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附中红卫兵还推行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迫害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高一女生杨爱伦,初中时因成绩优秀而获得金质奖章,校运动队,校文工团独唱演员,父亲曾是旧政府职员。因此,红卫兵领导人说要“杀鸡给猴看”。红卫兵在班里开会斗她,揪她的辫子,打她,踢她,强迫她低头下 跪。她被单独关押,去食堂吃饭由同学押着。一个星期后,八月八日,她逃出学校,在清华园火车站寻死卧轨。疾驶而来的火车头把她推出了轨道。(在同一地点,文革后担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长的俞伟超也在被斗争被打后卧轨而被火车头推出轨道但变成瘸子。)杨爱伦受了重伤,失去三个手指,头部缝合的伤口有一尺长,幸而未死。(二〇〇八年,该校红卫兵卜伟华写文章却说,杨爱伦“只受了轻伤”。)除了教职员以外,该校还有杨百龄、陈向明、张蕴环、王淑英、孙淑绮等女同学被红卫兵剃了“阴阳头”,并且遭到殴打。八月二十日是星期六,“家庭出身不好”的高二学生郭兰蕙获知下星期要斗她时,服毒自杀身亡。罪名之一是“灰色人生观”。

文革的大规模的群体性的迫害,在手段上和希特勒、斯大林有所区别,就是毛泽东说的“群众专政”。因此,红卫兵在施害中起了重要作用。红卫兵只允许“红五类子弟”参加,以家庭出身作为入伙标准,使其暴力倾向更为放肆无忌。这样一整套迫害方式,清华附中是最早配套成型的地方,可以称之为“清华附中模式”。

---红八月与红卫兵

作者: 王友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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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五日中共中央发出三九五号文件,撤销刘少奇的三一〇号文件。影响巨大。无异于发出了暴力准许证。

同一天下午,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的红卫兵在校园中(西单附近)打死了副校长卞仲耘。折磨殴打的过程持续数小时。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和她一起被打的还有另外四名学校领导 人。卞仲耘被打死之事立即被报告中共北京市委以及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但是上面没有派人来制止红卫兵打人。(二〇〇六年,南京的电影制作者胡杰把卞仲耘的故事制成纪录片《我虽死去》。片中有她被打死时的血衣和打坏的手表等实物,也有学校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等人处理尸体时写下的字据。这纪录片在香港获奖并已经被翻译成德文,但在中国不能公演。)

十二天以后,八月十七日,北京一〇一中学美术教师陈葆昆在学校喷水池边被打死。同时和他一起被打的,还有该校十多名教师。初三女生吴芳芳,被指控撕坏一张毛泽东像。她的父亲是航空学院教授吴礼义,也算家庭出身不好。她遭到毒打,还和陈葆昆尸体关在一小屋里。她从此精神失常,一直没有康复,由父母照顾。(大型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制片人卡玛当时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她的电影里没有报导这类红卫兵暴行。影片中出现的北京五所中学的红卫兵成员,都没有为红卫兵暴行表示道歉。那五所中学有九人被红卫兵打死。)

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由青少年打杀教师的事情。在皇帝时代,死刑要经过审理、上诉、专业执刑。把文革解释为“封建主义传统”造成,颢然不符合事实。

---红八月与红卫兵

作者: 王友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