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确定性”之名：遮蔽不确定性的风险与成本

最近，一篇题为**《全面认识把握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的文章，将中国经济描述为一个在动荡世界中的“稳定锚”和“稀缺资源”，并罗列了“发展战略、宏观政策、市场空间、制度治理”四方面的“确定性”。这种论调，试图通过强调自上而下的规划和控制来构建一种绝对的信心，但却恰恰忽视了经济内在的不确定性、试错成本以及微观主体的脆弱性**。

战略确定性：缺乏柔性的代价

文章将五年规划的连续性和**“一张蓝图绘到底”视为战略的确定性。然而，在以颠覆性技术和快速迭代为特征的全球经济时代，过度的战略确定性往往意味着缺乏柔性和对变化的迟钝**。

首先，战略的锁定风险。 当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的资源被锁定在长达数年的规划中时，一旦国际环境或技术路线发生重大转向，纠错的成本和时间将是巨大的。将战略连续性简单对立于西方多党制下的“朝令夕改”，忽略了市场机制下分散决策、快速反应的优势，也回避了在特定时期内，战略惯性可能对创新活力造成的压抑。

其次，政策的“非对称性”失灵。 文章赞扬宏观政策的**“长周期和战略考量”，但现实中，政策传导往往面临“上热下冷”的困境。政府在应对外部冲击时，其“稳”往往是通过财政支出和债务扩张来实现的，这虽然保证了总量的确定性，却将不确定性的成本转移到了地方政府、国有企业乃至未来的代际身上。这种以透支未来**为代价的确定性，并非真正的健康稳定。

市场确定性：规模与活力的悖论

文章将**“14亿多人口、最完整的产业体系”**视为市场空间的确定性。但市场的潜力并非等同于活力，规模优势与个体动能之间存在明显的悖论。

首先，需求不足的隐忧。 尽管中国拥有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但居民的消费意愿和未来收入预期才是决定市场活力的关键。在就业压力增大、社会保障不完善的情况下，巨大的市场规模反而可能因为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倾向而转化为消费的低迷。将市场确定性建立在人口基数而非收入分配结构优化之上，是站不住脚的。

其次，体制壁垒下的效率损失。 “最完整的产业体系”确实带来了规模效应，但同时也要正视国有部门与民营部门之间的隐性壁垒和资源分配不均。如果体制确定性过度挤压了微观主体的创新空间和竞争公平性，那么市场确定性最终会演变成效率低下、产能过剩的确定性，这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背道而驰。

制度治理：稳定与自由的权衡

文章将社会稳定和政治环境视为制度治理的确定性，并将其对立于西方国家的“社会问题”。然而，真正的经济活力需要制度的稳定，也需要规则的透明和个体的自由。

首先，对营商环境的片面解读。 强调“保护投资者权益”的同时，却回避了近年来民营企业在预期、产权保护和政策随意性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只有当规则的透明度、法律的公正性、监管的可预期性真正得到保障时，所谓的“避风港湾”才是可信赖的。

其次，治理确定性的双刃剑。 毋庸置疑，稳定的社会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前提，但如果将稳定视为压倒一切的目标，则可能导致思想的僵化、信息流动的受阻，最终影响经济决策的科学性和灵活性。经济的长期活力，需要容忍一定程度的试错和不确定性，而不是用绝对的治理确定性来终结一切可能性。

结语：确定性需要由下而上的支撑

中国经济当然有其韧性和潜力，但这种韧性绝不是来自抽象的“确定性”，而是来自千千万万微观主体的适应、奋斗和创新。

将成功归因于自上而下的规划和控制，只会让人忘记经济运行的本质——对不确定性的管理和应对。我们需要的，不是在**“确定性”的口号下盲目乐观，而是要正视结构性风险，真正将微观主体的活力、收入分配的公平和制度的透明性**视为经济长期发展的真正确定性。