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mus，或者说Nostr协议解决的是舆论环境多样化的问题，采用的方式是可组合的方式。

和平稳定的年代，人们可以修建一座宏伟的解放广场，所有人都可以在那里歌唱、聊天；动荡分裂的时代，整片大地可能都容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所有人都必须选边站，统一的广场不可能存在。

Damus可以提供一个可组合的广场，稳定时聚在一起，不稳定时分成若干个广场碎片，互相隔离。它商业层面的发展绝大多数其实不取决于自己有多努力，而是社会有多撕裂，有多动荡。

满足人们的言论自由，或言论的个性化需求其实不是一个好的思考角度。它被太多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以致于太多人被带歪了，忘记了自己想要什么。

言论自由其实包含三个层面，并不是传统上的两个层面。

一个是很多人认为的说话自由，其实更确切的应该叫广播自由，广播自己观点的自由。某些人会把它归到主动自由中。

一个是倾听自由，也可以说是收听自由。某些人会把它归入被动自由中。

后者远比前者重要，但是后者远比前者难以获得。不仅仅因为拥有广播权和希望拥有广播权的人会互相争夺，裹挟大众，制造了大量噪音和对立。还因为没谁真正具备使用“倾听自由”的能力。指望把所有选择权都赋权给个体，让人类自主决策的人，显然没有太关注近几十年认知科学对人类的研究进展。

这就引出了最后一个层面的自由：无法收听的自由。这个层面是由物理规律决定的，比如我们无法不借助工具的情况下，在真空中传声；我们人耳能听的的声波只在一定范围内等。这一层本没有自由，但是技术突破了反而有了自由。我们一直欢欣鼓舞，觉得这是一种巨大的进步，让我们拥有了更多的可能。但很少会想到我们自身就是在这种物理规律下塑造的。我们有了这种能力，但我们的身体机制与之匹配吗？

当代认知科学基本上否认了人是一个完备的自治体的可能。因此这些技术突破带来的额外自由不可能完全交由个体去控制。交与集体来控制也有很多弊端。那就只存在一种可能，交与不受任何人控制的机制，表现为与物理规律相同。不同的是，人们可以付出足够唤醒理智的代价，短暂获得这种自由。这种代价应该与价值观无涉，与支持的人多寡无关，没有政治正确，更不是可以用金钱和社会地位兑付，就是一种绝对公平的，突破自然规律，打破人类个体能力均衡时必付的代价。直到我们自身进化到可以适应这种新环境、新能力为止。

在这个意义上，Damus和Nostr的探索是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