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1996年，我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政府机关工作，夏天的时候，我带着收音机走路十分钟到天安门广场，地面晒得烫烫的，我坐在地上听广播。那时距离六四已经有七年，一边听收音机一边想那个夏天这里曾经那么多人静坐示威呐喊，全民似乎进入了一种理想化的革命状态。1996年，那时的天安门广场管理很宽松，天安门管理处更多是监控外国人，只要是记者，也怕再像佩洛西那样的外国人突然从口袋里掏出小横幅。普通人则是想进广场就进广场，广场没什么特别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