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制度把生产变成了极权。于是，生命的所有领域都要受制于它。生产的极权化导致生命的完全世俗化。即使休息也被生产占用，并被降级为休闲，成为一种恢复性休息。它并没有迎来一个神圣的聚会期。对某些人来说，休闲是一段空档的时间，是一种空虚的恐惧（horro vacui）。越来越大的绩效压力，甚至让忙里偷闲也变得不可能。许多人正是在闲暇时生病的。这种病已经有了一个名字：休闲病。在这里，休闲时间代表了劳动的一种折磨人的空洞形式。积极的、仪式性的休息，让位于折磨人的游手好闲。” — 《仪式的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