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

(摘自：米塞斯《全能政府》，可二译本)

新的德意志帝国的政治体系被称为军国主义。军国主义的显著特征并非是国家拥有强大的陆海军。其特征是在政治架构中，军队担纲至尊主角。即使和平时期，军队也是至高无上的；它是政治生活的主导因素。臣民必须服从政府，一如士兵必须服从上级。在军国主义共同体中没有自由，只有纪律和服从。

武装力量的规模本身并非决定因素。某些拉丁美洲国家尽管军队规模小，装备简陋，无法抵御外敌入侵，但它们仍是军国主义国家。另一方面，尽管十九世纪末法国和大不列颠的陆海军非常强大，但它们却不是军国主义国家。

不能将军国主义混同于外国军队强加的专制统治。奥地利在意大利的统治，以非意大利人组成的奥地利军团为后盾；沙皇在波兰的统治，由俄罗斯士兵保障；这些都是外军专制。有人已经提到，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普鲁士的情形也类似。但是，建立在克尼格雷茨和色当（Sedan）战役基础上的德意志帝国与上述情况不一样。这个帝国没有雇请外国士兵。它并非以刺刀，而是以臣民几乎一致的认可来维持统治。全民族都赞成这个制度，因此，士兵们也很忠诚。人民默许“国家”的领导，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制度对他们来说公平、可取、有益。当然，也有一些反对者，但是他们人数很少，力量薄弱。

这个制度的缺陷是君主领导制。腓特烈二世的继任者们不能胜任他们的职责。威廉一世发现俾斯麦是一位天才大臣。俾斯麦精神昂扬、受过良好教育，是一位聪明的演说家和优秀的文体家（stylist）。他是一个老练的外交官，各方面都超过了大多数德国贵族。但他视野有限。他熟悉乡村生活，熟悉普鲁士容克原始的农业模式，熟悉普鲁士东部各省的宗法制状况，以及柏林与圣彼得堡的宫廷生活。在巴黎，他接触过拿破仑宫廷的社交圈；但他对法国的知识思潮一无所知。他对德国工商业，对商人和职业人士的观念知之甚少。他远离科学家、学者和艺术家。他的政治信条是伴君左右、老派忠君（old—fationed loyalty）。1849年9月，他告诉妻子：“不要蔑视国王；我们都犯了这个错误。即使他错了或犯蠢了，我们也应像对待父母的过失一样，对此保持缄默，因为我们已经宣誓效忠国王及其家族。”如此观念只适用于皇室管家，但对一个庞大帝国的全权总理来说并不合适。威廉二世的病态人格危及国家，对此俾斯麦早有预知；他所处的位置使他能够很好地了解这位青年王公的个性特点。但是，受限于忠诚事君的信念，他没有能力采取任何措施防止灾难。

人们现在对威廉二世的评价是不公正的。他无法胜任他的工作。但他并不比同时代人的平均水准差。君主制的继承原则让他成为了皇帝和国王，身为德意志皇帝和普鲁士国王，他必须成为专制君主（autocrat），这不是他本人的错。失败的不是这个人，而是这个体制。如果威廉二世是大不列颠国王，他就不可能犯下那些严重错误，但是作为普鲁士国王，那些错误就不可避免。威廉二世将一些马屁精任命为将军和大臣，他们都不称职。发生这种事，应归咎于体制的缺陷。你可以说，这只是运气不好，因为俾斯麦和老毛奇也是朝臣。尽管老毛奇这位战场上的常胜将军年轻时就获得了军职，但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也是在宫廷中度过的；除此之外，他还给一位王公作了多年幕僚，这位王公疾病缠身，隐居在罗马，最后死在那里。威廉二世有许多人性缺陷，但正是这些让他在审慎明辨的人中信誉扫地的品质，才使他在全国大多数人中广受欢迎。他对政治问题的愚昧无知，使他与同样无知，有类似偏见和幻想的臣民们一拍即合。

在现代国家内，世袭君主制度只有在议会民主制下才能令人满意地运作。专制主义——而且还是以有名无实的宪法和有职无权的议会伪饰的专制主义——要求统治者具备任何人都无法企及的素质和能力。威廉二世像尼古拉斯二世（Nicholas II），甚至更早的波旁王朝一样失败了。专制主义没有被铲除，它只是崩溃了。

独裁制度的垮台不能只归咎于君主们智识不足。现代大国的独裁政体让统治者承担的工作量超过了任何人的能力。在十八世纪，腓特烈·威廉一世和腓特烈二世还能靠每天工作几个小时来完成所有行政事务。他们可以给自己的爱好和娱乐留足空闲时间。但他们的继任者不仅天赋欠奉，而且也不够勤政。从威廉二世时期开始，统治国家的不再是国王，而是他的亲信。国王身边围着一大帮心怀叵测的男男女女。谁在这些阴谋权竞中做得最成功，谁就能控制政府，直到被另外一个马屁精取代。

宫廷集团（camarilla）掌握了军队最高权力。腓特烈·威廉一世亲自组建了军队。他的儿子在重大战役中亲自指挥军队。在这方面，他们的继任者也被证明是不称职的。这些继任者是糟糕的组织者和无能的统帅。总参谋长名义上只是国王的助手，却成为事实上的总指挥。这种变化很长时间内没有引起注意。迟至1866年战争，许多高级将领还没意识到他们所遵从的命令，不是发自国王而是老毛奇将军。

腓特烈二世将他的军事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于这样一个事实：他所征战的对手们——奥地利、法国和俄国军队不是由君主而是将军们指挥的。腓特烈将其王国——当然，相对来说这个王国还比较小——的一切军事、政治和经济力量全部集中到自己手中。他独自发号施令。而他的对手军中的指挥官却权力有限。他们处境艰难，因为受职责所限，他们远离宫廷当局。他们率军在战场拼杀时，政敌却在宫廷里不停地搞阴谋诡计。战局未定时，腓特烈可以大胆冒险。他只对自己负责，不必向任何人解释自己的行为。敌方将领却总担心自己在君主那里失宠。他们的目标是与他人分担责任，以便失败时为自己开脱罪责。他们总是召集属下将官成立战时协商会议（council of war），并为会议提出的解决方案寻找理由。当他们从君主那里领获到明确的命令时，他们感到心宽，而这些命令要么是有意远离战地实操的战争委员会提出的，要么是一伙懒惰的奸臣中的一个或几个提出的。甚至在确信这些命令大为不妥时，他们也坚决执行。腓特烈完全了解集全部未分割的职责于一人之身的好处。他从不召开战时协商会议。他一再禁止将领们这么干，甚至不惜以死刑相威胁。他说，在战时协商会议上，更胆小的那伙人总是占上风。战时协商会议充斥着焦虑不安，因为这种会议上，大家总是过于实际，不愿意冒险。像腓特烈国王的所有观点那样，这种看法成为普鲁士军队的教条。有人说威廉国王在他指挥的战役中召开了战时协商会议，这让老毛奇火冒三丈。他宣布，国王听从参谋长的建议，然后做决定，才是军事议程应有的样子。

在实践中，这一原则使总参谋长获得了绝对指挥权，当然，总参谋长是国王任命的。不是威廉一世而是赫尔穆特·冯·毛奇在1866年和1870-1871年战役中领导了军队。威廉二世经常宣称，他会在战时亲自指挥军队，只有和平时期他才需要参谋长。但是，当一战爆发时，他就忘了自己吹过的牛。赫尔穆特·冯·毛奇的侄子——一个对军事完全无知无能的佞臣，一个胆小犹豫、紧张病态的懦夫，一个鲁道夫·斯坦纳（Rudolph Steiner）可疑理论的吹鼓手——在马恩河战役中领军溃败，随后倒台。陆军大臣（The Minister of War）埃里希·冯·法尔肯海恩（Eric von Falkenhayn）自动填补了这一空缺；麻木不仁的国王也表示同意。很快，鲁登道夫（Ludendorff）开始密谋反对法尔肯海恩。经过机巧的阴谋策划，最终迫使皇帝用兴登堡取代了法尔肯海恩。但是，真正的总指挥现在是鲁登道夫，尽管名义上他只是兴登堡的第一助理。

被军国主义学说带偏的德意志民族，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制度已经失败了。他们常说：我们“只是”缺少合适人选。要是施里芬（Schlieffen）没有太早去世就好了！这位已故的总参谋长的个人魅力，已被谱写成传奇。他的合理计划未被其不称职的继任者恰当地执行。小毛奇派往俄国前线的两个兵团根本没有起到作用，要是它们能用在马恩河战役中就好了！自然，国会也被认为有责任。大家忽略了一个事实：议会从未认真抵制过政府调拨军队的提案。亨奇中校（Lieutenant Colonel Hentsc）尤其被当做了替罪羊。有人说，这个军官越权了，也许他是个叛徒。但是，如果亨奇真的要对撤退的命令负责，那么他必须被视为使德军免遭歼灭的人，因为当时德军的右翼已陷入重围。要是没有亨奇的介入，德国人本可以在马恩河战役中获胜？要戳穿这个神话很容易。

毫无疑问，德国陆海军的指挥官是不称职的。但是，正如大臣和外交官们一样，陆军将官和舰队司令们的缺陷必须由体制负责。将无能之辈推向高位的体制是糟糕的体制。要是施里芬没死，他是否会更成功？这一点不得而知；他从未有机会指挥部队行动；战前他就去世了。但有一点确凿无疑：法国和大不列颠的“议会军”彼时得到了能领军获胜的将军，而普鲁士国王的军队则没有那么幸运。

根据军国主义学说，总参谋长认为自己是皇帝和国王的第一助手，需要内阁总理服从。这种主张已经导致了俾斯麦和老毛奇的冲突。俾斯麦要求军事统帅根据外交考量调整军事决策；老毛奇毫不客气地拒绝了这种自命不凡的要求。这种冲突一直没有解决。一战中，军事统帅全能化了，内阁总理实际上被降职了。皇帝只保留了礼仪和社交职能；兴登堡，这个皇帝的幕僚长只是个稻草人。鲁登道夫这个首席军需将官，实际上成了全能的独裁者。如果没有被福煦（Foch）击败，他可能一辈子都能保住这个地位。

这一演变清楚地表明，世袭专制统治是行不通的。君主专制主义会带来首辅、幕府或领袖（duce）的统治。

译注：

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1847年10月—1934年8月），德国陆军元帅，政治家，军事家。魏玛共和国的第二任总统。他对世界历史影响最大的举动是晚年在总统任上任命希特勒担任总理。

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1865年4月—1937年12月），德国的重要将领。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重要主将。一战前，他参与了著名的施里芬计划的细节，研究比利时的要塞城市列日。他大胆尝试让德军备战，多数军官反对这种做法。一战期间，鲁登道夫首先被任命为德军第二军的副参谋长，后被调配到东普鲁士与第八军司令保罗·冯·兴登堡共事。1916年8月，总参谋长冯·法尔根汉辞职，兴登堡接任并掌管最高陆军指挥；鲁登道夫担任陆军总监（General quartier meister），负责军需调度，并与上司兴登堡合作无间，一跃成为德军的重要领导人。鲁登道夫大力支持无限制潜艇战，最后激发美国在1917年参战。鲁登道夫与兴登堡的所谓第三最高陆军指挥，其实是军事与工业之独裁，将德皇威廉二世排出于统治阶层之外。他们操控内政，甚至能够迫使高级官员辞职，包括三度撤换总理，以及对国家的新官任命有否决权。1916年，第三陆军最高指挥特意让列宁秘密乘坐火车返回俄国。结果，一如鲁登道夫所愿，1917年俄罗斯发生革命，东线战事缓和。1918年，鲁登道夫与列宁议和，并签订有利于德国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同年成为西线统帅，发动多次进攻，企图突围，未果。9月29日，陆军最高指挥把权力交还德皇，不久，皇帝被迫退位。鲁登道夫流亡瑞典，期间，他写了不少文章与书籍，渲染德军的辉煌战绩，更发表了著名的刀刺在背传说，宣称德军被左派政客出卖，最终令他们战败。1920年重返德国。1923年，他企图协助希特勒发动啤酒馆政变，结果失败，但被判无罪。1924年，他代表纳粹党在国会获得议席，任期至1928年。1925年，他参加总统选举，但败于以前的上司兴登堡。1935年，希特勒想让他担任德国陆军元帅，但被拒绝；1937年，鲁登道夫逝世，获得国葬的礼待；希特勒出席了葬礼。

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1800年10月—1891年4月），一般称为老毛奇，普鲁士和德意志名将，普鲁士和德意志总参谋长，军事家，德国陆军元帅。

赫尔穆特·约翰内斯·路德维希·冯·毛奇（1848年5月—1916年6月），一般称小毛奇。德意志帝国陆军大将，他相貌堂堂却性格软弱，热爱文学。但是因叔父老毛奇的声望，被威廉二世任命为德军总参谋长，马恩河战役后被解除职务，默默无闻地死去。

斐迪南·福煦（Ferdinand Foch；1851年10月2日-1929年3月20日），法国元帅，军事家，一战时协约国军队总司令。

注

可二先生的译本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尚未出版，如需电子版可添加公众号“可二碎碎念”向他索取。可二的译本添加了海量的译者注释；对米塞斯知识广度和深度稍有了解的读者应该很清楚，这样数量庞大的注解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