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的边界：警惕以意识形态统一市场预期

最近，一篇题为**《深入了解中国就会坚定相信中国》的文章，通过援引最高层定调、罗列产业体系、内需潜力、治理优势和开放决心等宏大论据，试图将“相信中国”塑造成一种必然的、基于认同的逻辑判断**。然而，这种论证方式将市场理性与政治信念混为一谈，试图用自上而下的确定性来驱散市场主体和国际社会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与疑虑，显得过于武断和缺乏说服力。

了解中国：不应只看“优势”而无视“代价”

文章将“了解是打破偏见的前提”作为开篇，但其后提供的“了解”内容，却是一个经过高度筛选和理想化的优势清单，缺乏对代价和矛盾的客观审视。

首先，韧性与活力的不等式。 文章强调**“完备的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带来的韧性。但这种韧性往往是以牺牲效率和微观活力为代价的。完备的产业体系同时意味着大量僵尸企业和低效产能**，这些沉没成本拖累了整体经济的运行效率。而庞大的内需潜力，也因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而始终未能充分释放。真正的“相信”，应当是基于效率的提升和活力的迸发，而非仅仅是**体量上的“大海”**比喻。

其次，治理优势与政策风险的权衡。 文章赞扬中国的治理模式提供了**“稀缺的确定性”，但这种确定性本质上是规则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近年来，许多外资和民营企业担心的，正是政策的“非对称性”和“运动式”监管所带来的不确定风险。如果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仅仅视为政治稳定的同义词，而不去正视权力边界、法治保障和市场准入公平等核心问题，那么所谓的“避风港湾”就难以让投资者真正**“安心兴业”**。

“相信”的本质：是信念还是理性？

“相信中国”这一论断，将经济判断引向了意识形态的领域，混淆了经济主体决策的本质。

首先，投资是理性的计算，而非信念的投入。 国际工商界和市场主体进行投资决策，依赖的是风险收益比、可预期的现金流以及规则的稳定性。他们寻求的不是对某种**“发展逻辑”的认同**，而是对商业契约的保障。如果投资回报率持续下降、市场规则变化难以预测，再强大的“相信”也无法支撑资本逐利的天性。将“相信”视为一种道德或立场要求，只会加剧市场与政策之间的隔阂。

其次，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片面解读。 文章将对外开放和“一带一路”视为全球包容性发展的体现，从而论证“相信中国”。但这种对外输出的善意和宏大叙事，并不能完全替代国内对个体权利和市场公平的保障。国际社会在观察中国时，不仅关注其外部的贡献，更关注其内部的治理和发展模式对全球规则的影响。

结语：让市场主体以“理性”取代“信仰”

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应建立在制度的透明、竞争的公平和预期的稳定之上。

我们需要的不是一种被灌输的、基于意识形态的“坚定相信”，而是基于事实和数据的“理性判断”。如果不能正视当前经济运行中民营经济信心不足、结构性失业、以及政策传导不畅等现实挑战，一味强调自上而下的“确定性”，只会让市场主体在“深入了解”后，得到的不是坚定的相信，而是谨慎的观望。

真正的底气，是让所有市场主体都能在公平的规则下，自由地做出选择并承担风险，从而让市场活力真正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