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梁启超的新民理想是平等主义，而儒家的人格理想是精英主义
志雄走读与投资 人的行为学 2024年10月12日
《第六章 新民：权利和自由》：
个人独立的自由在梁的自由思想中即使有，也是微不足道的。梁的宪政思想可作为这一论点的很好说明。几乎从一开始接触西方思想时，他就迷上了西方的立宪政体，将它作为矫正传统专制制度的有效办法。对他来说，立宪政府与众不同的只是一个有限政府，它的实质内容可归结为两部分：成文宪法的颁布和立法机关在立宪政府中居首位。换言之，在西方立宪政体中使梁感兴趣的主要是这一思想——政府应该根据颁布的宪法组成和运作，在这当中，民选的立法机关扮演主导角色。
梁对西方这种现象的兴趣最终来自他的这一信念——立宪政府是一个能够确保大多数人政治参与的制度。必须指出的是，在这个问题上，西方立宪政体的主流主要关注人们通常所称的保护主义，或一种法律上保护公民自由的制度，其次才关注组织政府的具体方法。在梁看来，似乎正好相反，立宪政体主要关注组织政府以确保公民政治参与问题，对保护公民的自由问题的关注只是略为触及。
梁对立宪政府认识的侧重点与西方不同的原因，在他对“群”的集体主义关注中一定可以找到。他最关心的是建立一个团结强大的民族国家，他相信政治参与能有助于后一目标的实现。虽然他不是不了解从个人独立意义上理解的自由，但他是如此全身心地关注国家的独立，以致于他往往将任何有关个人自由的法规都看作是对他怀抱的集体自由这一目标的潜在伤害。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不认为个人自由是自由思想的一个必要内容的原因。也许是同样的原因，他甚至在《新民说》的某一部分，站在集体自由的立场上，极力否定个人自由：“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野蛮时代，个人之自由胜而团体之自由亡；文明时代，团体之自由强，而个人之自由减。”这种态度导致梁把西方的立宪政体看作是一种确保公民参与的政治措施，而不是将它看成一种保护公民自由的制度措施。
这里要指出的是，梁的自由思想在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人中是非常典型的。他们同样优先关注国家独立的自由和参与的自由。但当形势需要的时候，他们往往为了前者而牺牲后者。不管这些自由思想是如何地流行，它们与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的主流无关。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的主流，以摆脱公众控制的独立之自由为核心。当然，这些思想与古代希腊政治思想理解的自由相似。
必须注意的是，当古代希腊人讨论自由问题时，他们考虑的主要也正是他们社团内一些公共事务决策中的政治参与。积极参与城邦政治生活的古代希腊人，对个人独立意义上的自由知之甚少。他们没有公民自由的观念，城邦公民的个人生活也绝不是脱离公共的干预。在这个问题上，同样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希腊人对参与自由的热情与对各自城邦独立自由的热爱结合在一起。与梁一样，希腊人也认为群体的独立自由是第一位的。他们普遍认为，当群体自由遭到威胁时，个人自由必须被放弃。由于梁的自由思想与古代希腊人自由思想的这些相似点，所以这些年里梁一直是古希腊政治生活的热情赞美者便绝非偶然了。并且，梁看来丝毫没有觉察到古代雅典的自由与近代英国自由的区别，他把两者一并看作是西方自由的主要范例。在这种不加区别的等同中，个人独立的内容显然被忽视了，而它恰恰是英国近代自由思想的核心，同时也是区别古代自由和英国近代自由的关键所在。
《第六章 新民：社会功利和经济增长》：
我们对梁的新民理想从儒家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逐渐发展而来的过程已作了考察。为了使梁的新民理想变得更为清晰，有必要先将它与儒家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作一比较，然后再与西方民主的公民理想作一比较。
首先，儒家人格理想和梁新民理想谈论的要点是不同的。儒家的人格理想只适用于君子——社会中的道德精英分子。梁的新民理想意指政治共同体内的每个成员。政治共同体的个体成员在儒家政治文化中很少成为关注的焦点，重点总是放在道德精英分子上，认为在政治中只有他们才是重要的角色。
儒家人格理想和梁理想的公民是否同样怀有政治参与的思想呢？答案不能是一个明确的“是”。固然儒家的君子和新民都有参与团体政治生活的义务，但因为各自参与的政治构架是不同的，因此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在新民那里，政治参与采取行使选举权的形式；在儒家的君子那里，政治参与采取仕途或非正式的地方领导的形式。此外，在梁看来，经常被忽视的是，国民的政治参与是向共同体的所有成员敞开的，而儒家的人格理想却包含着将共同体的大多数成员排除在政治参与之外。换言之，儒家人格理想的另一面存在着那些政治上没有政治权利、被迫服从道德优异者领导的臣民。在这方面，儒家的人格理想基本上是精英主义，而梁的新民理想实质上是平等主义。
在有关“忠”的不同看法中，也可看到儒家人格理想与梁新民理想之间的区别。一个公民最高的“忠”显然是国家或国民这一共同体。一个儒家君子期望的最高的“忠”却没有明确的规定。例如，儒家君子最高的“忠”应该对国家还是对家庭，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冲突，这些都没有加以明确说明；也没有明确指出君子最终应该对统治者尽忠还是对儒家的道德理想尽忠，或者是对人们通常所说的“君统”尽忠还是对“道统”尽忠。
信仰奉献或信仰为国家和社会作贡献，自然被纳入儒家的人格理想和梁的新民理想中。但对于如何能作出最大的贡献，它们各自的看法相差极大。就一个儒家君子来说，只有一种办法，即通过政府机关实现他的信仰。根据梁广义的社会功利观，一个公民可以通过设想出来的各种不同途径为社会和国家作出他的贡献。换言之，在梁的国民人格理想中，至少在文化上绝对认可近代职业专门化和职业奉献。
最后，在梁的新民的人格理想中，人们一定发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公民进取精神的特征，它与意大利马基雅维利特有的美德理想十分相似。正如卡尔·弗里德里希详细说明的，“美德不仅是统治者和领导者，而且也是一个共和国家的公民需要具有的一种优点。”它“包含有男子汉的气概，即胆力和勇敢，但同时也自我约束，有坚定不移的信念。美德指的是一种战斗的意愿，但同时也指一种为同胞献身的意愿，它意味着要有成功的决心，但意味着承认应尽的公民义务。”如果人们记得梁在新民中对竞争、未来主义、冒险进取精神和国家利益至上等理想的热情赞美，那么它们与美德诸品质之间的相似是显然的。
美德还表达了儒家传统中缺乏的某些品质。首先，它与儒家强调谦虚、平和的价值观格格不入。更重要的是，儒家人格理想的一个独特之点是它最终以道德为取向，而美德实质上是非道德的。根据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的看法，美德“可以包括一些道德品质，但主要是指明某些好动的东西，某些由自然赋予人类的东西，英雄主义和完成重大政治和军事行动的力量，尤其是指建立和维护兴旺的国家”。实际上，它分明是一种与近代国家的出现相适应的人格理想。因此，正如迈内克进一步详细说明的，它“决不是不受约束的自然力，而是已转变为合理的有目的的行为的力。”由于近代国家思想对儒家的政治传统来说具有某些新的内容，因此美德对儒家的道德传统来说也有某些新的东西。
将新民与近代西方民主国家的公民理想作一比较是有益的。无可否认，西方民主国家的国民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的含义并不是很明确的。但大体上可以肯定地说，近代民主国家的国民由西方遗产中的三种文化传统构成：希腊、希伯来和罗马基督教。这三种传统每一种都为近代国民的形成作出了一份重要的贡献。参与思想来自希腊，奉献思想来自希伯来，个人本位思想来自罗马基督教。如果这三种思想放在一起考虑，那么西方的国民包含一个两重性的自我——社会的自我和个人的自我。一个公民有承担参与社团和为社团作贡献的义务，但也被赋予由公民自由和权利制度保护的不可侵犯的个人的权利。因此，西方的公民被认为既是一个社会上的人，也是一个单个的人；既在社会之中，也在社会之外。显然，在西方国民的两重性中，社会的自我和个人的自我之间存在一种紧张的关系，但重要的是，这种紧张关系对近代民主国家国民的形成实际上不是有害的，而是必要的。
然而，社会的自我和个人的自我之间这种紧张关系在梁的国民思想中显然是不存在的。集体主义是梁国民思想表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特征，新民的社会的自我几乎完全掩盖了个人的自我。不容否认，梁在有关国民的描述中经常倾向于将西方个人的自由等同于克己和束性。其实正如我们后来将要看到的，当梁着手提出他对个人自我独特的看法时，束性思想成了个人自我的核心。梁从克己意义上来理解个人的自我，主要是为了公民实现其社会义务。因此，它必须与西方民主国家的国民涉及的个人自我区别开来。在这一意义上，后者实质上是指每个个人都有一个个人的天职，即通过天职的追求而获得的满足将由个人的情况来判断，而不是根据任何可能产生的社会结果来衡量。从这一观点来看，梁的国民思想更接近于以集体主义取向为核心的古希腊的国民，而不接近于以个人主义作为一个重要因素的近代民主国家的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