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plying to Avatar 九犬一獒

还是一九七〇年,毛泽东对再次前来中国的埃德加•斯诺说:”我是无法无天,叫’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没有头发,没有天。”就像他一九三五年未能洞察延安的真实情况一样,斯诺也没有领会毛泽东此刻的意思。在接下来为《生活》撰写的文章中,他把毛泽东说成”一个带着把破伞云游世界的孤僧”。对于很多西方 读者来说,这个比喻充满了东方禅意。

可能只有长期浸润于中国社会,你才能确切地明了”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含义与诱惑。

批评家李颉曾将毛泽东与鲁迅视作一个坐标的两极,他们比二十世纪的任何人都更了解中国的困境。鲁迅把自己的洞见转化成对国民性的批判,将信将疑地唤醒铁屋里沉睡的人,而毛泽东则用这种能力,来实现个人的野心与幻想,满足他没有边际的权力欲。

从江西的AB团到延安整风,从国共和谈到朝鲜战争、反右运动、从大跃进到中苏关系破裂、文化大革命,个人权力始终是他的核心目标。对他来说,这世上没有什么永恒价值,一切都视情况而定。只要能够达到目的,他可以扮演不同角色,随时更正自己的立场,没有任何道德上、信念上的顾忌。

他关于日本的一段讲话,再鲜明不过地表明了这种态度。那是一九六四年他接见一个日本代表团时说的:”我们解放后,有一位日本资本家叫南乡三郎,和我谈过一次话,他说:’很对不起你们,日本侵略了你们。’我说:’不,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略,霸占了大半个中国,全中国人民就不可能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也就不可能胜利。’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我们的好教员。第一,它削弱了蒋介石;第二,我们发展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军队。在抗战前,我们的军队曾达到过三十万,由于我们自己犯了错误,减少到两万多。在八年抗战中间,我们军队发展到了一百二十万人。你看,日本不是帮了我们的大忙?”

这其中或许有玩笑的成分,是一个志得意满的政治人物的信口开河,但谁能说不是毛泽东一贯逻辑的展现——如果日本人的侵略,有助于共产党的崛起,它就有历史合理性,而当他的个人权力与欲望受挫时,他连这个政权也可以不要。不管挡在他的个人之路上的障碍是同志的生命还是民族命运,他都可以随意牺牲。

---许知远:领袖的诱惑

藉助現代的意識形態與技術,毛澤東把權力的集中推向了極致。歷史上的皇帝,即使不受困於官僚系統的制衡,也至少要在表面上尊重祖宗的傳統或儒家之道,憂慮上天的審判,他們也沒有手段來動員如此廣大的人群,把自己的意志輸送到社會的每個角落。當毛澤東感慨“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時, 他或許也對他的能力自信不已。他生活在一個傳統秩序瓦解、現代技術誕生的年代,他可以武裝現代軍隊、把廣播大喇叭安在每個鄉村、把自己著作發到每個人手中,他既可以不理會傳統,也可以像路易十四一樣感慨:“我死後,管他洪水滔天”。

這種權力既沒有外在制衡,也缺乏內在的反省,與我們對“惡”的態度相關。“惡將是戰後歐洲知識生活中的根本問題, 就像死亡是上一次大戰後的根本問題。”漢娜·阿倫特在一九四五年寫道。“惡”也本應是後毛澤東時代的根本問題。從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七六年,一浪超過一浪的暴力、死亡與仇恨,席捲了中國、進入每一個社會組織,侵入了最私密的家庭空間與個人生活,丈夫與妻子劃清界限,兒子將父親推上批鬥台,同學對老師的毆打,武鬥帶來的人吃人……所有匪夷所思的殘酷與邪惡,都在其中上演,而且人人捲入其中,你可能同時是受害者、施暴者、見證人。而一切都是在人人高喊毛主席語錄的狂熱中發生的。反思卻從未真正開始。林彪與“四人幫”成為歷史的替罪羊,傷痕文學則將人們打扮成受害者,當老作家巴金開始少許的自我懺悔時,就迎來一片頌揚聲。

當罪惡沒有被詳細記錄,沒有被一點點拆解,它就變得模糊和難以記憶。它也與中國的文化傳統有關,中國文化中從未發展出對惡的深層解釋。惡沒有被視作生命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而是一種失常,人們用各種方式壓制和迴避,把它簡化成一個道德問題。而經過毛澤東時代,連這可憐的表層道德約束也消失了,偽君子則變成了真流氓,惡失去了最後的制衡機制,它登堂入室。

---许知远:领袖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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