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催生了一场大移民。

人们从农村移民到城市，从田间移民到工厂，从食不果腹到包吃包住略有结余，从被户籍制度死死绑在家乡的农奴到可以在城市之间自由流动的打工人。

有人甚至能远渡重洋，把在海外打黑工赚到的钱寄回故乡，让家乡的妻儿老小盖起新瓦房。

可他们在看到希望后却无法登临彼岸。

所以有了这样的歌，唱出他们心底的悲凉。

社会曾打开过的上升通道正被关闭，身在底层却已经遥望过彼岸风光的人们，正在陷入至深的绝望。

改开时代催生了这场移民，产业链逻辑向中华沦陷区的大规模渗透，市场经济的恢复，民企外企外资外贸的涌入，曾为处于伤害链系统最底层的人们提供了一道天梯，一条“移民”之路。

最底层的农民有了离乡打工的机会。

都说“故土难离”，但在农民工大规模进城之后，不管是居住条件极其恶劣的工厂宿舍，粗陋的食堂饭菜，超长的工作时间，枯燥的流水线生活，还是城市里的制度性歧视，福利保障的缺乏，都没能让他们掉头回乡。

这条“移民”之路，他们走得义无反顾。

因为他们想要从苦难的深渊移居到能构建更美好生活的新家园。

他们想要改变自己的悲苦处境，想要改变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

对这些来自最底层的劳动者来说，从农村走向城市，把身份从单纯的农民改成能加上“工”字后缀的农民工，是一条肉眼可见的，最直接的“出路”。

这条路的尽头，则是他们在城市里亲眼见证过的，在影视剧、短视频里见识过的“中产生活”。

坐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喝着咖啡，敲着电脑键盘，就能挣出一份足以在城市里购房落户生儿育女薪资收入的美好生活。

农民涌向城市，让自己成为农民工，不是因为他们懂政治，知道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中应该作何选择，而是因为他们能很直观地感受到不同生活方式的差异，体会到不同制度环境的差异。

在农业生活方式和工业生活方式之间他们选择了后者。在农村制度环境和城市制度环境之间他们同样选择了后者。

在培养下一代时，绝大多数农民工同样为儿女作出了“更好”的选择。

他们没有试图把儿女培养成和自己一样的农民工。

“贫家养娇子”这个现象本身就说明了农民工在把孩子向哪个方向培养。

他们在试着把孩子培养成中产，培养成不必到工厂一线生产岗位“打螺丝”，有资格找一份非体力工作的求职者。

他们在试着把自己的下一代培养成能喝着咖啡坐在办公室里敲电脑键盘，能把户口落到城市里，享受和城市户籍绑定的种种福利待遇的“城里人”。

都说农民离不开土地，可是现在有几个农民还在教自己的儿女、孙辈种地？还有几个农村家庭想把世代积累的干农活技巧传承下去？

无数蛛丝马迹都在证明，亿万中共国农民正走在移民的路上。他们没想过回头，他们倾尽所有，想要抵达彼岸。

可是他们和他们的孩子，被困在了半路上。

那道用产业链逻辑搭起的天梯本该把他们一直引领到心目中的“彼岸”。

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财富总量增加，社会本应能向农民工家庭提供更好的福利待遇。随着产业链升级，随着由科技进步引起的对高学历劳动者的更大需求，社会本应向农民工儿女提供更多非体力劳动岗位的就业机会。

如果中华沦陷区的资源分配格局不是象今天这样停滞在伤害链模式下，如果政治体制的改革不是长期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如果中共国的制度环境能与时俱进，这场贯穿数十年，跨越广袤土地，影响着十亿计人命运的“大移民”，这场由最底层发起的，对自己和孩子的生活方式和制度环境的重新选择，本该有个好结果。

可是，农民工的孩子并没有在耗尽父母血汗钱读出一个扩招后的大学文凭后得到足够的工作机会。

不要说农民工的孩子了，就连拥有从985211名校本科到海外藤校硕博学历的“高精尖人才”，不也要托关系走后门才能搞到一个体制内的城管、街道甚至火葬场编制。

中国社会转型的“卡瓶颈”，把无数农民工子女卡在了这场“移民”的半路上。

他们本应生活在一片和自己的祖辈父辈们在生活方式和制度环境方面大相径庭的土地上。

他们的父母为了让他们不必受困，不必象改开前那样只能选择农业生活方式和中共国农村制度环境，倾尽了所有，忍受了一切能忍受的苦难，还对他们心存愧疚，还要说“我没能给你更好环境”。可是，就象歌里说的，“妈妈，这不是一个容易的问题”。

无数为了在更好制度环境里凭自己的技能建设出美好生活而培养出来的孩子，被卡在了半路上。

无数在改开时代被满怀希望的父母往城市白领方向培养的新生代劳动者，被开历史倒车的掌权者卡在了半路上。

他们本应生活在完成了政治体制改革后，通过保障创业创新权利让经济持续发展，能为劳动者提供更多就业岗位更多机遇的新时代。

他们本应生活在和现在这个国家不一样的国家里。

他们本应生活在新欧洲。

他们现在身处的土地，本应是新欧洲诸国中的一国。

那才是这场世纪大移民应有的终点，是亿万农民工家族集数代人的奋斗挣扎应当登临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