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网友提到吴晗对大饥荒的冷血言论,其实,这可能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共同思路: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信奉所谓“历史必然性”,基于一种缺乏人性的大局观,视牺牲为必然,视部分人民为代价。

叹一口气,我得提提“顾准”。在1960年从乡村回到城市后,哪怕亲眼目睹农民的大量死亡,顾仍认为阶级斗争、人民公社、奉行斯大林主义之类,包括“消灭过剩人口”,是历史的必然,只是过于残酷,令他悲悯,只能选择回避。他如此评价毛——【这是一个历史的悲剧。虽然从历史来说,这个悲剧是无可避免的,然而他们的救命恩人却全然不懂得这个问题。不,或者应该说,1958年以前他不懂,以后他逐渐懂得了,并且摸索一些解决办法,他试过好几个药方,结果选择了现在的药方--马列主义的人口论,恐怖主义的反右斗争,驱饥饿的亿万农民从事于过度的劳动,以同时达到高产、高商品率的农业与消灭过剩人口--是最堂皇、又是最残酷、最迅速、最能见效的办法。若说这也将记入史册成为丰功伟绩,那确实与PeterThe Great(彼得大帝),与曹操一样。他是聪敏人,他是有意识这样做的。从这个意义来说,他应该感谢1959的天旱,并且也有一种说法,叫做把坏事变成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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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前的思想家杜亚泉曾经如此分析中国的“智识阶级”——【吾国之智识阶级向来生活于贵族文化及游民文化中,故其性质,显分二种。一种为贵族性质,夸大骄慢,凡事皆出以武断,喜压制,好自矜贵,视当世之人皆贱,若不屑与之齿者。一种为游民性质,轻佻浮躁,凡事皆倾于过激,喜破坏,常怀愤恨,视当世之人皆恶.几无一不可杀者。往往同一人也,拂逆则显游民性质,顺利则显贵族性质。或表面上属游民性质,根柢上属贵族性质。】

杜的分析,至少于一部分涉足政治的知识分子那里,尤其是信奉马列主义历史必然性的,得到印证。这意味着他们的悲悯之心虽然有,却也认可并臣服于某种大局之下,所以,他们采取“君子远庖厨”的立场。

当然,顾准,终于,在后来转而对马列主义产生了困惑和反思,这是他勇气和良知的所在,相比于吴晗之类,已是天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