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帝国的腐朽已到极处，现在只有帝国的解体，能让中华沦陷区各族各地民众重拾希望。能让沦陷区各国的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规模因帝国解体重新匹配，让亿万民众迅速摆脱因旧秩序崩塌产生的秩序真空。
新兴国家的建设者们将用自己的努力填补旧帝国留下的发展空间， 而他们的成功会为产业链阵营的扩张开启一个新的模式。
一个更成熟的社会转型模式，一个能让旧帝国民众、新兴国家建设者、产业链阵营合作共赢，让政治变革更顺畅，经济发展更平稳的模式。
一个可以被未来所有存在转型需求的国家借鉴沿袭的新模式。
想看清这个新模式，我们需要把中共的改革开放，视为对新欧洲各国建设工作的铺垫。
一个传统农业国家，一个传统伤害链帝国，在最终接受以产业链逻辑为主导的秩序以前，首先需要的，是转变生产生活方式，调整人口结构。
任何一个传统伤害链帝国都会追求高生育率，实行愚民教育，统治者会用种种手段保持人口的高数量和低质量，保证自己治下的绝大多数人是牲人。
牲人，是甘为牛马的人，也是把培养教育自己的儿女当牛做马视为天经地义，把规训子女，榨取家庭成员对自己的奉献牺牲当成理所当然的人。
在最传统的伤害链式家庭里，牲人父亲为了保持对成年儿女的掌控，是不能容忍儿女的“分家另过”和“远走高飞”的。
“父母在，不远游”看起来是温情脉脉的提醒，但同时也是保障牲人父亲对子女的控制不因空间距离衰减的文化利器。
改革开放，为无数中国底层农民带来了工作机会，但这些工作机会与农民户籍所在地的空间距离，使得无数为了经济收益奔向远方的年轻农民工，无数在流水线、工地上挥洒汗水的打工仔打工妹们，自然而然就习惯了远离父母掌控的独立生活。
改开时期最有力的“启蒙”并不在知识分子的呼喊声中。
而在于对占中共国底层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工的生活方式的直接改变。
最能倒逼一个人开始独立思考的，是他从未经历过的独立生活。最能倒逼一个人离开信息茧房的，是离开熟悉的环境扑通一声跳进光怪陆离的新世界。
当亿万农民成为了农民工，尤其是远离家乡到外省、沿海，在不同城市之间流转，在不同老板、不同岗位之间流转的农民工，他们就不再有条件固守原本的思维方式，不再有能力重复改开前父辈的牲人生活方式。
而且，即使他们很想要，伤害链的“特权分润岗”也是有限的，是没有足够的空间接纳他们的。
回不去农村，进不了体制，他们只能归化于产业链，只能在自己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成为仰赖市场的存在，仰赖市场向所有交易者提供的自由保障而生存的打工人。
成为从利益角度看只能捍卫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的打工人。
他们已经别无选择。经过这四十年改开时期生活方式的洗礼，经过这四十年改开时期思维方式的改造，他们和他们按打工人方式培养出来的子女，只能成为新欧洲的建设者。
因为对帝国来说，他们已经不合格。
在一个传统的伤害链帝国通过经济发展完成了这样的铺垫之后，在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人口结构方面已经完成了准备之后，这个帝国就回不去了。
但要实现整体转型，仍是极为困难的。
困难在于，当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和人口结构的调整在短短数十年内快速完成，文化观念的转变必然会滞后，祖辈保持的牲人观念，中年人在转型期养成的折衷观念，和年轻一代因生于新时代形成的新观念之间，有着巨大差距。
而推进社会变革不能无视代际之间的观念断层。
因为祖辈、父辈和子辈都不能无视彼此的存在，不能随意要求某一方作出牺牲。但生产生活方式差异巨大、观念差异巨大的人群之间的矛盾也不可调和。
这并不是只有中国才会遇到的问题。
一切传统国家，尤其是人口众多的传统伤害链帝国，在走向转型时都会遇到同样的矛盾。
毕竟，如果一个传统伤害链帝国没有改变其生产生活方式，没有调整其人口结构，它是不会感受到转型压力的。即使统治者中有人突发奇想，开展由上至下的政治改革，改革成果也会因缺乏经济、文化、人口方面的支撑而只是昙花一现。
但只要生产生活方式改变了，人口结构调整了，传统帝国就会发现，在农村和城市，在保持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人群和已经采用了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的人群之间，有着巨大的观念差异。从小到家庭秩序到大如社会秩序，这两类人的需求都是不同的。
而想逼迫其中一部分人忍受另一部分人，即使能够成功，也难免代价巨大。
所以，只能“分家”，政治分家。
要完成改革又不付出过于巨大的代价，激起部分人过于强烈的反弹，改革中的社会需要在不同群体之间划出区隔界线，将采用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的群体与采用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群体区别对待，让传统不能干扰到现代，让昨天不能干扰明天。
但也要容许传统在不干扰现代的前提下存续，让昨天在不干扰明天的前提下安度晚年。
只有政治分家，将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划归不同的法域，让观念不同的人能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才不致不可调和。
这种先经济铺垫、再政治区隔的发展模式，将是能套用于未来许多产生转型需求的伤害链国家的成熟模式。
中华沦陷区的建国者们开启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