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plying to Avatar 九犬一獒

周恩来:“注意点吃相!”

由于我从事的是“涉外”工作,供应再差,对外总还要撑面子,所以外宾的伙食标准,特别是招待会,还是颇为丰盛的。于是就发生有趣的现象:过去我们为外宾举行招待会,邀请中方高级人士作陪,往往发出请柬到不了几成,因为他们都很忙。而在“困难”期间,只要有酒会、宴会,那些忙人 、要人有请必到,十分踊跃。在那种冷餐会上,服务员端着盘子走过来,大家一拥而上,顷刻间杯盘一扫而光。

有一次周总理在场,我亲自见他不动声色地走过来,轻声对一些高级干部说:“注意点吃相”!

我们接待外宾往往需要请一些单位的负责人或专家来同外宾座谈,讲解有关国情和政策。有一位某经济单位的负责人,专业水平高,情况熟悉,一些数字如数家珍,口才又好,还懂外文,每次谈话效果都令客人十分满意,所以在我们单位组织座谈的名单中他总是首选。可以想见,他是大忙人,平时特别难请。但就在那段时期,却一点架子没有了。因为他烟瘾很大,那时没有禁烟之说,接待外宾除茶水外必摆香烟,而且一定是好烟,规格高一点的有时还有点心、水果。大家都知道他就是冲着那中华烟而来的。不但在谈话中不断地抽,等送走外宾后,桌上剩下的都放进口袋。不仅他一人如此,外宾离去后香烟入某些私人的口袋已是公开的惯例,总务部门都视中方来什么人而有所准备。

临时出国的人员按规定在国外期间发少量的零用钱,好像是一天一瑞士法郎,如果出去十天半月,可以凑足十几法郎。过去,人们大多买一些有当地特色的小工艺品或精致的日用品。而到了1960年,出国人员无论级别高低,都不约而同用那点零用钱购买食品带回国,也有买维生素和其他补品的。还有人,买了黄油放在箱子里,回来化了,衣物都被油污。我在女儿三个月时随一个规格很高的党政代表团访问越南,主人发零用钱并陪我们到“友谊商店”购物,我买了白糖,结果引起陪同的主人注意,竟送我一大盒白糖,我因此回国写检讨。那时还没有明令禁止出国购买食物,后来(可能是1961年下半年),出国人员在外购买食品日益成风。与此同时,尽管对外封锁甚严,还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国际上对我国经济情况也议论纷纷。于是传达了一道命令:临时出国人员不得在国外购食物回国,以免损害国家形象,“授人以柄”。在那之后,这就成为纪律,事关反帝反修大业,如还有人犯规就是客观上为敌人反华宣传服务了。此之谓饿死事小,面子事大。

---资中筠: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

大约是1963年春,我被借调到全国妇联,随妇女代表团出国参加国际妇女会议。,那一次照例在出国前召开全体代表和工作人员会议,由团领导交代方针、精神。团长讲完“寸步不让,坚决斗争”等精神后,做了一项特别交代:大家要注意仪表,脸上化化妆,免得在各国花枝招展的妇女群中显得“面有菜色”,人家更要 说我们是饿的!那是“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年代,但为外交斗争需要,为了国家体面,不妨爱一次“红妆”。

事实上,那时我和不少同事已经得了浮肿。有一段时期每天早晨醒来感到睁不开眼睛,总觉得没有从疲劳中恢复过来。后来就越来越明显,脸上、腿上一按一个坑。,可能1961—1962年间是最困难的时候。此时出现了两点极不寻常的政策精神:一是默许,甚至鼓励有海外关系的人接受海外亲友寄赠物品;二是不再强调全力以赴地工作,而号召“劳逸结合”,减轻工作负担,必要时缩短工时以保存体力。前者与我无关,因为我没有海外亲友;后者也没有惠及我,因为那段时期是中苏关系最复杂多变之时,多反映在国际会议中,所以我所负担的工作不但不能减,反而更重,照样开夜车。不过按规定,晚上工作过十一点就有夜宵,大师傅端上热汤面或烙饼,是一大享受。甚至为此故意把工作拖到那个时候。那段时期出国开会照常进行,我发现一个奇特的体验:每到国外,两三天后浮肿自然消减,有一种忽然神清气爽的感觉。很明显,就是吃了三天饱饭,而且有足够的高蛋白补充。

---资中筠: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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