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plying to Avatar 九犬一獒

“放卫星”对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来说或许都只是一出不可能发生的闹剧,但放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却有它的必然性。大跃进那个年代不仅“插红旗”,还要“拔白旗”,批评、撤换那些产量不达标地区的官员,光是丢掉乌纱帽都算走运的,要是一不小心给你整个反革命出来,那你以后的地位就连普通老百姓都不如了, 而且老婆孩子都要跟着遭殃,所以头可断血可流,党票万万不能丢。毛泽东定个100的指标,你最低限度也得吹个105吧,问题是万一某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官员吹到了150,老毛立刻又会抬高指标,你之前就属于吹牛不合格,必须重吹一次,这谎言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是吹牛要上税的场合,人们反而吹得越起劲。俗话说树多生杂木人多出怪物,要求所有官员都不吹牛就跟要求他们不贪污或者是要求老百姓入了社还拼着老命种地一样不现实,问题并不出在这些人的身上,而是毛泽东统治之下的中国,其他人不仅没有说真话的权利,甚至连保持沉默的权利都没有。57年时《日人民报》的总编邓拓仅仅是没有及时发出老毛的最新指示,就被逼得辞职,河南省书记潘复生曾要求毛泽东降低河南的粮食征购量,结果被下放到了西华农场,换上来的吴芝圃则是一号科幻大王。在这种环境里,越是忠臣越被发配,越是渣滓越能上位,敢于为民请命的人早就劳改去了,毛泽东身边剩下的不是软蛋就是阴人,他自己又是个自作聪明的傻逼,简直是无敌了。

亩产万斤看似荒诞,其实真把现代人放到那个环境里,还真由不得你不信形势一片大好:《日人民报》登满各种喜讯,个个有图有真相;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丰收曲》里,河南某公社当场从一亩地里称出萝卜28万斤,更有毛刘周邓四人在农村指导工作的画面;当时的人民英雄钱学森则写了一篇《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说只要能充分转换光能,亩产就不止现在的“两三千斤”,而是再增长“二三十倍”。从媒体到领导到专家全都这么说了,整个社会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你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各地照搬那些卫星大户的种植经验,即使亩产没有提高,也只会认为是自己没有学到其中的精髓,就像看不到皇帝的新衣,他们只会以为是自己太笨,还羞于说出口一样。在一个信息被严格封锁的一言堂社会,只要官方开动宣传机器,任何假的东西都可以说成是真的。

---发动大跃进的人一点都不傻

其实毛泽东早在55年就收到过湖南因农业合作化而导致饿死人的报告,因此有许多人认为老毛对下面的情况其实知根知底,只是为了他的霸业而故意牺牲了中国农民。真要是这样的话老毛这个人未免也蠢得过头了一点,他这一番闹腾是把中国的农民给弄死了,问题是炼出来的钢也不能用啊。其实老毛的行为非常容易 理解,而且在当今社会极为普遍。你想想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是沐浴在CCAV和环球时报的春风之下,就算此时有人揭露出一点社会现实,爱国青年们无非也就是什么汉奸网特轮子美分之类的一砖头招呼上去。独裁者在封住别人嘴巴的同时,其实也顺带堵上了自己的耳朵,老毛虽然能听到一丁点反面的声音,一个整天听惯了吹捧的人却只会把这想成是背后瞒产私分之类的阴谋。被统治者也不能说是一点责任也没有,搞合作化时他们看危害不大于是迎合了老毛,搞大炼钢时他们觉得还可以忍受于是再次迎合了老毛,他们就像温水里被慢慢熬煮的青蛙一样逆来顺受,只要还有一点退路就绝不反抗,把统治者娇惯得不可一世,等真到死人的时候再想反抗却发现已经太迟了。

在饥荒蔓延到城市之前,不少农民选择了逃荒要饭。但那个年代农民就是想进城都不容易,毛泽东知道他们小农阶级意识浓厚,不肯为伟大祖国奉献力量,影响了自己的宏图霸业,因此一直反对农民进城务工,到58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明确的将中国人分成了农村人和城市人这两个等级,形成了制度性的歧视。大跃进后农民大量流入城市讨饭,我党又发布了《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将逃荒农民称之为“盲目流动人员”,简称“盲流”,社会上掀起一片批判之声,说这些人是好吃懒做不劳而获,白天要饭晚上下馆,城市人对此深信不疑,于是农民口中的“饥荒”也就成了用来骗饭的谎言了。农村出了那么大的事,城里人愣是毫不知情,可见言论封锁足以创造出一个“和谐社会”。通知下来之后,各地派民兵守住各大道口,把农民封在家里等死,导致了各种吃人肉甚至“易子相食”之类悲剧的发生。无论是饿死也好,被打死也好,被逼自杀也好,被吃掉也好,任何一个大跃进的牺牲者,无疑是死于一场彻头彻尾的大屠杀。

---发动大跃进的人一点都不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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