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马克思确实是主张不断革命以推进社会进步，社会必须不断的由新的底层推翻新的权贵，从而实现社会的螺旋式上升的话。

那么在刻意或无意的忽视新的权贵腐坏的风险这一点上，使得马克思确实无愧于二流学者之名。从古文明上说，不论是古华夏、还是天主教，都并不忌讳讨论权贵与富人之恶。

儒家说苛政猛于虎，天主教劝富人不要为富不仁。而马克思也许看了这点，也许没看到，但它没有对此做任何表态。仅这一点，马克思的学说都不能再称之为完整的学说。

当然，不管是儒家把第一个普及法律的子产放在圣人的位置上，还是天主教制造一个举头三尺的神明，都不是很高明的做法。

工会是一个很有效的组织，却得到马克思的高度恶评。马克思对于新权贵的暧昧态度，也得益于近代发达的信息技术而愈发耐人寻味。

说回儒家，儒家虽然把制定法律的子产视为圣人，但依然强调个人的道德水平，也许是看到了法律的执行人依然还是个人。

如果把儒家推崇的礼法视为宪法的话，那么礼法放在古代确实是很理想化的宪法了，加上儒家崇拜的吊民伐罪的周文王，可以说推翻暴君的合法性也有了。不过回到法律的执行上，法律制定的再好，没人维护，又有什么用呢？

有人说沦陷区的宪法是很好的，但是没人执行，有什么用呢？当然我非常怀疑所谓“沦陷区的宪法是很好的”这个观点，一个多处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的宪法，它的所谓的“好”，估计和沦陷区互联网流传的所谓“苏联追求民主，美国追求自由”一样荒诞不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