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族主义的目标也是社会繁荣

(摘自：米塞斯《全能政府》，可二译本)

有人相信，他们通过确定民族主义的非理性特征，已经令人满意地解释了民族主义的原因。他们认为，假设人类行为总是理性的——通常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这样认为——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说，人类不是理性的存在。人类行为的终极目标，如果不总是，也常常是非理性的。人们自己所属的民族、国家、种族、语言族群或社会阶层之荣耀与伟大，就是这类非理性的目标，人们更偏爱这类目标，而非增加财富和福祉或提高生活水平。人们不喜欢和平、保障和平静的生活。他们渴望战争和征服带来的风流云变，渴望变革、开拓和铤而走险。他们享受杀戮、抢劫和破坏。他们向往在战鼓擂动、号角四起和军旗飘扬时挥师向敌。

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理性和非理性的概念只适用于手段，而决不适用于终极目的。人们通过自己的价值判断在互相冲突的最终目的中做出选择，这种价值判断既不是理性的，也不是非理性的。这些价值判断是独断的、主观的，是个人观点的产物。不存在诸如客观的、绝对的、独立于个人偏好之外的价值之类的东西。维护生命通常被视为一个终极目标。但是，当生命只能在当事人认为无法忍受的处境下得以维系时，总有人宁愿舍生求死。人的行动总是被视为不等同的两种有益的或有害的选项中作出选择。在完全对等的情况下，人们保持中立，不会采取行动。但是，何者有益，何者更佳；或何者有害，何者更糟，取决于主观的标准。不同个体会作出不同的判断，且会根据其处境不断改变。

只要我们将理性和非理性的概念应用于价值判断，我们就将目的归结为手段了。我们是在谈论我们所设定的临时目的，我们是在考量我们的选择是否是实现目的的有效手段。如果我们探讨他人的行动是否理性，我们就是在以我们自己的判断取代他人的判断；如果我们探讨自己过去的行动是否理性，我们就是在以我们现在的价值评估取代我们过去行动时的价值评估。

理性和非理性总是意味着：从目的的角度看是否合理。没有诸如绝对理性或非理性之类的东西。

我们现在可以理解，当人们认为非理性动机是民族主义的特点时，他们想说什么。他们的意思是，自由主义错误地认为，人们更渴望改善其福祉的物质条件而非实现其他目的，例如民族荣耀、享受危险刺激的生活或沉湎于施虐的快感。他们说，人们之所以拒绝资本主义和自由贸易，是因为与实现自由主义认为至高无上的那些目标相比，人们宁愿追求其他的东西。人们并不追求免于匮乏和恐惧的生活，也不追求稳定提升安全感与富裕度的生活，而是追求极权主义独裁者提供给他们的特殊的满足感。

无论这些陈述是真是伪，它都不取决于哲学或先验的因素。它们是关于事实的陈述。我们需要问问，我们同时代人的态度是否真如这些解释使我们所相信的那样。

毫无疑问，的确有一些人更愿意实现其他目的，而非改善自己的物质福利。总是有人为了从事那些他们认为正确和合乎道德之事，自愿放弃许多快乐和满足。有人宁愿殉难，也不愿意放弃其所信为正确与合乎道德的事情。因为想自由地探寻真理和智慧，他们选择贫穷和被流放。在文明、福祉和启蒙的进程中，这样的人成就最为崇高，这些人勇敢地面对一切危险，反抗强大的君王和狂热大众的暴政。其中包括被烧死在火刑柱上的异端，被处死的哲学家们（从苏格拉底到布鲁诺），无惧凶残迫害、英勇坚守信仰的基督徒和犹太人，以及许多其他诚实和忠贞的先驱，他们的其受难不那么惊人，但同样真实可信。这些人的壮举史不绝书。但这些舍生取义、慷慨赴死的事例总是例外，这是少数精英的特权。

更为真实的是，总有人追求权力和荣耀。但是，这种雄心与对更多财富、更高收入和更奢侈享受的普遍渴望并不对立。对权力的渴求并不意味着放弃物质改善。相反，人们希望有权有势，是为了攫取更多财富，与其他取财方式相比，这种途径所获更多。与服务于消费者相比，许多人更期望通过抢劫来获得更多财富。许多人投身于冒险的事业，因为他们自信这样做更容易成功。希特勒、戈培尔（Goebbels）和戈林（Goering）根本不适合任何诚实的工作。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那些不诉诸暴力的事业中彻底失败了。他们为权力、荣誉和领袖地位而奋斗，并因此成为当今德国最富有的人。宣称他们的“权力意志”乃是与对更多物质利益之渴望相反的东西，这是无稽之谈。

在我们的研究中，此刻我们必须探讨对现代民族主义和战争的解释。这种解释不仅关涉政治领袖，也包括他们的追随者。与此有关的问题是：人民——选民和当代大众——是真的因为更在意充满危险的贫困生活而非和平与安全的富足生活，才倾向于放弃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自由贸易，并以国家控制主义（干预主义或社会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战争以及革命取而代之吗？他们真的偏爱在无人比他们更优越的处境里变得更贫穷，而不愿意在有人比他们财产更丰足的市场社会中变得更富有吗？他们真的是在尽管充分明白，干预主义、社会主义和无休止的战争带来的混乱，对他们来说必然意味着更贫困和艰苦的情况下，而选择了支持这些东西吗？只有缺乏任何现实感和基本观察力的人，才胆敢对这些问题给予肯定的回答。很明显，人们之所以在过去放弃自由主义，且如今正与资本主义作斗争，是因为他们相信干预主义、社会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会使他们更加富裕而非贫穷。社会主义者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告诉大众：我们希望降低你们的生活水准。贸易保护主义者没有对大众说：进口税将损害你们的物质福利。干预主义者建议实行其措施时，也没有指出这些措施会对公共福祉产生有害的影响。相反，上述群体一再坚称他们的政策将使其追随者更加富有。人民喜欢国家控制主义，是因为他们相信，国家控制主义会使他们更富有。人民放弃资本主义，是因为他们相信，资本主义剥夺了他们的公平份额。

1919年至1933年之间，纳粹主义的宣传要点是：全世界的犹太人和西方资本主义造成了你们的苦难；我们要同这些敌人作战，以使你们更加繁荣兴旺。德国纳粹和意大利法西斯为原料和富饶的土地而战，他们曾向追随者许诺富有和奢侈的生活。意大利神圣的民族利己主义（sacro egoismo）并非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而是强盗的精神。墨索里尼称颂危险的生活方式，并非崇尚其本身的价值，而是因为它是一种获取丰盛战利品的手段。当戈林说，枪炮比黄油重要时，他的解释是，德国人在近期内不得不限制黄油消费，以便获得征掠世界上所有宝藏所需的枪炮。如果这是利他主义、自我牺牲或非理性的理想主义，那么“布鲁克林谋杀辛迪加”的先生们就是最完美的利他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

所有国家的民族主义者都成功地使其追随者相信，只有他们所建议的政策才真正有利于整个国家、所有诚实公民和“我们”的福祉；所有其他政党都背信弃义地打算将自己民族的兴盛出卖给外国人，给“他们”。他们通过自命为“民族主义者”暗示其他政党支持外国人的利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耳曼民族主义者称自己为“祖国的政党”，因此将所有那些支持和平谈判，支持诚挚地声明德国无意于吞并比利时或不再以潜艇击沉游轮的人们贴上民族之叛敌的标签。他们不承认其对手对公共利益也怀有真诚的情怀。在他们眼里，谁不是民族主义者，谁就是内奸和叛徒。

这种态度在当代所有反自由主义的党派中都很常见。例如，所谓的“劳工政党”就自称只推崇有利于劳工利益（当然是物质利益）的举措。谁反对他们的纲领，对他们来说，谁就成了劳工的敌人。他们不允许理性地讨论其工人政策中的狭隘自私的特性（expediency）。他们头昏到根本不理会经济学家提出的所有反对意见。他们所推崇的就是好的，他们的批评家所鞭策的，对劳工来说，就是坏的。

这种毫不妥协的独断论并不意味着民族主义者或劳工领袖赞成其民族或阶级之物质福利以外的目标。它仅仅说明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即以错误的多元逻辑主义（polylogism）取代合理的讨论。下一章我们会讨论这个现象。

注：

可二先生的译本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尚未出版，如需电子版可添加公众号“可二碎碎念”向他索取。可二的译本添加了海量的译者注释；对米塞斯知识广度和深度稍有了解的读者应该很清楚，这样数量庞大的注解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