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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前金庸在《明报》上发表文章《为什么采取不同的标准？》。开篇就问：

“中英、中俄签订的都是不平等条约，根据这些不平等条约，英国占了香港，俄国占了中国150万平方公里土地。俄国所占比英国所占的多了1500倍。但现在北京的态度是：香港的主权非收回不可，中英之间的三个不平等条约绝对无效；俄国占去的大片土地中国并不要求收回，而且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可以作为划定两国边界的基础。──为什么处理同样的问题，（中共）采取截然不同的标准？”

对于金庸的文章，中共无力反驳。

据香港媒体人程翔回忆，当时中共外交部新闻司的一位官员对他说：碍于金庸拥有的社会影响力，中共外交部无奈特地组织清史学家、边疆史地问题学者以及边界法律专家研究如何批驳金庸，结果，学者们表示难以反驳，说只有请邓小平去“做金庸的工作”，以防事态扩大。

在这之后，为了让金庸闭嘴，中共多管齐下，对金庸进行拉拢：

拉拢第一招，是在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会见了香港《明报》创办人和社长金庸。金庸成为邓单独会见的第一个香港人。

第二招，中共对金庸的武侠小说，在中国大陆“开禁”。1983年，金庸小说首次获准在“深圳书市”参展。1985年，天津的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金庸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1994年，三联书店推出《金庸作品集》36本，前五年每年5万套，后三年每年3万套，共计1332万册。

第三招是，在1985年6月10日，任命金庸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同年12月18日，金庸被中共任命为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

第四招笼络金庸的手段和他父亲有关。金庸的父亲查树勋，在中共镇反运动中，被划为“黑五类”之首的地主与恶豪阶级，于1951年遭枪决示众。直到1985年7月23日，中共为让金庸封口，指示浙江省海宁县法院平反了查树勋。

为了堵住批评者的嘴，使用了不同的招数。这个统战手段屡用屡灵，中国人哪还有民族脊梁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