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秦姓氏制度的发展

原创 东土大唐的紫钵盂 [唐不闻者](javascript:void(0);)

提及先秦人如何使用姓氏，以及姓与氏的区别，一个众所周知的常识是：姓和氏是两个不同概念，具体而言，女子称姓，男子称氏，不可有异。

诚然，这样的认识，确实也是从文献中大量例证总结而来，某种程度上它必然符合先秦的人名现象。但同时，我们不禁也怀疑，广义的先秦，即使从商汤算起至秦朝建立，也有一千多年，难道如此漫长的时间里，先秦人始终墨守着同样的姓氏制度吗？人类社会里，鲜有制度能一成不变保持数百年以上，难道唯独姓氏是特例吗？我想，任何一个拥有理性的人，都应该倾向于否定的答案。这篇文章要讲的，就是从商到战国末年的姓氏制度发展。

无论姓氏，或是人名，最主要的作用是标识。而标识的作用则是为了突出个性，显示某一对象与其他对象的不同。当这一对象是指某个具体的个人，“名”就诞生了。比如某人起名为“带”，是为了标识自己，以和其他名为“奇”“云”等等之人区别。当单名不足以区分，就会诞生双名，甚至三字以上的名。但只要还停留在区分个人的层面，姓氏就仍然没有诞生的理由，因为用“名”就已足够。姓与氏区分的，一定不是个人，而是群体。即一群有共同属性（最初可能是血缘）的人，想要和另一不同属性的群体以示区分，有了这种需求，姓与氏作为群体标识，才具备诞生的充分条件。只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姓，或是氏，有一个也就满足区分的要求。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姓与氏绝无可能同步诞生。

从殷商的甲骨卜辞来看，商代社会中的人称，就呈现出只有一个群体标识的特征。但是这一群体标识，可能既不叫姓，也不叫氏。可能称之为族名更贴切一些。举例而言，妇好这一人称中的“好”，其实表示“女+子”，其中“子”表示其来自子族，加“女”旁则是一种性别标识，为了标识此人是女性。性别标识可加可不加，故妇妌也可写作妇井，表示此人归属井族。

目前可考的族名数量非常之大，说明商人形成了许多以族群为单位的组织形态。族名正是为了区分不同族群。从族名的特征，我们也看不出有所谓“姓”与“氏”的分别。尽管有些学者认为这就是商人之“姓”，比如胡厚宣说：

> 殷代无论男女，虽死后皆以甲乙为其祭祀之庙号，但其生前则皆有其名。如前举子渔子画之类，皆男子之名也，帚妌帚好之类，皆女子之名，亦即姓也。观武丁之配，有名帚嫀、帚周、帚楚、帚杞、帚姜、帚婡、帚庞，嫀、周、楚、杞、姜、庞皆其姓，亦即所自出之国族。（胡厚宣《甲骨文商史论丛初集》）

那为什么不能认为这是商人之“氏”呢？总之，不管用“姓”或“氏”来指代商人族名，都很容易与西周以后的姓氏制度产生混淆，不推荐这么做。我们应认识到，商人用一种族名制度，就已经达到了区分族群的目的。他们暂时还不需要把这种族名再分化出姓与氏这两种不同的概念。

商人的族名，往往还显示出和地名的统一性。比如某人称作子眉，眉既是他的族名，也是该族所居住的地名。这样的相关性很值得深思，究竟商人的族名是取自地名，还是反过来，地名取自族名。

以上就是商人的姓氏习惯，可见与前面所说的“女子称姓、男子称氏”制度，完全不同。这一点早在王国维经典的《殷周制度论》里就已断言：

> “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此周之通制也。上古女无称姓者。”

王氏所说的“女无称姓”，指的就是女性和男性一样，使用相同的族名。既然如此，自然不用区分姓与氏。而且观王氏之论，似乎觉得商人之族名，更接近于周以后的“氏”。

姓与氏诞生并分化，实际上始于西周，是配合封建宗法而产生的一种新制度。

殷周政体与社会，截然不同。殷商似乎仍以独立的族群为单位，至于征服的方国，只需建立臣服关系即可，并不干扰族群的独立性。而周人的封建制度，是以军事殖民的形式，构成多族群杂居的地方国家形态，比如鲁国就是周人、殷人与当地土著共居。朱凤瀚先生对此描述得非常到位。

> 周人克商成功后，不仅占据了殷商旧地，且更扩展了势力范围，领土广袤，仅靠中央王朝难能控制……故封建之制初意，一在于化大为小，分散治理……其二则是设立军事屏蕃……在新征服地区建立军事据点。（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

新的国家组织形态呼唤新的政治制度，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姓氏制度应运而来。具体而言，有两个层面的内容。

第一个层面，各诸侯受周天子命，封土建国，有土便有氏。即所谓“天子……胙之土而命之氏”。比如齐国，便以齐为氏；晋国，便以晋为氏。这个“氏”，是诸侯自己的宗族标识，是为了区分其他宗族而立，而区分的目的实则是提升宗族内部的凝聚力。不仅如此，诸侯的后子（继承人）既可以继承爵位，也可以继承此“氏”，是为大宗；其他诸子则皆为小宗，数代之后必须新立别氏，以与大宗区别。这就是西周宗法的特征之一。

顾炎武曾提出“国君无氏”观点。但是从出土文物铭文来看，并不符合事实。湖北枣阳出土的“曾侯絴伯秉戈”，“絴”就是曾侯的氏，不仅证明国君有氏，还显示出国君的氏未必和国名相同。

陈絜先生认为“氏”最初的作用是贵贵、尊尊，非常精到。换句话说，拥有氏首先就是一件高社会等级的事，所以西周建立之初，庶人才是无氏的。其次，不同的氏也显示出不同的社会等级，这从大小宗不能使用相同氏，也能看出。总而言之，氏的诞生，正是为了配合封建制度的层层分级。

第二个层面，氏只能用于聚合宗族内部，它起到一个垂直作用。如上所说，当诸侯的各个儿子变成了不同的大小宗以后，由于氏的区分，甚至家庭内部也产生了隔断。如何横向凝聚亲缘关系，这是一个关乎家庭、社会、国家稳定的重要问题。不光诸侯国要考虑这一现实，天子更要用以横向建立与诸侯国的合作关系。于是姓氏制度的第二个层面也就诞生了，用“姓”来标识横向的血缘特征。虽然诸子分属不同宗不同氏，但可以向上追溯共同的远祖，用“同姓”来划分一个更大的亲缘组织。如此一来，同姓的纽带关系就通过宗法制度在政治上确立了。继而，再规定“同姓不婚”，使得异姓之间建立姻亲关系。这样，布局于天下的亲缘网正式建成。整个国家内部，所有贵族因为姓氏制度而被连接在一起，成了一家人。所以，氏的作用是贵贵、尊尊；姓的作用则是亲亲。至于为什么是男子使用与尊卑相关的氏，女子使用与姻缘相关的姓，这样的区别在父权时代并不难理解。

理清这样的脉络之后，我们可以纠正一个经典误解。一直有个观点认为，为什么女性称姓，为什么古姓多带女旁，是不是说明姓氏制度诞生于母系社会。从上面的论述，其实我们已经可以总结。第一，西周以前根本不存在女称姓男称氏的做法。第二，商人女性使用族名时，既可以加女旁，也可以不加女旁。女旁只是一种可用可不用的性别标识。第三，真正的姓诞生于西周，而这些姓除了有女旁的姬、姜、嬴、姒等，还有不带女旁的任、风等。第四，西周的姓仍然显示出性别标识的作用，比如己和妃其实是同一姓。换句话说，有一些姓带女旁，真正的原因恰恰是因为只有女性在用，所以才加女旁以标识。

西周建立了这样的制度以后，仍然不是一成不变的。事实上，我们都知道，降至战国时代，姓与氏的区别渐渐消失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正是我们要讨论的最后一个问题。

尽管我们把历史上国家社会运行的规则统称为制度史，但实际研究当中，我认为应有意识地区分，什么是真正的制度，什么只是约定俗成的习惯。

所谓真正的制度，即通过行政命令正式颁布的规则，有法可依，有据可查，比如军功爵制。所谓习惯，指那些并没有明文规定，只是大家习于如此行事，更接近于潜规则的行为方式。

具体到姓氏这样一个研究内容，我认为从西周开始，它渐渐经历了一个从制度变成习惯的过程。徐复观先生总结过一个更细致的分段。第一阶段，“以命氏为特典”，即需要非常严格的程序和仪式，贵族才能获得正式的氏。第二阶段，以赐氏为照例的政治行为；第三阶段发生在春秋中期以后，属不待赐而自行命氏的阶段；第四个阶段在春秋之末与战国之初，姓氏渐渐失去分别。

徐先生的论断，细节可商榷，但大致趋势非常准确。第一阶段命氏需要严格程序，比如诸侯建国得氏，自然非经天子册立不能实现。

第二阶段，命氏成为一种例行形式，也于文献有征。

> 无骇卒，羽父请谥与族。公问族于众仲。众仲对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为展氏。（《左传·隐公八年》）

从鲁隐公已经不知道赐氏的规则，可推断当时赐氏仪式或许有所松动。

第三阶段的例子，有三家分晋前，智果为了避难，自己从智氏改为辅氏。

第四阶段的例子，就更是战国以后的常态了，众多文献已经不常区分姓与氏的区别，而且从战国玺印里，也发现了男子用姜、任等姓的实际例子。这充分体现出，男子称氏、女子称姓的社会共识已经基本消失。

从需要严格程序到可以自行命氏，我认为是东周前期王权君权削降的一种体现。而姓氏从分立到逐渐混同，这样的变化，主因在于封建制的崩溃。如前所说，氏的主要作用，就是为了贵贵、尊尊，以区别贵贱。这是与封建制度的层层分级特征相互匹配的。而战国以来，各诸侯国皆逐步采取变法，加强君主专权，摧毁旧有的封建等级，换以一些新的等级制度，比如军功爵制。新旧制度的区别，在于全民集中于君权之下，同时身份贵贱的获得不再只取决于宗法关系。这样，氏用于区分贵贱的作用，自然遭到削弱以至于仅剩下标识血缘的作用，功能与姓趋同。同时，旧贵族与庶民阶层的流动性变得更强，也让姓氏渐渐往下覆盖至底层平民，对于他们而言，姓与氏的区分更显得无关紧要。姓氏混而为一，也就变得大势所趋，自然而然了。

综上，便是姓氏制度从殷商无，到西周有，然后从一种严格的制度，变成一种松散的习惯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