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欧洲方案是一个意在促成沦陷区早日进入和平发展阶段的战略设计。
它试图降低在乱世中重建秩序的门槛，试图提高普通人在乱世中活到最后的概率。
在新欧洲方案的构想中，只要社会自组织能力恢复到了能让小区居民、企业工友“抱团取暖”的程度，只要地方豪强“发育”到县一级规模，你们就能看到曙光。
因为按欧美的成熟经验，在郡县一级的自治基础上建立国家秩序是完全可行的。
只要郡县一级的地方豪强承认自己力量薄弱、很难靠武力征服邻县以壮大自身的现实，只要这时有外部力量介入，鼓励县与县之间通过和平协商组成松散的联盟，休兵止战，合作恢复生产，你们就能看到和平的曙光。
我为什么说新欧洲方案是“送给你们的礼物”？
因为这个把在沦陷区恢复和平的门槛降低到“县一级自治能力生成”的方案，让被流民与富户的攻防战裹挟的你们，在乱世中，只需要成功建立或依附一个县级豪强，并引导他加入新欧洲方案，接受从上海和香港流向沿海诸省，一路层层递进的技术援助和物资援助，你所在的地区就有机会顺利恢复生产，归入产业链阵营。
因为这个方案让在乱世中挣扎求存的你们有了一条近在自己能力范围内的生路——首先，依附本地豪强，促成县一级甚至村镇一级的自治。
然后，基于对新欧洲方案的了解，在寻求海外支持的同时，以“能否接受新欧洲方案”为标尺，辨识敌友。
最后，和同样能接受新欧洲方案，接受“与邻县和平协商组成松散联盟”做法的其他豪强一起，确立彼此和平共处，平等互惠的原则，组建规模不大于省域的联邦。
新欧洲方案寻求的，不是“你们都接受我的统治”，而是“各方豪强在县级自治的基础上和平共处”。
在新欧洲方案的设计中，不会有人建立一个新的中央政权，并寻求中央对地方、政权对社会的绝对控制。不会有人需要“先实现绝对控制再自上而下的推行民主”。
在新欧洲方案的设计中，各族各地对独立的追求是受到鼓励的，对民主的追求则仅仅因“利诱”而生。
“利”从何来？
从恢复经济的强烈愿望中来，从恢复经济必须恢复的贸易，和恢复贸易必须构建的营商环境中来。
一旦各县豪强通过和平协商休兵止战，县与县之间的竞争就自然切换到和平发展的赛道，即使内心仍想通过整军备战获得更多安全保障，在军事实力只能靠军工产业产能做后盾的时代，每位豪强都得首先努力赚钱，并为了赚钱，拼命招商引资，展现自己对约束政治风险的诚意，以讨好欧美列国手握订单的“甲方爸爸”。
产业链逻辑会就此取得主导地位。
事情的另一方面，是新欧洲方案也能极大地降低在海外促成中华沦陷区民主转型的门槛。
关心墙内亲友的“润人”不需要倾家荡产捐款捐物，也不需要组建军队，才能促成沦陷区恢复秩序走向和平。
他们只需要在海外，为新欧洲方案收拢欧美政界人士支持而出力，为招纳专家学者向沦陷区提供技术支持而出力。
我早已分析过，促成中华沦陷区各族各地独立建国并走上和平发展之路，对欧美日韩等周边国家的好处。
这些好处，这份战略利益，本来就足以诱使各国接受新欧洲方案，在尽快给予新兴国家外交承认上持正面态度。
促成14亿人实现政治现代化，促成沦陷区顺利实现民主转型，这样的千秋功业，也足以诱使欧美学界的专家学者进入相关课题，对“加入新欧洲研究院”、“提供技术援助”等提议不生反感。
而促成中华沦陷区恢复和平，并永久性消除沦陷区对伤害链逻辑的执着和因坚持伤害链逻辑坚持帝国政制模式而对文明国家产生的战略威胁，对很难去除出身标记的海外润人群体也有益处。
在海外，新欧洲方案首先会是一个值得社科学界、战略分析家们探讨的议题。一种和“在帝国废墟上重建帝国”截然不同的，全新的可能性。
这是一个以地方自治为基础实现区域和平的现实方案，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秩序建构，这是一个以当地民情民意、豪强们对安全感的需求为基础，以海外社科专家的技术支援为臂助，让沦陷区尽快“学会和平共处”跳过“群雄逐鹿”阶段直接走向和平的现实方案。
并且在它落实以前，这仅仅是一个“学术议题”，以保护学术自由的名义，各国专家学者们理应有讨论它的权利。以支持学术研究的名义，一切有可能从中获益的人都有协助它扩张在政界商界学术界的影响力的权利。
和成功希望更渺茫，门槛更高，参与者风险更大的那些中国民主转型方案相比，新欧洲方案是关心沦陷区民众深重苦难的人们更好的选择。
是一个不需要涌现独一无二的领袖人物就能实现的选择，是一个允许绝大多数在传统的“群雄逐鹿”赛场中会落败身死的县级豪强活下来的选择。
是一个能让大部分活过最初期乱局的平民，沦为流民的平民，能尽快回归和平环境，回复“打工人”身份的选择。
我相信它值得成为你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