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邓小平临死前,他的一位助手问他:你认为你一生做的哪件事最重要?一般人恐怕都以为邓小平会说是他推动了中国经济开放这件事。殊不知邓小平却说不;邓小平说:“我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当(中共)领导层决定经济开放时,我自始至终顶住了那种要求同时也政治开放、实行多党民主的诱惑。”

我无法确 认邓小平临死前是不是讲过这样的话,不过这句话倒确实很适合邓小平。当年,中共和苏共以及很多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一样都在推动经济改革,但是苏共和东欧的共产党改着改着就把共产党专政给改掉了;唯有中共在推动经济改革的同时却始终坚持了共产党专政,甚至通过经济改革重新强化了共产党专政。中国之所以走上了一条不同于苏联东欧等共产国家的道路,邓小平扮演了最关键的角色。

因此,你要用推动共产国家搞经济改革这一点来概括邓小平是不准确的,因为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领导人也搞过经济改革;邓小平之为邓小平就在于:他在推动经济改革的同时又始终坚持共产党专政,在推动经济开放的同时又始终拒绝政治开放。因此,无论邓小平临死前是否真的讲过那句话,那句话确实更适合邓小平。

---胡平:从邓小平临死前的自我评价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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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彤先生披露六四期间赵紫阳所处处境说:很多人责怪赵紫阳,问:“赵紫阳为什么不振臂一呼?”其实赵紫阳本人早就处在被监视状态。赵紫阳到朝鲜去的那一天,也就是胡耀邦追悼会的第二天(1989年4月23日),家里、办公室的通讯设备都坏了,接着警卫班全部换人。鲍彤说:“过去我们到他那里去的时候,警卫 战士都是笑嘻嘻的,一家伙面孔全换了,全部不认识了。紫阳根本是处在这样一个状态。”

5月19日早4时50分,赵紫阳在中办主任温家宝陪同下,到天安门广场看望了绝食中的学生,希望学生能结束绝食,并称“我们的对话渠道是畅通的…我觉得这些问题终究可以得到解决,终究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

5月19日同一天,赵紫阳因头晕请假三天,没有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党政军各界干部大会。三天后(22日),赵紫阳对前来看望的鲍彤说:“我请了三天假,今天是第四天,还没有人送文件,也没有人叫我开会。”赵紫阳还说:“我看还得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我找过温家宝,要他发个通知开会,他跟我说:‘开不成。现在我中央办公厅根本没法子办公。你要我发通知我可以发,不过发了也没人会来开会的。’”

赵紫阳当时表示:“不管怎么的,我还是要坚持开个会。如果开会,我要说明一下我的观点,你给我起草一个东西,我要在政治局会议上讲我对学潮的整个看法和意见。”

鲍彤说,他给赵紫阳写了以上发言之后不久,自己就被抓起来了。

---鲍彤披露赵紫阳不可能“振臂一呼”的原因

作者: 肖曼

誰指揮控制警衛團(錦衣衛),誰就是老佛爺(黨中央)

的确如此,这是极权集团的必然。

必须实事求是。在取消领导职务终身制这个问题上,邓小平是个两面派:他赞成,以对付政敌;反对,以无法无天。所以,即使在决定退出常委之后,邓小平仍然指定负责十三大人事安排的七人小组组长薄一波在他本人亲自在场的条件下通知赵紫阳:“要让十三大的中央委员都知道,小平同志虽然退了,但地位和作用 不变。”邓小平接着亲口论证:“因为全世界把这一点(邓小平的地位和作用不变)看成中国稳定的标志。”好家伙,全世界都在恳求邓小平实行地位和作用不变的终身制哩!是啊,人们不会不记得,不管当不当常委,他总是有权接二连三废黜党的主席和总书记,总是有权指挥几十万国防军向学生和市民开枪;即使在他不当军委主席,“全退”而成老百姓之后,国家主席杨尚昆的命运仍然捏在平民邓小平的手中哩!

赞成取消“领导职务终身制”以博取美誉,坚持“领导地位和作用的终身制”以独揽大权,邓小平根本用不着修宪。挂起羊头,推销狗肉,虚实并举,名利双收,邓小平的智商,确实非那些晚生后辈们所能企及。

---鲍彤:莫名其妙的一局棋

——评2018人大修宪

邓小平3次权变与政变

邓的第1次政变,推翻了华国锋,团结了老人,元老们整体获得了最高政治权利,邓小平甚至成立元老组成的中央顾问委员会,通过政治元老,既增加自己的威权,又通过元老们享有特权,体现集体政治分赃的特色,邓的泛元老政治派系初步形成。由于恢复高考、平反右派等冤假错案,收获了民 心民意,并通过土地承包等,使经济得以恢复,整个社会都有“获得感”。

邓的第2次政变,让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下台,是为了稳定自己的政治派系,或者为了自己保守的政治派系,打击自己的偏右翼合作者,而且,胡耀邦已开始威胁到自己个人的政治威权(胡动员邓下台),基于个人与派系政治安全的需要,邓发动了一次权变,废黜了中共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

邓小平不仅本人拥有军队的直接影响力,还有自己的盟友杨尚昆、王震等的协力,枪被邓小平第2次用来指挥党中央或改变中共权力版图。

第1次政变靠的是元老派系,而胡耀邦是马前足,主力还有万里、赵紫阳等形成改革开放的右翼派系,邓的左翼则是陈云、李鹏、王震等,为了政治安全,邓小平玩转了左右翼的政治平衡。

当胡耀邦被废黜,邓左右平衡也就被打破,新崛起的菁英阶层开始向中共要求政治权力,整个政局出现崩溃之势,为了维持中共专政极权,邓不惜动用军队坦克屠城,这是中共的耻辱,邓也被绑在耻辱柱上。扶持江泽民成为中共总书记后,极左势力开始扩张,邓的政治安全受到威胁,邓的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也面临终结,极左文革曾造成了他本人与家人的灾难,防止极左复辟,就是防止家与国又一次被政治灾难毁灭。

邓小平南巡,要打破的是极左造成的新困局,通过新一轮的市场经济,让每一个人再次得到“获得感”:极左的中顾委被解散,新的同盟元老们在洗牌过程中又一次获得权力或政治福利,更为重要的是,邓确立了隔代指定领导人的权力,以保障党国政权的安全时间,元老们不仅得到现有的权利,通过陈云的提议,他们的子女分享了副部级的政治、经济特权,权贵政治经济联盟,在高层以血亲关系得以确立。

菁英们呢,获得了市场经营权(一定的经济自由度),在更广阔的领域获得了发财的空间,高校与科研院所等知识菁英可以下海经营或在体制内经营,深圳特区是一个重要标志。血腥的夏天之后,秋后算帐之后,权贵经济的又一个春天,真的来临。

---邓小平是不是比毛泽东更险恶?

作者: 吴祚来

八九是中国政治另一次分水岭,政治舵手可以引导国家航船向左,也可以向右。可以向民主宪政和平政变,也可以向极权专政,血腥暴力折返。

在历史最紧要关头,邓小平选择了暴政邪恶,因为他选择了与极左联手,对新兴的政治变革力量祭以杀手,中国历史又一次向恶发展。

邓小平之时,政治改革的机会非常 良好,邓拥有威权,枪在手,可以用枪指挥党,实现政治文明转型;此其一,整个社会都有获得感,中共在人心中已开始的经济转型,政治转型呼之即出,邓可以顺势而为,此其二;最为重要的是,当时的权贵腐败并不严重,或者非常轻微,商人还没有形成原罪,新的官员还没有巨额腐败,转型过程中,权贵不会受到社会追责问罪,体制内相对健康。唯一的阻力,是原教旨共产党人,如果政治转型,他们只是失去了极左意识形态,但可以获得一定的经济保障,和平转型风险非常小,代价更小。

---邓小平是不是比毛泽东更险恶?

作者: 吴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