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极权主义的方式反对极权主义是徒劳的

(摘自：米塞斯《全能政府》，可二译本)

“面对肺结核带来的问题，医生不会问：细菌你可知错？而会问：我们的方法为何未能阻止疾病的传播？

从英国人、波兰人或奥地利人的角度看，主要问题并非：纳粹错在哪里？而是：面临纳粹的威胁，我们自己的政策哪里出错了？”

战争并非仅因纳粹而起。世界各国未能及时阻止纳粹崛起，未能构筑抵抗德国新一轮侵略的壁垒，在导致灾难方面，其重要性不亚于德国国内事态的演变。纳粹的野心路人皆知。在不可胜数的书籍和宣传册中，在每一期发行量惊人的报刊上，纳粹都将自己的野心广而告之。任何人都不能指责纳粹是在秘谋战争。耳不聋眼不瞎的人，都对纳粹的企图了如指掌。

世界事态的现状，责任在于过去数十年中那些主导政治进程的学说和政党。控诉纳粹是推脱罪责的娘炮之举（a queer way）。是的，纳粹及其同伙是坏人。但政治的首要目标，本应是保护国家对付来自坏人的敌意所带来的危险。如果没有坏人，政府便无存在之必要。那些身在高位指挥政府活动的人，如果不能成功阻止灾难，那就证明他们不胜任自己的工作。

过去二十五年间只有一个政治问题：阻止战争横祸。但是，政治家要么盲目出击，要么对迫在眉睫的灾难束手无策。

左派政党是一群自以为获得了明辨善恶之天启的人。它们认定，私有财产是一切问题的病根，由公众控制生产资料会将人间变成天堂。它们推脱一切责任；认定与过往一切战争一样，这次“帝国主义”战争纯粹是资本主义结出的恶果。但是，如果我们反观西方民主国家中那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的政治行为，就能轻易发现，所有怂恿纳粹侵略的事都被他们做尽了。他们一直宣传这样的教义：裁军和中立是阻止纳粹和其他轴心国的最佳方式。他们并不打算帮纳粹。但即使曾心存此念，他们要做的事，也不会与现在有什么不同。

左派的理想在苏维埃俄国已经充分实现。在这里，Marx主义至高无上；无产阶级独掌一切。但在阻止本次战争这件事上，苏俄做得甚至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拙劣。俄国人十分清楚纳粹渴望吞并乌克兰。然而，他们的表现一如希特勒之所想。他们的政策为纳粹在德国占优，为德国重整军备，最终为战争的爆发作出了巨大贡献。俄国人怀疑资本主义国家阴谋勾结，这不是他们勾结德国的借口，伤害自己的政策不存在任何借口。没人能否认，1939年8月的协议给俄国带来了灾难。如果斯大林跟大不列颠合作，肯定比对纳粹妥协，对俄国要好得多。

所有其他欧洲国家的作为如出一辙。1938年，波兰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的部分领土；1936年，比利时断绝了与法国的同盟关系，没有比这更蠢的政策了。波兰人、捷克人、挪威人、荷兰人、比利时人、希腊人和南斯拉夫人的命运令人深表同情。但是，不得不说，他们的不幸是咎由自取。如果纳粹预判，开战第一天就得面对大不列颠、法国、俄国、美国以及所有欧洲的民主小国形成的战备充分、统一指挥的联合战线，那么二战永远不会爆发。

探寻纳粹占优的根本原因，必定不能仅展示德国国内状况如何催生了纳粹主义，也要分析为何所有其他国家未能保护自己避免这场浩劫。从英国人、波兰人或奥地利人的角度看，主要问题并非：纳粹错在哪里？而是：面临纳粹的威胁，我们自己的政策哪里出错了？面对肺结核带来的问题，医生不会问：细菌你可知错？而会问：我们的方法为何未能阻止疾病的传播？。

生活的真谛在于阅世如是和以己适世，而非奢望事如己愿。若没有病菌，也没有危险的野蛮人，生活当然更美好，但是，若想成功如愿，则必须正视现实，而非沉湎于一厢情愿的幻梦。

当代政治的主要任务彻底失败了，人们若未能理解这一点，就再也没有回到往日佳境的希望。一切当代政治、社会和经济学说，以及一切采用这些学说的政党和压力集团，都被无可申辩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人们若不能意识到自己正在歧路上狂飙，未来毫无指望。

确定“任何国家的政策彻底错了，并导致了灾难性的失败”这一事实，并不是在敌视这个国家。试图指出任何阶级、利益集团或组织成员错在哪里，以及指出他们是如何促成了当今不如人意的事态，也不是敌视这些人的信号。被广为接受的学说总想捍卫自己的错谬，使之免受批评。当今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打破这种禁忌。那些面对恶果尚未尽显的巨大灾难，仍认为有些学说、制度或政策应免受批评的人，尚未领会“前兆”一词的深意。

让我们以德国的例子作为警示。当1870年的某一天，德国最著名的科学家埃米尔•杜博伊斯•雷蒙德（Emil du Bois Reymond）公开吹嘘，柏林大学是“霍亨索伦王室的知识卫队”，而没有遭遇任何反对时，德国文化注定要沦丧。如果大学成为近卫军，如果学者渴望跻身于“科学战线”，那么文明就朝野蛮大门洞开。以极权主义的方式反对极权主义是徒劳的。人们只有无条件地认可自由原则，自由才有可能获胜。良好社会秩序的首要条件，是恢复不受限制的思想与言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