说当年跑红的难民,成千上万。而万人坑,则是每个场镇附近都有--把人砍杀之后抛弃尸体的沟壑坑洼,我们学校侧边就有一个。

---作者: 陶渭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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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撤出通南巴的原因

在谈话中,有人插话说如果当时红军不走,恐怕通南巴早就建成像延安那样的革命圣地了。 JXX 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却说:“张国涛还是很会打仗的,但是他不注意发展生产。红军有 10 万人,粮食很快吃光了,资源耗尽,生存困难啊。”这就是张国涛在《我的回忆》中所说的“民穷财尽” 枪支弹药又得不到补充,所以不得不放弃这片土地。 JXX 显然没有按照传统说法谴责张国涛的右倾逃跑主义。

其实红军到达通南巴以后,一些人“跑红”逃走了,一些人被屠杀了,青壮年都被征调入伍当兵打仗,妇女儿童都被组织起来天天闹“革命”,还有多少人从事生产?土地荒芜,民不聊生,一片萧条,有限的几颗粮食很快吃光了,怎么能够长期坚持?这就是学者张鸣所说的根据地实行的是“打土豪经济”。“土豪”杀光了,打垮了,经济来源也枯竭了,就不得不“长征”另辟根据地。

---陶渭熊:听老红军讲革命

过草地

他讲的过草地不像媒体宣传的那么革命英雄主义。他谈得很平常,但却很真实。他说草地空气稀薄气候恶劣,呼吸困难头昏脑胀,全身无力,高山反应十分强烈,一些人倒下了也没有人去扶持,甚至有人骂见死不救也没有人管,因为大家都走不动了,就只有眼睁睁看着他死亡。一些人背枪的力气都没有,就把 枪甩掉。他说“草地上丢的枪多得很。”他还说草地上经常下冰雹,只要大声说话,鸡蛋大的冰雹就劈头盖脸地落下来,大家都不知道什么原因,以为是“闯了鬼”。他们解释不了这种自然现象。

---陶渭熊:听老红军讲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