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国已经未富先老。
人口结构的改变已经无法逆转，且会带来一系列连锁效应。
随着经济下行、社会动荡，生育观念已经改变也没有足够经济条件的底层会越来越缺乏生育意愿。不仅是人口红利一去不复返，这个曾经的人口大国还会在变成不适合现代人类生存繁衍的环境后走向极度的人口萎缩。
而且即使点满亿万沦陷区民众的幸运值让新欧洲方案顺利实施，人口萎缩的趋势也最多稍为减缓。
人口结构和社会规模的变化，本身就会让历史增添变数。
在中共计生政策的宣传叙事中，过多的人口从来都是拉低中共国普通人生活质量的负面因素，人口，就是问题。
在中共的宣传叙事中，人民是靠国家养活着的，如果没有党国的赐予，中国人哪来的生存权？你能活着，是因为党国在为你“负重前行”，你的每一次呼吸都在给党国制造负担。
如果你不因为自己还能活着而感恩戴德，如果你不对国家充满负罪感，感到亏欠，你就是不忠之人。
就象你如果不对父母充满负罪感，如果不感到自己的生命是一笔出生之前就背起的债务，你就是不孝之人。
如果你接受了这种忠与孝的叙事，你就会把生命看成一份重负。
生孩子，就是“借新债还旧债”。
想要获得财务自由的人是不会让自己陷入这样的套路，更不会让孩子陷入这样的套路的——他们会拒绝生育，或是果断选择移民到更适宜现代人生存繁衍的地方去。
我们需要看清中共国的人口现状和人口演变趋势，因为人才是历史的变量。推动历史演变的真正力量，一直都在人口结构里隐藏着。
在牲人，被压制在如猪如狗精神状态里的牲人仍是人口主体时，不论治乱循环重复多少次，基于这样的人口结构建起的新政权，总会有意无意间滑向帝国模式。
因为想建设起一个现代国家，你所需要的不仅仅是构建浮于表面的政治制度，更重要的是促成社会内部形成大规模高质量长时间的合作关系，并让社会通过保持这样的合作关系提高生产能力，源源产出财富，再用这些财富来维系、润滑、加强社会合作。
进入一个“合作➡️致富➡️增强合作”的良性循环。
但牲人的特质就是不擅合作。
牲人的不擅合作程度是惊人的，他们的表达总是嗑嗑巴巴，他们的“倾听”总会以扭曲被倾听者的真实意思为结果。在由牲人组成的社交圈里，你很容易发现每个人其实都是在自说自话，每个人都是一座精神孤岛。
而且荒芜。
所以在以牲人为主体的社会里试图促成大规模高质量长时期的合作，当然会比在以从小就接受合作训练，在崇尚团队精神的文化氛围下成长起来的人口为主体的社会里促成合作要困难得多。
如果牲人的主体性没有被削弱，想要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建设起现代国家，引导社会在实质上进入“合作➡️致富➡️增强合作”的良性循环，就会极其困难。
现代国家是由现代人打造的，也是由现代人构成的。现代人，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擅长合作的人种。
是的，人种。
但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种，而是“文化亚种”，是在行为模式、社交能力上有巨大差异的，在文化基因上有重大差别的“人种”。
和生物学基因不可能后天改变不同，人是可以通过自由意志，通过抉择与学习来主动实现对自己的“文化转基因”的。也是可以通过对新环境的适应，通过接受新规则的驯化来被动实现“文化转基因”的。
从牲人到现代人，你需要的不是剥皮削骨，而是扬弃旧观念，学会理解、表达、沟通、合作。
当然，绝大多数普通人意识不到“文化转基因”的重要性，更不会主动促成此事发生，虽然在产业链的渗透下，在谋生方式的转变下，文化转基因已经在中华沦陷区的改开时代，润物细无声地影响改变了整整一到两代人。
已经在事实上严重削弱了牲人在帝国人口结构中的主体性。
从牲人到现代人的文化转基因过程并不是一蹴而至，许多人还在半路上。人们的合作能力在增长，但除了受薄弱基础所困之外，这缓慢的进展还承受着中共宣传教育的负面影响。
因此，若细细审视中共国今天的人口结构，在这片土地上，重建一个稳定的帝国固然已无可能，要顺利建成现代国家也并非易事。
但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我们知道，在中华沦陷区，目前的人口主体，不是牲人，也不是成熟的现代人，而是正逐渐脱离牲人状态但尚不成熟的半截现代人。
在不同地区不同城市，人口结构甚至还有更细微的区别。
我们知道国家不是设计出来的，是涌现出来的，国家的实质是以政治形式呈现的社会合作，而现代国家存在的基础，是由现代人建设和维护的现代式社会合作关系。
大多数人是什么样子，这些人能建构起的合作关系是什么样子，由他们新建起的国家就是什么样子。
中华沦陷区的人口正在变成什么样子？
在人口萎缩的大趋势下，中华沦陷区的主体人口正在变成苍老、贫穷、悲哀的样子。在从牲人转变为现代人的道路上，他们才走到一半。
而且受种种现实条件所限，他们已经无力让更容易完成转变的新生代成为人口主体了。
脚踏实地的看中国，你必须承认它的未来并不乐观。
而除非你能以最务实的态度去收拢最有价值的人口，聚焦于最有希望的地区，打造最有可能打造成功的合作关系，你就不能从黯淡的前景中找到亮点。
不能看到整体沦入黑暗之外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