阵营划分，敌友区分，一直是人与人之间展开争战时的重要环节。
但在历史上，绝大多数时候，用于区分敌友的依据是身份标签，是部族归属，是民族、种族、肤色、信仰，有时也是性别、职业、阶级……是并非个人可以自行选择的身份。
因此，在历史上，被卷入争斗的个人通常是无法选择自己的阵营的。
即使你从未伤害过任何一个胡图人，在卢旺达大屠杀中，你作为图西族人也会被当成屠杀对象。只因你无法选择自己的族裔身份。
但在新的政治正确里，在新的阵营划分标准里，当标准被清晰化为伤害者与生产者，当行为模式和行为模式背后的底层逻辑成为区分敌我的依据，每个可能被卷入争斗的个人，就都有了选择阵营的机会。
因为你是可以选择成为生产者的。
产业链逻辑的特征之一，就是它对所有想加入的人都敞开怀抱。
劳动力市场并不会把求职者拒诸门外，虽然每个雇主都有自己的用人选人要求，但市场本身不设门槛。
就象虽然消费者购物时会有自己的选择倾向，却没有哪个消费者会拦着你，不让你成为卖家。
只要你愿意选择成为生产者，选择一种以创造为生的生存方式，产业链逻辑就会接纳你，就会视你为生产者。
反过来，只有当你自己选择了伤害者的谋生方式，选择靠输出伤害来获得所需资源的生存方式时，你才会被视为罪犯，才会在生产者的眼中，被归入伤害链阵营。
当新的阵营划分是依据当事人的选择，依据当事者的行为而作出，这就意味着新的阵营划分标准能最大限度的减少对无辜者的殃及。也就意味着两大阵营的争斗能最大限度地保持对现代道德理念的尊重。
因为当你不再以国别、族裔、信仰等标准划分敌友，当你的战斗，是对犯罪行径的回应而不是对某个身份标签的泛化攻击，你的战斗就成为和“警察追捕通缉犯”极为相似的行动。
以生产者的立场看，没有一个伤害者是无辜的。
“春秋无义战”，是因为那时的战争，多半基于历史恩怨，多半是伤害链与伤害链之间的战斗，而伤害链本身认同的是丛林法则，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不论胜败，每条伤害链的链主都不是“义人”。
但只要新的阵营划分标准被确立，“义战”就有可能出现。
生产者，渴望凭自己的创造力安居乐业的生产者，有充分的理由抗拒伤害者的剥削，有充分的理由把试图靠输出伤害干扰生产活动为生的伤害者视为罪犯。
放在中共国的背景下看，打工人有没有充分理由把贪官污吏视为罪犯？顾客有没有充分理由把奸商视为罪犯？病人有没有充分理由把黑心诊所、莆田系视为罪犯？
在如今的中共国，每当生产者、打工人们试图维权，试图维护在制度性困境中处于失权状态下的自己那一点少得可怜的合法权益，维权者就会遭受到和罪犯一样的待遇，会上黑名单，会被“赋红码”，会坐不了高铁，进不了北京。
在一个罪犯统治着的国家，在一个以犯罪团伙为执政党，为统治集团的国家，无罪者得到了罪犯的待遇。而真正的罪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在属于生产者的国家却总是被待若上宾。
今天的政治现实，是现实的历史渊源的结果。
习惯了“春秋无义战”，习惯了以少数派之姿与在地球村里占多数的伤害链国家打交道的产业链国家，一直没有敢在国际社会，在外交领域高扬道德的旗帜。
产业链国家一直在尊重由伤害链时代沿袭至今的既有的外交规则，并因此付出道德声誉上的代价。
也因此承受着试图与伤害链国家长期和平共处的代价——巨大的国家安全风险。
生产者试图与伤害者长期和平共处，就象诚实守信的打工人想和抢劫杀人犯长期合租而不受欺压，无异于与虎谋皮。
在双链争持、阵营分化的大趋势下，在日益增长的安全焦虑让选民们倾向于“立场鲜明、敌友分明”的政治家的时刻，欧美的保守主义出现了回潮。
这是政治界、思想界仍然没有找到比旧时代的身份标签更准确稳妥的阵营划分标准的标志。
民粹主义、本土主义的抬头，是社会情绪受到阵营分化需求牵引的结果。是安全焦虑增长时期，惶然不安的民众想弄清“谁是我们的敌人”的结果。
这个时候，谁站出来大声回答问题，谁就会获得选民的支持。
但如果不肯在观念上有所创新，如果只懂在旧时代的工具箱里翻找答案，保守主义政客将在一时获得选民的情绪化支持后，因引发大量争议，引发社会撕裂而陷入困境。
因为民众真正寻求的，是对“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的社会共识，而不是从旧时代的工具箱里找出来的随便一个身份标签，不是一个在已经熔合了太多元素的现代社会里会造成族群撕裂的争议性答案。
谁是我们的敌人？
伤害者是我们的敌人。对我们生产者输出伤害的，坚持这种行为模式的，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维系“输出伤害获得奖赏”游戏规则的伤害者，是我们的敌人。
只要改变了这样的行为模式，他们就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归入我们的阵营。
但当他们选择坚持，选择输出伤害，他们就理应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理应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
是时候回归美国真正的传统了。
那就是为了守护生产者的安居乐业，不惜与强大的伤害者一战，不惜被强大的伤害链链主指为叛国者。
美国的独立战争，可是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场真正的“义战”。
而新一波全球民主化浪潮将是它的历史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