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美国的起源》：所谓进步时代，恰恰是最退步的时代

本书的《荐序》写道：

《进步时代》（本书《现代美国的起源》的直译名）的读者可能会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认为历史“是全面重现过去”。罗斯巴德从不满足于只是呈现出某历史阶段的大致观点或梗概。也正是因为如此，读者们会在他的作品中发现对大量人物的详细描述。只有像罗斯巴德这样拥有渊博知识且投入巨大精力的历史学家才能写出《进步时代》这种作品。

罗斯巴德不是简单地堆砌详细资料，以让读者感受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这段进步时代。相反，他以详细资料为基础，对这个时代进行了革命性的新诠释。许多人认为进步主义者是改革者，是在向腐败开战，是在对我们的法律和体质进行现代化改造。罗斯巴德全力证明了这种普遍存在的观点是错误的。

19世纪的美国尊重个人基于自然法则所拥有的权利，而进步主义者希望改变19世纪的美国。进步主义者宣称自然法则和自由经济都已经过时，毫不科学，提出把科学应用到政治领域中，从而消除腐败、发展停滞和旧秩序，以更加繁荣昌盛、更加平等的中央集权取而代之。

罗斯巴德对此提出了异议：

简单来说，该阶段中央集权主义的快速高涨是受到两大群体的联合推动，一是某些大型企业群体，一是由知识分子、技术专家和专业人士（经济学家、作家、工程师、规划师等）组成的群体——他们获得了快速发展。大型企业群体迫切希望新形式的重商主义能取代自由放任经济，他们能够建立企业联盟，对经济加以控制，并且发挥自己的影响力，控制强大的政府，得到政府的扶持。第二个群体迫切希望掌握权力，在中央政府内工作，从中赚得丰厚收益。美国诞生于反垄断的传统，所以必须给新的企业联盟体系冠以人道主义政府对大型企业进行“进步性”限制的名号。他们靠知识分子销售这个观点。这两个群体都是受到俾斯麦在普鲁士和德国创造垄断的福利-战争国家的启发。

罗斯巴德在为自己的诠释进行辩论时常常推翻大家已经接受的观点。我们中的多数人早就听说过，20世纪初期芝加哥肉类加工业的恶劣环境曾经引起轰动。这场喧嚣源于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的小说《屠场》。但鲜有人注意到，辛克莱当时造成轰动效应的内容是虚构的，与当时对肉类加工厂检查所揭示的情况完全是两回事。

罗斯巴德并没有就此止步。他揭示了大型肉类加工厂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如何游说政府对自己进行更大力度的管控。

对这些谬论而言，遗憾的是，联邦政府实际上在20余年前已经开始对肉类进行检验，而且主要是由大型肉类加工厂自己提出来的。原因在于大型肉类加工厂迫切希望进入欧洲肉类市场，他们认为如果政府出面证明肉的质量，那么美国肉制品在海外会得到更高的评价，也就能够实现进入欧洲市场的目标。同数百年的科尔贝重商主义立法一样，通过政府强制提高质量迎合了企业建立联盟的目的，导致生产减少，限制竞争，并且提高消费品的价格。这并非巧合。

罗斯巴德发现，后千禧年派虔敬主义是整个进步时代的关键要素。后千禧一代灌输耶稣只有在整个世界进行改革之后才会开辟其王国，因此认为从宗教角度出发必须推行他们所喜欢的社会变革。

他们的影响无处不在。例如，罗斯巴德在他们的思想和优生学之间发现了意想不到的联系：

人们越来越支持天主教，而纠正这种趋势的方法之一……通常在宣传中披着“科学”的外衣。这种方法就是优生学，一个在进步运动中流行越来越广的学说。从宽泛的角度来说，优生学的定义就是鼓励“适者”生育繁殖，劝阻“不适者”生育繁殖。“适”与“不适”的判定标准通常符合本土白人新教信徒与国外出生人群和天主教信徒之间的分野，或者白人和黑人之间的分野。在比较极端的案例中，“不适者”会被强制进行绝育。

西奥多·罗斯福是最典型的进步主义者，而罗斯巴德让人相信，他的分析框架有助于解释这位派头十足的人物的种种匪夷所思。西奥多·罗斯福与摩根财团的银行业利益团体关系紧密。他的“反托拉斯”行为是有选择性的。他瞄准的只是那些反抗摩根财团控制的托拉斯。他支持“好的”托拉斯，也就是与摩根财团在利益上达成联盟的托拉斯。除了与摩根建立联盟之外，西奥多·罗斯福异常好战。“西奥多·罗斯福一生对战争和军事功名如饥似渴。”

战争和进步主义者天生就是盟友。战争带来了对经济的集中控制，进步主义者由此能推行他们的计划。罗斯巴德写道：

战时的集体主义也给这个国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模式。取代自由放任主义的不是存在阶级斗争的、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一个新的强大国家，所有主要的经济群体协调一致，共同规划和组织经济。这恰好就是新重商主义，一种“混合经济”，充斥着那些和原来一模一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最终，大企业和自由主义者认为战时模式是组织和融合劳动力队伍的一种方式，将这支常常难以驾驭的劳动力队伍当作法团主义系统中的初级合作伙伴。这支队伍将由工会中“可靠的”领导层进行管理和规范。

笔者只列举了这本著作中分析的部分主题。书中蕴藏着众多真知灼见等待读者去发掘，其中包括联邦储备系统的起源、赫伯特·胡佛作为进步主义者的种种行为，以及洛克菲勒家族在推广社会保障系统中发挥的影响等。罗斯巴德没有回避所有这些事情中的宪治意义。西奥多·罗斯福种下了进步主义的种子，而他的仇人兼意识形态上的同志伍德罗·威尔逊则对那颗种子加以精心培育。罗斯巴德指出，从1789年到19世纪80年代，除了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之外，麦迪逊模式（即联邦政府只能做宪法直接允许的事情）在政府中是主流。在进步时代之后，威尔逊模式（联邦政府可以根据其政治意愿做所有宪法未明确禁止的事情）开始盛行，直到今天。

《编者的话》这么说道：

默里·罗斯巴德学识渊博，研究兴趣广泛。他曾著书探讨经济理论、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历史、哲学、政治学和流行文学。事实上，大卫·戈登（David Gordon)写道：“如果事先不了解默里·罗斯巴德，翻看他的书籍和文章时，读者会忍不住奇怪，为什么那五六位多产的学者都叫默里·罗斯巴德。”在所有这些学科中，罗斯巴德花了大量时间研究其中一个领域，并且充分利用上述众多学科知识加以探讨。这个领域就是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的美国历史，尤其是众所周知的进步时代（大概是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

进步时代就算不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也是最具重要意义的时期之一。这个国家曾经推行的是相对而言的自由放任经济和最小政府体制。但在进步时代里，美国变成了严格管控经济的国家，政府信奉的是干涉主义。公共知识分子、企业、公民和政党的思想意识也相应地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更多地支持干涉主义。对多数历史学家而言，在这个阶段里，美国在发展壮大，并且意识到最小政府体制并不适合于现代化的工业经济，因为它会带来大量的社会问题，例如更短的商业周期、失业、垄断、严重的通货膨胀、产品质量低劣，以及大量的经济不平等。在罗斯巴德看来，进步时代也是一个转折点。当时美国放弃了自由放任经济相对于福利-战争国家而言的种种优势，一头扎进了这种转变，并在20世纪深陷转变带来的种种毁灭性后果。

在运用行为学方法推断抽象的经济定理方面，罗斯巴德是米塞斯最重要的弟子。他也是应用行为学方法分析历史和运用情意学最出色的米塞斯弟子。这些方法在《理论与历史》一书中有详尽的介绍。与行为学（关于人类行为的科学）不同，情意学是去了解为什么人类会采取特定的行为方式，或者是“从心理上分析”他们的行为（也就是常说的心理学）。这种史学方法试图从行为的角度去回答永恒的问题“谁受益”，尤其是从政府体制的变化角度。更具体一点来说，情意学方法分析金钱和非金钱（例如宗教）动机，并且试图回答“谁认为自己会获利”。后一个问题强调，政府干预有可能会取得意料之外的结果，而游说管控的特殊利益群体也有可能在事后未能如愿获利。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对历史的参与各方有细致的了解，而不仅仅像经济学家常常采用的方式那样，只进行统计分析。

罗斯巴德在其历史分析中使用了情意学方法，这与他坚持应用被称为“寡头铁律”的社会学法则密切相关。这条法则认为，政府、政客和法律都不受民众中的多数人或民意控制，而是被少量根深蒂固的群体或个体所操控。这个群体包括大型企业、政客和官僚分子，他们利用国家机器谋求自身利益，牺牲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宫廷知识分子通过各种方式提供必要的公共关系建设服务，例如辩称政府不是被少量精英所控制，或者特定的政府行为是必要的。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换取权力和威望。这条法则与政治学中的“权力精英分析”方法密切关联。政府被根深蒂固的金融和政治精英控制，他们操纵着“幕后”的杠杆，而且政府官员和官僚通常与商业社会有着千丝万缕重要的关联（其中包括家族关系），由此就有了强有力的动机，也能充分解释为什么他们当政时会采取特定的行事方式。这些方法和罗斯巴德对它们坚持不懈的应用通常被批评为奇怪的“阴谋论”。但必须指出，它们只是米塞斯情意学方法的一种延伸，旨在懂得人类行为和解释其动机。政府官员不是从天而降的，不可能先前与政治世界和商业世界毫无关联，而且他们与私营部门的人一样都是自私的。情意学方法和“公共选择分析”之间有着极强的相似性，尽管两者并不完全一样。情意学方法更多地强调了解行动个体的动机，进行纯粹的历史研究。事实上，个体通常会有特定的行事方法，并且希望从中获利，尽管实际并不一定能取得成功。此外，罗斯巴德的特殊应用更多地着眼于国家统治中的寡头政治和压迫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