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脚踏实地，稳扎稳打地看待未来中华沦陷区的建设问题，我们不能脱离沦陷区绝大多数长期受中共洗脑驯化的民众自组织能力薄弱、制度构建能力薄弱的现实，奢谈一步到位。
因此，合理的战略规划，是从点到线，从线到面，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基于真实存在的社会治理能力，从局部开始逐步恢复秩序。
独立的城邦国家上海，独立的城邦国家香港，就是新欧洲方案预想的两个“点”。
当这两个点，当这两个城邦国家成功实现了独立，依靠欧美国家的协助完成了自身的秩序建构，中华沦陷区受产业链逻辑渗透最深，工业生产的人力资源和社会条件保存得最好的两个地区，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就能借用她们的力量，以她们为中介，一边进行制度建设一边恢复与欧美国家的商贸合作。
而长三角和珠三角逐渐稳固下来的产业链秩序，又能循着改开时期既有的合作路径，向沿海和纵深辐射。
在中华沦陷区全面恢复秩序、恢复经济的过程中，地区的独立是必须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每个正在建设起产业链秩序的地区，都需要避免本地建设受到外部干涉，都必须提防有哪个和地方利益不一致的“上级”突然跑来指手划脚，打断脆弱的经济恢复进程，然后影响本地民生。
在民生凋敝，百业萧条，各地民众急于自救的阶段，谁也不会愿意头上还顶着一个“中央”。
等到情况略有起色，各地方的建设者更不会愿意把辛苦得来的建设成果拱手让给那些拿出各种理据声称自己有资格坐龙椅的大一统信徒。
谁要是想拿走地区建设者的建设成果，谁要是想合情合理的成为亿万民众甘心追随的“中央”，那么这个人需要做的，就是独力挑起整个中华沦陷区的建设大梁，独力解决整个中华沦陷区的民生需求。
或者，他可以选择伤害链逻辑，选择组织一支强大的军队，解决掉所有的地方建设者，用掠夺、剥削、征服来建立属于他一个人的新帝国。
假如你希望看到中华沦陷区在中共帝国无可阻挡的覆灭之后，能重建起以民主与法治为标志的现代文明秩序，你就必须尊重地方建设者们要在建设过程中保持相当程度独立性的合理需求。
总不能在一个省、一个市刚有点财政盈余的时候，就蹦出来一个中央，要求它“牺牲小家保大家”，把钱拿去转移支付。
而以中华沦陷区既有的文化惯性和思维惯性，如果正在努力建设的地方政权没有在法理上实现独立，不论扯起大一统旗号的是否“联邦”，他们对中央与地方之间关系的理解，中央对地方的态度，都仍然会是中央集权式的。
想避免建设被干扰，地方只能独立。
而且是彻底的独立，独立成得到国际社会承认，与别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现代国家。
形势比人强，每个地方建设者到最后都只能走上这条路，走上让地方的建设成果不被“摘桃子”，让地方财政盈余能用于保障地方利益，让地方的建设规划能基于本地民情民意，满足本地民生需求的独立之路。
各地区之间的合作，则只能在尊重彼此独立性的前提下展开。
从建设的角度看问题，你就会看到各族各地的独立是在大一统派的治理能力、建设能力不足以支撑其梦想的情况下，历史必然的走向。
独立是各地区在分别展开建设自救的过程中，为保证建设的连续性，为保证自救的成功率，必然的选择。
新欧洲方案并不是一个大一统式的，准备呼吁各族各地“听我指挥”的战略方案。
它是一个在务实分析过战略局势后向每一位建设者发出的呼吁，它吁请建设者们在和平、建设、发展方面达成战略共识，为与邻邦和平共存，彼此尊重，展开商贸合作做好心理准备。
在目前的新欧洲方案中，只有上海的角色是确定的，是已经选好的。
上海选定的角色，是在整个中华沦陷区的区域建设中，成为制度构建质量最高的样板。
成为最“欧洲”的国家。
独立后的上海，会致力于促成整个沦陷区的民主化，促成整个区域的建设与发展，因为一个这么“欧洲”的国家，当然只能在“欧洲”才有好日子过。
上海的优势，是以上海的历史底蕴、人才储备和文化传统，确实有资格争取成为沦陷区最“欧洲”的国家。
但如果大环境不够“欧洲”，如果沦陷区不幸非洲化，上海会过得很惨。
正如当中华沦陷区在中共暴政之下呻吟呼号，上海也同样会承受苦难，会错过她本应轻松抓住的发展机遇。
今天的上海，是一株被强行栽种在盐碱地上的繁荣之花的种苗。
她无法自由生长，无法尽情绽放。
因为创造力被束缚，因为没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的甘霖浇灌，即使已被称为“中国天花板”，她得到的也远不及她应得的百分之一。
是时候恢复上海的荣光了。
“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今日尘尽光生，照彻山河万朵。”
东方明珠本就应与昔日的东方之珠香港一样，成为将产业链秩序辐射到周边地区，将治理经验分享给周边建设者，带动和促成整片区域政治、经贸和文化发展的伟大城市。
而在新欧洲方案中尚未选好位置的其他地区，只要认同“和平、建设、发展”的方案主题，只要尊重上海的独立，就会被上海视为合作伙伴，就能分享上海在制度建构过程中的经验，就能获得上海作为民主堡垒源自欧美的种种支持。
人类获得幸福是靠创造和建设，不是靠杀戮和征服。
认同这一点，你就是上海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