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1989民主运动（4/5）
作者：Lester Kurtz（莱斯特•库尔茨）
于2010年10月
抗议和说服
早在 1988 年就开始在大学校园举行的民主沙龙在讨论不满和民主解决方案;
从1980年代中期起，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就写文章，鼓励年轻人要“从底层开始夺取民主”； 1988 年 3 月，方教授给香港一家报纸发了一封信，主张成立压力团体以鼓动改革，这封信后被在各大校园张贴出来。
（1988年）在一次外国记者记者招待会上，一封由30多名知识分子签名的信被公开发表，信中呼吁大赦政治犯，10天后，中国社会科学院40多位研究员联署了一封支持信;
因为独立媒体受到压制，墙上的海报是一种主要的交流工具，尽管海报本身有时会在国营媒体上被报道。 到 1988 年，北京各大校园的海报在呼吁实行多党制，并明确地攻击共产党;
胡锦涛去世后的几天内，北京的 31 所大学校园出现了海报，话题集中在新闻自由、自由结社、政治民主和官员腐败等问题上 (Zhao 2004: 148);
诗歌被张贴在公共地点的墙壁和天安门广场上 (Anonymous and O’Connor 1993);
5月2日，列明十二点要求的学生请愿书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呼吁进行平等对话，这一消息在官方媒体上被完整地发表出来;
诉求是不断升级的，先是从模糊的民主和科学的呼吁开始，然后是对人民日报诬蔑这场运动的 426 社论的反驳，最终是要求党的领导辞职下台;
非学生在未正式参加示威的情况下表达出支持的信号，例如：向学生捐钱、送冰棒、食品和饮料 (参见 Niming 1990）;
说服警察和军队让学生们通过路障，设置这些路障原本是要阻止他们通过的 (Guthrie);
带着本单位、学院或大学的标旗示威，这些都是中国构建共产主义的社会架构中的关键社会单元;
示威活动遍及中国的大约 51 个座城市 (Paulson 2005: 258);
使用了电话信息网络、用锣鼓在分散的学生团体之间进行交流，还在天安门广场上使用了一个扩音器 (Sharp and Jenkins 1989);
各学生团队带着扩音器走遍北京各街区，向市民讲解他们的不满，并尝试赢得支持;
创作了一尊自由女神雕塑，并安装在天安门广场;
利用媒体，从校园机关到国际媒体，传播他们的信息；
非暴力不合作
大学生抵制课程;
绝食：尤其是从 5 月 13 日开始的大规模绝食，最初有 6,000 名学生参加，其中一些学生拒绝喝水； 这可能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绝食抗议(Sharp and Jenkins 1989);
100名退役军官反对戒严的公开信 (Sharp and Jenkins 1989: 6);
5 月 20 日宣布戒严后，士兵甚至军官在向天安门广场行进过程中，被市民阻挡时，主动掉头 (ibid.; cf. Nathan 2001: 26)；
非暴力阻断；
官方学生组织被接管并组建了北京高等学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和对话代表团 (Sharp and Jenkins 1989);
绝食者委员会和保护绝食者委员会相继成立，在绝食取消后，天安门广场总部成立;
占领天安门广场，从 1989 年 4 月 15日的示威开始，一直不间断地持续到 6 月 4 日军队武力镇压运动才结束； 学生们使用了纠察队，在士兵和示威者之间的一条三英尺长的走廊上执行“监管” (Sharp and Jenkins 1989)；
后续事件
Solinger (1989: 622) 争辩说，对运动的残暴镇压是“[中国]国家政权的脆弱性的明证”，但也证明了学生们没有能力维持一场极大规模的运动的可持续性，这种力量本可以成功地挑战一个脆弱的国家政权的。最终，国家政权好像不是不稳定，它还似乎经受住了全球的公关风暴。据新华社的一位官员说(Nathan 2001: 46)，在 6 月 4 日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周期性的秘密抵抗行为突然出现（例如大学墙上的标语），而学生们对政府则采纳了一种“不闻不问”的原则。新华社（Nathan 2001：46）。一些主要领导人逃离中国，这其中有些人在国外组织抵抗运动，例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原所长、也是学生运动期间的显赫的支持者严家奇牵头组建的民主中国联合阵线。一些著名的学生领袖，如吾尔开希和柴玲则转入美国和欧洲的大学。
在天安门镇压之后不久，党的官员尝试在国内和国际上采取了一种控制损害的战略，这种战略将更多的焦点集中在经济发展而不是政治改革上。 这一策略使得这个威权国家得以继续控制其人民，但仍有数以万计的孤立抗议行为发生，并且近年来还有增加2。 尽管如此，皮尤在 2008 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该国国民对国家的发展方向和经济有相当高的满意度。而 2002 年的调查显示，48% 的人对该国的情况感到满意3，而2008年的调查中，感到满意是86%，尽管受访者对自己的个人和家庭生活不那么满意。
最近的一种使用替代媒体、博客和互联网进行抗议的实验取得了一些成功，但当局一直在积极努力挫败这些努力。 Chase et al. (2002) 认为，虽然中国政府通过互联网对异见实施打压，其结果还算成功，但他们的手段其实是相对简单的，而中国信息技术领域的迅速扩张和现代化“似乎在暗示时间最终会站在政权的对手这一边”(2002: xiii)。
试图建立正式反对派的努力已被粉碎。 尽管受到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和 1998 年《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的签署的鼓舞，创建反对党仍然是被禁止的。 到 1998 年底，史无前例的但又很快遭到镇压的中国民主党的领导者们分别被判处了 11 至 13 年的徒刑，而中国发展联盟，其表面上看只是一个环保协会而已，却也被取缔。 尽管如此，到 1990 年代末，已经有超过 100 万个非政府组织创建起来了。(Goldman 1999; cf. World Bank 2004)
中国政权的镇压行动所带来的一个悖论是它帮助促成了导致 1989 年东欧革命的条件（见 Smithey 和 Kurtz 1995）。在 6 月 4 日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之后的几个月里，在东欧的苏维埃帝国崩溃了，一个又一个的政权与人民权力运动进行谈判，或者允许了选举的发生，而在选举中他们自己被赶下了台。 最终导致 1989 年 11 月柏林墙倒塌的这一历史性变化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苏联拒绝派兵增援各个政权。东德共产党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主张对莱比锡和东柏林的大规模抗议采取“中国式解决方案”，建议他们的军队应该向该国的年轻人开火，以遏制不断升级的抗议活动。 显然，昂纳克自己的一些顾问都已经看到了他的策略是没有用的。 据报道，这位强硬派的 82 岁安全负责人埃里克·米尔克告诉昂纳克，“埃里希，我们不能去殴打数以十万计的人”（纽约时报记者 1991:219）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Mikhail Gorbachev) 在他的回忆录 (1996: 526) 中写道：“感谢上帝，新的东德领导层有勇气和足够的常识来避免试图用鲜血来平息民众的骚乱。” 苏联高层戈尔巴乔夫支持的改革比天安门广场学生的要求更为温和，大屠杀在整个共产主义世界引发了冲击波。 天安门运动可能没有在 1989 年改变中国，但它可能帮助促进了其他地方的非暴力反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