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文明社会的任何成员，权力能违背其意愿而正当地施加于其身的唯一目的，是防止对他人造成伤害。他自身的利益，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道德上的，都不构成充分的理由。我们不能仅因为这样做对他更有益、能让他更幸福，或因为在他人看来这样做是明智的，甚至是正确的，就正当地强迫他去做某事或不做某事……一个人的行为，唯有在涉及他人时，才需要对社会负责。对于仅仅关涉他自身的部分，他的独立性应当是绝对的。
——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
Discussion
“近年来，学者们提出了一种创业型国家的理想，即以使命导向的方式推行产业政策。至关重要的是，这种观点不仅呼吁更多地运用产业政策，更将国家视为核心焦点，动员社会力量，共同追求共同的使命。以东亚发展型国家的历史案例（该案例与其当代版本非常相似）为例，我论证了使命导向性——如果持续应用——倾向于追求单一的总体使命，并可能需要运用威权和纪律机制，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维持对使命的专注。反过来，这种潜在风险的出现，是因为使命导向性试图通过运用官僚自由裁量权来超越市场化和民主决策的无方向性，从而以有凝聚力和方向性的方式协调社会行为主体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