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上看到一个有趣的观点，搬运过来和大家探讨一下：波恩大学的政治学教授Ulrike Guérot 曾经在她的推文中提出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在疫情期间，我们不惜自由的代价保护生命；在俄乌冲突期间，我们又不惜生命的代价保卫自由。在这两场危机期间，取消另一种看法的道德合法性被认为是道德的行为。”当然，提出这一问题的Guérot教授已经在德国公共舆论中被取消了。图宾根大学的实践哲学讲席教授Sabine Döring直接转发了这条推文，并且艾特了波恩大学的官推。她认为，虽然大学需要保护言论自由，但是，Guérot的这一说法已经超出了言论自由的界限。这样的人留在德国的精英高校中是危险的。

博主还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支持在大流行病中牺牲自由保护生命的人，往往在战争中支持牺牲生命保护自由。反之，在大流行病过程中反对隔离的人，多数在战争中支持以外交手段结束冲突。这是为啥呢？

我的解释是:生命与自由都是掩人耳目的幌子，只要站在利益的角度思考，很容易就能想明白。前者是清零派，主张彻底消灭敌人，所以当敌人来临时，舍弃自由能胜利就舍弃自由，舍弃生命能胜利就舍弃生命。后者是共存派，不愿意和敌人死磕，希望和敌人共存，所以当敌人来临时，他们想要找到一条不需要支付巨大代价的新路，让大家都活下去。举例来说，为什么美国在新冠上早早躺平，而在俄乌问题上死磕到底呢？因为新冠是不可战胜的，只要你打开国门，就一定会有外部输入，所以只能共存。而俄罗斯是可以战胜的，彻底击败俄罗斯是可以实现欧洲和平的。更何况美国不需要考虑和俄罗斯共存，仗是俄乌打的，钱大部分是小弟出的，美国有什么理由不坚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