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政治制度的精要，就是让社会能完成对政府的“管理”。

这不仅是即将步入新时代的中华沦陷区各新兴国家需要考虑的问题，老牌民主国家包括美国也一样，美国人从建国之始，就一直在提防政府的失控。

但随着科技进步，随着武器日益精良，政府掌握的有组织武装力量相对于民间社会潜藏的反抗能力， 优势是越来越大了。

热兵器时代，“揭竿而起”的成功希望近乎于零，菜刀再闹不成革命，虽然暴君仍然对民间抗争极为忌惮，但真正能对暴君的权位和人身安全造成实质威胁的人不在民间，不在物理距离遥远且并不掌握武力的人群里。

在当前的技术环境下，想循“发动群众”的旧路推翻暴君夺取政权是极为艰难的，且极有可能是白白消耗了潜藏的有生力量。一个暴君一旦取得了政权，掌握了相对于民间反对者远为强大的有组织武装力量，民众再想由下至上的建立起一套制衡机制，就希望渺茫。所以，为民众计，在一个新政权建立伊始，“制衡”就需要成为制度设计者最优先的考量。

从个人角度，我相信王丹、魏京生、王军涛这几位就算当了民主中国总统也不会突然变成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坏蛋，我相信他们在终于有机会面对纵欲滥权诱惑时，都会竭力对抗，都会避免让自己半生清名被毁于“上台后”。

但如果一个政权的“不腐败”需要靠领导核心的个人意志、道德品质来维持，这个制度设计本身就是失败的。

在美国立国之初，宪法对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的保障，三权分立，选举制度中的许多细节，民众的持枪权，都是制度设计者预留的制衡。

当年的制度设计者，是试图通过“给民间留下足够抗争资源”来维系民间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力量平衡的。

这在美国建国之初，政府力量远远算不上强大，而民间社会维权意识和能力的发育相对成熟的情况下，是可行的。

但在今天，在与美国建国之初迥然有异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基础条件下，在民间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尚未发展成熟，不能仅因宪法赋予了制衡权利就在事实上承担起制衡任务的情况下，照抄美国当年的制度设计是不行的。

在全球各国民主化的历程中，有太多想照抄美国制度却失败的先例了。

这是我们需要警惕的，也是我在新欧洲方案的设计中着重考虑的。

当我设计新欧洲方案的时候，我想的虽然是整个中华沦陷区，我真正的落足点却只是上海。

作为一个受过“欧风”熏染的城市，上海虽然有相对于沦陷区其他省份、城市更深厚的法治观念传统，但毕竟久在中共治下，当民意与政府意志发生冲突时，民间的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虽然在中共国算“天花板”，和真正的民主国家相比却只能算“地板”。中共“清零”期间上海市民被迫承受的苦难就是证据。

所以，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单纯依靠上海民间现在的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制衡上海政府，并不是一个合理的构想。

上海政府需要被更多力量监管和制衡。

所以，通过新欧洲方案，上海会尝试借助几个方面的力量。

第一，就是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力量。

当上海主动承接“做民主桥头堡”历史使命时，上海就是主动将自己放到了欧美老牌民主国家的影响力监管之下。

而当上海决定恢复“华洋共治”模式时，当上海政府中至少部分核心成员需要考虑离职后在其母国的政治声誉时，“纵容上海政府变成一个腐败滥权的机构”就不符合他们的利益。

第二，就是周边其他新兴国家的力量。

当新欧洲成为一个由新兴民主国家集群构成的“东亚国际社会”，新兴国家之间的和平竞争，就会构成让上海政府保持理性的外部压力。

长三角不是只有一个上海。

在百废俱兴，大家都急着恢复经济填补债务天坑之际，你不珍惜人才，别人会，你不珍惜企业，别人会，你不好好打造营商环境吸引外资，别人会。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话正适合未来上海的掌权者们，即使他们可以不顾上海民众的意愿肆意行事，在群雄环伺之下，他们也必须谨言慎行。

第三，我会借用“统派”的力量。

在中共国长年宣传洗脑下，许多人都把“反分裂”当成了最符合道德的政治正确。思维惯性会让他们一直保持着对各新兴独立国家的批评态度，而在一个事实上分裂分治的中华沦陷区里，他们当然会有容身之所，会有发出声音的空间，甚至会有许多附和者。

他们将是生活在上海共和国境内境外的“永远的反对派”。他们会一直紧盯着上海政府的一举一动，以寻求嘲讽、贬低独派，宣扬大一统主张的依据。

第四，我会寻求全世界社科学界的力量。

在我的方案中，上海制度设计的细节不会是由我个人完成的。这个重要的任务，会面向全球招标，会通过募捐设立奖项，被设为全球社科学界专业人士的研究目标。

新欧洲方案会寻求全球所有社科领域专家学者的“技术支持”，而且这不仅在需要进行制度设计的初始阶段。为上海的政治制度做设计、做修正的“权利”不会仅限于上海公民，它面向全球，永远开放。

在各个方案中进行选择，最终拍板执行的权力，才是上海选民们独有的。

有了这四重助力的“保驾护航”，我相信，上海民间社会的维权能力是可以从稚嫩到成熟逐渐发展起来的。

而作为一个首先成熟起来的新兴民主国家，上海也就会有足够的实力成为沦陷区民主转型进程中的“定海神针”，促成新欧洲的共同发展。 nostr:nevent1qqs9fgylm4ndu6g4wwjxrewdpgj7ercwcafa403u0ry4pc7r62yetnszyr4zasa0v750z7nkyufqhterpx7gxdnh8lllntj720ftj5q7gvlg2dayvm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