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绥在他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写道：

毛的私生活骇人听闻。外表上，他凝重端庄，而又和蔼可亲，俨然是一位忠厚长者。但是他一贯将女人作为玩物；特别到晚年，过的是糜烂透顶的生活。他没有别的娱乐，玩弄女人成了他唯一的乐趣。汪东兴说：“他是不是觉得要死了，所以要大捞一把。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兴趣，这么大的劲？”江青说过：“在政治上，无论苏联和中国党的领导人，没有哪一个能斗过他(毛泽东)的纵横捭阖的手段。在生活问题上，也没有谁能斗得过他，管得住他。”

五十年代，毛玩女人的事已在中共高级干部中传开。为了确保毛泽东和中共的“伟大、光荣、正确”形象，这些消息都被严密地封锁起来。从毛的秘书李锐所写的《庐山会议实录》中，我们看到了有些高干对毛帝王穷奢极欲荒淫无度的不满。例如，在中共八中全会上，总参谋长黄克诚大将在揭批他的顶头上司彭德怀元帅时说：“他对各地修房子不满；反对唱《东方红》歌；对喊毛主席万岁不满；调文工团员，他骂萧华和罗瑞卿同志，说是‘选妃子’，实际是骂毛泽东同志。”黄说的话中：“修房子”指给毛盖行宫；“调文工团员”指选女孩子供毛玩；“萧华”是总政主任、上将；“罗瑞卿”是公安部部长、大将。

给毛泽东“选妃子”玩的不光是萧华上将和罗瑞卿大将，还有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秘书室主任叶子龙，毛泽东卫士长李银桥，林彪夫人叶群等。其中，叶子龙是“出类拔萃”者。此人文化程度不高，写材料需人代笔，但在选女孩子供毛玩弄纵欲上，表现出别人少有的机警和敏锐，是“拉皮条”的高手，因而当年曾深得毛的信任。

在毛的内宫中，失宠前的叶子龙，兼毛的机要秘书并管毛的家务。叶从各种渠道挑选一些单纯、容易指挥和控制、政治上可靠的年轻女孩，介绍给毛做女友。许多女孩子以有与毛这种“特殊友谊”为荣。这些女孩子大多是贫农出身，或从小由政府养大，思想上非常崇拜毛，与毛的“特殊友谊”使她们感到莫大的荣光；宠幸后所得到的回报，也令她们欣慰。

当说到毛的女友时，不能不说说张玉凤、孟锦云、吴氏“姐妹花”和“秘密录音事件”。

张玉凤何许人也？官方记载，她是毛泽东最后一任机要“秘书”。在毛最后几年里，凡要求见毛的高级官员，甚至江青、李讷等至亲，都要经过她的首肯。据知情者披露，专横跋扈的江青，背后骂张“不过是一个陪睡的丫头”，当面却对她点头哈腰；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向毛请示工作，因正值张“秘书”午觉未醒，竟在外边坐等了三个小时……有学者研究了张玉凤的权势后，竟得出了这样一条惊人的结论：没有张玉凤，“四人帮”不会那么快垮台；有了张玉凤，中国避免了一次血腥内战。

张玉凤哪来的如此能量？她出生在东北牡丹江清贫之家，父亲是个小商人，家中有八个子女，张玉凤排行第四。1958年，年方十四岁的她，由于家中困难，无法供她上学，巧遇上铁路局招考列车员，便去试试看。她那双妩美的大眼和白皙细嫩的皮肤，帮她在面试中考中，成了一名客运列车上的列车员。1960年冬，铁道部要选调一批列车员到毛泽东专列上当服务员，十六岁的张玉凤被选中。这样，她被调進北京，并见到了“伟大领袖”。从小就崇拜毛泽东的她，能见到“伟大领袖”，感到无比的光荣和幸福。

她的命运转机，发生在毛泽东的笔尖上。1962年的一天，“伟大领袖”在练笔时，竟在一张纸上写了许多“张玉凤”。当时还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汪东兴见后，心领神会，立即把年方十八岁的她，调到毛的车厢里，進行“零距离服务”。零距离接触使她感到，毛不仅是一个宽厚的长者、父亲，而且是一个能善解人意、体贴入微的情人。崇拜与感情，使她无法拒绝服务的极限。从此，她得宠于毛，成了毛最后14年中最亲近的的随侍（有人曾诵《长恨歌》暗喻毛张关系，但毛不是玄宗李隆基，而张也不是贵妃杨玉环。）。与“伟大领袖”的“友谊”，使她权势日隆，文革后期，一个初中没读完的她，成了中国最有权势人之一。有一天，“伟大领袖”对她发脾气，叫她“滚！”她公然回敬对骂道：“我要不滚，你就是狗！”后来，“伟大领袖”对人评，说她是“一触即跳”。她与“伟大领袖”的“私交”，毛泽东的专职医生李志绥，在他所著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有详尽的记载。

孟锦云，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1968年被判13年徒刑（所幸没判处极刑），刑期到1981年。1973年冬天，刚坐了5年牢，25岁的她突然被释放了，连她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更让她迷惑不解的是，她是空政文工团的舞蹈演员，却被安排到空军某医院当护士。1975年春天，她恍然大悟：一纸调令，就把她这个现行反革命分子调入中南海心脏，成了“伟大领袖”一名“零距离护士”。原来，毛并没有忘记她。这“零距离护士”不过是当年“零距离服务”合乎逻辑的结果。在重重宫帷中，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知道她，甚至当人们在《人民日报》上看到给毛守灵人的名单上，赫然写着“孟锦云”名子时，人们还不知她是谁。

孟锦云是谁？她是个湖北姑娘，1948年出生，12岁就考入了空政文工团，成为了舞蹈演员。1963年4月，她还不满15岁，已经出落得楚楚动人，身材苗条，皮肤白皙，特别是双眼明澈如水，成了到中南海“出任务”（陪中央领导们跳舞）最佳人选。在“出任务”中，当她见到了中央首长和“伟大领袖”时，备感无比光荣，当“伟大领袖”频频邀他伴舞时，又使她涌出了令队友们没法相比的自豪感。与“伟大领袖”交谈中，她心不由衷的发现，“伟大领袖”比父亲更加宽厚，更加善良；看见“伟大领袖”那伟岸的身驱、瞥见“伟大领袖”时不时投过来的那束多情的目光，她仿佛遇到了梦中的情人。“伟大领袖”的青睐和尝识，使她身不由衷地、轻快地同他携手步入舞池、书房；当“伟大领袖”拉她進入了卧室时，在她无限崇拜的心目中，55岁的龄差已消失得无影无踪。1966年，也许是因文化大革命操心过度，“伟大领袖”竟把年方十八的她，遗忘到一边。这一遗忘，使她吃了不少苦头。她以为，“伟大领袖”早把她忘了。但时来运转，1973年，当“伟大领袖”从另一“零距离服务”的女友小丽口中知道了她的不幸遭遇后，大发无产阶级震怒，对汪东兴说：“我就不信她是反革命！”“伟大领袖”的一句“不信”，就否定了空军将领们和军事法庭为“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反革命分子孟锦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行动”。根据“最高指示”，汪东兴立即命令空军司令放人，于是，她“莫名其妙”地出狱了。见到“伟大领袖”，她的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我是来找你平反的，你要给我平反。”不久，她的目的达到了。在“伟大领袖”最后的日子里，她成了毛的贴身护士。

“姐妹花”是卢弘对吴姓二姐三妹的称谓。卢弘何人？他是前外交部副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将军的女婿，1949年加入中共，曾任《解放军报》编辑，《炎黄春秋》主编。他在《一对姐妹花与毛泽东的一段情》文中写道：

我的比较密切的战友中，有两位吴姓姐妹。她们家共有姐弟六人，我相熟的主要是其二姐、三妹和一个兄弟，因为他们三个都是(或曾是)我的文艺战友，其余几位我也认识，只是交往相对少些，上述三位和其大姐是一母所生，他们的母亲是一位革命烈士，这姐、弟、妹四人都是在革命队伍中成长的，因此也与我结下了友谊，并且是不太一般的关系。

卢曾不情愿地当过一任三妹的“候补情人”，那是因为二姐是军长夫人，军长是他的首长；但三妹没二姐长得漂亮，他又不爱她，也从未敢碰过这个“小姑奶奶”。卢在文中写道：

有一次铁道兵文工团又奉命進中南海伴舞，其中就有三妹，正好赶上跟伟大领袖跳。她本来就会“来事”，如此天赐良机，当然乘机大显身手，竟一下引起了老人家的兴趣，由于她是单眼皮，已故“第一夫人”杨开慧也是单眼皮，老人家竟说她有点像杨开慧，杨的小名叫“霞姑”，伟大领袖就赐她以御名为“李霞”。他们在舞中闲聊时，老人家问她明天是星期天，你们都去哪儿玩哪?她说没有什么地方可去。老人家顺口道，到我这儿来嘛！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第二天三妹真的去了。中南海警卫室不让她進，她说是主席让我来的。警卫室打电话报告请示，又一直捅到伟大领袖处，老人家想了想道，我是说过这话，既然来了就让她進来吧! 于是龙颜芳心一齐大悦：她成了毛主席的座上客，老人家也重见了又一活生生的“霞姑”。

卢文还写道，三妹“从此享受了‘圣上恩宠'，是个谁也惹不起的通‘天’人物。”文中披露，三妹因“伟大领袖”的“需要”，被调出铁道兵，安排到离中南海更近北京卫戍区任职，成了“伟大领袖”随叫随到身边不可或缺的人。到了文革，三妹从一个文工团演员跃升为“北京市革委会的文教组副组长，其官职和权力至少相当于省市的文化厅局长。”她还经常随侍“伟大领袖”出巡，不仅自己享受“宠幸”的荣华富贵，还拉自己二姐共享，二姐也因此得幸。卢弘说：“当时，正随‘驾’伺候的中办副主任汪东兴，指着三妹悄悄对李志绥医生说：‘她妈妈要在的话，她也会领来孝敬皇上。’”

1961年，由于毛的隐秘生活被秘书们疏忽大意而泄漏，发生了震惊高层的“秘密录音事件”。由于这个事件，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录音事的疏于检查作检讨并请处分。”中共中央书记处还批评了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并决定给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副主任康一民以严重警告处分，给机要室副主任吴振英以警告处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秘书都牵连進去，受到了相应处分。同年5月17日，中央书记处批准了《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作出了关于中央和地方党政军群一律不准搞录音等五项规定。“秘密录音事件”引发的政治风暴还株连了中央和地方的一些单位的负责人，如徐子英、王诤中将等十四人。“拉皮条”高手叶子龙因而失宠，被逐出中南海，文革中又因此案被监护审查达七年之久。

“秘密录音事件”是个什么样的事件？从杨尚昆的日记注释和叶子龙的回忆录中看得出，对毛泽东的录音始于1958年11月。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更准确、更完全地保存党中央会议和中央领导同志在会议上的讲话的历史文献资料。录音建议是叶子龙首倡的。作为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和中办机要室主任，叶子龙觉得有责任利用现代化的记录手段，“尽量把毛泽东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为此，他曾多次向上司杨尚昆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过这个建议。事后披露，最高权力层面也接受和执行了这个建议的，毛泽东本人也认可了录音的做法。毛曾对叶子龙说:“录音要搞个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但叶子龙为了“尽量把毛泽东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更准确地把握毛泽东思想，在请示了中央有关领导后，便背着毛泽东，在毛的专列上安了窃听装置。这一安，便捅出了个大马蜂窝。

李志绥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书中写道：

一九六一年二月，也就是春节后不久，我们乘毛的专列前往广州。

汪东兴一上路似乎就有不好的预感。毛此行带了更多的女人。汪东兴出发后便跟我说：“两个女的赛过一面锣。”……离开杭州，去武汉，中经长沙，火车停在长沙郊外黑石铺机场。毛召集湖南省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和省委几个人到火车上谈话。毛与幼儿老师在他车厢内厮混很久后才姗姗出现。张平化和湖南省省委书记之一王延春在隔壁车厢里等了很久。王是河北人，保留着农村中蹲着谈话的习惯，一直蹲在沙发上。会谈开始后，我、幼儿老师、两位机要员到火车下面散步。机要室录音员刘凑过来，同我们一起走。大家正在说说笑笑地走着。

刘对着幼儿老师说：“今天我可听见你说话了。”

她愕然问刘：“你听见我什么话？”

刘笑着说：“主席见张平化书记以前，在卧车里，你不是催他起来穿衣服吗？”

她又问：“还听到什么？”

刘嘻嘻地笑着说：“都听见了。”

这时不止是幼儿老师，两位机要员都呆住了。幼儿老师脸色大变，急忙走回火车上去。

张平化他们谈过话后，毛说休息一下就开车。幼儿老师马上去找毛。她向毛讲了火车上安装了录音设备。

随后毛把汪叫去他车厢谈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汪向毛讲，他调回来，这是第一次外出，不晓得谁让录音的。汪出来以后，专列便向武汉全速驶去。

这就是毛泽东同幼儿教师床上引发的“秘密录音事件”。如果在欧美国家，一定是个闹得满国风雨，甚至鸡飞狗跳墙；但在中国，老百姓有权知道的是“伟大、光荣、正确”，哪能允许你们知道这些不该你知道的“谣言”。

面对“谣言”，笔者曾察阅过一些批判李志绥的文章和回忆录。但在“主旋律”导向严格审查控制下因而诚信缺失的中国，这些批判文章和回忆录，究竟有多少是真实史料？究竟有多大“辟谣”价值？这里摘要介绍一篇《戚本禹批判李志绥的回忆录》文章，是九十年代，美国《达拉斯时报》编辑陆源采访戚本禹时的记录整理稿。戚本禹何许人也？他是文革初期趋附于毛泽东身边曾大红大紫过的秀才也。

采访中，戚本禹说：“李志绥对毛泽东玩弄女人的指控是谎言和捏造。”“李志绥写的那些黄色的、下流的东西，其实是从地摊上的黄色小报上改头换面抄袭来的。”因此，戚得出结论说：“作为一个留洋的医生”，“李志绥在政治观念上的无知与庸俗”。惟其如此，戚对李的政治、思想也做了全面否定。他说，李志绥“在哲学思想上，他很浅薄、极其浅薄”，“政治常识比较贫乏”，“总路线、大跃進、人民公社……要求李志绥讲清楚这个问题，就他的水平和经历，也是不可能的。”对于文革，戚说：“可以说关于文化大革命深远的历史根源，关于它的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以及与此有关的种种历史奥秘的探索，李志绥连门槛还没有跨过。”对李的人格，戚说：“李志绥不过是个为了三十块银币而出卖自己导师的犹大。”

笔者无意评论李志绥和他写的书。看过上面这些文字后，笔者深深感到，由于怂恿红卫兵揪斗并打断彭德怀两根肋骨有功、成为毛和“四人帮”打手而坐狱十八年的戚本禹，还保持着四十年前那种“义正辞严”、“大义凛然”的品格。1967年4月1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的文章，首次公开攻击国家主席刘少奇，从而轰动华夏，使他名扬天下。他在文章中这么说：

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笔者：指刘少奇），无视历史事实，无视毛主席的警告，仍然借着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美化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就是为了推翻人民的江山，破坏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使革命胜利的果实落在资产阶级的手里。

……江青同志，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几次在会议上提出要坚决批判《清宫秘史》。但是，陆定一、周扬、胡乔木等人却大唱对台戏……江青同志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义正词严地驳斥了他们这种反动的、荒谬的主张，坚持要批判这部影片。

……但是，被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歌颂的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对义和团反帝的革命群众运动却抱着刻骨的阶级仇恨，竭尽诽谤污蔑之能事。

无限崇拜毛泽东的戚本禹，在文章中所使用的这类“无产阶级”式高亢激烈、暴戾乖张的言辞比比皆是，举不胜举。他四十年前的文格与九十年代的说格，有多少差别？一部揭露清宫权斗内幕的影片，竟被他斥为“卖国”，進而又把影片的称赞者断为“推翻江山”、“破坏专政”的罪犯。由此可见，他对“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以及与此有关的种种历史奥秘的探索”是多么深刻！！须要声明的是，笔者引用上述文章，不是想证明戚拿了谁家的“三十块银币”，也懒得说他曾经为虎作伥。

毛泽东荒淫无度，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他上床纵淫欲，立地呈君子。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说：“党的教条越道德化，毛主席私生活越是资本主义化。”为了维护毛泽东“伟大、光荣、正确”的光辉形象，中共把这种毫无廉耻的糜烂生活，列为党和国家高度机密，任何人胆敢泄露，都将受到严惩。例如，“拉皮条”高手叶子龙，因“秘密录音事件”失宠而离开中南海后，怨言颇多，曾多次宣扬毛的桃色新闻，终于祸从口出。刘少奇闻听大怒，立即下令：“这是污蔑我们党，把他抓起来枪毙！”要不是叶子龙曾有恩于周恩来、彭真等大人物，早没命了。在周、彭等人的斡旋下，叶算保全了性命。

还有一位空军女舞蹈演员，某部副参谋长的女儿，在毛死后，因生活不太如意，声言要写一部“中南海宫廷秘事”，将交给台湾出版。为防“党和国家高度机密”被她泄露出去，立即被安全部门“圈”了起来。“圈”在那里？直到今天，她父母也不知道：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只好听天由命。在同一世纪的两个不同国度里、又同与本国“最高”有染的两个不同女人，中国的她就没有莱温斯基小姐幸运。莱小姐与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性丑闻”被爆光后，立刻成了全世界耀眼的明星，一连串的聘约使她应接不暇，而总统克林顿则被检查官、媒体、国会搞得焦头烂额，无以对应，差一点被弹劾下台。中美差别：天上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